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炜《独药师》、格非《望春风》、葛亮《北鸢》的历史叙事形态在近年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中具有典型性，都以各自的方式重新建构某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对长篇小说史诗性的超越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这三篇小说代表了未来长篇小说的趋势与走向，也意味着中国文学从世纪初多样的诗学探索中逐渐稳定下来，形成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诗学。沿着这个方向，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将更加锐利深切，对现实的指称强度将不断加强，通过历史重构现实将成为群体性的写作策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篇小说通过重新建构记忆而开辟新的当代视阈。张炜《独药师》、格非《望春风》、葛亮《北鸢》等都以各自的方式重新建构某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对长篇小说史诗性的超越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这些长篇小说聚焦于某个历史背景中的特定人物，从他们的视角而非宏大的主流视角出发，打量历史的变迁，也打量人性的各种状态。其中的人物形象，如《独药师》中的季昨非、《望春风》里的“我”，都是嵌入历史深处的潜望镜。这几部长篇小说都采用了历史见证者的叙事角度，以当代意识重构、重审各自所面对的历史形态。这两部长篇各自选取的历史形态也都较为独特：《独药师》聚焦辛亥革命中的胶东半岛，呈现徐竟（徐镜心）对于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望春风》以江南小村儒里赵村为缩影，重构了当代中国乡村的变迁史与消亡史。这些历史内容都是以往较少被书写的。

《望春风》将时间跨度设置在解放初至2007年，地点则是南方长江边的儒里赵村。小说以叙事者“我”为视角串联起儒里赵村的生活史、情感史与变迁史，以碎片化的回忆还原乡村生活的历史真实，以当代中国乡村无可逆转的衰败史作为主线，细致入微而深情款款地呈现了隐藏在个人生活史背后的历史逻辑。故乡，是所有这些情节发生的原始场所，在小说结尾，也变成了无法返回的记忆彼岸。萦绕在其中的“故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关键环节，连通着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核心主题。附着在“故乡”之上的怀旧气息——对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追挽、对乡村空间崩解的叹息、对苦难生活的难以忘怀等，是这部小说的叙事基调，也是其鲜明的艺术特征。可以说，这部长篇具有典型的“世纪初”特征，是站在世纪初对上世纪的深情回望，它对20世纪乡村及其历史进行建构所采用的立场、视角、方法、结构、语言等都是将近20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常见的。但是，格非凭借其卓越的艺术才能使得《望春风》流露出的怀旧氛围沉重感人，深刻而灵动。或者说，格非在一个常见的主题架构中呈现出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多样的艺术风采与独特的叙事形式，因此，小说的主题内涵也就更加深邃。

为这种艺术成就提供保证的是格非对自己以往叙事形式的全新超越。因此，时间的无情推移改变着人物命运的同时，也不断书写着强烈的怀旧氛围。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无情地带走了人们对生活的依附感和安全感，耗光了生命激情，也催生出了强烈的宿命感。这些叙事氛围都指向纷繁的历史和鲜明的现实。故乡，成为一个复杂的情感磁场，一个深刻的叙事符码。显然，这里的故乡既是写实的，也是象征性的，寄托着格非站立在当下对中国乡村历史的深沉追挽。在21世纪逐渐走向历史深处的时候，这部小说中流露出的舒缓而强烈的怀旧意识展现了格非对历史、对生命的全新理解，也展示了格非站在当下立场对20世纪乡村历史的重新建构。这种文化怀旧所具有的历史性诗意、现实性反思与精神性悲悯使得小说丰盈动人，在进行阔大深远的历史反思的同时具有柔美感性的诗学特质。将人物命运与历史进程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是长篇小说叙事是否成功的最核心的判断标准，在这个维度上，《望春风》超越了格非以往的长篇小说，尤其是“江南三部曲”。这部小说可以视作格非长篇叙事诗学开始转变的某种征兆。

《独药师》是张炜继《你在高原》之后的长篇力作。小说以胶东半岛养生世家季家的传人季昨非为线索，将其个人命运与1905年至1912年间胶东半岛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相融合，将大时代中独特的人物命运以及由其折射出来的革命全貌刻画得淋漓尽致。与以往的小说相似，张炜仍然延续了将人物形象深深植根于文化土壤的做法，但是《独药师》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更深。张炜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和丰富多样的手法写出了这部充满魅力的长篇小说。陈晓明认为“这部作品是在和世界很多优秀的作品对话，起点非常高”；施战军从小说中看到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人文思想；李敬泽则坦言，张炜通过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生命的根底”。

葛亮的《北鸢》是其“中国三部曲”的第二部，大量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笔法来重构民国历史，尤其明显的是对《红楼梦》的借鉴。有评论家将其中所流露的传统美学精神概括为“叙事传统”、“抒情传统”与“精神传统”三个层面。《北鸢》对民国历史进行重构所采用的方式与所形成的叙事效果都是令人瞩目的。因此，《北鸢》对于作家本人的创作历程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历史的新的言说方式本身所具有的诗学意义与小说所聚焦的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诗性价值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北鸢》呈现出近年来历史书写中极其少见的文人气息和温柔气质。这种气质与大量采用古典小说的技法密不可分。或者说，葛亮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古典主义历史诗学。其核心就是通过历史走进当下，建构新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性。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在历史书写中进行了多样的叙事创新与观念调整，对历史的介入深度有所增强。尤其注重当下性与现实意义，是上述长篇小说的共同特征。总体来看，这些历史叙事在诗学形态上的探索主要沿着以下三个维度进行。

首先，多层次的叙事结构。《独药师》的叙事结构以季昨非为核心，分为三个层次：最内层是季昨非的生活史、情感史与心灵史，融合了季昨非对养生术的传承与突破、对情欲的疏离与沉迷、对革命的迷惑与接受，三个方面分别以邱琪芝、文贝等女性人物以及徐竟为对接点，核心命题是现代人如何安放自我的身体与精神；中间层是家族史，主要通过季昨非对独药师身份的困惑与领悟、对父亲与祖辈文化使命的反思与承担、对家族产业的守护与处置来体现身处乱世的季昨非所承担的家族使命，核心命题是现代人如何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最外层则通过季昨非这样一个辛亥革命的既边缘、又起到重要作用的同路人展现胶东半岛纷纭复杂的革命过程，同时展示在这个过程中季昨非对革命的人道同情与心理抗拒，这种悖反性的叙事角度赋予整部小说以浓厚的复调色彩，从胶东一隅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另一种历史真实，作家在这个层面处理的核心命题是现代人如何确认自己的历史使命。自我、现实、历史，张炜三管齐下地深入到人性的最深处，那些最幽微、最痛彻、最沉重的生命体验纤毫毕现，发散出激动人心的多彩光谱。立体的叙事结构带来的是人性刻画的深刻与决绝、人物与历史的紧密贴合，为小说带来巨大的情感力量。

其次，时间本身成为诗学手段。《望春风》的主要突破之处在于时间的线性形态被碎片化、拼贴化、内心化的时间镜像所替代，时间不再作为实体性的存在而成为了叙事者怀旧意识的外化产物，成为了黑暗的存在之境。小说中的时间序列主要有三个层次，由内到外分别是从解放初到2007年左右由全体人物形象的生活所形成的故事时间（内层）、随着“我”的故事而不断推移的叙事时间（中间层）和伴随着“我”对文本进行修改而发生的写作时间（外层）。其中，内层时间与中、外层时间的界线较为清楚，而后两者互有交叉，但并不完全重合。三个层次的时间序列都在表现怀旧意识中起到各自不同、但都无可取代的作用。总体来看，三个序列之间是一种对话与反思的关系，使得小说呈现出一定的复调特征。《北鸢》借鉴古典小说的双线结构，在并行的两条线索中讲述彼此相关的情节，然后合而为一。

再次，强烈的主体意识。格非在《望春风》中表达着自己的“责任感”。张炜对胶东半岛的深厚情感和执著书写人所共知，到了《独药师》，这种情感自然又增厚了许多。这样的历史书写就不仅仅具有诗学意义，而是对当下生活的另一种再现，历史是现实的投影，现实是历史的依据。

上述三部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形态在近年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中具有典型性，代表了未来长篇小说的趋势与走向，也意味着中国文学从世纪初多样的诗学探索中逐渐稳定下来，形成某种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诗学。沿着这个方向，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将更加锐利深切，对现实的指称强度将不断加强，通过历史重构现实将成为群体性的写作策略。

（作者系鲁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