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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代精神状况的剖示

2017年09月13日07:18 来源:文艺报 张慎

吕 新

立意于以小说的方式省思当代历史,是吕新创作的重要面向之一。而长篇小说《下弦月》,显然是吕新这一思考的延续和推进。贫困、暴力与残忍,揭发、告密与监视,寻找、逃亡与困惑,生命的卑微、屈辱与人性的扭曲,这就是吕新所剖示的“苦难的人间”。当然,这里也不乏善意的帮助、相濡以沫的恩情与人性善的闪光,从而为这灰暗的世界带来了月光般的亮色。

在文学史叙述及许多读者的印象中,吕新一直被定位为“先锋作家”。这一定位,也与吕新在1990年代先锋作家纷纷转型之后,依然坚守小说形式的先锋试验有关。也正因此,吕新的创作似乎对先锋文学而言具有了某种坚守的意义。然而,“先锋作家”的文学史标签很容易遮蔽吕新创作的复杂性。提及吕新,即使是诸多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也常常片面地将他认定为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西方作家影响之下,进行小说形式主义试验的作家。事实上,且不说新世纪以来,吕新认识到“年轻的时候认为怎么写很重要,现在却明白写什么更重要”,日渐加强了小说创作的现实性和思想性。即使是新世纪之前的创作,也在艺术方式和主题内容上存在着写实与写意、想象与虚构、乡土写真与历史反思等诸多面向。《白杨木的春天》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吕新对1950至1970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表现”、对知识分子“个人灵魂的深度透视”的“这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和重视。事实上,相关历史境遇、记忆和碎片早在《天上有个月亮》(1987)《哭泣的窗户》(1989)《社员都是向阳花》(1989)《五月的最后一天》(1990)《高山的语言》(1991)等作品中便已得到呈现。新世纪以来,他又创作了《多么熟悉的声音》(2000)《我理解的青苔》(2003)《黄花》(2005)《灰蓝街》(2012)《掩面》(2013)等小说,集中对1950至1970年代历史进行了思考。从创作历程中的这一题材序列可以看出,立意于以小说的方式省思当代历史,是吕新创作的重要面向之一。而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下弦月》,显然是吕新这一思考的延续和推进。

阅读《下弦月》,首先让人强烈感受到的是吕新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叙述方式。场面转换的突兀、叙述的琐细、节奏的沉滞是《下弦月》给读者带来的初步印象。事实上,吕新的小说大都拒绝给读者提供“好读”的故事。阅读他的小说,读者需要积极参与到叙述中来,富有耐心地将叙述中所提供的事件碎片重新拼合出正常的时空关系。只有这样,读者才会发现,《下弦月》场面转换的突兀与吕新采用不同人物视角叙述的方式有关:整部小说共计9章,每章都是3节,各章的3节都是依次分别围绕小山、徐怀玉、林烈的视角来叙述他们在1970年岁末的遭遇,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各节又常常以异体字排版的方式,插入1-2节与视角人物相关的过去时空的事件片段,是对小说主体内容的补充和丰富。此外,在第3、6、9章之后,又分别插入了以尖蚂蚁供销社副主任万年青的独白为主体的3章“供销社岁月”,以补充、丰富小说的历史叙述。读者只有明白了这种结构方式之后,才会发现,小说在场面的调度上有着非常缜密的设计和匠心。

而叙述的琐细、节奏的沉闷同样与吕新的艺术方式有关。吕新的大部分小说都有淡化情节的特点。同样,《下弦月》以长篇的篇幅叙述了1970年岁末腊月,以林烈逃亡、徐怀玉寻找丈夫林烈而不得为主体事件。此外,小说以人物视角来叙述,让人物的回忆、思绪、感觉、印象乃至潜意识的流动充斥在对人物对话与行动的叙述中,从而造成叙述时间的急剧膨胀,再加上故事时间本身的短暂,自然造成了节奏沉闷、叙述停滞的阅读效果。这种艺术方式,不仅让人物的回忆弥补了主体事件的单薄,更使得人物的精神世界、内心体验在小说叙述中获得了比具体历史事件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如果说吕新的《下弦月》在同类小说中具有一些独特性的话,那就是聚焦于剖析呈示特定时代中人们的精神状况。

首先是晋北山区的贫苦生活所带来的灰暗生存困境。物质的匮乏使得晋北山区形成了荒谬的“经验”,认定生育后的女人不能吃得太饱,10根挂面两滴香油即可:“‘有没有奶,不在于吃多少。’老太太很有经验地说道。”饥饿使得3岁的小石头在除夕夜吞下了三四十个饺子,昏厥了过去;营养不良迫使哲学系毕业的胡少海在接受改造时从收购上来的羊皮上偷刮油脂,“哲学上刮不下油来,真理有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不附着油脂,而人,是需要被一些最物质最具体的东西来滋养的。没有那些油腻腻的泛着浓厚的世俗气息的东西的输送和供给,人命,精神,抽象的世界,怕是也无法立足,难以存活。”由于难以维持基本生存,胡少海这样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放弃尊严、搁置“抽象的”精神追求。因而,曾经是写过诗、画过画的浪漫才子霍世荣,现在只关心一斤细粮能换几斤粗粮,“要是一斤能换三四斤,他准能高兴得死过去,甚至跪下给他们磕头都没问题”。

其次是残酷的极“左”政治导致的生命危机与人性扭曲。林烈性格刚烈,曾因在“大鸣大放”时畅所欲言提了一些意见而被下放改造,直到1962年才全家返回城里。而在小说所叙述的1970年岁末,林烈已奔波在再次劳改的逃亡路上了。林烈之所以选择逃亡,恰恰是因为残酷的阶级斗争、肉体折磨已导致生无可能:“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孙璞、白沙、廖士源、周赞、傅冬生、史莨玉、赵琳、马志明,先后都死了,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的。他的情况和他们差不多,不会比他们更好。”“不说别的,光是用烧红的火柱往身上扎,一扎一个既冒烟又冒油的黑窟窿,那就很少有人能受得了。”更重要的是,吕新详细地剖示了这些悲惨遭遇给林烈等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蜕变。为了减轻自己的苦难,许多人选择了告密。因同屋告发了薛运举的一句话,薛运举被调去挑大粪,最终失足坠入河里淹死;那个名叫陈元秀的炒面粉的人,自己正在接受批斗、帮助、教育,却试图通过告发逃亡中的林烈来“立功”。这些人,正如那些被抓到盒子中的尖蚂蚁一样,“数不清的尖蚂蚁正在里面翻滚,一个压一个,谁都不想让别人把自己压住,就拼命地挣扎,想让自己翻起来,再把别人压下去,残酷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此外,即使如林烈这样不愿放弃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也开始发生裂变:被抓捕、被揭发的威胁使他对人际关系充满了怀疑和警惕;接连的教训使他苛刻地约束自己,生命由此而变得卑微、苟且而屈从;不愿放弃的革命理想使他将自己想象成正在受难中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当下的苦难仿佛也因此而具有了某种崇高感;现实的遭际则又使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犹如被捕猎中的兔子,甚至卑贱屈辱到连臭虫、蟑螂都不如。

最后是权力政治导致的权力崇拜与献媚屈从。小说中三章“供销社岁月”中万年青的话语独白里,充满了对王主任、叶翠柏书记的政治献媚,充满了对权力等级中微妙潜规则的揣摩:“不论处在什么位置上,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你自己弄得和你的上级一样,无论是穿的衣服,还是用的东西,好像你就是他,好像你和他完全一样,平起平坐,没有大小”。武装部的小牛竟然割破自己手指,用血写决心书,以博得叶翠柏书记的垂青。有意思的是,叶翠柏也认识到小牛的行为并不是傻,而是“有勇气和心力同时存在”。但她说:“我们既需要有诸葛亮那样的人,但更离不开小牛那样的愣货……像诸葛亮那样的人不能多了,只能有几个,甚至一两个,而像小牛那样的愣货却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有多少都不多”。显然,她深谙愚民术在政治驭人术中的重要作用。正是以这种方式,极“左”政治召唤起大量“愣头青”,他们突然被委以重任,身价陡涨,做事从不考虑任何后果,“摧残一个人比摧残一只麻雀还要容易”。

贫困、暴力与残忍,揭发、告密与监视,寻找、逃亡与困惑,生命的卑微、屈辱与人性的扭曲,这就是吕新所剖示的“苦难的人间”。当然,从黄奇月对林烈、萧桂英对徐怀玉、徐怀玉对石觉的帮助来看,这里也不乏善意的帮助、相濡以沫的恩情与人性善的闪光,从而为这灰暗的世界带来了月光般的亮色——尽管这仅仅是“下弦月”,“是那种淘米水一样的月光”。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