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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既要坚持“文以载道”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情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的基础上，对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给予重新解说。一些最基本问题，如文学的界说、文学的职能、文学的评价标准等；还有一些重要关系，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以及文学领域的审美生产与审美消费的关系，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更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属于审美活动范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属于美感范畴的生产的欢乐等，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都有待于系统研究。”

党的十八以来的五年间，文学理论建设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最突出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得到重新认识，由此引发了对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2009年我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与全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力合作，开展了许多活动。2010年以来，该中心主要成员参加了“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参加该工程人数最多的单位之一。同时，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人才队伍建设，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的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批新锐的专业理论人才。

2014年，我院实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为会长，牵头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同年9月，文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为《中国文学年鉴》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综述”，为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撰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前沿报告”。同时，还承担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秘书处工作，组织召开会议，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论坛集刊定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辑刊，每年两期。《文学评论》还专门设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专栏”，定期刊发本所及国内外学者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如何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深刻阐述了有关文艺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是今后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的纲领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人民日报社联合主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开展积极健康文艺批评”研讨会，同时，举办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责任、有义务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客观分析，科学回答，及时明确地发出正确的声音，切实发挥释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让文学创作真正回到人民中来，从对市场的依附中解脱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继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文学研究所的第一代学者中，有12人从“鲁艺”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自聆听了《讲话》，并坚持把《讲话》精神贯穿到文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在文学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这一天，何其芳同志总要在党报上发表阐释文章。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以及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2017年纪念《讲话》发表75周年，在这两个重要的日子，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等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研讨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统一思想认识，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生根的必然结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建构的当代价值,系统总结共产堂领导下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以及“双创”原则，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理论与创作中的“中国经验”，两个讲话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代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时期，在思想理论界，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潮，如“消费主义”、“文化主义”、“社会学主义（sociologism）”等等，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主张多元化，去经典化，成为一时风气，历史唯心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具有左翼倾向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从资本主义内部发出批判的声音。此前，我们曾介绍过卢卡契。近年，他的《审美特性》被全文翻译出版（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产生重大影响。卢卡契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学说，认为审美表现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论之后”两种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强调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的对话》（王杰、贾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就流亡与救赎主题、艺术想象与历史想象异同问题、悲剧的意识形态色彩问题展开讨论，极富有启发性。当然，我们也应注意“西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差异。譬如，他们较多地关注与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市场化对文化活动的影响，注意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对于经济活动中的物质生产关注不够。

所谓具有左翼倾向的后现代“文化研究”，也成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学研究所也适时承担院重大课题“新世纪全球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项目，勇于面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重大理论问题，系统回应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现实问题，同时，又组织专家，按照类别编选“新世纪文论读本”，选录近10年来重要的理论文章。大家注意到，文化研究在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若干负面影响。譬如文学研究历来所关注的“文学性”，包括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无形中被漠视，甚至被舍弃。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思想史是否可以取代文学史？文学史还有其独立的价值体系吗？艺术和审美的底线在哪里？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底线又在哪里？如此等等。这种追问确实值得我们反思。文学理论、文学研究，离不开马克思所强调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发展规律，文学研究工作者必须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密切注意历史语境的变迁，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会语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这样才能对文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脱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物质生产，抽象地讨论社会文化现象，过度地强调文化研究价值，很容易将“文学性”泛化，滑向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最终导致文学自主研究和独立学科价值逐渐消解，乃至消亡。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既要坚持“文以载道”的悠久传统，又不能放弃研究者应有的立场和情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的基础上，对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开展深入的讨论，给予重新解说。一些最基本问题，如文学的界说、文学的职能、文学的评价标准等；还有一些重要关系，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以及文学领域的审美生产与审美消费的关系，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坚守文学与拓展领域的关系，文学研究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更有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属于审美活动范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属于美感范畴的生产的欢乐等，涉及到文学研究的思想原则、学术方法和研究态度等方面，都有待于系统研究。目前，我们正在组织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上述问题所有思考，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问世，就教于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