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这个故事不需要从人在地上行，鱼在水里游开始。也不需要从天是蓝的，水还是绿的时候开始。只需要从人类的家庭主妇第一次用白铁锅煮米，锅烧破了而无助时开始。只需要从人类的某个粗心的家庭成员出门忘了带钥匙时开始。只需要从人类吃黄金瓜要知道用木质镶嵌金属的快口刨子时开始。

　　没错！帮家庭主妇修好白铁锅，帮粗心汉打开大门，帮人制造刨子的这些人在古老的那个年代，他们有一个的响亮的职业名称——铜匠艺人。

　　他们往往挑着个木箱担子，手里摇着一窜亮闪闪的黄铜快板，头戴一个破沿的遮阳草帽。一般是双肩挑着担子，一只手扒着扁担，另一只手摇着快板响器，走街，过镇，穿乡，引起犬吠一片。嘴里闲着一支烟，双眼不时注意脚下和前方，耳朵感受四周。有时，长者铜匠身后会跟着一个年轻学徒。这样的搭档十有八九就是父与子。

　　其实，在我所能见证他们创造奇迹的那个时代已经早早的远去，爷爷辈早就已经是名不符实了。他们早已不会制造铜壶，铜碗，铜烛台，抽屉的铜拉手，箱子的铜搭子，箱子四角的铜花，也不再制造铜勺子，铜锁，铜门环了。爷爷辈的技艺已经减退，剩下的只是修锁，修补白铁锅，白铁壶，配钥匙，出售刨子了。虽然爷爷辈已经丧失了他们父辈和爷爷辈传下来铜匠手艺，但是他们还是被世人保留了这个尊称——铜匠艺人。随之被他们所继承的就是那一肩虚有其表的木箱担子。他们祖辈的担子里除了钢锉，钳子，铁敦子，锤子等外，还有沙泥盒子，泥碗，火炉和风箱等。但是，从爷爷辈开始就只剩下前者，这种差异是一种技艺的断层，是一种回不去的过去。但是他们凭借祖辈所传下来的仅有家当和手艺，照样创造了一个响亮的身名，并且延续了一个以手艺命名的特色村庄——肖铜匠湾。

　　如果你有机会来这个背叛之城的岛国，想去看看这个岛国的肖铜匠湾，那么下船后，你问别人铜匠湾怎么走，他就会告诉你，你要去的是肖湾。如果你说要去肖湾，他会说你一定去的是铜匠湾。在这个岛国，肖氏天然的跟铜匠艺人捆绑在了一起。

　　只要你能想象一个村庄，这个村落有三十多户人家，三百多口人，每家每户的劳动主力都是开锁，修补白铁锅，制造刨子的能工巧匠，你就会不得不惊讶。

　　2005年的那个暑假，村里作为爷爷辈的最后一位铜匠手艺人去世了，宣告第五代铜匠艺人从此退出江湖，留下了第六代人难以为继，第七代选择逃离和堕落，第八代流落，预言村落的彻底消散。这是一部怎么样的历史啊！我的故事就从第五代开始吧！我见证过第五代人的慈孝，仁厚和保守。也看懂了父辈第六代人眼神中的无助，混乱和坚守。作为第七代人的我选择了逃离，我是众多逃离人当中幸运的一份子，但是第七代的其他人在生活的洪流中被迫堕落和苦苦挣扎。第八代人作为村落流散的征兆开始渐渐明晰。

　　2

　　在第五代众多铜匠艺人中，有那么一个人显得突出。读懂他，你就可以知道爷爷辈铜匠艺人的全部过去，熟悉手艺人身上原有的那种性格，以及能够解释现如今这个特色村落衰微的历史轨迹。

　　这个人就是我的三爹，我爷爷的亲兄弟，他们四兄弟中，他排行老三，另外他们还有两个姐姐。

　　如果说从一个人的眼神中可以明白这个人的性格，那么三爹这个人，你是怎么也捉摸不透的。他隔三差五会来我家收集一些我父亲编筐子剩下无用的建材竹，他收集的是靠近竹子根部一尺左右的粗大竹筒子。靠近根部的这段是我父亲没法用上的，因为这一段通常又老又黄，不好发弯，也就不能作为蓝筐口上的收口圈，只能放到厨房当柴烧。

　　每当我远远看到一个老汉从我家后门的田间小路上漫步时，我就知道三爹马上就要到我家了。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戴着个草帽，上穿灰色的衬衫，下穿劳保店卖的那种橄榄花纹的裤子，一双黄布绿底的球鞋。刚进后门，还没等他开口，我就跑到厨房里抱出几根碗口粗的竹筒子摆在他面前。每次当我抱出竹筒子，都会满心期待得到他的赞赏，但是他只是用柔和的眼光看我一眼，接着递给我父亲一支红双喜牌的香烟，这种香烟一块钱一包，皱巴巴的软烟盒从贴前胸的衬衫口袋里拿出来，口袋里通常还会装上几张买烟的零钱，那些钱从未超过灰色的五元面值，这些都会从半透明的衬衫口袋里映出来。

　　接着，他会走上我家后门口的走廊上，坐在一条光溜溜的长条板凳上，他坐一头，我父亲坐在另外一头，中间间隔半胳膊宽的距离。还没坐定，他们就开始相互寒暄。每次都是我父亲低下身子，给坐在长凳另一端的三爹用大头的火柴，双手呵护着星星之火，点燃他叼在嘴里的香烟。然后，我三爹把点燃的烟小心翼翼地递给给我父亲，我父亲将嘴里叼着的烟对准火红的烟头，吧嗒一下，就开始从鼻子里出白烟了，然后把过火的烟递给三爹。这一系列的动作非常自然，中间伴随着谈话，他们一来一回的动作看起来就是人生的某种仪式。等到他们都坐定了以后，就开始了他们的神聊。我当时只是一个不大的娃娃，在一旁静静听着。

　　“今天去哪一个方向了？”我父亲开始找话题。

　　“老虎咀，黄龙湖，双山，陈家台，老虎咀，转了个圈回了，收了很多活回来。”

　　“刨子卖的很好，一块钱一个，都要。”

　　“那你多做一点，我这儿有的是竹筒子。”

　　“刨子赚不了多少钱，做起来还耗时，主要是为了保持与这些人的联系，有时就送给他们一个，保证其他业务可以多赚一点。”

　　“你这是虾米钓鲤鱼啊！”

　　三爹听到父亲的玩笑，也没笑。我从未看他露齿笑过，好像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乐趣。干瘦泛黄的脸上显出皮肤老化的皱纹，双眼深陷眼窝，但是目光炯炯有神，好像永远都是一副思想者的形象。虽然很无趣，但是父亲每次都能跟他长聊两三个小时，他们聊天时，各自抬头看着天空，从来都没有目光接触，谈话很慢，主要是我父亲每说一句，三爹半天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好像这句话他琢磨了半天。其实不是，通过我的观察，这种聊天其实是他舒缓白天劳累的方式。这样的聊天一直要持续到星星出来，他才起身离开。正要离开时，他还不忘了给我父亲支付竹筒费，我父亲每次都拒绝收钱，父亲推辞再三，三爹也只好作罢。然后，他弯下腰，拾起我拿出来的竹筒，一手拽着一个竹筒子，要紧不慢的走在田埂上，双脚没入满是晚露的水草里，渐渐消失在静夜里，此时三爹的形象就像一个诗人，正在感受静夜星空的美好。

　　农村人晚上休息的很早，可是村里有一个人总是作息跟我们不一致。每当村里人快休息时，晚上九点一到，就听到远方传来叮叮咚咚的声音。当我站在楼上，就看到树林隐没处三爹的小屋还亮着灯。声音就是从三爹家传来的。这种声音很有节奏感，古希腊哲学家正是从铁匠敲打声中觉察了声音的规律，这是一种高高低低的声响，有规律的进行了排列与组合，就是后来的音符。他白天收了很多破水壶，破白铁锅，破白铁谷子（刚好放炉子上，烧水熬汤用，平底，圆筒，有盖，白铁材质，这是一种方言称呼），今晚修补好了，明早天不亮就将修补好的东西送还给花户。白天多数情况是收集，只要别人家里不等着用。如果等着用，他就现场修补好。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白天多揽活，晚上集中修补，可以节约时间。站在楼上，看着三爹通明的小屋，我在想，为什么必须过了晚上九点才开工呢？他跟父亲聊天的时间可以利用起来啊？后来我发现，即使他不跟人聊天，晚上也是九点整才开工，从不提前也不推后。大家听到第一声锤子敲打着抵在铁敦子上的白铁皮就知道是晚上九点整，这比西方教堂的钟声还准时。妇女们哄不想睡觉的小孩时就会说：“你听听，老铜匠开始工作了，都九点整了，还不睡觉，明天还要早起上学呢！”我也时常听过我母亲说过类似的口头禅，好让我快点睡觉。当我睡觉时，那正是三爹的工作时间。不过，这样叮叮咚咚的声音持续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停止了。最后一下的叮咚声，往往是某个失眠的人才能听见。大家习惯了这种铿锵而有节奏的敲打，把它几乎当做了一种催眠曲。

　　3

　　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在一间黑瓦红砖的房子里面，一个小男孩看着一堆生霉的纸钞堆放在死者遗物的床上，他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一堆钱，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钱，面值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不等，在这些钞票中，五元和十元的面值占大多数。当时有亲戚合计过，大约是三万多元人民币。

　　听人讲，这些都是三爹每天出工挣回来的，积少成多，也就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钱都是陈旧的，每一张钞票就像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由于小屋子潮湿，房间内长期不见阳光，所以压在箱底被大衣包裹的纸钞都长了白色的霉菌。

　　不知道多少次，我在村头的路口见到他。只见他挑着个担子，担子一头一个粗厚的帆布包，包包上牵引的袋子就挽在肩上的扁担上，轻飘飘地就这样上路了。我和他一样也背着个帆布书包。只不过是他出工，我上学。两人见面，他照例看我一眼，然后走开。他的眼中透入的是一个爷爷对孙子的微笑。好像是在说：“你这么早就去上学了？”但是我们彼此并没有言语。我看着他从学校院墙侧面的一条被学生们踏平的路上渐渐远去，他的步伐从来都是保持相同的速度，三爹远去的背影就像一匹上了机械发条的马，永远也不知道要休息一下，穿行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不管春夏秋冬，他似乎都是同样的装扮，仿佛这个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显示这个世界的单调。

　　对于他的工作，作为小孩子的我也感到十分好奇。一来，他的工作可以无拘无束，任意畅游在各个村村寨寨，欣赏沿途的山山水水，驻足灌木丛林的花鸟蝶虫，这样就可以不用在枯燥的教室里念书。二来，他手上的活儿似乎充满了神秘，特别是他每天晚上的那些仪式化的工作。

　　偶然的机会让我满足了这些好奇。

　　十五年前，也许更久。那时候，父亲正开始进行“编篮子革命”。之前，他所有手工编织的篮子都是竹篾的，之后就都是钢丝篮筐。钢丝来至于废旧汽车轮胎内侧成扎的钢丝圈。通过割胶机把钢丝圈从轮胎上剥离开，然后找出钢丝圈的丝头，然后拽住丝头，把钢丝圈套在一个固定的木桩上，用力牵引着丝头就可以得到一根由七到九毂组成的数十米的材料，但是这样得到的材料还不能直接使用，必须把这根包有橡胶的数十米长材料放在快口的铁砧上用铁锤敲剪成1.2米或者1.5米适合编篮子的长度。所以，大哥从离家八九公里的雨荷中学放学回来总要说上一句，“白天上课，被你们敲打的声响弄得注意力不集中，晚上还要忍受三爹的折磨。”大哥往往苦笑不得的向父母抱怨。所以，村里白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左右总有巨大的声响，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后来，村里一个有革新思想且富有幽默的智慧老头建议我父母要改进装备，提高生产效率，还村里以安宁。他建议我们家采用超大马力的电动切割机。沙盘切割的噪声也大，火星直冒，怪吓人的，不过噪声持续的时间短，效率提高了。

　　切割好钢丝还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用快口的刀片把这个由七到九毂所组成的片状钢丝细分为两根或者一根一条，这样才算准备好了编篮子所需要的材料。编篮子比蚕吐丝成茧慢多了，编篮子可以是不同的花纹，有方形，菱角形，六边形等，全在手艺人的巧妙构思和手头功夫。不同于竹篾篮筐，钢丝篮筐对手艺人的要求更高。想要吃好这碗饭，有两点需要保证：耐得住寂寞，常年屁股不离板凳，更多的时候像蚕蹲在窝里，不能起身；必须具备一双“铁砂掌”，所以父亲常说，“我的手掌三斧头砍不出血来。”他的话不算夸张，像树皮一样结满厚茧的双手，看起来的确有些吓人，而正是这一层厚茧才得以保护他的皮下组织，也正是这一双结满厚茧的双手养活了一家六口，也把我送到了大学。

　　他和三爹同是手艺人，所不同的是，三爹不光靠手艺，而且还必须要经过长途跋涉，馒头为食，借水充饥。当两个手艺人在一起聊天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自然。他们之间虽然存在代际，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交谈时，分明就是同年人之间的切磋。这两种手艺似乎没什么联系，可是匠人的这种精神是相通的：执着，耐心，求精，寂寞。童年看到父亲就好像一头拉磨的驴子，走不出磨盘大小的工作坊，没日没夜编织蚕茧。这种单调乏味的工作，我当时感到无趣。可是每当看到父亲欣喜地定睛着堆满整个屋子的箩筐时，似乎他能感受到蜗牛登上金字塔顶端般的伟大，这种成就感可能跟普鲁斯特完成《追忆似水年华》的喜悦差不多。这就是匠人，一个码字的小说家所能感受到的欣喜大底类似。

　　父亲在第一次改革编钢丝篮子时，就有一件有求于三爹的事情。篮子编好后，还要收口，这就需要竹圈，竹圈是取材于碗口粗的建材竹。大几米的竹子买回来，用钢锯锯成所需要的长度，再将每一段细分成若干片，每一片再经过切削，烘烤，成型后，固定成想要的正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等，这一切全在手艺人的拿捏。直到这些成型后的竹圈大小合适稳稳地扎在篮筐的口径上，然后再用塑料胶蔑牢牢地固定住竹圈，这个过程是一个精细的活儿。由于篮子口径处参差不齐的钢丝头需要不露快口的完全被包扎在塑料胶蔑里，所以需要一个牵引胶蔑穿梭于圈口的铁皮工具。

　　所以父亲当晚，去三爹家找他帮忙。那是一个深秋季节，父亲和我提着裤腿趟着露水去的。宁静的夜空只剩下冠状的月牙，不远处，三爹噼里啪啦的声响正在村庄上空游荡。这个时候去找三爹正当时，想必他这个时候正在埋头做自己手上的活。

　　从我们家后院穿过一条窄窄的田间小路，然后途径一个墓园，黑夜中看到一个个大馒头似的坟墓堆，孤寂落寞的呆呆立在那儿。夜深了，露水更加凝重了。远处仅有几户人家还亮着灯火。从村庄的另一头偶尔发出几声犬吠，除此，只能听见三爹工作的节奏。窄窄的小路尽头与一条村村通的大马路相接，沿着这条大马路，会路过一片阴深深的毛竹林，毛竹林生长在大路两边的陡坡上，从左右两边看去，视线全无，黑黢黢一片。小时候每当路过这里，都是大喊三声，然后一冲而过。

　　在马路巨大的拐角处，向左折向村庄的更深处，这是进入村庄的另一个入口，入口向里没多远，就能看到一个黑瓦红墙的房子，房子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坪子上。下暴雨时，哗啦啦的水流就会绕过这个房子的后院的一条深沟最终注入到这个房子左侧的土坡之下，土坡下面的低洼处就天然形成了半亩见方的水塘。三婆是一个爱花之人，后院的深水沟边总是会有一些盛开的花朵，淡红，纯白和深黄的菊花开满了后院的一片狭长地带，一颗巨大的栀子花树端午前后成为我们时常光顾的地方，鸡冠花，兰花，鸢尾花等应有尽有，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物种，也不知道三婆是从哪里弄来的。

　　三婆个头小，头发银灰，始终都是微笑，嗓门大。她经常在我们家后院的高坡上种一些红心红薯和地瓜。中午高温时分，我们小伙伴就展开行动。结果往往是三婆一口气也不歇的从下午三点骂到太阳落山。躲在芝麻田里的我们，战战兢兢的，都不敢出来。她因此成了村里典型的大嗓门，我们小伙伴也只好下次找别家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三婆在炎炎夏日坚持这么久。那个时候我们因此还怪她吝啬，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每当稻谷收割完毕，她总不忘了用水泥桶装上满满一桶红薯或是地瓜到我们家。每当看到我母亲接过送来的东西，都要请三婆坐一会儿，喝点水，可是三婆说，不坐了。她说这个点要给三爹烧晚饭了，想必三爹大约这个时候就要回家了。

　　看着三婆廋弱的身躯，行走在窄窄的小路上，朝她的黑瓦红墙的小屋走去。夏日吹拂的大风越过一浪一浪的棉花田，吹起她的衣角，我都有点害怕三婆会被大风卷走。

　　当晚我们绕过小屋的侧面来到三爹家大门的台阶上，父亲拽起大门上生锈的门环，轻敲两下，自报家门。开门的正是三婆，三爹也起身放下手中的活儿出门来迎。三爹从饭桌地下抽出一个长板凳，照例一人点上一根烟。父亲开始慢慢告诉自己的来意。三婆在客厅的墙角处眯着一只眼，用一根手指正核对着鸡鸭上笼的数目。那些鸡鸭许是快要睡着了，很不耐烦被三婆在那里扒弄着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顺着客厅靠左边的墙角处有多达七八个鸡窝，鸡窝里都躺着一个引窝蛋。墙上的白石灰已经沿着墙壁脱落下来，两块墙体之间的木质构架的边沿已经开始显出裂痕。一米见方的饭桌摆放在香案下方的正中间，香案的左右两端摆放着颜色不同的热水瓶，两个热水瓶之间是一尊菩萨像，已经都没有香火了。香案的上方是《日出东方红太阳》的毛泽东领袖的巨幅画像。

　　客厅的两边分立着两个房间，一间是他们二老的，一边是我二叔的。二叔是中专生，还在读书。二叔的床铺就在一个巨大的储粮柜上，涂满黑油漆的储粮柜远远看去就像一口棺材。整个屋子的地板都是泥土夯就的，有些高低不平，在离地三米左右高的白炽灯照耀下油黑发亮。房子的空间感十足，四五米来的层高，屋顶上还不忘了加一块亮瓦。厨房在客厅的右边，是向台阶前方延伸而构建的一个小房子，但是与右边的房间完美结合，厨房里面堆满了干稻草和蒿草。

　　三爹工作的位子恰好就在客厅吊灯的正下方。他把一根单立的铁砧扎进结实的地板里，腰围一块牛皮围裙，一手拿着巨大铁皮快剪，像一把园艺大剪刀，一手搂住一口大白铁谷子，谷子在他怀抱里旋转着，快口的剪刀就将烧破洞的谷子底迅速剪下来，一切都似你正拿着美工刀在剪纸，裁剪整齐，迅速，根本不需要裁剪第二次。然后把白铁谷子新剪的边沿整个一圈向外翻折半厘米左右，三爹拿起铁锤似缝纫机跑直缝一般翻折一了圈，每一锤必向前推进两厘米左右，锤子敲打的频率很高，但我从来没看三爹晃锤过。将白铁谷子的边沿抵在有棱角的铁砧上，整个协调的动作就像是一台开动的机器开始了它的流水化作业。接着用钢锉对刚刚翻折的边沿抛光，使得旧谷子的边沿能够跟新换上的锅底严丝合缝。抛光完毕后，就是对接，新谷子底也是向外翻折的，对准以后，周圈再向上翻折1/4厘米，此时新旧对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大木锤子把整个翻折部分再向上翻折1/4厘米，到此算是完成了。三爹往往水都不用试，自信自己的细密捶打功夫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一会儿他手上的活儿就都完成了，这抬头看到坐在他前方的我们。父亲和我在一旁看得出神，似乎忘记我们的来意。其实，父亲只不过来打声招呼，让三爹帮忙打造一个收圈口的快口铁皮，并不急着用。没想到三爹说，他马上就能做好。在一旁的我都不知道父亲要打造什么，只是随口问了问，三爹说：“就是一个戳钱的瓢子。”当时我没听懂，可是父亲在一旁呵呵的大笑。这是我平生听过三爹说出的第一句玩笑话。后来，我明白，父亲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工具编筐子赚钱可以养活我们，这难道不是一个戳钱的瓢子么！现在想想三爹的风趣掩藏在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之下。当晚，三爹连续做了三个“戳钱的瓢子”:从一块废弃的厚铁皮上剪下三块3~4厘米宽，6~7厘米长的铁皮。然后用钢剪剪成一个一头尖型，另一头用老虎钳子向上翻折形成一个手掌好握着的光滑弧形手柄，然后再用锉子抛光尖型一端的快口，“戳钱的瓢子”这样就成了，前后没需要几分钟。三爹整理收拾好两个帆布包包，好像一切轻而易举。天不早了，我们也想告退，三爹怕我们看不清路，要把我们引到大路上。出门前三婆给三爹披上一件外套。到了大路口，这次是父亲照例发一根烟给三爹，父亲弯曲着身子，手捧星星之火，相互点燃烟头就道别了。不需要一句话，仿佛所有的交情都在一根烟里面了。

　　当晚我们静悄悄的朝回家的田间小路走去，发现整个村庄都在沉睡的梦中。

　　4

　　初中时，有一个要好的同学，他家住在陈家台，离肖铜匠湾七八公里。上学那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聊起一个人。他说，那人姓肖，问我和那个人可不可能就是本家或者就是一个村子的。我说，你说说看，他都长什么样？他说是一个瘦长的老者，挑着一对帆布包，五十来岁，家里有一个孙子在武汉大学读书。当即，我就猜到是三爹，这没错。看来三爹也有常人的自豪，孙子是镇上的状元，这一点倒在他心里成了“炫耀的资本”，但是在我们这些熟悉的人面前，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他通常闭口不谈。

　　在我看来，三爹不懂得享受生活。村头村尾见到他时，他往往穿着个打补丁的布拖鞋，灰土土的上下着装。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他夏天也是穿着个布拖鞋，摇着个棕榈扇子，从村头走到村尾，看到人多的地方，他就停下来。当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某个问题，他通常坐在旁边听，不到万不得已，才冷不丁冒出一句评论性的话语，往往这么一句话都会引来大家的侧目。

　　夏天，大家聚集在智慧老人家的道场上，你一句我一句正在讨论水渠灌溉问题。

　　“村里早就应该把水渠修好的，大热天里，稻谷都快卷叶子了。”其中有一个人说道。

　　“有人都向上面反映了无数次，不起作用啊！”人群中另一个人回应。

　　“如果在座的大家明天不出去赚钱，空出一天，一起去疏通水渠，清除水渠垃圾，搭建起过桥，后天水就可以到我们自家的水田里。又有谁愿意呢？”三爹反问道。

　　三爹话音刚落，大家纷纷侧目，原来是集体的老队长来了。三爹说话在大家心目中是有分量的。

　　水渠不是问题，人心不齐才是问题。小问题都变成了坐等要。然而，在三爹的激将下，这事情也就成了。全村32户人家，每家分派一个男劳力，每两个人负责一段距离的清淤和清理垃圾的工作，也包括修补渠道，砍伐沟渠边的灌木丛，拓宽部分渠道。整个工程其实就花费了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其实，大家后来才得知三爹独自承担了最后一里联通水稻田的那一段沟渠。由于砖厂取土把原本有的沟渠推平了，所以三爹必须要在无比坚硬的黄土地上挖一个长宽深各一米左右的水渠，让这最后一段水渠直接通到最近的一个稻田里。由于村里的稻田一户挨着一户，并形成阶梯状分布，这最后一段毫无疑问成了问题的关键。

　　三爹年轻时在砖厂打过工，由于当时的农村并没有多少人起砖房，砖需求并不大，所以砖厂取土的方式还是那四件工具：有墙板的拖拉板车，双尖琅琊，一把大铁锹，一把笨重的操杠。工人们先在三四米高的土崖下面用双尖琅琊凿一个深深的凹槽，大约见方一米左右，刚好能够将两米来长的板车放进去一半，然后人站在土崖的上方选取三个点从上往下用笨重的铁杠撬起半米见方的土块，土块撬动以后，就刚好落到板车前半部分，不大不小，稳稳的装载好。然后将板车从下方的深槽里拖出一米的距离，用同样的方式最终装满整个板车。如果有落到地上的土块挡住了去路，就用铁锹铲起来。工人的工资就按照土方数算，一拖车两个半土方。这样的工作三爹坚持了三年，这已经都是他过去的工作经历了。

　　然而，今天面临的平地挖沟渠比“挖窑土”还要艰难，三爹自有他的办法。炎炎夏日，路边的苜蓿也都经受不住太阳的热浪，卷曲着叶子沉睡了。三爹脱下上衣，光着臂膀，提着水桶，从附近的水塘里打来水，然后浇灌在他需要“穿肠破肚”的地方。浸润片刻后，他就挥舞着手中的双尖琅琊，终于撬开了坚实的大地。挥舞一阵琅琊后，就用大铁锹把松动的土块铲到沟渠的两边。他用同样的方式一个人整整挖了一里左右的沟渠。每当村里人从这一段沟渠经过时，都不忘了要膜拜一下三爹的“丰功伟绩”。那天，他一直挖到黄昏，大家上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下午可能都去打麻将。三爹的说话的分量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他是一个老黄牛一样的人物，集体面前很少计较得失。

　　第二天，水就到了田间地头。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大家自私的念头又涌现出来了。水是从相隔十多公里的地方输送过来的，而且是通过两个水站一级一级抽上来的，一级水站开动后将水输送到沟渠里，通过地势的高低，转到相隔五六公里的二级水站，然后开动二级水站把水从低洼的水道输送到我们村庄的沟渠里，同样利用地势，水就通过前天疏通的沟渠流到各家的田里。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问题出现。水站开动后后，大家关注的是自家田里能否抽到水，可是却没有人去维护沿途出现的状况，由于这里落后的现状，水渠一直都是泥巴夯就的，长期没使用的沟渠裂缝了，漏水了，久而久之就决口了，水都溜走了。所以沿途的其他村庄没有付费却能受益。另一方面，水到了自家田里，可是大家并不遵守约定将自家水田的闸口做成“平口”，往往他们自私的将自家的田做成“满口”，这样一来可能导致抽了一天水的人，如果他家的田在“梯子”的最下面或者是靠近湖心，那么这家人往往就会徒劳一天。水站到点关停以后，稻田位于“梯子”底端的人家经常滴水未进。所以，这个村里的人为了抽水的事往往闹得不开心，不欢而散。如果下次有人提出集体灌溉，可能这个问题都会成为禁忌话题，提出这个话题的人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

　　其实，再困难的问题在农村就是人心问题。人心齐，泰山移。私心泛滥就是农村问题的根源，私心泛滥源于时间等于金钱这个等式的成立。回归集体的生活，找到利益的平衡点，似乎不可能。人人都认为自己拥有权威，而权威建立在公信力上。这种的公信力的丧失在于具有公信力的人正在丧失。

　　三伏天气，刮着干热风，青涩含苞的稻田等待着扬花进米，正是稻田需要水的时候。农村人说，这个时候的一滴水就是一粒稻谷。可是老天爷却是“欲哭无泪”，眼看着各家的稻田里的稻叶已经卷曲，稻田都干涸的裂缝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就只能本年度绝收了。

　　这时候三爹号召大家，为了自家的利益团结起来。三爹的公信力在那里，所以大家还是买账的。本次抽水，他做了如下安排：村里每户人家派出一个代表，安排一部分人从一级水站到最后一段水渠沿途坚守在每个易于决口的地方，随时补救。各家田里闸口的高低，由他本人一碗水端平，这样就不会造成有的人家水都快漫过秧苗，有的人家滴水不进。这样让大家把更多把注意力放在沿途水渠的维护上，这样就能确保整个抽水过程的平稳推进。抽完水后，由三爹根据各家的田亩数收取相应的费用，这样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本次成功在于大家找到了一个可以托付和信赖的人，这样，全村的心团结在了一起，免除了争吵，提高了灌溉的效率，也为大家节约了费用。三爹也不贪功劳，也不作批评的话语，只是一如既往的在村里拖着他打补丁的拖鞋到处走动。似乎他感受到了内心的一种孤寂，心中常常有种烂泥扶不上墙的感受。他无比怀念祖辈做大事的那种干脆，对村庄现如今做事的这种散漫和涣散显得无能为力。

　　他明白，事情是做成了，可是有某种东西在慢慢消失，但一时间他又说不上来。灌溉这件小事可能就是他开始感受到失落的起点。因为在他心里，他认识到了一个事实：他这一代人消亡后，村庄会流于琐碎，无趣和自安。

　　5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我们已经放学很久了。小伙伴在学校操场的空地上打弹珠玩了好久，直到肚子饿了才想着要回家。刚出校门，就看到三婆在学校院墙旁，盼望着三爹回来的路径。平时也没见三婆出来找三爹，可能是三婆的晚饭早做好了，等三爹回来吃完饭。可是望过新苗刚出的油菜田，视线再投向更远的黄龙湖，最后看到天的尽头，天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高官山，高官山只留下一条模糊的轮廓。三婆的视线遥望的并非太远，三爹出行距离比你想象的更远，三爹的确有时候要步行去到那些山中间的村落。

　　三爹的步伐从来都是矫健的，没有快过有没有慢过，也不走走停停，只是很专注地向前走着，直到有人叫住他，那么意外的生意就有了。虽然这样的生意的确有点像是农民种稻谷，靠天收，但是广种薄收这是常有的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行的距离与生意的好坏成正比，这的确也是个小概率事件。

　　即使是这样的买卖，三爹内心也存着一份希望，不对，应该是一份信念。仅仅只有希望还不足以支撑一个人跋山涉水，而信念却是持久的。很难想象，三爹有一天一笔生意都没有，第二天还照样出门。手艺人挂在嘴边的就是生意是坚守出来的。就像是这段时间天气没怎么下雨，但是出远门带一把伞是必要的，万一下雨了呢? 做生意也是如此。

　　三爹每天出门有三种选择。第一条路线是穿过黄龙湖区，从湖的右侧到达高官山或者走大路从湖区的左侧进入山区，另一条是走马口，沿襄河的路线，还有一条走城关去背叛之城，沿襄河路线。当然，铜匠人远不止这几条路线，只不过，他们这些人各自有不同的路线，为的是相互不冲突，各经营各的地盘。他们从来都是严格遵守的，大家心里也各自明白自己的本分。

　　当然今天三爹走的是城关路线，可能提前没有告诉是三婆，三婆压根儿就等错了地方。如果是城关路线，三爹回来经过的地方因该是进村的大路口，而不是学校所在的侧路口。

　　三爹清早一起床，洗漱完毕。他就准备了一壶水，然后去村里一户人家剁二块炕馍，炕馍五毛钱一块，炕馍刚出锅十分焦脆，但是三爹通常出门前享受一块，然后等到中午再吃第二块，可是到了中午的炕馍就像牛皮一样，得使劲的咀嚼，喝着水才得以下咽，晚上回来才正儿八经吃一顿饭，这算是三爹一天的饮食了。

　　寒冬季节，不高的油菜苗都上了霜，枯枝调零的棉花枝丫湿漉漉的立在田野里。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走在路上，口里哈着白气。脚步迈在上了冰霜的泥巴地上，脆嘣作响。三爹这个时候往往会带着个雷锋帽，穿着厚实的大衣，搓搓手就上路了。伴随着几声犬吠，离开了村口正门的大路，然后穿过大路两边整齐的房屋，就来了岛国所在的乡镇府大楼。此时三爹又有两条路线可以到达背叛之城：一条是绕道乡镇府大楼的后面乘坐轮渡，耗时二十多分钟，三元钱，全程大约十五公里，轮渡上面还有座位，是那种两层楼的大轮渡。轮渡停靠在靠近乡镇府后面的襄河边上。小时候，我们经常去轮渡停靠的码头上钓鱼。父母也常常乘坐轮渡去背叛之城卖筐子，丢下我们和一只狼狗看家，我时常很倔强地要跟到码头边，看着轮船远去，然后大哭一场，哭完以后照旧领着大狼狗回家，现在狼狗也没有了，轮渡不知道怎么就停运了。

　　三爹一向都是一个节约的人。他早早出门就是为了沿着轮船行径的河堤走到城关去，这样就可以一去一来节约五元钱，因为到了城关的对面，还得乘坐一个小轮渡过去，这样一去一来也要一元钱。毕竟，这样是省钱了。

　　大多时候，如果轮船和三爹同时从乡镇府出发，他们极有可能是差不多同时到达。三爹走在河提上，看到河面上空缥缈的烟雾以及河提两岸光秃秃的柳树，听见迎面自行车驶来时发出的铃铛声，感到一切都不再早了。太阳正从河对岸的一排房屋后面升起，鹅黄的太阳发出柔和的光芒，河水上空的雾水正逐渐消散。三爹不时踢到凹凸不平的河提上的毛砸石头，差点儿绊倒。偶尔遇到熟人，不时道一声早上好。迎面有时候也会驶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在这样路面行驶，看起来非常玄乎 ，因为司机必须要很大劲才能操纵这个不断左右摇摆的把手。由于道路并不宽敞，一个手扶拖拉机行驶在上面，往往就已经占据了整个路面的大部分宽度。遇到这样的境况，三爹往往让路到河堤的最右边，双脚没着路边满是雾水的茅草里，帆布的鞋头因此沾满了泥土。

　　当太阳完全露出河提对岸的一排房屋的屋顶时，三爹就达到了城关的正对面。我们居住的这边是一个半岛，像一个章鱼的脑袋延伸到襄河的中央，小轮渡的渡口正好位于河流的巨大拐弯处。三爹站在河堤这边，不远处就能望到城关的最高建筑，白云大酒店，这栋楼有十八层，建筑物通身贴着细密的白瓷砖墙，远远看去像飞入云端的仙鹤。坐轮渡过去，来到这个地标性建筑物的楼下就到了背叛之城最繁华的地方了，三爹正是要去那里摆摊，说是摆摊，其实根本就没有摊位，而是在大酒店所在地方的一个人行天桥的楼梯底下，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一大早就开始把自己的家业摆放在那里，等待买家前来询问。他们这个群体各行各业都有，水泥石灰工人占主要，然后就是修补沙发，缝纫工，房屋漏水修补，最不起眼可能就是铜匠了。因为铜匠工把两个帆布包往那里一搁，别人基本看不出你是做什么的。

　　三爹今天坐上了一摇一晃的木船轮渡，老船工照例递一根烟给他，招呼一声，“你老，坐好了！”竹竿在河岸沙滩上一点，船就离开了岸边。然后船工双手持船桨，晃荡两下就过去了。当然，船到河心，不免还是会产生惶恐的，毕竟河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窄。过了河，爬过陡峭的河坡子，就来到了对面的河堤。小城市的人起来的可早，开门三件事：过个早，买个菜，彼此打声招呼，今天早上就算是过去了。

　　三爹下了河堤，他也不走正街东门口，而是穿过一个拥挤不堪的居民区，然后七弯八拐的走过一个服装市场，再爬上一个摆满菜摊的坡子，就轻而易举的来到了他经常摆摊的天桥底下。一起在那儿摆摊的人，看他走过来，不忘了调侃一句，“肖师傅，今天来的似乎晚了一些啊!”三爹不忘了答话，“年纪来了，似乎走路慢了一些。”

　　其实，那个时候的三爹并不显得老了，到来的时间也并不晚，这只是他们经常答话的方式。上午一群摆摊的人都站在那里，身前放着自己的工具箱，工具包，但没一个人会出示一个招牌来说明自己是干哪一行的，因为这个城里的人都知道，需要时会去哪里找到他们。三爹整理了一下自己头上的雷锋帽，天气视乎开始有些暖和了，寒风已经吹干了他刚来那会儿的汗水。看着往来的人群，没有一个上前来询问的。但是三爹始终一如既往的站在那儿。他从怀里拽出一包烟，抽出几根递给旁边的熟人，然后自己点起一根，在那里吧嗒起来。他悠闲的姿态视乎对生意的有无并不太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看来，做生意就是愿者上钩。有需求自然会有买卖。

　　来来去去的人群从他眼前经过，可是却没有一个人驻足询问。差不多快到菜市场散集的时候，突然有个黑布呢子的中年人从三爹身后绕道到他的跟前，双手托着一个肥皂盒，然后从里面拿出一把滴蜡而成的钥匙，他询问三爹是否能按照滴蜡而成的钥匙配一把一模一样的金属钥匙。当然，这个活儿其实很简单。但是，三爹当时有些迟疑，他详细询问了这个滴蜡钥匙的来头，只见那人的确有些支支吾吾答不上话来。

　　那人有些生气了，说反正是正当途径的钥匙，还说，他给钱，三爹只需要干活就行，别问太多，出了事跟三爹没关系。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三爹似乎开始打消了顾虑。他拿出一把崭新未开齿的铜钥匙，来人要配的是螺纹钥匙，因此新钥匙的四个棱都需要切割打磨，所有工序纯手工的。三爹的眼力好，手艺过硬，只需要看着那个蜡滴的钥匙，就能很快还原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往往在完工以后，都不需要比对，因为三爹自信自己手上的活儿。只见客户接过钥匙，比对过后，然后欣喜的掏出了二十元人民币。这人出手大方，走时还不忘了提醒三爹，一定要替他保密。

　　三爹听到这番话后，开始有些忐忑了。不过，他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揣着钱继续等待他的下一桩生意。

　　中午押着水吃过带来的炕馍，然后他带着雷锋帽，遮着双眼，靠着楼梯底下的一角就睡着了。每次走城关，中午的休息是必须的，因为下午守摊需要更多的体力。虽然过往的人群比较多，但是这并不能打扰他在墙角短暂的午休，他也并不担心东西被别人拿走了，因为身边有认识的人，帮他看管。街道上时不时发出汽笛声，偶尔也会有一辆拖煤炭进城的马车，那只马瘦弱的像只驴子。街道对面总有一个坐街乞讨的盲人，时不时嘀咕着让路人给点钱。这些声音都会迷迷糊糊地传到三爹的耳朵里，他不必要睁开眼，就能感受这些熟悉的声响。

　　从街道一头刮过来的北风，正好被楼梯角给挡住了。那天中午时分，他感到异常的劳累，所以并没有按照往常一样的时间醒来。可能是他正进入了梦香，对于走街串巷的人，随遇而安这是一种生存的能力，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不是君子所求，而是生存所需。

　　正当睡得很熟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两个人正在拨弄着他的两只胳膊。睁开双眼，他看到的是两个警察，但是双手却怎么也摆弄不开。睁眼一看，原来是自己被手铐铐了起来。没来得及问缘由，两个警察就强行把他拽到了警车上。其中一个警察拽着他的两个帆布包往车上一扔，然后警车拉着警报声就开到城关一座大桥桥底的看守所了，就是后来的背叛之城“一看”。

　　警察随即进行了案情笔录，三爹被关在一个铁栅栏的监狱里。在他对面的坐着的两个警察询问他作案的经过。三爹这才明白，是什么误会使得他被关了进来。警察告诉他，他被指控协助入室盗窃，属于共犯。主犯已经落网，但是主犯声称这一行为是三爹指使。主犯的话并不能让警察相信，警察也认为这只是主犯想推卸责任。但是案情比这想象的要复杂，因为当事人，也就是受害方的家属也指出三爹就是共谋，并且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合谋的入室盗窃。小偷所偷窃的钱多达五万元，其他贵重物品也多达二万。但是这些钱在抓到小偷时，也不知道去向。小偷说自己已经悄悄将钱转移给三爹的团伙了。

　　三爹现在是有口难辨，但是他坚决否认自己完全不知情，他当然并没否认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间接协助了那个小偷。小偷给他全部的报酬就是那二十元钱。所以警察问他是否曾经进入过一户姓许的人家，地址在城关东路景山小区105号，三爹并没有否能，说他的确是去过。在一旁的受害者也证实三爹三天前的确是去过他们家。受害着当然也不得不承认，三爹去他们家只是帮助更换大门的锁芯，并且将全套的钥匙都交给了户主。

　　而如今受害者家中被盗，而且小偷也明确告诉受害着，是三爹给他配的钥匙，所以三爹真的要成为冤大头了。警察将小偷和三爹分开审查，并不让他们见面。三爹当天被收监，警方要求三爹必须退还所有的脏款和物品，否则要强制执行。但是三爹坚持说自己没有拿，并且也没有参与作案，根本和小偷不是一伙。可是，三爹无论怎么辩护，警察也不相信。

　　所以当天三婆站在学校院墙外的那个入村口很晚也不见三爹的踪影。最后警察按照三爹的证件把三爹入狱的事情通知给了大队部，大队部告诉了三婆，后来全村人都知道。全村人根本不相信三爹会做出这样的事。可是，怎么把三爹救出来呢？

　　大家展开了讨论，筹钱赎人的占多数，少部分人反对，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在砸我们铜匠湾的招牌。之所以大家想筹钱赎人，是因为这样的事在铜匠湾时有发生，都是通过筹钱赎人。但是像类似今天这么严重的指控还是头一次。

　　以前有人家被盗，而且锁头都没坏，家里就被洗劫一空了，那么他们铁定这起盗窃一定与上门服务的铜匠有关。这种事多发生在人口集中的背叛之城，乡下倒还好。我就曾经跟一个第六代铜匠人叔叔去一户人家开锁，这户人家出门忘了带钥匙。我这个叔叔赶过去，只用了一个油腻腻的塑料薄膜套在一把跟主人家差不多的梅花钥匙上就能在数秒内打开房门，当时我就大开眼界了。但是亲爱的读者不要害怕，如果出门前你备了小轩，要打开是很复杂的，只有专门的铜匠艺人才可以打开，但是这种情况下，往往也要损失你的那把锁，才能把门打开。如果是原来农村的那种挂锁，铜匠艺人只需要几分钟，用一根尖而细的钢丝就能取出锁芯里面铜质的小弹珠，锁自然而然的就开了。但是请你不要害怕铜匠艺人，我曾经就听过三爹说过，做他们这一行的，锁分两类：小人之锁和君子之锁。锁在他们心里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好像你们家如果上锁了，就是在告诉别人，此地不受打扰，这就是君子之锁。如果安装锁的目的是为了防盗那可就是大错特错，看来铜匠艺人似乎在渴求一种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的到来。在他们看来，人心之锁才是安全所在。

　　这个行业需要严格的自律，我敢说我们这个村做到了，铜匠湾的名誉是大家共同维护的结果。但是这个行业的辛酸如果你想把它都一一记录下来，恐怕写下来的文字会使得电脑的容量不够用。

　　三爹在监狱里一蹲就是三天，可是村里想不到法子，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哪里来那么多钱。三婆并没有哭喊冤屈，而是去找受害者去了。三婆很冷静，她反复让受害着回想一下，是什么情况下使得他们家大门的钥匙被小偷调包了。可是受害着却一意孤行的认为三爹就是主谋，除此之外，受害着想不出更能宽慰他们自己的方案。

　　后来，警察在监狱里对三爹动用了电棍。同样对小偷动用了电棍。三爹高个头，瘦瘦的个子，可是电棍并没有使他让步。反而是那个小偷，在电棍之下交代了一切。于是三爹在第四天就被放了。背部充满多道伤痕的三爹在第四天黄昏的时候挑着他的帆布包包出现在了进村的大路口。

　　至于警方欠三爹的道歉，警方全然没有提及，直到三爹盖着党旗因肺癌而死去的那一天也没有给一个答复。三爹就是三爹，全然没有在乎别人的道歉，还是一如既往他的铜匠生涯。

　　6

　　晚年三爹肺部的疾病总是折磨着他，大家劝他不要抽烟，可是他说，不抽烟的日子还不如死了算了。三爹对烟的喜爱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他五十岁左右留下来的肺部疾病，也没有人对我提起是怎么回事，三婆说三爹有了肺部疾病才开始抽烟的，所以这前后的因果关系，对于晚辈的我还真是一个谜。

　　还有一件谜团是三爹过世的时候，盖着一面大队拿来的党旗，这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搞懂。

　　以上这两个谜团，也一直困惑着我。没有人提及，我也没问。

　　2009年那个暑假，此时三爹已经过世四周年，上大学第一年的我回到家里，刚好碰到隔壁村的一个老头出殡。我们那儿的乡俗是，送行的队伍往谁家门前经过，谁家就需要放一个鞭炮。看着每家每户的人都在等着送行队伍从自己门前的街道经过，然后就放鞭炮，这表示对死者的尊敬，在我们那儿死者为大。可是当送行的队伍从我们家门前的街道经过时，父亲并没有准备鞭炮，不是父亲没有准备，是压根就不想准备，也不愿意准备。而且送行的队伍经过时，他还向地上淬了一口痰，以表示对死者的极端厌恶，嘴里还不停的说着，“这老头该死！”

　　我观察到父亲的这种言行，感到十分的诧异。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性格温和，与人为善的人，而今天的举动却让我感到甚至有些不耻。

　　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的心情似乎还没有平复。“这老家伙，背地里不知道做了多少坏心，心太黑了。”父亲还责骂。我看到在一旁的母亲对父亲的话并没有做出反驳，看来他们对这个死去的老头看法是一致的。

　　父亲在饭桌上提起了过去的许多往事，这才还原这个故事的真相，解答了所有关于三爹的谜团。

　　父亲说三爹是一个老兵，是被抓壮丁抓去的。当然父亲也是听爷爷说到的。三爹有四兄弟，抓壮丁得四抽二，我爷爷是老大。老大自愿去，因为家里实在是穷，当兵可能还能混到饭吃，至于当兵还可能送死，老大全然没有没想明白。老二怕死，死活不去，哭爹喊娘的，最后还是放过了他。三爹不得不去，因为老四还不够当兵的年龄。

　　所以老大和老三就送去当担架兵去了。至于到哪儿去当兵，具体就不知道了。大队只是来信说，“他们在东北”，“老大战死了”，“老三在南京”，“老三在海南”，“老三没消息了”。三爹当时离开故乡时，已经都结婚了，刚刚新婚不久，就遇到抓壮丁。

　　可怜三爹新婚离开婚房的妻子，挥泪离开故乡，为一个不知名的目的卖命。三爹没什么文化，在担架兵里当过班长，还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三爹死前，在他的遗物存放的木箱子里，我还看到部队颁发给他的奖状，是政府签发，并转交大队，后传递到三爹父亲的手上，也就是我的曾祖父。这两个奖状的签发单位不一样，一个是由国民政府签发，一个由解放军某政治部。其中的经过是三爹先是被抓壮丁抓走，一路跟国民党北上，主要任务是打击共产堂军队，后来日本人来了，就开始逼蒋抗日。母亲也经常说，如果不是三爹机灵，早就没有小命了，也就是三爹当时也参与了真枪实战。抗日战争结束后，本来可以回家，但是内战使得三爹在东北与共产党展开内战，可是打不赢共产党，所以三爹只好跟随国民党大军投诚共产党。投诚了共产党后，大军开始南下，要赶走所有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也只好一路南下，渡过长江以后，最后一个任务是解放海南岛，没想到大军开进海南岛时，海南岛实现了和平解放，所以三爹就回家了。回家后，解放军委托队里发给三爹退役证，根据退役证，按月可以领取退役金，就这样一个普通士兵十年的军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二十五岁去，三十五岁回。回来后看见田地荒芜，新婚妻子早就离开，物是人非，怎能不会感到惆怅呢？而且唯一的退役证也一直没发下来。几年后，三爹再次成家立业，也就是娶了我现在的三婆，三婆向上面反映情况，上面说已经发到大队队长手上，让其转交的，当三婆当面质问这个队长时，队长怯懦地否认了，再三上门，还是同一个态度。这个队长就是今天过世的那个老头，所以父亲的举动显得有些合乎人之常情。

　　三爹回到铜匠湾以后，并没有从事自己从他父亲手里学徒来的老本行——铜匠活。而是在接下来一次红旗大队选举中，由于他的军旅背景，他在很高的呼声中当上了大队长。当时还没有分单杠，实行集体劳动，集体平均按照人口分配劳动所得，感觉一年到头总是在忙，但总是一家人吃不饱饭。为了让大队村民吃饱饭，所以急需要开垦荒地，实行开源节流的措施。但是附近并没有荒地开垦，所以三爹组织青壮年劳动力走水路去距离家十多公里之遥的刁汊湖开垦湖区的沼泽地。

　　所以大队迅速购买了一个大木船，主要负责输送人员和物质供应劳动力能够在湖区持续开垦，播种，施肥，除草，灌溉，收割。湖区是一片荒地，当时是一片野生湖泊。当三爹一行人首次到达湖区是，那儿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芦苇丛，时不时野鸭乱闯，虫蛇出没，晚间更是蚊子，飞蛾，蝙蝠直接向人猛冲。大家晚上躲在油布搭建的帐篷里感到酷热难耐，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没在水里探出头，或者把身上抹上湖底淤泥。

　　大家从五月份开始进入湖区劳作，九月中旬左右就能够粮满仓。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整个大队的温饱问题总算是解决了。后来三爹又突发奇想地在湖区种植了菱角，莲藕，莲蓬，也喂上了家鱼。红旗大队的大旗高高在湖区飘扬，大家的生活开始富足了。

　　可是正当一切都心满意足的时候，三爹的运粮船在经过襄河与湖区水道交汇的闸口处出现了意外，意外的发生是在一个秋收的季节，当三爹的运粮船从湖区的水道出来时，必须要经过一个闸门，闸门的存在是因为湖区的水位与襄河的水位存在几米高的落差，所以需要通过水闸来调节。当三爹的船经过闸口时，开闸门的人员把闸门向上拉起来，等船只通过时，再把闸门放下。可是由于开闸人员的匆忙行事，当三爹的船身只通过三分之二左右时，开闸人员已经放下闸门，闸门瞬间把船闸翻，导致船毁，粮沉，人失。

　　沉船事故发生在中午时分，村里人得知这个消息已经是下午二三点左右，大家纷纷顺水去打捞三爹的尸体，因为黄昏时分都没发现三爹的踪迹，人群渐渐失去信心。在襄河发生溺水事故，尸体一般会在汉江的入河口拦尸网处被捞到，也就是在汉江与长江干流交汇处，地点在热干面城。当然，当时也派人去了，被派去的人骑自行车去了，但是天黑还没有回来。

　　就在大家快要放弃找寻的时候，就在离事故发生地下游不远的蚌闸被一个村民发现了。昏迷的三爹被河边的青石挂住了衣服，在浅滩搁浅了。但是肺部积水已久，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肺部疾病，这就是三爹长久以来咳嗽的来由。

　　还好，人没有死。可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村里人都会听到一阵阵怪异的咳嗽声。但是，队长一职永远是他，他一如既往的为大队出点子，谋出入。

　　三爹在村子的威信一天天就这样被建立起来，大家开始叫他老队长。后来，分单杠后，大家开始称呼为老村长。由于他的觉悟，他很快成为党员。在我印象中，我们小学附近有一个电影院，那也是开乡党代会的地方，他每次都被邀请出席参加，小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很风光呢！三爹即便是党员了，还是一如既往既往做自己的铜匠活。分单杠以后，各家田地自己管理，生产效率提高了，集体性事务反而少了，村长在现如今仿佛成了象征性的存在。作为一个曾经有着领头羊作用的领袖，现如今感受到了一种落寞感。抽烟的习惯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形成的。

　　作为铜匠的老村长成为第五代和第六代人的集体记忆，作为第七代人的我只能通过文字和想象来填补一段筚路蓝缕的岁月。

　　2017年7月初——9月12日

　　嘉陵江畔寄居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