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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本体与观念变新

来源:文艺报 | 王兆胜  2017年09月25日06:56

“近五年来,大文化散文悄然退场,代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化散文。以小人物、小事件、小情感进行边缘化叙事,往往更能入口入心,获得一种真实自然、有血有肉的亲近感和震撼力。

近五年散文所达到的深度、厚度和高度,这是一种靠细节、博爱、智慧与美感铸造而成的。与以往过于悲观消极和表面化的散文书写不同,近五年散文增加了理想主义气质、有了亮色和光芒,也多了深刻性,还带了更多温暖与活力,所以给人以饱满充实、透彻、明智之感。”

作为文学四大门类之一的散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边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一时间散文无所不在,几近占据了文坛的中心。最突出的是,以余秋雨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成为一时风尚。然而,新世纪之后,散文热开始降温,大文化散文亦风光不在。对此,不少人感到遗憾甚至焦虑,但我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这可能更符合散文文体的本性。近五年的散文创作较好印证了这一点,并以其观念调整和创新开其端绪。

我们常说,散文是边缘文体、老年文体、散步文体、休闲文体,其实说的都是散文的本性。换言之,散文是以心灵的散淡、自由、超然和平淡为其特征的。过于功利化、中心化地直接理解散文,很容易导致文体的失范甚至异化。因此,“散文热”与散文成为文坛中心,一面显示了其文体的张力和解放,一面也隐含着远离和背离文体特性的风险和可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热,在急遽降温后归于平淡,到近几年的文体回归变得非常明显。

近五年来,大文化散文悄然退场,代之而来的是日常生活化散文,甚至出现很多小散文、微散文。大文化散文往往纵论古今、谈笑风生、笔底裹挟风雷,甚至以高密度的知识轰炸影响读者;但往往也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那就是情感虚化做作,离普通读者太远,缺乏细节和不接地气,尤其失去了委婉之美和拨动读者心弦的力量。近五年的散文或谈亲情、乡情、师生情,或说生活细节、自然风光、鸟兽虫鱼,或道灵感、梦幻、神秘与未知,从而显示了散文文体的回归。如冯积岐的《母亲泪》、王月鹏的《卑微的人》、王永胜的《铧犁与木锨》、朱以撒的《洗手》、耿立的《低于一棵草》、宋长征的《梧桐清音》、王鼎均的《灵感速记》、凸凹的《梦中梦》、毕淑敏的《送你一张捕梦网》等都是如此。就连曾以《大河遗梦》、《祖槐》等大文化散文著称的李存葆也于2012年发表《空中农家院》,详述他在自家养花、种菜、育果的过程与享受。以小人物、小事件、小情感进行边缘化叙事,往往更能入口入心,获得一种更加真实自然、有血有肉的亲近感和震撼力。

更重要的是,近五年散文所达到的深度、厚度和高度,这是一种靠细节、博爱、智慧与美感铸造而成的。如莫言的《讲故事的人》以两件事刻画母亲:一是母亲曾无缘无故挨打,莫言长大后撞见那人,欲上前报仇,被母亲拉住并劝慰道:“儿啊,打我那个人,与这位老人,现在已不是一个人了。”二是乞丐上门讨饭,莫言用半碗红薯打发他,在看到主人吃饺子时,乞丐愤怒指责莫言没良心。因贫困年代一家人每年只能吃几次饺子,且每人只有一碗,所以莫言忍不住让乞丐滚蛋。没想到母亲将自己的半碗饺子倒进老乞丐碗里,并训斥了儿子。这样,一个草木一样卑微的母亲一下子高大起来。

郭文斌近几年写了《大山行孝记》《根是花朵的吉祥如意》《大年,引领我们回归生命本质》《文学的祝福性》等散文,将文化、博爱、祝福写满生命的时空,真正让散文回归本体,成为浸染灵魂的从容叙事。

还有彭学明的《守卫土地》和彭程的《远处的墓碑》,两文都有大地情怀和生命的彻悟,是人生之道和天地之道的合奏。与以往过于悲观消极和表面化的散文书写不同,近五年散文增加了理想主义气质、有了亮色和光芒,也多了深刻性,还带了更多温暖与活力,所以给人以饱满充实、透彻、明智之感。

在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上进行变革,也是近五年散文的一大亮点。以往的散文往往固守“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这样就造成了忽略天地万物尤其是人的自大狂的怪现象。这主要表现在:写人的散文远多于写物,即使写物也多离不开“人”的视角,所以“物”就自然而然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这就从整体上损害了天地、人、物的关系结构图式,也使文学观念与人的观念产生倾斜。近年来,我们倡导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对于“人道”与“天道”、人与物关系的辩证理解,也看到了不少成果。

以创作为例,王月鹏的《断桥》既突破了“人”的价值观,也超越了“桥”的功能,而是赋予关于“断桥”的哲思。杜怀超的新作《苍耳》是集中写植物的,但它却赋予了植物更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价值意义,是有天地之道存矣,亦是诗意的歌唱。作者写道:“一株植物就是人类的一盏灯,一盏充满神秘与未知的灯,我们都在这些光亮里存活。”当写到水烛这种植物,作者将之视为“照彻苍茫的生灵者”,并坚信“万物有灵。当我们弯下身子,你是否发现事物都有他们的世界、他们的隐语?”“一种植物,一旦有了执著,就有了高度。在民间,人们对万物的理解总是隐藏着许多神圣和巫性。”“解读大地上的每一株植物,走进植物的每一个内心城堡,或许我们会得到生命葱绿的密码。”这不仅仅是诗性的语言,更是对于“人是万物主宰”观念的超越,是一种获得天地大道的觉醒。

还有散文创作方法的创新,这在李敬泽的《鹦鹉》、肖达的《途经秘密》中有突出表现。前者不断转换视点、人物、方法,读其文如进入多棱镜和万花筒;后者仿佛带你进入迷宫,在千回百转中得到清明的形而上哲思。如肖达写道:“原来硬得如石头一样的心,也可以渐渐化开,直到汪成一捧清水。”“时间在故事里延续,空间在故事里拓展,故事在故事里继续。挺好的。”

当然,目前的散文创作对于大文化散文有点矫枉过正,变革的力度还不够。今后应在关注现实、时代的前提下,更多思考如何以散文形式反映中国乃至世界巨变下的困惑及其出路,并突破碎片化与形式化的写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