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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值得称道的朝代，也是一个最不幸的朝代。这个朝代，有史家肯定的辉煌灿烂，有士人赞颂的仁政善举，有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科技的进步，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特别是“靖康之耻”，倾覆了堂堂帝国，葬送了大好河山，使中原百姓处于连年战火之中，民不聊生，望眼欲穿，渴盼统一，至今依然令我们唏嘘感叹。

宋叶梦得在他的《避暑漫抄》中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四时八节的祭祀）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上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这段文字记载的主要意思是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密室立了一块“誓碑”，在上面镌刻了三条誓词：一是凡柴家的子孙后代犯了罪，不得用刑，即使犯了谋逆造反大罪，也只能在监狱里赐其自尽；二是不许杀害士人官员，以及上书给朝廷提意见的人；三是我的后辈子孙有违背此誓言的，上天一定会惩罚他。

我们知道，赵匡胤是从柴氏宗室手里夺取政权的。历史上，凡取代前朝而立者，不诛杀前朝皇室的人很少，赵匡胤是极少数之一；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从秦始皇起，到清末帝溥仪止，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封建朝代。

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取政权，建立了大宋朝，所依仗的就是自己握有兵权，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不杀柴氏宗室，是因为当时的柴氏宗室，对他的新政权没有现实威胁，至于以后，随着大宋政权的不断巩固，其威胁就更小了。他善待柴氏宗室，就出于这种考虑；特别是，他要用这种怀柔政策，让天下人认为他是仁义之君。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他手下拥戴他黄袍加身的将领们的兵权，也就铲除了柴氏宗室复辟的基础，同时也杜绝了武将以他的成功为榜样，再行举事的可能性。

那么，赵匡胤“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是出于何种考虑呢？首先，不排除他有以此收买笼络士人之心的想法，他对自己代周而立还心存些许不安，惧怕士人之口、文人之笔，对他口诛笔伐，给后人留下骂名。其次，他以武将出身的经历，尤其是他成功的经验，看到“秀才造反”，别说“十年不成”，就是多少年也不会成功的，西汉末年的王莽虽说是一个特例，那也和他赵匡胤的历史机遇一模一样，是时事造成的。第三点是，儒家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安定的社会秩序，虽然不主张造反，但维护的是造反成功的现政权，不会对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尤其是，对施恩于士人的朝廷就更加感恩戴德了，决不会说三道四。

在北宋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所有的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附庸，是被统治者“用之为黄金”、“弃之如粪土”的人。然而，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居然有一行字，写着“士人不可杀”。在此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皇帝这样说过，这样做过。所以，这个赵匡胤，的确值得普天之下的士人讴之歌之，怀之念之。

有好些历史学家们，说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是“重文轻武”，这是不够准确的。北宋的灭亡，有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并不仅仅是“重文轻武”造成的。而事实也是如此，“重文”没有错，“轻武”倒未必。

中国文化，其伟大精神，辉煌灿烂，博大精深，传统悠久，生命力之蓬勃顽强，是因为具有超越历史时空历经万劫而不灭的能量。是否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士人为国家栋梁，视文人为宝贵财富，是衡量一个朝代优劣好坏的最高的标准之一。中国没有西方世界奉为国教的宗教传统，政教合一的统治架构，中国人从来都是持泛神论的实用主义者，信仰不一，供奉不专。但不能因此就说，五千年以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其实，中国人的信仰，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信仰；中国人的宗教，说到底，也就是尊孔尊儒，是以文化人的老祖宗为崇拜偶像的。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崇文抑武，在赵匡胤之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做不到；以儒冠为尿壶的汉高祖做不到；动不动就拿文人祭刀的魏武帝做不到；甚至连唐太宗也做不到；因为，李世民征讨一生，武是第一位，文是第二位，这是他必然的排序，也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的必然选择。而赵匡胤能作出历朝历代都未有过的改变，应该是他总结了唐末至五代的二百年间，战乱频仍的历史经验，所做出的正确选择和决定。

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以后，如何改变唐末五代以来，各地藩镇节度，相互割据，军人统领行政，胡作非为的弊端，如何消除动辄刀枪相见，兵燹成灾，中央政权失控，天下大乱的现象，成了他念念不忘之事。他曾经对赵普感慨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在他眼中，一百个文臣的贪浊，其危害性也不如一个武将的作恶。所以他下决心要用文人治国理政，于是，就有了这块誓碑。虽然是最低程度的安全保证，但却给文人从政为官、发挥才干、敢于直言、恪履职守，创造出了宽松的氛围和良好的环境。

因而，就有了宋词，有了《资治通鉴》，有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和《册府元龟》；有了中国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及其应用。涌现出了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伟大的文学家和沈括等伟大的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来条属于科学技术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他出现在宋代，决不是一个偶然。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这种情况，在历朝历代，也很罕见。

所以，北宋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艺，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一是民间文艺场地甚多，统称为“瓦舍”，在瓦舍里设置的剧场称作“勾栏”（或称勾阑、勾栏等），专指为演出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遍布瓦肆。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馀座，另外还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数千人。瓦肆主要分布在御街至杀猪巷、马行街、潘楼街、右掖门外街巷等。

二是“小唱”盛行。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小唱”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三是“嘌唱”出现。所谓“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

四是“杂剧”开始兴起。杂剧，是在宋代诸宫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一种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型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

五是“傀儡戏”“皮影戏”高度繁荣。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的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皮影戏，亦称“影灯戏”。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皮影戏”被世界公认为“电影的鼻祖”。

六是建立了国家级画院。北宋初年，在宫廷中建立翰林图画院，征召大批画家到画院供职，为宫廷服务。宋徽宗时，画院发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马远、夏珪等人，都是闻名于史的画家。李唐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着青绿，他的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山水画家的影响很大。

总结地说，北宋王朝的开创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战争，而是以和平方式过度取得政权的。正因为没有战乱动荡，所以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持续发展，使北宋开国之初的几十年出现了国富民丰的大好局面。因此，在统治集团的灵魂深处总感到这一切来得太容易了，所以他们表面上提倡节俭“以备边费”，准备打仗；实质上却沉湎于繁荣兴旺的盛世温床，大享太平清福，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大力提倡清廉俭约，使五代十国遗留下来的荒淫奢靡之风得到扭转。可惜的是这位“点检作天子”的皇帝，在清廉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做得很不彻底，甚至有点两面派的味道。赵匡胤为了防止王公贵胄功臣宿将夺取他的权力，曾多次在群臣面前说：“你们要多择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万世之业；多置歌儿舞女，厚自嘻乐，以终天年。”这就等于公开告诉下属群臣：你们尽情地享乐吧，只有这样我才能放心你们不会夺取我的皇权。属下心知肚明，皇帝让我们享乐，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从此以后，北宋的君臣上下，就在这种俭约与享乐的矛盾状态下生活着，后来愈发滑向大肆享乐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一发而不可收拾。

奢靡之风日甚一日，长年累月持续下去，使北宋逐渐由富而贫，由强而弱，最后产生了严重危机，民不聊生，军备废弛，社会矛盾激化。奢靡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广大官吏和军人，贪污腐化、卖官鬻爵、挥霍浪费横行，逐渐丧失了民心，终于成了导致了北宋灭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南宋爱国将领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何愁天下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