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长篇小说，篇幅长、容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适于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物的成长历程。作家们或从现实经历，或从历史场景进行切入，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书写精彩中国故事，成为长篇小说创作最为动人的主旋律。

关于战争的叙事，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脉络，范稳的《重庆之眼》是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的小说，茅盾文学奖得主徐贵祥的《对阵》通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革命者形象；乡土题材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点，作家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再次将他的写作领地放在广阔的豫中平原。《皖北大地》取材于黄淮海平原的现实生活，书写中国农民的命运；日常工作中，同样有很多值得书写的人和事。媒体人宗昊的《调解》聚焦的是北京社区生活，以一个社区调解员为主人公，展现最接地气的平民调解。《新华书店》则以新华书店人为群体描述对象，立足于书写平凡人工作、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本文选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2017年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二期）项目”中的部分长篇小说进行采访，从中折射小说在弘扬主旋律、反映时代变迁、书写中国故事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

凸显对战争的反思

“多年以后，当思乡之情在夜深人静时掩袭而来，当青春年代的色彩在回忆里渐渐模糊、泛黄变旧时，重庆这座城市，在重庆学习生活的岁月，慢慢地变得像故乡一般令人眼热了。”在新作《重庆之眼》（重庆出版社）的后记中，作家范稳把曾求学于斯的重庆，定义为自己的“青春原乡”，而抱着“向一座城市致敬的最好方式，也许就是为它写一部书”的执念，范稳在重庆出版集团的支持下，住进渝北区的一个小区里，像一个重庆人一样地生活。“买菜做饭，吃小面烫火锅，在拥挤不堪的车流人流中从江北到南岸、从渝中区到沙坪坝四处奔波。”

范稳在重庆四处奔波的寻觅，并非游客似的走马观花，而是要了解重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庆大轰炸。《重庆之眼》便是以重庆大轰炸为历史背景创作的小说作品，展现了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并赞颂了21世纪的“抗日远征军”——重庆大轰炸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自费去日本伸张正义和公道的担当。

面对这样一部历史题材作品，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从《吾血吾土》到《重庆之眼》，范稳自觉地投入到抗战史的书写中，这本身就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责任感。

范稳在后记中讲道：“我就像抗战时期来到重庆的‘下江人’，面对纷繁错乱的历史头绪，慢慢地、艰难地辨析这座城市的过去。”而支撑他进行这项艰难工作的，是对重庆如第二故乡般的热爱，与岁月沉淀后对于历史的敬畏与感知。

同样写战争题材，范稳的《重庆之眼》，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战场后方、呼唤对战争反思；而擅长军旅题材写作的徐贵祥，则用一部《对阵》，演绎了一部前线对阵的大戏。

《对阵》（长江文艺出版社）讲述了抗战期间，发生在驻守渤海湾的八路军清河支队与国民党琅琊独立旅之间一系列的故事。以杨蓼夫为首的八路军将士，与以郑亦雄为首的国民党军官们，在共同驻守渤海湾期间，既协同抗日，又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发生了种种摩擦和冲突。解放战争开始，两军北上，对垒于东北战场，多年来血浓于水的情感，以及受到杨蓼夫等八路军将士的精神感召，让郑亦雄等国民党军官终于率部起义……

小说透过一段特殊的战争历史，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革命将士形象，展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兵法智慧。真实的历史配以艺术的表达，使得作品富有很强的感染力。

展现乡村历史变迁

李佩甫的新作《平原客》（花城出版社），一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地是一片“一马平川，雨水丰沛”的豫中平原，和之前经常关注底层人物的视角不同，这一次，李佩甫把小说的主人公设定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精英人士”。

如麦浪般起伏的情节、洗练又不失精巧的表达，让读过这部著作的读者大呼过瘾：“李佩甫是刻画人物的高手，总能活灵活现地展现人物特有的精神、性格和气韵。”

“中原，是李佩甫落脚的基地，也是他升华的平台。他始终站在中原这个点上，满腔热忱地去观察、认识这片土地、人民和他的国家。”作家贾平凹对李佩甫作品的评价，一语中的，既道出了李佩甫创作的根基来源，也道明了其中人物之所以鲜活的原因。

“广阔平原是我的领地，而那里的人物是我的植物。”李佩甫曾介绍，平原上的几个县份是他的“写作领地”，几乎每年他都要下去走一走。《平原客》的创作过程，如同麦苗从土地中积累了充足的养分，又最终以麦粒回报大地的厚爱。作品中多次出现的麦子这一元素，也为花城出版社提供了设计《平原客》封面的灵感，他们为李佩甫的这部书，设计了红色麦子的封面。“我们让麦子注入了血液的颜色，其实也是契合了李佩甫的写作方向。”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时，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懿这样解释道。

创作了《农民工》《农民的眼睛》之后，长期关注当下中国乡村的安徽作家苗秀侠，再次将目光投到了中国农民身上。她的新作——长篇小说《皖北大地》（安徽文艺出版社），刻画了农瓦房和老尾巴这些传统农民的形象，也有安现枫和杨二香为代表的当下新型农民的缩影。新老思想的碰撞，众多人物的悲欢故事，呈现了一幅当代中国农民的群生相。“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新的文学形象画廊。”作家、文学评论家刘庆邦如此评价《皖北大地》这部作品里的人物。

而这部接地气的作品，是作者“真真切切当了一年的农民”换来的。作者用了一年的时间挂职宿州，走上田间地头，来到农民的家中，白天与作品中人物的原型同吃同劳动，晚上回到宾馆房间埋头创作。与农民零距离的交流让小说的语言真实而又生动，而真真实实踏在土地上的脚步，给了作品厚重的扎实感。

书写平凡人精彩故事

“童年像是藏在心里的一个小人儿，大部分时间它在跟你捉迷藏，但是它时不时会在某一个瞬间跳脱出来，逗你一下，激起你的好奇心。你循声找去，会发现找到的东西一定是你成年之后的某种心理获得。”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长篇小说《调解》（新星出版社）一书作者宗昊这样表述童年记忆的影响。

作为一名任职于北京电视台的媒体人，宗昊的小说常常充满了对现实的关照。《调解》中徐桂英处理过的精神病人伤人事件、夫妻感情纠纷、老年人赡养问题、业主和物业矛盾等等纠纷，也是整个社会现实问题的折射。宗昊还特别提到了小说中描写的一个工会主席坎坷的再婚故事，“现在在大城市，有关房子、财产的问题都是很敏感的，而中老年人在再婚的过程中，恰恰需要直面这些问题。”面对日益临近的老龄化时代，宗昊选择关注老年人的情感世界，希望自己作品中提到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现实话题。

《调解》充满了北京普通人生活的烟火气息，但让人难以想到的是，这样一部充满着地道京味的小说，是作者在西藏做对口援建工作时完成的。

“其实写这部作品，也是我表达思乡之情的一种方式。”宗昊说，这部小说从写作到出版都很顺畅。而这种顺畅，来源于自己对北京深入骨髓的熟悉和热爱。《调解》中的主人公徐桂英，融合了她记忆里很多北京人的故事，而这种“很北京、很本土化”的写作方式，将是她无法磨灭的鲜明烙印。

宗昊将工作中遇到的故事用到了对小说人物的刻画中，而在新华书店工作20多年的王钧，则将工作中的点滴，细致入微地表现在小说里，完成了向新华书店成立80周年的献礼之作——《新华书店——我们的岁月》（作家出版社）。小说以江南小城宜州市新华书店为载体，以40年的书店发展史为轴，深刻描写书店职工为新华书店发展呕心沥血的奋斗生涯。

编辑林金荣说，对于宏大事件，王钧往往含蓄带过，但总是在人物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细节上着力，让人通过那些开会、进书、卖书、下乡送书以及喝茶、吃饭时的对话，来体会宏大事件对普通人的影响。对于新华书店和新华书店人的敬意，让王钧乐于用大量笔墨描写他笔下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职业生涯，林金荣尤其欣赏王钧对他笔下人物的真挚感情和深切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