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 者：从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到这次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雪祭》，中间经历了整整10年时间。可否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创作历程？

党益民：2004年，我写完《一路格桑花》就进藏了，之后持续生病了三四个月，吃药输液都不管用。但是我还是带病完成了《用胸膛行走西藏》。因为在阿里采访时，有战士说他们年底就要退伍了，问我能不能在他们退伍前把书写出来，让他们看到写有他们故事的书，我说我会努力。从西藏回来后，我就拼命写，一边咳嗽一边写，结果又增添了腰肌劳损，有时都无法从桌边站起来。但我还是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正好赶在老兵退伍前出版。我给那年退伍的高原老兵每人送了一本，他们激动得都流了泪，因为上面有他们自己的故事。

《用胸膛行走西藏》收尾阶段，我在三亚参加一个理论读书班，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在零海拔的地方，书写高海拔的故事，让我一直处在亢奋之中。而就是这种亢奋与日夜劳作，掏空了我的身体，所以感冒咳嗽一直不见好，直到书写完了还在咳嗽。有意思的是，2004年我在三亚最后写完了《用胸膛行走西藏》；2014年秋天我又一次感冒咳嗽，部队安排我去三亚疗养。疗养期间我开始写作《雪祭》。这两部书都是写高海拔的西藏故事，又都是在零海拔的三亚起笔或收尾，而且一个完成于2004年秋天，一个起笔于2014年秋天；一个2007年秋天得了鲁迅文学奖，一个2017年秋天得了“五个一工程”奖，相隔正好10年，真是太巧合了。但我知道，没有西藏，没有我的战友们，就不会有这些书。所以这些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高原上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的，颁给所有高原军人的。我只用手中的笔写作，而我的战友们用的是青春、热血乃至生命！所以我感恩西藏，感恩战友！

记 者：就像您所说的，您是职业军人，职业占据了您生活的主要时间，但是这些年来，您创作的作品还是很多的。您是怎样平衡工作和写作的？

党益民：军人是我的职业，完成好部队的任务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全力以赴，在工作方面我问心无愧。我先后立过两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说明我工作没有懈怠，更没有因为写作而影响工作。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灵魂述说的方式，读书写作是我生活最大的乐趣。我的职业生涯迟早要终结，但写作不会，我会一直写到写不动为止。当兵35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边疆工作，我参加了多次反恐维稳和抢险救援行动，有着丰富的战斗和生活经历。这些经历都是我的精神财富，我一辈子也写不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给了写作。我与家人两地分居将近20年，这种分居对于我和妻儿来说，都是残酷的，却让我拥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学习写作。我除了工作和下部队，业余时间只能读书和写作。从某种程度来说，20年的两地分居，成就了我的10本书。关于业余写作，我给自己规定了“三不”：一是不写违背良心的一句话，二是工作时间不写一个字，三是不向所在部队推销自己的一本书。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么做。我用良心写作，干干净净地写作。

我喜欢这种业余写作的状态。上级曾经想调我到北京当专业作家，我都谢绝了。我是部队一线带兵人，我喜欢基层部队的生活，喜欢跟官兵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充实、踏实。在一线部队节奏快，工作忙，很辛苦，但也很快乐。一线官兵是我写作的精神支柱和源泉。跟他们在一起，我的作品才更接地气。

记 者：您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作家应该怎样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问题。

党益民：作家和生活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了水会死，作家脱离了生活只能写出“死”作品。作家不能只靠几天的采风和体验，应该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一身臭汗两脚泥，用真心去感受。你没有带过兵，你怎么知道兵在想什么？你没有跟战士们睡过大通铺，你怎么能知道战士半夜起来上岗也会小声发牢骚？你没有参加过军事行动或抢险救援，你怎么能写出绘声绘色战斗场面？你没有在一线部队处理过一些十分复杂的问题，你怎么会对部队现实有深切的感受？当然，你可以靠想象，可以问百度，也可以写出让不了解部队生活的那部分读者叫好的作品，但是基层官兵看了你的作品会摇头，会笑你无知。故事可以靠想象，可以虚构，但细节不能胡编乱造，需要绝对真实。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这也是我不愿意离开一线部队的原因。 

记 者：和您过去的作品相比，《雪祭》的结构给人带来了比较新鲜的感觉。一方面是写战友的生活，另一方面把西藏的历史用各种方式展现出来，一虚一实之间构成了这个文本的内在张力，形成了很开阔的历史叙事的现实场景。您是怎么考虑小说的虚与实这个问题的？

党益民：《雪祭》里的人物不是一对一的现实存在，而是许多战友的重新排列组合，是一种典型概括，但故事情节特别是细节都是真实的，都是我所经历过的。故事可以虚构，人物可以组合，但细节不能虚构。一个失真的细节，可能会使整个小说的阅读信任轰然倒塌。小说就是弄假成真的艺术。读者相信了，你就成功了。另外小说还需要节外生枝。你不能一条道走到底，要懂得走绕路和走岔路，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正所谓“曲径通幽”。爱情要忠贞不渝，写作要“喜新厌旧”，要不断突破，追求创新，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

记 者：您的作品，包括您对官兵的感情，对笔下人物设身处地的帮助，都是很实在、很厚道的。你认为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党益民：文学需要给人力量和温暖，要有悲悯情怀，要给以人光明和希望。都是悲观绝望的东西，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即便是批判现实主义，也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人类发展，深切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一部好小说，首先要有可读性。你写的书读者不喜欢看，甚至根本就看不下去，那你写它干什么？第二要有普适性。这就需要紧贴现实，贴着人物写，要揭示人类共同的东西，揭开人性最隐秘的地方，这样你的作品才能走得更远，具有普适的价值和意义。涂尔干说：“应该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这话很有道理。第三要有引领性。一部作品是不是有探索有创新，这一点很重要。写作不是自我复制，十年几十年不变，必须超越自己。要一部跟一部不一样，这部比上部有进步，哪怕一点点，也能让我感觉到创作的乐趣。写作要有实证精神，要有探索、追问、辨析灵魂世界的能力。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具备了思想的高度、独特的角度、创新的难度和共鸣的广度，才可以称得上是好作品。小说的难度难在独特，难在与众不同。但又不是简单的、猎奇的、无根基的独特和与众不同，是站在经典肩膀上的独特和与众不同，哪一部经典小说不是征服了别人的难度之后成为新的难度？别人用这种腔调写了，你就要避开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腔调、自己的表达；别人写过类似的题材、人物、故事，你要么另辟蹊径发现新的视角，要么写得比别人深邃悠远一点，否则谈不上独特。但是，不要把“难度”理解为“难读”。

记 者：您说到写作的“角度”问题，近年来我们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但是中国故事怎么讲？角度确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问题。

党益民：同样的故事，有不同的讲法。讲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讲好当下，关注时代变化、关注百姓民生、关注国家发展与命运。讲什么是内容的问题，怎么讲是创作手法的问题。你讲不好，故事内容再好，别人不喜欢听也没用。三流小说重情节，二流小说重故事，一流小说重人物。成功的小说里面人物都是成长的、立体的人。最能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是人物的语言，最难写的也是人物语言，人物的年龄、身份、性别、经历、学识等都应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当然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还需要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需要对人性的弱点做深刻批判，需要伟大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做支撑。

记 者：您认为，和平年代怎么才能写出军魂？

党益民：军魂就是听党指挥、保家卫国，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牺牲奉献。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军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但是在关键时刻，在最危险困难的时候，军人会舍生忘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比如《守望天山》里的陈俊贵，他为什么活下来了？就是当时班长、副班长和另一个老兵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他，他才活了下来，而班长和副班长都牺牲了，另外一个老兵重度致残。什么是军魂？在这个故事里就是那个馒头。正因为这样，陈俊贵的内心一直很愧疚，复员回家后仍然念念不忘班长，又带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回到天山，开荒种地，义务为班长和168名战友守墓，这一守就是30年，他至今还守在天山。他对我说，等他老了，不能守了，就让他的儿子继续守下去。他守望的不是天山，是一种精神，一种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