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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想象更沸腾的故事和生活——电视剧《春天里》创作谈

来源:文艺报 | 梁振华  2017年09月20日06:50

到今年3月,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2.8亿。由于文化诉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这个群体很少发声,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似乎一直沉默着,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近年来的影视创作领域,这个群体也有意无意地被遗漏掉了。我们希望,《春天里》成为一个开端。在建筑工地,在工友的简易宿舍,在连接乡村和城市的遥远路途上创造——

“熟悉的陌生人”

建筑工人,在都市的生活空间里,是“熟悉的陌生人”。

每个城市都有在建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我们经过,眼神掠过,都会有头戴安全帽、身着工装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扑腾着尘灰,永远步履匆匆。他们跟我们寓居在同一个城市,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头顶满目晴空或置身漫天雾霾。然而,这个人群熟悉的身影于“城里人”又是印象模糊的。安全帽下任何一张面孔,似乎从来都没有清晰起来,我们很难描述他们细微的表情,更无法用自己的经验去想象他们的生活。除了不息劳作、挣钱养家,让我们陌生的,是他们的坚持与彷徨、失落与欣喜,以及他们的追求和抵达不了的远方。

建筑工人,绝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进城务工人员。这群“熟悉的陌生人”,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却一直游走在城市的边缘,也游离在影视作品关注的视野之外。

4年多以前,接触到这个题材,是惶惑而欣悦的。惶惑,来源于对这个群体的认知匮乏,而这种匮乏正是产生强烈了解欲望的起点;作为创作者,跟绝大部分观众一样,对这个庞大而不乏某种神秘色彩的群体有着不可抑制的好奇。之所以欣喜,是隐约地感到:这个选题尽管很“冷门”,和流行的潮流远远拉开了距离,但它很可能别辟蹊径,通往一片繁茂而辽阔的天地。

中国现代化的版图上,农民离开故土进城务工的历史,也正是中国城乡经历着巨大变迁的历史。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们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劳作,挥洒着他们的汗水、青春与梦想。他们变戏法一般,让一座座城市换了新颜。与此同时,浸染于城市文明之中的农民工们,又将城市文明带入了乡村。他们不仅是城市与乡村的建设者,更是城市文明与乡村伦理交互的纽带。他们塑造了城市,也改变着乡村。

这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群体。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衔接,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期一个含义丰富的话题。而聚焦进城务工人员,讲述他们的故事,则有可能从一个新颖的角度管窥时代、社会、人性人心和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变迁。

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这样一个特殊题材,自然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自然需要走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从细微处建构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人格特征、情感表达方式真切而生动的感知。

我们的采访,始于江苏扬州、南通两个建筑之乡,从最基层的工地开始。钢筋工、砌筑工、电工、木工、架子工……每一个建筑工种,都有一套自足而又相互勾连的行规(包括技术层面和行业规则层面),有很高的技术含量。我和刘汀、张辉两位编剧搭档,还有制片人庞建,和建筑工人同吃同住了一段时间,在观察、聊天和采访中一步步加深了解——他们的观念形态和人格结构,他们表达情感是什么方式,如果碰到了挫折和困难通过什么方法去应对——总而言之,在最近距离的接触中,感知他们的“日常”。

由于故事讲述的是江苏建筑工人进京打拼,我们后来又折回北京,专门走访了好几家江苏在京的建筑工程队。有些打工者,来京已有十几二十个年头,当了包工头,进入了管理层,甚至成立了建筑公司;也有些刚刚入行的“新生代”,初出茅庐,对未来既迷茫也怀有无限憧憬。他们来到偌大的北京城,如何寻求在这个大都市里的身份认同,如何适应陌生的环境,如何安排工作之余的生活,如何处理个人家庭与情感问题……我们抱着这些疑惑,走访,探询,求证。采访对象涉及到行业领头人、经营管理者、工程队负责人,再到最普通的工人。这个工作分了好几轮进行,断断续续有大半年时间。

这是一段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从选题到剧本完成,历时整整3年,当中编剧团队去江苏采风10余次,大大小小的剧本研讨会开了15次左右,请了建筑行业代表、民工代表、文学艺术和广电行业代表,还有大学专家教授,轮番来论证,吸取了诸多有益的参考意见。

枝繁叶茂的生活,永远是创作的导师。这部作品里,我们无法囊括这个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一定会有疏漏和浮浅之处;但剧中许多情节的确从采访中挖掘而来,在编剧环节,包括此后的拍摄制作环节,主创团队都在努力还原真实性,追求现实感。从一开始,这个故事就拒绝架空和悬浮,希望紧贴现实的土壤行走,也希望观众看完这个故事后——关于进城和回乡,关于坚持和坚守,关于如何应对名利和欲望的诱惑、怎样面对人生的挑战和磨难——会产生些许心灵的共鸣。

三张面孔:从乡村到城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春天里》着力最多的是从江苏疆宁田园村来到京城闯荡的三兄弟——三张面孔,三种人格。他们是故事的主人公,也凝结了我们对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从情感到理性的认知。

二哥铁振国,是经过一定艺术典型化的进城务工者形象。他做任何事情都有强悍的人格力量,初生牛犊,敢打敢冲。性格极其执拗,不服输、不怕苦、不怕难,这是乡村人格的一种延展。铁振国来到城市后,他的坚韧、勇敢、不势利、不世俗的性格特点和异化了的某种城市人格发生了碰撞;他骨子里的那股“轴”劲无处不在,绝不接受别人的施舍,永远坚守自己的感情和信念。重情重义,是他身上显著的人格表征。在今天这样一个趋利的世俗化时代,铁振国的“义”除却“已诺必成,不惮其躯”的江湖侠义成分,更是一种承诺,一种信任,一种期许;铁振国也是一个用“情”至深者,对亲人、对恋人、对恩人、对工友、对老板,甚至对敌视打压他的对手,他都有自己质朴的情感表达,既爱憎分明,也有着基于人道的宽容和怜悯。

在我们的创作初衷里,铁振国所代表的这样一种人格形象,与今天的自利、务实型的人格形成了比照。进城闯荡和创业的征途上,铁振国虽然伤痕累累,依然凭借他的情、信、义、勇,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他从进城后一文不名、一无所长,当保安、做泥瓦匠,拜师求艺,苦练勤学,用自己的本事和人格逐渐征服身边的人,帮助工友们争取权益;再然后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工程队,在近乎惨烈的竞争环境中,咬牙坚持,风雨多经,一步步靠扎实的手艺和诚信走出绝境,事业有成,造福城市建设,又反馈家乡。毋庸置疑,铁振国的形象带有一定理想化色彩,他身上融汇了许多我们采访中了解到的真实人物原型的基因。

高中是非典型农民,是考学进城的大学生。他和表哥铁振国构成了鲜明的人格比较。不同于铁振国的坚守,高中抱定了出人头地、做一个地地道道城里人的执念。面对金钱、情欲和成功的诱惑,他的欲望和野心开始膨胀,他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可以背叛和欺骗亲人和恋人,一步步走向歧途,成为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学践行者。大哥铁头,则代表了尤为典型的乡村人格,内敛、朴实、坚韧,他可以容忍、可以谦让,像个和事佬,善良淳朴,息事宁人;他们骨子里有自卑的成分,觉得自己文化程度不够,所以对城市是一种仰望的姿态。铁头背井离乡来到城里,并没有什么高远的梦想,就想着每年多一些收入,回乡盖几间房,给儿子添几样玩具,给媳妇儿买些新衣裳——而这看似卑微的愿望,却是千千万万进城务工人员最真实、也最令人动容的心声。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变迁给人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城市里越来越挺拔、越来越摩登的大厦高楼。每一幢建筑物,都凝聚着一群进城务工人员血肉丰满的创业史。今天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而这群人依然都在烈日炙烤和严寒侵袭下劳作,日复一日,付出汗水、青春乃至生命。

到2017年3月,中国的进城务工人员大约有2.8亿。由于文化诉求和媒介方式等原因,这个群体很少发声,尤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似乎一直沉默着,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关注。近年来的影视创作领域,这个群体也有意无意地被遗漏掉了。我们希望,《春天里》成为一个开端。在建筑工地,在工友的简易宿舍,在连接乡村和城市的遥远路途上,有比我们的想象更沸腾的故事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