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京味话剧的创作显得过分侧重于京味文化的展示，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反思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由此限制了艺术水准的进一步提升。现代化进程虽然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京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京味文化就此被连根拔起。创作者如能更多地探索京味文化在当下的生存境况，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发现对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或许可为京味话剧的创作增添新的活力。

2017年6月7日，由老舍的5部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老舍五则》在北京保利剧院落下帷幕。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又于6月7日至7月31日在京举办。作为其中的重要剧目，改编自老舍长篇小说《二马》的同名话剧于6月10日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最受观众瞩目的则是北京人艺经典剧目《茶馆》于6月12日在首都剧场开始新一轮的演出。一时之间，老舍及其京味文艺作品又在北京的戏剧界引起热议。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老舍的《龙须沟》和《茶馆》多年来久演不衰，而他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我这一辈子》和《离婚》也陆续被改编上演。地道的北京方言、老北京市民社会的众生百态及风土人情，老舍笔下的这些旧京人事为京味话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当成熟的参照系。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是“京味”的底蕴所在，也是京味话剧这一戏剧文化现象得以形成和持续发展的内在源泉。随着“京味”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逐渐消逝，老舍的京味文艺及其参照作用显得愈发重要，以至于当下的京味话剧创作不断地回到老舍，却也由是造成一种依赖和限制。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老北京的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正在日渐消退。这种本土文化流失的危机感，使得京味话剧的创作愈加强调其地域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特征，因此尤其重视打造“京味”。近年来京味话剧的创作看上去似乎颇为活跃，但是细究作品，可以发现“京味”浮于表面，表现形式也是千篇一律。在老舍笔下，“京味”源自剧中的人物及其生活，浑然天成，毫不造作。在“京味”日渐失去现实生活的土壤之后，时下的剧作家无法像老舍那般从日常生活中信手拈来尽是“京味”，使得某些京味作品的模仿痕迹过重。对于“京味”的刻意追求，导致京味话剧的创作呈现出“京味”大于“戏剧”的倾向，以至于部分作品在重“京味”轻“戏剧”的舞台表演中迷失了戏剧本体。当下的一些京味话剧作品，以怀旧为卖点，在舞台上堆砌过多的“京味”表现元素，甚至于为表现“京味”不惜脱离剧情、违背人物形象的塑造、损害戏剧结构。“京味”大于“戏剧”的这一创作误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京味语言的滥用。北京方言生动简洁又轻快明亮，极富舞台表现力。在戏剧舞台上最能表现京味的莫过于剧中人地道的京腔京韵。京味话剧舞台上的北京话多以其俏皮、幽默吸引观众，渲染剧场的观演氛围。从话剧《老舍五则》中，观众可以充分感受到京味语言之于京味话剧的重要性。该剧将老舍5部短篇小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断魂枪》《上任》《兔子》的故事背景统一设定在民国北京城。5个故事，同一个舞台布景，在这个简约到极致的舞台上，主要是以人物的对白和独白撑起整出戏剧。尤其对于《柳家大院》《也是三角》这两个故事的处理近似于在舞台上进行分角色朗读小说文本。这出戏，缺乏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和动作，剧情的展开多有赖于人物语言而非戏剧动作。如果不是凭借剧中人物那些源自老北京日常生活苦中作乐的插科打诨赋予故事以趣味性，其演出效果想必会略显乏味。老舍原著里幽默的京味语言正是这出剧的精髓所在。老舍的剧本创作经验告诉我们，剧中人物的语言必须紧贴情节和人物的发展。然而，近年来的一些京味剧为了取乐观众，不乏一些为调侃而调侃的京味台词。假如人物的语言无关乎剧情，不符合人物形象，纯粹以逗乐观众为目的，势必会影响整出戏的艺术表达。另外，固然北京方言不乏粗俗的成分，也并不意味着在舞台上可以京骂连篇，借以哗众取宠。对京味语言不知节制的滥用，将导致京味剧作流于粗俗，有损戏剧整体的艺术品位。

其二是京味文化的刻意展示。老北京的风味小吃、民风旧习、规矩讲究等传统文化是京味话剧的重要表现内容。对于当下的观众而言，面对舞台上日渐生疏的京味文化，难免有一种新奇感，或许还有一份源自集体记忆的亲切感。话剧舞台上所展示的京味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求知欲。《茶馆》的舞台呈现的正是如同风俗画般真实地再现了昔日的老北京文化。《天下第一楼》《卤煮》《古玩》《鸟人》等剧更是直接将老北京的饮食文化、古玩文化和消闲文化作为剧作的主题内容加以呈现。其中京味文化与剧情、人物相辅相成，不仅可为剧作增添一些历史气息，也有助于加深剧作的文化厚度。在《老舍五则》中，如果说《柳家大院》《也是三角》《上任》主要以剧中人物的京味语言推动故事的发展，《断魂枪》和《兔儿爷》则分别以武术文化和梨园文化作为故事的内在支撑。在小剧场话剧《建家小业》中，创作者也有意识地在舞台上表现京味文化。首先，该剧是以一套古董家具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通过主要人物李臣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身为一家之长的北京老人李臣来展现老北京文化；其次编剧把一位美国媳妇引入了老北京的四合院，通过这一外来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借剧中其他老北京之口向观众介绍老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最后，该剧将其中颇为重要的两场戏设置在冬至和小年夜这样颇具民俗气息的时节，以此展现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可以说，《建家小业》对于京味文化的展示虽稍显刻意，却还算巧妙。然而，在话剧《莲花》中，虽以一件古董器物作为故事线索，也通过货场、鬼市等场景演绎老北京的古玩文化，却时常借剧中人樊掌柜之口，以解说人的口吻向观众介绍古玩文化，因此显得较为生硬。话剧《隆福寺》甚至是只见曲艺和民俗，不见戏剧。在京味话剧的创作中，应该通过剧中的人物和情节自然契合地表现京味文化。对于京味文化的刻意展示，使得“京味”更像是为迎合观众而制造的噱头。

其三是京味元素的重复。在戏剧舞台上表现京味，一般而言，故事场景通常发生于胡同、四合院或是老字号的店铺，剧中的北京人日常饮食不离炒肝儿、豆汁儿和炸酱面，冬至吃饺子，过小年则要吃糖瓜祭灶神，平日里也是喜欢提笼架鸟、摆弄古玩、斗蛐蛐或是票戏。近年来京味话剧作品不断增多，但凡京味话剧大抵都不离这些京味元素。然而，为“京味”而“京味”的舞台表现，造成了京味话剧呈现出僵化、重复的创作困境。舞台上的诸多“京味”，犹如博物馆里的古董陈设一般，是缺乏一种现实感和生活气息的文化装饰。一方面是年轻一代的剧作家对老北京的历史和文化缺乏更为多元和宽广的认知，对于老北京的想象较为单一、僵化；另一方面是剧作家拘囿于既有的文化资源，为老舍所谱写的旧京人事所局限，缺乏对城市变迁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因此，当下京味话剧的创作整体上显得过分沉溺于老北京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

近年来的京味话剧，对老北京的重构和再现，多有倚赖老舍的文学作品，以从中提炼“京味”。然而，正如学者赵园所言，“当代文学写北京，则因有老舍提供的成熟的形式、规范，易于保持美感，形成彼此间的美感统一，而难有既成形式、规范外的创造、发现”。京味话剧之表现北京未尝不是如此。以至于时至今日，《茶馆》仍然代表着京味话剧的最高水准。总体而言，京味话剧的创作显得过分侧重于京味文化的展示，缺乏对城市历史的反思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由此限制了艺术水准的进一步提升。现代化进程虽然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京味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京味文化就此被连根拔起。创作者假如更多地探索京味文化在当下的生存境况，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发现对传统的继承和改造，或许可为京味话剧的创作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