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哦，民乐，留下我青春身影的地方!仰头可见天神般威严的老君山雪峰，低头可见冰冷刺骨的溶雪水在灌渠里澎湃。一年四季疾风尖啸，从不停歇，风神呜呜地，似在捉拿并拷打一个脱逃的魔鬼。男人和女人们每天绕过村头的涝坝，踏过芨芨草的枯黄，扛着农具，向光滩深处如野马浮动的雾浪走去。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留下过我二十一岁的容颜。

老君山是祁连山北麓东段的主峰，矗立在民乐县城南面，云雾在山腰拉起了带子，显现出山的雄姿。夏天，老君山若起大雾，山下的庄稼就要遭殃了，不出一刻，大雨滂沱;冬天，雾幛拉严到山根下，天地骤然变色，大雪纷纷扬扬，雪深三尺。人们说，老君变了脸，杀羊祭神山哪。

传说有一年，老君发慈悲，扮成一个放羊老头儿，身穿皮袄，赶一群石羊滚滚而下，他要给洪水河修座桥。一个智者说，你的羊怎么头比偏牛头还大，一语泄露了天机，老君化作青烟飞走了，而羊们顿时立地不动，化成散落在洪水河谷中的万年不移的巨石。这个传说很有趣;而我所在的村子就叫洪水村。

压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好像永远沉埋了，其实蛰伏着，有一天会冲开重重淤积，清晰地显露自身。比如“四清运动”，简称“社教”，现在基本已无人提及，没人觉得它多有意思，它主要发生在农村和农民中，时间也只在一二年间，似乎是一个小插曲，与后来的文革风暴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这样。四清运动的发起与当时中国政治态势的极左主流密切相关。

但四清运动又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没有整顿农村基层的混乱，整治自大跃进以来，乡村干部的专横霸道的某种积极意义，但它却又迅速转向了以血统论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思想体系上，它与文革思维是一致的。它是一次文革前的操练，也是后来声势浩大的知青运动的一次彩排。但让我纠结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而是隔着历史烟尘的各种亲切的面影，是那个久远年代里，人性的淳朴与异常，残酷与美丽。

二

1964年秋，开学不久，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下去搞四清前，先有个“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也称为“交心运动”。每个人都要写认识材料，清理思想，深挖阶级根源。为了让“交心”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顺利过关，有人就编造些无关宏旨的“错误”，或乐于把某些流行的错误思想扣到自己头上。也有人尽力丑化自己的剥削阶级父辈，以划清界限。有一位学生干部，以绘声绘色地揭露他的富农父亲的种种丑态而闻名，他有一种农民式的幽默和尖刻，并配上各种细节，给人的感觉特别诚恳。他的示范性演讲很受欢迎，有点像后来的“讲用”。和他同村的同学却说，他父亲不是这样的。

在拐角楼的一间宿舍里，我们这个大组，每天聚在一起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交心”。一个一个地过。一天最多过三、四个人。家庭出身在那时具有绝顶重要的意义，几乎就是一切。它决定着每个人的位置和价值。根正苗红的少数人成为运动中坚，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一个个表情凝重，不苟言笑。我的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自由职业”，有点似是而非，不好不坏，一度我被作为红外围对待。我们那个大组的负责人是班主任徐清雅先生。她是教西洋文学的，会好几种外语，是位真正的学者。她就是后来全国著名的一位青年理论家的母亲。她和丈夫胡震旦先生一直把我看作他们的得意门生，使我有点飘飘然，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

我们组有两个重点关照“对象”。一个叫王立人，其父是杨虎城部下，抗战胜利后做过接收大员，逃到台湾后，曾官拜高雄城防司令，大约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那年，参考消息上冒出过他父亲的名字。这把西北小地方的人吓坏了。他一直是我的好友，和我一样单纯，幼时基本没见过父亲，过着孤儿寡母的清贫生活。另一个叫杨晓春，女，人长得漂亮，属校花一级人物，却是“国军”团长的女儿，虽追求者甚众，但仍被视为问题人物。这两个人的“交心”反复了好几次，一直攻不下来，总认为他们怕痛，挖得不深，不敢“剌刀见红”。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我不知哪来了一股子勇气，忽然站出来要求发言。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我们不能搞唯成分论，搞血统论，我用毛主席给出路方面的话作为武器，自认为发言很有水平。我的思想与文革中写《出身论》的遇罗克的思想非常相近。

我刚一说完，徐先生立即宣布休会。她拧着身子出门时的背影有些冷硬。我居然毫无知觉。随后只见一个个骨干被召了出去，气氛顿时变得莫名的闷燥。谁都不和我说话了。不时有人推门伸头看看我在不在。俄倾，宣布重新开会，各就各位，房间里忽然很静，但彼此的呼吸声仿佛劈里啪拉地撞击着，要撞出火星了。终于，第一个骨干发言，他严正指出，我犯了严重的立场错误，屁股坐在剥削阶级一边，说轻了是认识模糊，说重了是代替剥削阶级反攻倒算。第二个骨干是对我比较了解的人，发言的份量比较重，他说，你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鸣冤叫屈，你是谁，你又是什么家庭，我看需要好好重新查一查。你和王立人平时形影不离，王自称王奥，你自称雷勃，鲁静宇自称鲁洛，你们三个合起来自称是奥勃洛摩夫，你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早饭也不吃。你还说，你心中的女神是玛蒂尔特，她敢把于连的血头颅捧在膝盖上回去安葬。你为反动的贵族小姐大唱赞歌。你平常夹一本《罗亭》出出进进，自称你就是“多余人”。是的，你连“同路人”都不是，你就是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该淘汰了!第三个发言者却不是骨干，但脸色更加严重，这位同学不断颤声喊叫着我的名字，并用颤抖的指头几乎点到我的额头说，我们革命群众好比正在楼下游行，你从楼上突然给我们兜头泼下来了一桶冰水，你呀你，你这是直接对抗群众运动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后得知，这位同学的家庭出身问题更严重。我当时是半低着头，偶然抬眼，见他气得发抖，嘴角溢出白沫，心想，怎么了，至于吗?

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喊，食堂要锁门了，快下来吃饭吧。于是会议不得不中止。徐先生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她指出，我的发言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动向的一种表现，思想本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反动的阶级调和论，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一分为二等等。那时正在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她把我跟他们挂上了。她的发言无疑具有深度和高度。她变得不认识我了，她看着我，冷若冰霜。多年后有人告诉我，那次徐先生也是不得已啊，她对你其实很好，她的出身问题更大，组织上正在观察她呢。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黄昏正赶上老天爷“下黄土”，现在叫“沙尘暴”。九月里下午七点钟光景，应该还很明亮，但那天是漫天昏黑，不辨人形，呛鼻迷眼，呼吸困难，好像老天也来羞辱我。下楼时连王立人和杨晓春的背影也是冷冷的。在食堂外的小操场上，吃饭者谁都不理我。那天吃的是疙瘩汤、金银卷就炒咸菜。我和着尘沙艰难而无味地吞嚼着。这时班长王忠端着饭盆走了过来，蹲到我面前。他是“老好人”，年龄比我大。先是蹙着眉头不停地唉声叹气了一阵子，然后说，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研究过，要发展你为依靠对象，觉得你虽然不太关心政治，有点走白专，但家庭相对简单，人也比较单纯，有啥说啥。你看你，今天闯了多大的乱子啊，捅了多大的篓子啊，唉唉，你的问题还得上报校部呐，能不能被批准参加四清运动还是个问题呐。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估计模样极难看，但并没有哭。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回宿舍，拉开被子蒙头就睡。

三

当然，并不存在批准与否的问题，不可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1964年国庆一过，我们就奔赴四清前线。地点就是老君山下的民乐县。这次运动历时八个月，于第二年，即1965年5月初返回兰州。说实话，当时的我其实是兴奋莫名的，像一匹撒欢奔跑的马驹子。再也不用坐在闷暗的宿舍里没完没了地开会了。

拂晓时分，火车过了乌鞘岭，白雾渐渐散去，再往前行，过了古浪峡，眼前忽然现出广袤的戈壁滩。久闻大名的河西走廊终于现身于眼前，让我无比激动。那个年月，人的流动概率极低，基本哪儿也没去过。千里河西走廊对我很有诱惑力。从车窗下望，只见天朗气清，红叶欲燃，荒滩上不时出现一座座长方形的古老土堡，越往后走堡子越多，有的堡子四角升起“堞垛”，还有炮眼。但不见人，土堡大部分已倾塌了，不由引人遥想古代。

进入黄羊镇以西地面，土地肥沃，村舍连亘。河西地区收获季节晚，场院上还有人在“碾场”。收割过的田野上有堆堆粪肥，有人煨起了粪饼，蓝烟袅袅升起，若隐若显，状如指路的仙人或婀娜的女神。毛驴颇多，当地社员穿光板老羊皮袄，斜跨驴背，得得躜行，从火车上看下去，是迅速移动的小黑点，别有一番古意。

这时我们发现了古长城的遗骸，一段段残垣断壁，在秋风中独卧于沙丘之上，如伏虎，如怪兽，中间还杂有烽火台墩。这带来了大欢喜，我们一个个狂喊着看啊，看啊，后来火车的另一侧也发现了古城墙，它几乎一路陪伴着我们。懂行的人说，这叫“断壁长城”，属于明长城，其苍凉况味难以形容。这就是1964年秋天的河西走廊给我的第一眼印象。

此时我想起了《烽火台抒情》，一首诗，是甘肃师大学生诗人何来写的。196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将此诗与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放在一起朗诵过，在甘肃学界轰动一时。其诗有句云：“你鬃子山下奔逐着的长城啊，风尘仆仆万里来，迈过多少战乱的岁月，多少寂寞的年代;你雾霭里明灭的古道，去凉州，通瀚海，几回驿马羽书，多少铁血化尘埃!”这是那个年代惯用的宏大调子，铿锵有力，震荡人心。写的正是河西走廊。

我们在张掖下了火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换乘解放牌卡车向民乐进发。四清工作团有二千人，据说那天正好用了一百辆卡车，其场面之浩大，用遮天蔽日，排山倒海，地动山摇，都不算过分。我们穿戴着兰州军区以极低的价格配给的棉军帽，旧皮军大衣，军用大头鞋，一个个好不威武。除了没枪，什么都有了。想到几天前还在恭恭敬敬的“检讨”，现在忽然一身戎装，男女同学相视而笑，不觉豪情满怀，忘记自己是老几了。

车队构成了一条长达数里之遥的长蛇阵，中外战争巨片都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从张掖到民乐，一百多里，主要在戈壁滩上行进，过了东乐镇后折转方向，我们可以不断回首观赏车队曲折逶迤，烟尘滚滚的景象，还有人说他看见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激动得不得了。那一天，民乐大地在颤抖，寂寞了亿万斯年的戈壁滩似乎从没这么喧腾过。试想，一百辆卡车，数千之众，突然涌进一个只有七、八万人和只有一条小土街的小县城，怎能不构成“雷公打豆腐”之势。老乡们一个个看傻了，有的半天合不拢嘴，有的啧啧叹道，1949年王震的队伍过民乐，阵势也大，可也没有这么大啊。车辆因为一时疏散不开，我们不得不长久地与路边的群众车上车下默默对视，有些尴尬。这一天的晚上，民乐全县就有五个“四不清”因为极度惊恐而自杀了。我要分配去的那个大队的会计，吊死在老戏台上。

四清工作团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方是兰州大学师生，一方是武威地委机关及所属单位干部，一方是武威炮校的军官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武威地委的干部人才济济，有老革命，有智囊人物，有笔杆子，还有农村工作的“老手”——他刚一张口农民们就笑了，真是藏龙卧虎;而武威炮校的军官，大都腰挎手枪，个个精神，他们人虽年轻，资格却老，那时距离解放战争胜利才十四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四野的，一野的，有过参战经历，但你不问他绝对不提。我们大队的刘参谋就带我到河滩打过五四式手枪，他紧抓住我的手，怕我乱动，让我向荒崖连开了三枪，看弹壳冒着青烟蹦出枪身，真来劲，我过了个枪瘾。

四

在大队部住了第一夜。清晨，风小了，出门望去，我发现一个穿红袄的小姑娘，颠簸在小毛驴的背上，半弯着腰肢，一起一伏的，甩打着小腿儿，小驴趟过了一条清浅的小河。这画面让我沉醉，感动，刻印在脑海深处无法去除。

当地老乡个个头顶着一种毡帽，表情沉默木讷，这帽子呈铲子形，帽舌伸出老长，它有个费解的名字，叫“牛吃水”。看起来怪怪的，恍然有进了罗刹国似的感觉。后来才明白，此帽样子虽难看，但平日挡风，夏天遮阳挡雨，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再大的雨水都会沿两翼流出，一抖即干，冬天拉下帽沿可防耳冻，故而冬暖夏凉。这里的河西女人外出必蒙面，为的是防风防晒防寒，一个个用头巾缠住头，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黑眸子，你无法探知那后面的表情，除非你跟进家门，看她们卸了装。

然而，让我万分惊愕的是，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时，我曾碰到过一位在京的民乐籍的大学青年教师，聊天中我问他，你们那儿老乡都戴牛吃水毡帽吧，他摇头;我问，你们那儿女人外出都是蒙面的吧，他更摇头，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牛吃水”是什么。我的天，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地变天也变，从风俗到气候，变得无法辨认了。我不服气，又问，你们那儿把父母叫“娘老子”，把“跑掉了”叫“排掉了”，对吧，这他点头。当我说，你们那儿把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叫“五二鬼”时，他哈哈大笑，连连说对、对、对!

且说，我们住进了老乡家以后，才知道这里有多贫穷。我住进的那家人少，一个瞎眼老汉和他的儿子，两条光棍。儿子叫李希林，人长得挺拔精干，曾在钢厂干过，母亲病逝多年，他对老父亲极孝顺。这个家真是空空如也，推开四面漏风的破门，就是一盘炕，土炕上的被子补丁摞补丁，色泽污暗。为了我的到来，李希林换上了他准备结婚用的一领新炕席。这应该是很大的事。我很久以后才知道。

李希林说，挑选可以住工作队的人家可难了，既要是贫下中农，还得家境过得去。有的人家根本不敢让你们住啊，那些家就在炕上铺一层麦草，睡觉时往草里一钻，清早起来赶忙抖净头上身上的草渣儿。有的人家女人只有一条裤子，她和女儿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窝在炕上，当然，真穷到这个份上的也不多。我听了吸一口凉气，心想，谚语里不是说“金张掖，银武威”吗，怎么穷成了这样?

只有吃了“派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老乡们生活的艰辛。这里要对“派饭”这个历史性名词略加解释。那些年头，运动多，临时任务多，上面经常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检查组，到农村指导或检查工作，简称“驻队干部”，“蹲点干部”。驻队时间或十天半月或三月半年不等。这期间“驻队干部”轮流在各农户家吃饭，每顿每人付四两粮票和二毛钱。对农家而言，管“派饭”是一种负担，但又是一种荣耀，一种“政治待遇”，地富反坏是无权管“派饭”的。农民们常年吃糠咽菜喝清汤，每逢给干部“管饭”，却互相攀比，要提升一下档次。工作队严令必须与老乡“三同”，伙食水平保持一致，不得超标，但老乡们还是有做白面拉条子的、蒸小馒头的、炒小炒的，甚至个别还有过包饺子的，最不济的也是油泼蒜泥土豆，外加酸菜花卷儿。当地产优质红皮大蒜，每顿饭都会摆上。

每次吃派饭，都是刘组长带着我。刘组长是法院的，我的顶头上司，他高个儿，面容坚定，语速慢，说话严谨，他对我却好，总叫我尕雷子。我们出门调查，座谈，开会，总在一起。我们坐在老乡的炕桌边，老乡把好吃的端给我们，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然后老乡自己躲在外面喝青稞面拌汤或野菜汤。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吃惯城里饭的我们，也饿，甚至馋，也需要补充营养，可老乡吃得这么差，让我们吃不下去。老刘总是举着花卷儿或夹起菜来正色道，以后你们吃啥我们吃啥，千万不能给我们单做。主人总是谦恭地堆着笑说，好我的书记嘞，我们十天半月才管一次派饭，哪能让你们喝洋芋拌汤子呢。老乡把工作队的人都叫书记，或者干事，我都享受过书记的尊称。

孩子却不管这一套。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脏兮兮的小男孩小女孩，流着双管鼻涕，端着自己的汤碗，死死地盯住桌上的饭，盯得我们发毛，无法放开吃。更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嗖地翻上炕，用小脏手迅如闪电一般抓起饺子就吞，主人进来大怒，一个耳光把孩子扇到炕下打旋，孩子嚎啕大哭，我们一再护住孩子。这顿饭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只能落荒而逃。在我，真是吃出了一种犯罪感。

这个地方，或因半农半牧，或因边远蛮荒，历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开放，所以工作队有严明纪律，规定与女社员谈话，必须由二个或以上工作队员在场，谈话时必须敞开房门，晚上一律不得找女社员询问。在开头的一段，执行得很坚决，于是在县团的一份内部简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情况反映”：“由于工作队进村后作风严肃，有的落后妇女就说，工作队的男人没长球”。我们的主要工作本是扎根串连，依靠“根子”们，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但打开局面很难，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后来还发现，我们倚重的某些“勇敢分子”，其实是依靠错了，这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倒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发现各队的村干大都存在“嫖风”问题，听说某公社有个队长和会计互换老婆睡，生的娃名字就叫“换换”，成为笑谈。战果迅速扩大，案子越扯越繁，这使工作队员们很兴奋，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关系也是严重的问题啊。可是武威地委的同志们太了解相邻地区的土风了，工作团团长、地委书记程雪同志马上就发现大方向有所偏移，他要求各工作组立即停止追查男女关系，重点要放到清政治清经济上来。

那时原则上要求工作队每周与老乡同劳动两个半天。因老刘和其他人都有更重要的事，每次都是我去，渐渐老乡也不拿我当外人了。洪水河边的原野上，最习见的就是芨芨草，长在地边路边，高尺余，黄灿灿的耀眼。木轮牛拉车也是一景，轮子极大，很像俄罗斯列维坦油画里的大车，打场时装麦草用，或用它往地里运肥，颇具田园风味。

红红绿绿的成群妇女，扬起榔头打胡基，我也夹杂其中。我因不得法，榔头把儿攥不紧，腰太硬，据说姿势很滑稽，手上起了几个大泡。正狼狈间，环子这丫头，猛地从后面向我冲来，冲了我一个大跟头，众皆大笑。环子姓郝，是团支部副书记，爱唱歌，一见面就推搡我，说，雷干事，今晚上你总该给我们教新歌了吧。我那时附带负责给青年教歌，半月左右教一次，在土堡里。那年代唱的歌有《勤俭是咱的传家宝》《打靶归来》《社员都是向阳花》《汾河流水哗啦啦》。

环子皮肤微黑，很水灵，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两颗又大又亮的眼睛毛茸茸的扑闪着，两颊照例有紫外线强照射后形成的两片红晕，俗称“红二团”，但这反而使她透出一股子野性美。她一会儿咯咯地大笑，一会儿挤眉弄眼，调皮地捉弄人，一会儿又噘着嘴发脾气。她那样子，用现在网络名词就叫卖萌。有一晚教歌，我靠着墙睡着了，她掐醒了我，说为什么不教了?我说困啊。当时我很恼火，为什么对别的工作组你那么恭敬，为什么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叔本华说，人是这么一种动物，既要吃面包，也要看马戏。说的太对了。你看欧美国家看足球的，看篮球的，看网球的，万头攒动，老头老太太儿童也不例外，时间再宝贵，这乐子是不能缺的。人确是需要娱乐的，哪怕再苦再穷再累;只是，贫困会把娱乐的方式扭曲和变形。一天，秋阳高照，风也柔软，我们在干沟里小歇。我躺在避风处盖着外衣迷盹，忽听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跑步声、追喊声，随后就传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爆炸般的哗笑。我好奇，走近前一看，原来女社员们，也有男社员，把一个中年男子撩倒，褪下裤子，并把其脑袋不断往裤裆部位下压，说这叫“苏秦背剑”，也叫“弯弓射雕”，再将其仰翻，暴露在野风和阳光下，任人观看，大家围着他大笑，笑出了眼泪，有的人喜得直跳脚。据说被示众的苦主一般是不会恼的，往往拍拍土起来，一笑置之。有人喊，雷干事来了，快跑，一女社员却说，雷干事来了来，怕球哩吗。我只能面露尴尬的笑，扭头装没听见。后来，我听到过一个顺口溜，专道甘肃某些地方的贫穷落后，说是：“开会靠吼，种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这再一次让我发出苦涩的笑。

那时还有一种难言之隐是，浑身长虱子，奇痒难当，开着会不由人不摇头摆尾，歪肩扭臀，样子难看。女队员也有相似表现。有人说后半夜奇冷，能冻死的，我试过，冻不死，衣缝里虱子虮子仍然结成团。还是李希林有办法，他找来几大包六六粉，倒进大铁盆，再将我的衣裳放进去，反复煎煮。这一招果然灵，虱虮们遁形了，我人也清爽了许多。

有一天，我去大队部，看见环子坐在大门槛上，用木盆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她家就在这长着一排白杨树的大道边，道边有条小溪。我边走边嚼着李希林给我的干沙枣，顺手递给了她一把，她接过枣子，扭过头，再转过来，却眼含着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心里难受，忽然没了平日的嬉笑。午后，我从队部回来，她老远就向我奔来，直撞到我怀里，喘着气说，你又回来了。我感觉到了她温热起伏的胸脯和呼出的气息，虽只一瞬，也顿感有点不对劲，忙推开她。她并不是小丫头，都十八岁了，叫别人看见多不好。我忙向大路两头望去，幸好中午没人，只有白杨树在风中拍着手儿喧哗。

五

进入十二月，天寒地冻，北风怒号，洪水村的斗争形势渐渐推向了高潮。工作组和贫协的“根子”们天天开会到半夜，终于敲定了斗争对象名单。其中有一人漏网，他叫郝得全，会一点兽医，也会一点人医，在最饥饿的那一年，他伙同他人杀了队上的一头驴，煮熟了卖钱，分得25元，他还伙同饲养员，偷过一袋豆料，那本是牲口的口粮。他还帮人从青海贩过牛。他的“罪行”已构成破坏生产资料罪，因为他的成分是贫农，又与地富反不沾边，只能定为坏分子。他人现在青海俄博的什么地方，给队上缴一点钱，算是批准搞副业的。我万万没想到，郝得全竟然就是环子的父亲。

环子和她的母亲已被通知，不准再参加贫协的“根子会”，环子也不得再参加团支部活动，那还意味着，什么刷标语啦，喊口号啦，会前拉歌比赛啦，都没环子的份了。这对这个活跃分子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甚至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有天早晨，下着雪，我伏在被褥卷上写工作日志，那时我和老刘搬进了这间空房，不在老乡家住了。听见门外有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我一惊，忙跳下炕打开门，是环子!她头发蓬乱，满脸泪痕，原先的圆脸似乎拉长了，显出尖下巴颏了，这使我震惊。她哭着说，我大大是好人，那驴是自己死的，不是杀死的，是队长叫杀的，不是我大大要杀的，她反反复复说着这样的话。我无语，也不敢把她让进屋，就这么一个门外一个门里地对峙着，任雪花儿飘舞。这时老刘夹着办公包回来了，他寒着脸，冷冷地看了一眼环子和我，谁都不理。他扭头对环子说，你父亲的问题是上级批准的，你要划清界限，带头积极揭发，不要想着翻案，翻不了案。

环子忽然开口说，刘书记，明天该轮到我家管派饭，我们还管吗。她充满期待。她做饭的拿手好戏是搓青稞面鱼鱼，两手并用，一只手下搓五根，一次搓十根，搓两次就能下一碗;煮熟后拌点油泼蒜泥，甚是好吃，屡获老刘夸奖。老刘还用当地土话拖着长声说，青稞青稞，不吃了饿得慌，吃饱了肚子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是老刘罕见的一次开玩笑。可是现在，他沉着脸，缓缓地说，派饭嘛，我看，今后你们就不用管了。环子一听急了，忙说，我东西都备下了，现在换人来不及了，老刘说，来得及，你回去吧。这好似最后一击，环子呜呜地大哭起来，抖动着肩膀，斜着身子出了院门。

老刘返身关严了房门，严肃地对我说，尕雷同志，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经研究，决定由贫协主任郝得福同志带着你，去青海把郝得全弄回来。路上可能比较辛苦，你有决心吗?我当然深深地点了点头，连说有决心，有决心。

那时各大队都在把外流人员召回。我的同学何某，爱写诗，疯疯颠颠的，绰号何瓜子，这家伙入冬前曾到青海祁连县搞过外调，据他吹嘘，他见过穿红袍的藏女，歌喉宛转，直入云霄，骑马飞奔，快如闪电，似乎还对他有意思，情节略似后来听说的王洛宾故事。我明知有虚假成分，但仍有些向往。两天后，我和贫协主任一起在县城东头的汽车站，上了去青海的班车。那是一种带帆布蓬子的道基卡车。我们穿过了著名的青甘之间的咽喉孔道——扁都口峡谷，一路上，过冰大阪，过冰大沟，寒气逼人，冷风割面，茫茫大雪密集到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暗时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在俄博没找见人，我们忍着冻与饿，立刻返身转乘一种小卡车颠了一整天，在一个所谓的金矿，在一间歪歪斜斜的土屋里，找到了郝得全。

原以为郝得全又杀驴，又贩牛，又偷粮食，一定是个能人，强人，三头六臂式的，谁知是个光头老汉，青白面皮，奇瘦，寡言，慈眉善目。郝得福一见他立刻低声下气，说，二哥啊，我接你来了。不料郝得全说什么也不回去。郝得福苦着脸说，二哥，你哪怕点个卯再回来，不然我交不了差啊。他暗示我站出来说话。郝得全一直不敢正眼瞧我，似有点怕我。我就说，郝得全，这是组织的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都得参加四清运动。他无语了。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再次穿过扁都口，吃的苦就不提了，终于回到了民乐，回到了洪水村。民乐与俄博虽分属甘青两省，却是邻县，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新疆到兰州的高铁正从扁都口通过。

斗争郝得全的会是老刘亲自抓的，经过精心策划，发言顺序也排好了。那晚汽灯雪亮，会前猛喊了一阵口号，气氛酝酿得很足。县工作团还派了人来。问题却出在“杀驴事件”的一个具体细节上，到底驴是病死的，还是好端端被人杀死的，如果是病死的，那性质就够不上破坏生产罪。老刘是搞法律的，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细节，一味听信“勇敢分子”的揭发。会上老刘也急了，厉声喝问，当时驴到底还有没有气?老饲养员被推出作证，他磨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驴它是自己病死的，可这驴它还有最后一口气。“还有一口气你把它杀了，这是什么问题!”老刘变得有点不讲理了。

贫协主任郝得福对着台下说，继续批斗，继续，谁发言，谁上来，快一点。他眼光扫过去，像机枪扫过，一个个低下了头，扫了两遍，人们低了两回头。郝得福很窘，自我解嘲说，你看你看，乡里人一见省上的大领导，连话都不会说了，其实他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呢。这时一个积极分子站起来质问道，郝得全，六零年你偷粮食呢，你总不敢说你没偷吧。郝得全沉默着，紧闭双眼和嘴唇，好像发誓一辈子永不张口。天冷极，冷得让人发抖，这时有人说了，二爸，你就瞎好说上两句吧，娃们媳妇子们冻得实在招不住了;二爷，你就说上两句沙，我们扛不住了。良久，郝得全才叹气似的说，哎，你们叫我说啥呢嘛。那年环子她妈眼看着就快断气了，心口都凉了，得亏了这一口救命的粮啊。这时人群里有妇女抽抽答答起来。这一来，气氛变得对斗争会不利。我感到，从会场最后面的一个暗角里，不时有一道锐光射来，那是环子在看我，似在求助，我赶快躲开，不与她目光接触。

斗争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无力地散场了，老刘铁青着脸。幸好另外两个会，斗老队长的和斗老地主的，都开得比较有声势。那次会后，我被抽调去写村史，人也搬到大队部，与老刘分开了。

那个时候，全国有股写村史，家史，厂史的风，各地在寻找当地的刘文彩式人物。工作队决定也要写一本村史。我每天跑到据说是方圆二百里内最大的地主庄园，一个巨大的土堡，去搜集材料，访贫问苦。它叫烧房庄。在那儿我大开了眼界。郝氏庄园围墙高达五丈，内有房屋三百多间，曾经骡马成群，拥有自己的武装，像个小社会，以酿造烧酒和种植鸦片为业，富可敌国。每天出烧酒二百多斤，销往整个河西走廊，远至新疆、中亚各国。据说那种烧酒极火烈，极好喝，比现在的茅台和最高度的衡水大曲都过瘾，惜配方已失传。大堡子1915年曾遭祁连山土匪抢掠，双方血战数日，郝氏败，庄园付之一炬，满门被灭，儿媳遭轮奸后，喝大烟水自杀了。这个庄园的历史，使我对河西走廊的堡子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春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们春节在武威过，集训半月，一律不得回兰州。去武威的那天，我们坐在大卡车上，倚着行李闲聊，车未开，在等人。忽听说，下面有个大姑娘，低着头，问她找谁她也不说。这引起了车上人的好奇，互相打问，她是谁，送你们谁的?无人回应。我起先没在意，伸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环子，且隐约觉得她是为我而来的。我知道工作队纪律极严，决不许队员与本地女性有染。这使我心跳如鼓，尽量看别处不看她，只当她不存在。过了一会儿，一看，她仍蹲在车边，我有点慌了。车终于发动起来了，送别的人们在摆手，环子忽然站起来，一跃，就蹬住了汽车的大轱辘，扳住车帮，立了起来，她把两盒新建牌的纸烟拍在了我手上，说，雷干事，这两盒烟你拿上路上抽，我等你回来。她一跳下，车就开了。

等我?等我什么?莫名其妙!我有点恨她了。后来才明白，是我误会了。她说等我，是她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说，她等我，还因为她春节就要投靠远在酒泉金塔县的小姨家，那里距此遥远，在那里她将出嫁给一个玉门的石油工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却是这样的场合。

当时我像个被人现场抓住的小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车上的人看我的眼光很复杂，有怀疑的，有询问的，有谴责的，有诡谲的笑着的，使我有口莫辨，我不想解释什么，也不可能解释什么，只能胀红了脸，手捏着两盒烟发呆。新建烟每盒一毛一，属于劣质烟，但对一个农民而言，价格不菲了。车渐渐颠簸得厉害起来，黄尘一阵阵卷来，人们才不再看我了。所幸，事后并无组织找我谈话。

六

1965年春节在武威度过，住在马步芳军队驻扎过的一座三层木楼上，楼呈回字型。假日那几天无事，有多个晚上，我反复去观看武威歌剧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为之深深打动，于是立志要成为这个剧团的编剧。恰好地委书记程雪就在我们大队蹲点，看过我编写的村史的一部分，表示满意，我就去找他，他答应我毕业后调我到武威歌剧团当编剧。我激动不已，天天设想着深入生活的一大套计划，并想先写个关于西路军的大型歌剧，想象着演出的盛况，想象着多少人被我的作品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我只看了两本回忆录，没啥准备，属于心血来潮。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搞创作”一词已近乎痴人说梦。因兰大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武威够不上，我分到了北京。我在北京的工作很不如意，我一直闹着要回甘肃武威当编剧，北京的组织不太理解我。66年春天，文革眼看起来了，我还在申请调回去。有一天终于等到了远在武威的程雪书记捎来的一句口信：“好好在北京工作，不要来武威!”至此，我热念遂消。现在回想，是程书记有远见，在保护我。我真要跑到武威，下场难以逆料。程书记是长辈，他在文革中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他是否还健在，我一概不知，问人也问不出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不知道。

春节后回到大队，听了不少传达文件。文件批评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批评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个“错误提法”。当时四清有小四清与大四清之别。小四清是清帐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大四清则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当时小四清基本停了，不太追究了，而特别强调反修防修，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运动渐呈收场之势，各队要求原先的村干部“洗热水澡”，“轻装下楼”(都是当时特有的政治术语)，大部分官复原职。这使很多“根子”或冲在前面的人不干了，纷纷到工作组讨说法，说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但无果。

在这里，我必须要把我的一个极独特的经历说出来，那就是我在洪水村入了团，又遭遇后来的不被承认。有天，多日不见的老刘找到我说，尕雷，我发现你还不是团员，这要影响你以后的前途，我给你弄了张表，你填填，明天晚上就发展你。我半信半疑地说，我们大学里入团可难可难了，这不可能吧。老刘说，没问题，县工作团是一级独立党委，有权发展党团员，可以火线加入的。我说我一向自由散漫，老刘说不不不，我看你表现得还不错。

第二天晚上，我鼓足勇气，拿着填好的表走进土堡里的会场。我一出现，就受到农村青年团员们的热烈欢迎，我脸都红了。为什么说鼓足勇气呢?我是工作组的，在社员眼中是领导，平时戴着面具指手划脚，人五人六的，可是现在，暴露了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得接受青年社员们的审核和表决。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深受感动，他们没有一丝轻看和嘲笑，完全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甚至因我的参加而骄傲。都说雷干事好，雷干事好，同意，同意，齐刷刷地一致举手通过了。我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我想流泪，心里说，我有很多很多毛病，你们知道吗，我是不是欺骗了你们?还想，环子若在场她该多高兴。

但是，“入团”以后，我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果然，一回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找我，她吊着脸说，你在下面入的团不算数，你还得重新讨论。入党入团是她控制的领地，我的迂回入团使她很窝火。我一想到深挖祖孙三代，抽筋剥皮式的“讨论”，想到临分配前同学间的某种微妙的贬损和嫉妒，便不寒而栗。我说我还有很大差距，就先不用讨论了吧。这是她需要拿到的回答。嗤地一声，她把我入团志愿表最后一页，也就是盖着县工作团图章的组织批准的一页，撕去了。1985年，没有入过团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一事需要交待。撒离前，环子的母亲把我叫去，从炕桌深处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笔记本，说这是环子临走时留给我的，还说环子最相信我了，说我是好人。本子的封面是万里长城，里面有些风景图片，这种塑料本在当时还很稀罕。扉页上的字认真用力，笔划稚拙，写的是：送给亲爱的雷干事，郝玉环敬赠，1965年2月某日。我当即表示，衷心祝福郝环子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然后赶忙把本子藏进了内衣口袋。走到门外的白杨大道边，我又一次向两头看了看，依然没人，只有呼呼的风声。宽广而粗犷的河西大地啊，你永远护佑着我。

工作组撒离的时候，没有再搞“车海战术”。老乡们厚道，都出来了。我的青年农民朋友李希林，李升，李清林出来了，环子的老父亲郝得全没事了，也出来了。老队长官复原职，也出来了;他在“洗热水澡”“下楼”的检查中，反反复复自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挡箭牌”————他把“当权派”误说成“挡箭牌”，不知是故意，是方言发音，还是不识字造成的。我心里好笑，你就能把党内的走资派都给“挡”了，你真伟大。人们摇着手告别，显得很平静，没有依依惜别之感，却有种潜在的冷清和漠然。那以后，我们回到兰州，我们填各种政审表，我们面临毕业分配，我们各奔报到的城市，再后来，文革爆发了，我们信誓旦旦而又人人自危，谁还会想起民乐呢。民乐像一个梦，突然来了又突然去了，无踪无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梦与现实，哪个更真实，当然是现实，可在某种情景下，真虚难辨，如花似雾，梦反而显得更真实;当曾经发生的事裹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雾，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半个世纪前的这段经历，在某一时刻，蓦然浮出，让我心惊，让我沉思，让我苦笑。我怀疑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郝玉环送我的那个红皮笔记本，起先我好像还见过，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它没入历史的深海里了。

2016，9，15写于北京华威北里

(原载《作家》2016年11期)

（此文获首届“孙犁散文奖”）

雷达，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著名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