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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护母亲日记

2017年09月14日08:42 来源: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刘庆邦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黄泥地》《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在雨地里穿行》等四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韩国等外国文字,并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笔记从此变成了日记

先说说笔记缘何变成了日记。

对我自己来说,笔记和日记的区别在于,笔记不是每天都记,有感有发现时就记一点儿,没什么值得记的就算了。我记笔记用的是一种煤炭报社印制的小型笔记本,记满一本,换一本再记,攒下的笔记有十多本。日记当然是每天都记,雨天记雨,雪天记雪,一天不落。我记日记用的多是北京市政协发给政协委员的日记本,本子是硬皮,像书本一样大,格距比较宽,很适合随时随地写日记。日记对时间的规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它要求我们守时,守信,守责,守己。如果有一天不记,日记的链条就断了,等于这一天失去了自己。回顾起来我还算可以,自从开始记日记,不管东奔西走,还是生病发烧,日复一日,我都坚持了下来。日积月累,我收获的日记也有了十多本,总字数大约有一二百万字吧。

我是从母亲生病那天起开始记日记的,初衷是记录母亲每天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以利于更尽心地照顾母亲,让母亲早日恢复健康。

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存活下来我们姐弟五个。我前面有大姐、二姐,后面有妹妹、弟弟,我排在中间。我们长大之后,大姐、二姐和妹妹相继出嫁,我和弟弟到城里参加工作后,则分别在城里娶妻,安家。至此,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我们家有四间房子,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房梁上的燕子窝犹在,只是小燕子都飞走了,燕子窝成了空窝。院子里的石榴树还长在原地,只是爱摘石榴的孩子们都走了。母亲盼着她的孩子翅膀硬起来,飞走。而她的孩子一旦都飞走了,茫然四顾,她难免感到失落,孤单。为了安慰母亲,我和弟弟都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过,但老人家老家难舍,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后,仍要求回老家,宁可一个人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上留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为母亲在家里安了一部电话,通过电话和母亲说说话,以和母亲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那时我在《中国煤炭报》上班,还当着副刊部的主任,打电话是很方便的。说来不怕别人说我有私心,打长途电话不用花自己的钱,我每天都因工作关系给作者打长途电话,顺手给我母亲打一个也不算多吧。只要不去外地出差,每天下午临下班之前,我几乎都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国古代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问安,我打电话的意思与问安差不多。后来母亲对我说,她每天没别的什么盼头,就盼着我给她打电话。能接到我的电话,她吃得好,睡得好,一天都很高兴。如果哪天接不到我的电话,她心里就空落落的,不踏实。一根电话线两头牵,我和母亲对信息的需求是双向的。人说母子连心,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之所以如此,是不是对她的儿子存有一份担忧呢!尽管我什么事儿都不让母亲操心,母亲对儿子的担忧总是不由人啊!村里也有人对我说,有好多次,母亲正在村头和人说话,突然会说:俺儿该来电话了,我得回去接电话,不然的话,俺儿找不着我该着急了。说罢,就赶紧回家去了。

说话到了2000年的4月6日,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二。这天北京有大风,吹得黄沙漫漫,空气很不好。我订好了当晚去安徽新集煤矿的火车票,准备以煤炭报记者的身份,去参加一个全国煤矿系统表彰文明矿的会议。此前,我给母亲寄了三百块钱,供母亲到镇上赶庙会用。每年的三月三,离我们刘楼仅有三里远的刘庄店镇上有庙会。庙会很热闹,届时大戏连台,人山人海,堪称展示传统文化的盛典和商品贸易的盛会。除了过大年,人们最期盼的就是每年春天的三月三庙会,连村里的一个瞎子,都会被家人用棍子牵着到镇上赶庙会。母亲只要在老家,每年都会随着涌动的人潮到庙会上赶赶热闹。我给母亲打电话,想问问今年庙会上有几台大戏,是不是还要唱对台戏,并顺便问问母亲:我给她寄的钱收到没有?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电话,竟无人接听,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或许是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去了,因为她家离镇上更近一些。

给母亲打不通电话,大姐家没有电话,我接着给二姐打电话。我对二姐说,母亲不在家,可能被大姐接到她家去了。二姐吃不准,问要不要骑车到刘楼看看,确认一下母亲的去向。因二姐家离刘楼比较远,有十八里路,我对二姐说:先不要去,昨天我还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一直笑着,声音还很洪亮,不会有什么事。二姐也说到,母亲前一段肚子疼,她炒一些盐,把炒热的盐装进一个布袋里,给母亲暖了暖肚子,母亲说不疼了。

二姐说的这个情况,母亲没有跟我说过。母亲就是这样,对在远方的孩子,她从来是报喜不报忧。前不久,母亲获得了镇政府奖给她的教子有方的奖状,还得了一条作为奖品的床单,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了。而母亲肚子疼的事,却一字都没提及。

没能跟母亲通上电话,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当晚,我乘坐409次列车,车行一夜,早上七点多钟到了安徽新集煤矿。

2000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三),星期五,晴

会议尚未开始,一整天都是会议报到时间。我到新集煤矿宾馆住下后,到宾馆后面的小花园里散步,看书。春光正好,用得上明媚二字。花园里花木品种很多,桃花盛开,牡丹初绽,柳树绿得很新,还有小鸟在叫,少有的宁静。我坐在柳荫下的石凳上,看完了一本新出版的《书摘》。

晚上,在新集煤矿中学当老师的外甥杨启运来看我,我送给他一本我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落英》。

估计母亲赶完庙会该回家了,我又给母亲打电话。我有了第一部德国出的西门子手机,我是用手机给母亲打的电话。电话打通了,仍没人接。往二姐家打电话,也没人接。我的预感有些不好。

没办法,我只好给我们村的支书刘本功家打了一个电话。听到的消息使我大吃一惊,心顿时往下一沉。村支书告诉我说,我母亲生病了,已被我弟弟接走,接到了开封。

随即往开封我弟弟家打电话,侄女说,她爸爸妈妈去老家接奶奶去了,还没到开封。我看了表,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多。

我马上给妻子打电话告知情况,妻子说,弟弟庆喜给她打过电话了,母亲便血,在县医院做了初步诊断,怀疑母亲得的是直肠癌。

这个判断让我难以接受,我心乱如麻,无心跟外甥说话,觉得会是不能再参加了,得马上到母亲身边去。

我马上去找报社的马社长请假,当我说到母亲生病了时,我听见我的声音有点儿发哽,眼泪差点儿流了出来。请假获准,我又去找参会的平顶山煤业集团的吕书记联系车,让他帮忙派车送我去开封。

2000年4月8日(农历三月初四),星期六,晴

早上将近九点,两个司机和我从新集煤矿出发,过阜阳、亳州、商丘,然后经过宁陵、民权、兰考,下午三点半,才到了开封弟弟家。

见母亲在床上躺着,面色发黄,双眼塌坑,显得很瘦弱。

我跟母亲说话,安慰母亲,说人吃五谷杂粮,都免不了生病。生了病咱去医院治就是了。

2000年4月9日(农历三月初五),星期日,晴

弟弟跟医院联系过,星期天医生不上班。母亲在家休息,我陪母亲说话。

母亲没有再便血,精神状态比较平静,中午吃了一碗弟妹做的汤面条。

2000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六),星期一,晴

我的习惯是早起,一大早起床到户外转了一圈。夜里下了一场小雨,空气湿润。春色正好,油菜花开了,麦苗青碧。

看见不少藕田,去年的藕尚未刨出,枯秆败叶下面正发出尖尖的小芽。

有人在藕田里刨藕,一刨出来仍很新鲜。藕上沾满了黑色的污泥,露出雪白的藕瓜子。

藕是个奇特的东西,别的东西一沤就烂了,而藕不怕沤。

有人在一条名叫清水河的小河里摸蛤蜊,还捉住一条小水蛇,提在手里玩来玩去。他一手捏住蛇头,另一只手的手指触在蛇嘴上,意思要看看小蛇敢不敢咬他。小蛇没有张嘴。小蛇原来是很弱小很可怜的东西。

有人在河边钓鱼,钓到的青鳞鲫鱼养在水盆里。有人捏住鲫鱼背上的鳍,想把鱼提起来。鱼总是奋力挣脱,颇具爆发力,让人禁不住将手缩回。人明知鲫鱼并不可怕,还是免不了把手猛地缩回去。

吃过早饭,我和弟弟打出租车送母亲到开封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

2000年4月11日(农历三月初七),星期二,晴,有风

母亲住院第一天。

在医院做检查,须楼上楼下跑。虚弱的母亲无力气上楼,弟弟背着母亲爬楼梯。先到肛肠科检查。这个科的检查比较特殊,让母亲很是为难。但人生病了,有什么办法呢!

初步检查,医生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直肠癌。医生给了三瓶开塞露,说用过一小时后,切片化验。这又让母亲非常为难,医院的过厅里人来人往,开塞露怎么好意思用。没办法,弟弟找了一个熟人,要了一间诊室,并把弟妹王燕叫来,帮母亲使用。

母亲说,她年轻时参加男劳力干活,为避免解手,连稀饭都极少喝,怕在旷野地里没地方去厕所。母亲还说,她生过六个孩子,生每个孩子都是自己接生,接生时从没点过灯,都是因为害羞。

实施切片的是两个男医生,他们拿来不少不锈钢医用器械,很是吓人。切片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虽然很心疼,也只能忍着。人生了病,在医生眼里跟医疗器械差不多,只能听医生摆布。

做完切片后,我为母亲办了住院手续,交了一千元押金。住的病房在八楼,病床号为806。

接着医生又给开了胸透、B超、心电图、尿检、大便检的单子,逐项检查。

心电图不太好,有阻滞现象。B超检查了肝、肺、脾、肾、胰、子宫等,都正常,说明癌细胞没有扩散。

当晚,弟弟从家里拿来一张折叠钢丝床,还有被子。我打开钢丝床,睡在母亲脚头,日夜陪护母亲。

病房里共八个床位,都住满了,病号得的多是肛肠病。半夜,有病号说梦话,声音很大,像是和别人吵架,把同室的人都惊醒了。

2000年4月12日(农历三月初八),星期三,晴,有风

一大早,外面传来清真寺里用大喇叭诵经的声音。医院里种有泡桐树,树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花香。

我带母亲下楼去吃早点,母亲喝了一碗八宝粥,吃一个茶叶蛋和一根油条。弟弟用保温桶给母亲送来了豆腐脑。

九点半左右,妻子姚卫平来电话问情况。我告诉她,母亲已住院,可能要做手术,我短时间不能回京,家里的事让她多操心。

母亲在床上半躺着,跟我讲过去的事情。说过去没有化肥,种庄稼全靠粪当家。说我父亲拾粪很上心,每天夜里都起来两次,到外面拾粪。村后有一棵白桑葚子树,有猪去树下吃掉落的桑葚子,边吃边拉。父亲瞅准时机,有时一次就能拾到一筐粪。父亲勤劳,我家的庄稼就长得好,打的粮食多。因此,我爷爷不愿参加互助组、合作社,被村里人视为落后,跟不上潮流。

母亲说到我三爷。三爷有一次往生产队里交粪挣工分掺假,被队长发现打了折扣,多除了土。三爷不干,跟队长吵架,骂架。队长告给三爷的儿子刘本堂。刘本堂也是队里的干部,要开社员大会批斗三爷,让三爷在会上斗私批修。已经七十多岁的三爷面子上过不去,用草绳捆起铺盖卷,出走了。母亲奉命去追三爷,追了二十多里路,才把三爷追上了。三爷说他反正不想活了,路死路埋,坑死坑埋,死到哪里算哪里。母亲反复劝说,才把三爷劝回家。

胸片出来了,肺上有钙化点,问题不大。

弟弟到医院来了,送来了几个鸡蛋,和给母亲洗的衣服。弟弟让我回家休息一下,我说先去看看切片的化验结果。化验的结果:纤维性恶变。治疗的办法只能是尽快做手术。

近午,弟弟的几个同事和朋友到医院看望母亲,有吴广浩夫妇、孙富山、袁天忠等人。

邻床的一位老太太,也是直肠癌。她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三个女儿每人凑一千块钱,给老太太看病。老太太听说要开膛破肚,嫌手术太大,花钱太多,坚决不做。老太太的样子一点儿都不悲观,该说说,该笑笑。女儿要带她出去玩玩,去相国寺照相,戴凤冠霞帔。老太太一口拒绝,说玩火龙也不去看,一分钱的闲钱都不花。

下午,刘本堂带他的儿子来看母亲。

母亲讲以前穷的时候,啥东西都往肚子里填,连棉籽都吃。用石头碓窑子把棉籽砸碎,掺一点儿面,捏成棉籽窝头,攥成棉籽丸子,擀成棉籽面片,一嚼一梗牙,扁扁就咽了。棉籽不是轧花机压出来的,是用手成半夜一点一点剥出来的。剥出的棉花交给队里,留下棉籽自家吃。

2000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初九),星期四,晴,大风

昨夜大风,呼呼作响。我早起,五点多就起床了,把折叠床收起。母亲不谈她的病,她或许不知道自己患的是重症,或许心知肚明,故意回避。

母亲说到,她身上曾长过两次大疮。一次是小时候,大疮长在胸口。姥爷带她去看病,要背靠背背着她。先生看过后,说小闺女没法治了,给她准备个匣子(小棺材)吧。姥爷把她背回家,把她放在一个柴草垛上,让她等死。她不愿死,张着大嘴狠哭狠哭,结果把自己哭活了,没有死。第二次是我小的时候,母亲的大疮长在腿盘里。大疮成熟后,请先生针开,脓水流了半盆子。母亲天天吃一种叫缠丝丸的中药解毒,那种中药主要是蒲公英做成的,泡开一股子青气。

母亲的意思我明白,她长过两次大疮都好了,这次生病也会挺过去。

母亲讲她过去参加男劳力干活,冰天雪地都不闲着,有雪往地里抬雪,没雪到河里破冰,把冰块子往地里抬。男劳力干一天活可挣十分,母亲干一天活只能挣八分。早上若不出工,要扣去三分。

弟弟通过熟人小楚,找到外科主任赵同胞。赵主任认为,还要对母亲的节肠做进一步检查,看看节肠上有没有病变,如有的话,要一块儿切除。弟弟向赵主任提出,能否给母亲调换一间小一点儿的病房。一个病房住八个病号,加上陪护病号的家属,太吵闹了。赵主任说的确没有小病房。

母亲说到我们村的一个哑巴,在河工工地上抬泥筐,和别人比赛,累得背上长大疮,病了好长时间。哑巴一辈子没娶到老婆,孤苦伶仃。临死前,哑巴想吃点儿红糖,指着土往嘴里捂,但没能吃到。哑巴死后,他哥给他做了一副极薄的棺材,要不是用绳子捆着,有可能会散架。

给煤炭报社的总编辑田玉章打电话请假。田总编很是通情达理,让我只管好好照顾母亲吧。

我还有一个堂叔叫刘本成,母亲说,本成叔知道自己得了食道癌,是喝药自杀的。他死得很平静,很从容。天刚下过雨,他死前把院子里的水洼子都用干土垫了垫,免得他的儿子们给人磕头时跪在水里。

2000年4月14日(农历三月初十),星期五,阴,预报有雨

今天医生让母亲喝糖盐水,清腹,以便做肠镜检查。母亲喝了一瓶甘露醇,还喝了两瓶葡萄糖生理盐水。母亲拉了五次,后来拉的都是水,人显得很虚弱。我们要求给母亲输了两瓶水。

下午三点多,医生为母亲做肠镜检查。之后,医生让我和弟弟看检查过程的录像带,录像很清晰,像地道一样。结果是,节肠没有问题,没发现病变。

母亲又可以吃东西了,晚饭吃了一个鸡蛋,一碗小米粥,还吃了两根香蕉。

母亲知道我业余时间爱写点小说,精神稍有好转就给我讲过去的事。母亲讲,过去染布没有颜料,种一种叫靛的植物。把靛棵子割下来,在水缸里掺上石灰泡,泡烂再用扫帚疙瘩捣,叫打靛。靛的蓝颜色沉淀,变成稀糊状,就可以染东西了。染出的布叫毛蓝布。

母亲讲,以前我们村有一对双胞胎男孩,叫大炮二炮,也叫大坠二坠,长得一模一样。大炮的老婆撺掇丈夫,让丈夫到兄弟媳妇那里试试,看看兄弟媳妇能否把大炮认出来。大炮来到兄弟媳妇的房间,兄弟媳妇没有认出他是大炮。等二炮回去后,二炮要做,媳妇说刚做过怎么还做。二炮说:没有呀!事情就露馅了。二炮的新媳妇上吊自杀了(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日后说不定可以写成一个短篇小说)。

2000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十一),星期六,晴好

我早早起来,趁母亲还在睡,下楼甩甩胳膊,踢踢腿,活动一下身体。

母亲早上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碗小米稀饭。

上午八点,开封市政府焦副秘书长和吴广浩到医院病房看望母亲。

医院门前有一条小街,街上不少卖小吃的。我给母亲买了两个肉包子,母亲不想吃。

中午弟弟到病房陪护母亲,我到弟弟家换了换衬衣。此间弟弟的朋友刘新福、高树田去看望母亲。

下午,在开封工作的大姐的女儿孙艳梅,还有妹妹的儿子王东伟到医院看望母亲。弟妹王燕和侄女刘佳佳也去了。

给二姐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的治疗情况向二姐说一下,让二姐放心,不用挂念。

当晚,在开封教书的外甥王东伟在病房替我陪护母亲。

2000年4月16日(农历三月十二),星期日,风和日丽

早上七点,我和弟弟庆喜一块儿到医院,给母亲买了小米粥、烧豆腐、鸡蛋,母亲吃饭正常。

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了看,买了一本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原作家丛书”之一的《刘庆邦小说自选集》,封面印有我的照片,书做得挺好的,有将近四十万字。

还买了一本《民国匪患录》。

母亲听我说买了有关土匪的书,马上对我讲了一个土匪的故事。一个土匪刚吃了面条,从土匪窝子里出来。邻村人发现了他,发一声喊,把他包围起来。村民们用红缨枪朝土匪乱扎乱戳,把土匪身上戳得像筛子眼一样。土匪肚子里的面条还没变色就流了出来。土匪吃得很胖,村里人在河坡里支了一口褪猪毛用的大铁锅,片下土匪屁股和大腿上的肉下锅煮。结果肉都煮化了,熬出许多人油。不少人拿了牛角壶去灌油,膏大车用。大车的车轴吱哇吱哇响,一膏上土匪油就不响了。

母亲还讲了我们村一个人打劫的故事。那个人夜间在瓜园子里看瓜,一过路男子到瓜庵子里借宿。看瓜人见借宿人身上有钱,就把借宿人掐死了,从死者身上弄出二十多块钢洋。看瓜人转移死者的尸体时,把尸体绑在一只长条板凳上,扛着抛到一座桥下。桥下是干坑,死者暴尸多天,好多人去看。

上午,王燕的三姐、三姐夫、五妹和小惠,都去医院看望母亲。

母亲说,我们村有一个人名字叫骚,外出未归,只把老婆卞凤兰留在家里。骚有一个堂弟叫刘敦远,跟卞凤兰好上了。导致卞凤兰怀孕,生了一个小孩儿,淹死在水盆里。卞凤兰趁着夜色,端着水盆到坑边洗衣服,在坑边挖了一个泥坑,把小孩放在泥坑里,上面糊上泥巴。几天后,小孩儿发了,被尖鼻子的狗扒了出来,是个男孩,挺胖的。刘敦远看见了,用铁锨把小孩铲起来,端到坑外边的高粱地里,挖个坑把小孩儿埋了。后来卞凤兰改嫁到城关。

还有秃户、李玉兰、四老头、刘敦恒、人样子、梁老婆、四娃等,男女关系错综复杂,我都厘不清头绪了。总的来说,男女之事大庄有,小庄有,庄庄都有,以前有,现在有,啥时都有。

2000年4月17日(农历三月十三),星期一,晴

母亲住院一个星期了,手术日期尚未确定。

早上给母亲买了一碗豆米粥和两个素包子。母亲只吃了一个包子。

查房医生给母亲开了一点口服药,说还要对母亲的心脏进行会诊。

中午,王燕的大哥、大嫂,还有大嫂的妹妹来看母亲,带了两大塑料袋鸡蛋,有二十多斤。

我去街上吃饭,要了一碗羊肉烩面。我一闻,一股臭味,我只吃了一口面就放下了。我付了饭钱,要他们不要再卖了。又到另一家饭馆吃了碗米线。

2000年4月18日(农历三月十四),星期二,阴

夜里刮大风,到早上开始下雨。

早六点起床,从八楼窗口向南望去,满城白花。远看以为是杏花,其实是桐花。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桐树,树的花朵很大,远看一树白。

到弟弟家洗了一个冷水澡。

母亲的手术定于明天,弟弟交了五千元押金。

开封古城,早上可闻鸡鸣。一天到晚,走街串巷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卖青菜的居多,还有卖花生油的,卖麻花的,卖榆钱窝窝头的,不一而足。像这样游动叫卖声甚多的城市是不多见的。

母亲讲,三奶奶的儿子刘本堂,原来有一个童养媳。童养媳罗完面,把丝底罗挂在枣树的树杈上,掉在地上摔崩了。三奶奶撕住童养媳右边的腮帮子,打左边的脸。左边的脸打红了,再撕住左边的腮帮子,打右边的脸。三奶奶把人家打得这样厉害,还不许人家哭,让人家憋住。

童养媳不大一点儿就挑水做饭。童养媳到瓜地里掐菜叶子,见瓜地里有不少熟瓜,她一个都不敢吃。

村里有一个男孩子叫油锤,嘴馋,光想吃肉。她姐到地里薅草,逮癞蛤蟆烧烧给他吃。癞蛤蟆长得很大,像碗一样。油锤吃癞蛤蟆吃多了,中毒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他去看新媳妇,得让他姐帮他把眼皮扒开,他要看看新媳妇的头发辫子长不长。时间不长,油锤就死了。

中午,弟弟的朋友李树友送来一盆鲜花,鲜花丛中有一个纸牌,纸牌上写的是祝母亲早日康复。李树友是一个小说评论家,他为我的小说写过评论。

下午,母亲到妇科门诊室为手术做准备。

晚饭后,母亲到病房肛肠科为清肠做准备。

2000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五),星期三,晴

早上五点三十分,值班护士喊母亲起来灌肠。连灌了三次,肠子还不太干净,还得继续灌,要灌得把肠子变成水管,灌进水排出水为止。

母亲不想灌了,说肚子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母亲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八点三十分,母亲被医护人员插上胃管和导尿管,抬上手术室推过来的带轱辘的床,要往手术室推。

插胃管时,母亲很难受,干呕。

母亲拉住我的手不愿松开。我觉出母亲的手在颤抖,心里酸得很,眼里也有些辣。

母亲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为我操心,问我早上吃饭没有,让我去吃饭。

焦会学副秘书长来了。手术由外科主任赵同胞主刀。

手术前,我作为母亲的长子,在医院提供的三份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在其中一份协议书签的是:完全相信院方的良好愿望、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意手术,郑重拜托。并在输血和麻醉单上分别签上我的名字。

我们在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等,都到中午十二点了,母亲的手术尚未做完。其间手术室传出消息,母亲在清醒的状态下,可能有些紧张,导致血压升高,高到二百多,麻醉由局麻改为全麻。

手术前,护士让我把母亲戴的金戒指、金耳环都取了下来,手术期间不让戴这些金属制品,身外之物。

弟弟决定,等手术之后,请主刀大夫和参与手术的医务人员吃顿饭,以感谢他们付出的辛苦。

吴广浩、王希亭、高树田,还有王燕二姐的丈夫,都在楼道里等。

庆喜昨天接到通知,市委组织部长找他谈话,拟调他到开封市人民政府驻郑州办事处任主任,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行政级别由副处级升为正处级。母亲生病,弟弟升官,有忧也有喜。

直到下午一点钟,母亲才从手术台上下来。

母亲脸色苍白,头发纷乱。我和弟弟赶紧迎上去,接过推车,把母亲推进监护室。

手术后,医生把从母亲身上切下的部位给弟弟看了。

到了监护室,母亲其苦万状。母亲身上插着七八个管子,有输血管、输液管、胃管、血压管、心电图管、导尿管、导污血管,还有镇痛泵管,管子多得像蜘蛛网一样。

母亲两眼闭着,眼窝深陷,说冷,冷。全身发抖,心情烦躁,挣扎着像是要摆脱那些管子。我一手抓着母亲的一只手,一手捂着母亲的脑门,安慰母亲,娘,娘,我在这儿,手术很成功,很顺利。

母亲又嚷疼,疼。我说娘,一会儿就不疼了,有我在这儿,您什么都别怕。

母亲说:回家,回家!

我说:好,一好咱就回家。

母亲稍停。我看着蜷缩成一团、瘦小得像个孩子一样的母亲,禁不住悲从心来,泪流满面。

王燕递给我一些餐巾纸,我泪水涌流,一会儿就擦了一堆。

渐渐地,母亲安静下来。

我去为母亲买了一张海绵床垫,让护士帮着,垫在母亲身子下面,床才不那么硬了。

2000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十六),星期四,大风

这会儿是夜里凌晨三点半,外面大风呼啸,把楼上一个巨大的横幅刮了下来,哗哗作响。向窗外望去,一轮模模糊糊的圆月静静地挂在西边天上,秦时明月汉时关,使古城开封显得更古老。

此时,母亲在监护室里,已经入睡。和我一块陪护母亲的弟弟也眯上了眼。一切都静静的。我睡不着,记下这么几句。

我父亲1960年去世,母亲为了多挣工分,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六个,跟男劳力一起干活。饿了,母亲给我们做吃的;冷了,给我们缝衣穿。风来了,母亲为我们遮着;雨来了,母亲为我们挡着。在我们心目中,母亲是那样的强大。现在母亲老了,病了,成了一个弱者。俗话说养儿防老,现在正是用得着我们的时候,该我们照顾母亲,在母亲的病床前尽孝心了。

母亲动了一下,醒了,一醒就要起来小解。我跟她说过,有导尿管,尿会自己流出来。母亲显得很焦躁,说尿在床上怎么办。我说不会的,身上连着这么多管子,您没法儿起来。有一阵,母亲喊着要先生(母亲习惯把医生称先生)来,说再不来她就要死了。还说:要是让人家知道,两个儿子在跟前,不叫先生,干等着死,人家还笑话哩!

我只好去叫医生,医生对母亲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

一大早,王燕过来了。我和弟弟整夜坐在病床前守护,都有些疲惫。我回到弟弟家睡了一会儿,起来喝了点儿水,打出租车来到医院。

母亲从监护室转移到另一间病房,是个单间,只有两张病床,带卫生间,还有沙发,相对安静,条件好多了。

听说大姐明天要来,母亲的精神有好转。

母亲转移到一个有两个床位的房间时,我以为另一个病床不会安排别人了,晚上我可以睡到那张空着的病床上。床本身没有病,我不忌讳睡病床。

不料又安排进来一位本市的老太太,呼啦跟进一屋子人,男女老少都有,把病房填得满满的。老太太犹嫌不够热闹,说谁谁怎么还没来呢,又说谁谁谁也会来看她。看来老太太是一个有福的人,也是一个俗人。俗人和文明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渴望别人的关心,后者害怕过多无关的关心;前者没有自己的世界,后者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前者靠别人活着,后者靠自己活着;前者喜欢别人包围她,喜欢热闹,后者喜欢远离人群,喜欢安静。

老太太喋喋不休,一再嚷疼,还大声说:我不能死,我还得等着见重孙子哩!

2000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十七),星期五,晴

天气热起来,闷热。我和弟弟在病房轮流值班,守护母亲。弟弟值前半夜,我值后半夜。

母亲多次要求起来小解,还要起来大便。我告诉她现在没有大便。还没告诉她直肠改道的事。

给母亲输水到晚间十一点。

上午九点左右,妹妹刘艳灵和妹夫王锦民来医院看母亲。

晚上,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太太搬走了,病房没有再安排其他病人。妹妹留下来,和我一块儿照顾母亲。夜里十一点,我们就熄灯休息。母亲一夜安静,我总算睡了一个好觉。

2000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十八),星期六,晴

趁妹妹在医院陪护母亲,上午我到弟弟家洗洗衣服。

陪护母亲期间,我除了抓空子记点日记,创作是谈不上了。这期间,得点时间我就看会儿书,看了君特·格拉斯的《猫与鼠》,李锐的《旧址》,刘恒的《乱弹集》。君特的小说我没看出好来,无趣。

给二姐打了一个电话,说说母亲做手术及手术后的情况。二姐生病发烧,最高烧到39℃,打了吊针,烧才退了。

大姐家没电话,无法联系。听说大姐也生病了,拾了一服中药,刚吃了一次。

晚上王燕备了几个菜,我和弟弟喝了几杯弟弟用枸杞、人参等泡的药酒。一是祝贺母亲手术成功,转危为安;二是祝贺弟弟仕途升迁。几杯酒下肚,我对弟弟、弟妹说了几句话:我们从病魔手里把母亲抢回来,精心伺候母亲,当然是对母亲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为我们自己心安,以免以后愧悔。弟弟和弟妹都同意我的说法,表示一定好好伺候母亲。我还说,我们就是力争创造一个奇迹,使得了癌症的人照样能存活。

我们那里有一个观念,一说得癌症,人就不行了,不必治了,吃点儿好的就行了。实际情况不一定是那样,有的人得了癌症,经过治疗,活一二十年的都有。

下午等车去医院,偶遇一事。一位穿戴整齐的母亲,领着自己初长成的儿子,像是外出去参加一件喜庆的事。打出租车时,儿子先上车,坐后座,母亲后上车,坐副驾驶位置。母亲上车前猛关车门之际,儿子的一只手还扶在车门的门框上,被挤住了。只听一声惊叫,儿子下车顿时疼得乱蹦,蹲下,再跳起来乱蹦。看手,手指已是鲜血淋漓。他一手捂了伤手,手足无措。母亲指责儿子怎么搞的,又说看来去不成了。儿子大怒:还不赶快送我去医院!

车门如刀,她儿子的手指虽未切断,至少是骨折了。这突发的事故好不让人惊心!我过去看,一些人也过去看,对那受伤的男青年很是关切。不料那青年怒吼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他差点儿骂了我们,坐车走了。

人生真是无常!

下午,母亲开始输营养液,造瘘也打开了。

2000年4月23日(农历三月十九),星期日,晴

弟弟家住在开封苹果园小区,离郊区很近。空气里弥漫着洋槐花的香味,洋槐花开了。

早上我到外面转了转。有一片草地,新发的有绿草、芦芽,还有荷叶的尖角。草地上一条狗,两只喜鹊。喜鹊落在草地上,狗飞跑着向喜鹊冲去,看样子要捉一只喜鹊。喜鹊及时飞起来,狗扑了空。狗又朝另一只喜鹊冲去,喜鹊翅膀一张,飞了起来。喜鹊喳喳叫着,并不飞远,飞得也很低,就在狗上面盘旋,像是在和狗逗着玩儿,做游戏。

有一方藕池,新的荷叶发了出来,每一张荷叶都新鲜无比。有的荷叶是硬秆,一发出来就像伞一样高举着,而有的荷叶是软秆,团团的荷叶只在水面铺展着。同样都是荷叶,不知是怎样分的工,生来便注定有高有低,错落有致。

上午,郑煤集团超化矿的党委书记卫国华和宣传科长王春芳来看望母亲。卫国华书记请我在天下第一楼吃了包子,我送他一本我的小说自选集。

2000年4月24日(农历三月二十),星期一,晴

母亲住院已半个月,我从北京出来已是第十八天。好久没有外出这么长时间了。在京期间,似乎每天都很忙,好像自己很重要,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自己。一旦离开才知道了,地球照样转,报纸照样出,工作上的事离开谁都可以。

母亲的病情稍有好转,又开始给我讲故事。说她小时候被狗咬过,怕得疯狗病,就得请法师把病破掉。破法是,让母亲头顶一块红布,身上糊满泥巴,到野地里走,走一段路扔一个铜钱,法师念念有词。回家一看,若泥巴里包有狗毛,病就没了。

一只疯狗欲咬一个小孩,小孩的爹抄起一把铁锨打狗。狗立起身来,顺着铁锨把,咬到了当爹的嘴唇子。结果,小孩没得疯狗病,小孩的爹却染上了疯狗病。他被人捆了手脚,绑在床上,浑身发烧,哆嗦,至死。

妹妹听母亲讲过去的事,大概受到启发,她也讲。

妹妹家养了一条狗,会捉耗子。人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家的狗就是爱管闲事。狗捉到耗子,咬死,并不吃,放在门口的地上,让主人瞧,谝功。有一次,狗还捉到一只挺大个儿的黄鼠狼,也不吃,放在门口的地上。它卧在一边看着,意思是告诉主人,黄鼠狼是它捉的,它在家里不是白吃饭,是有用的,可以保卫家里的鸡。

妹妹说,村里有好几个跟她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都没有上学,成天价在地里薅草,拾柴火,放羊,野跑。有一回,她们几个女孩子在一个水坑里洗澡,发现水坑里有鱼。她们的办法是可劲在水里折腾,把坑底的泥折腾上来,把水搅浑。水一浑,鱼不能正常呼吸,被呛得只好浮出水面,张着大嘴喘气。她们用裤子一兜,就把鱼兜住了。她们逮住了七八条草混子,还有胖头鲢子,大小搭配着分了。

有一次,妹妹家的狗偷吃了盘子里的剩菜,妹妹吵了它,打了它。从那以后,它再也没吃过菜,肉、馍都不吃,很有记性。妹妹有天晚上出去听人家唱小戏,回家不见了她家的狗,估计可能被偷狗的人药死了。妹妹说,有一种毒药叫三步倒,狗一闻,就会晕过去。偷狗的人就把狗扛走了。妹妹家的狗丢失后,妹妹难受了好长一段时间。

母亲接着妹妹的话说,她也养过一只狗,是黑狗。黑狗在外面吃了被药死的老鼠,中了毒,倒在一个水洼子里,浑身抽搐。母亲用钉齿耙把它捞出来,放在院子里,它最后还是死了。

2000年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一),星期二,阴

昨晚回弟弟家休息。夜里十点多,楼上有女人喝药自杀,被紧急抬上救护车,拉走了。

早上到东边去转,见一个妇女牵了三条小狗,狗在前面跑,妇女在后边跟,不像人牵狗,倒像狗拉人。

一个妇女提了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袋子里鼓鼓的,往下坠着,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像是死猫死狗之类。一个男孩子,提着一把铁锨,在找地方埋袋子里的东西,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确定。

小燕子在欢快地叫,一连串的碎声后面加一个长声。长声吱地一响,很像给弦子调音拧弦子轴时发出的声音。

今天妻子告诉我两个好消息:一是我的短篇小说《草帽》,被改成电视短剧;二是我的中篇小说《神木》在《十月》杂志发了出来,并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选载。让人高兴!

2000年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二),星期三,晴

早上五点多,母亲就醒了,说肚子疼。我起来给她冲了半碗莲子羹,趁热喝了。

妹妹说,她的三兄弟媳妇人特别老实,特别能吃苦。她脸色发黄,眼圈发青,病了三年,怕花钱,都不去看病。她家种了一亩棉花,天天顶着太阳到地里拾掇。她爹是剃头匠,丈夫在外地给人家烧砖窑。病得干不成活儿了,找野先生看看,说是贫血。先生给她开了药,她吃了药,鼻子光淌血。她想,既然身体缺血,不能让血白白流掉。她塞住鼻孔,让血往嘴里流。血流到嘴里,她舍不得吐出来,咕咚咕咚喝下去。一直病了四年,人才死了,死时才三十来岁,撇下两个孩子。直到临死,她都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

她死后,丈夫从窑场带回一个女人,关在家里,不让村里人看。村里人以为那个女人是老三新找的老婆,都想去看看。女人像藏猫猫样躲在粮食茓子后面,不让人看。三兄弟媳妇的娘家人去烧周年纸,老三和那个女人不开门,那个女人后来从墙头上跳了出去。

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的作家黄树芳打来电话,说他看了不少我的小说。

外面传来阵阵结婚的鞭炮声,看来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母亲说,我们村有一个当老公公的跟儿媳妇好。儿媳妇在家里洗澡,让公爹给她拿拖鞋。公爹给儿媳妇拿了拖鞋,还没等儿媳妇把拖鞋穿上,就把儿媳妇抱到床上去了。

2000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星期四,晴

母亲的身体日渐好转,可活动手臂,自己可以吃东西。

妻子上午十点多打来电话,要跟母亲说几句话。母亲接过电话,只叫了一声卫平,就哽咽得说不成。

儿子打来电话,让问奶奶好。我对母亲转达她孙子对她的问候,母亲说了一声俺孙儿,眼里顿时涌满热泪。

我想,现实生活中哪里有多少美,都是一些碎片,很难拼成一个完整的美的东西。现实中的诗意在哪里,很难找啊!诗意在作者心中,只是作者的愿望而已。

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艺术的东西,实在不易,只能寻找启发,只能找到一点线索,或者说一些

光点。

生活中大量是丑恶的东西,在生活里寻找美无异于沙里淘金。

在弟弟家楼下对面租了一间平房,预备母亲出院后我和母亲去住。弟弟家只有两居室,侄女每天要写作业,还要弹琴,住不下那么多人。母亲以后离不开人伺候,须有长久打算。

2000年4月28日(农历三月二十四),星期五,晴

上午十点多,袁天忠等三人来看望母亲。

下午,大姐和大姐夫坐长途汽车,从老家来开封看望母亲。大姐拉住母亲的手:娘,娘,你好点了吗?母女俩眼里都含了泪。

我习惯把大姐夫叫大哥,大哥收集旧票子卖给搞收藏的人。

母亲去掉了导尿管,可以下床走动了。

晚上,由孙富山做东,吴广浩、刘新福、高树田、王希亭等朋友们在一家酒馆小聚。喝了不少酒,聚会时间有些长。他们都叫我大哥,纷纷敬我酒,我有些不敢当。

大姐在医院里陪护母亲。

2000年4月29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星期六,晴

五点半起床,到东边的草地里活动身体。我颈椎不好,别人教给我的办法是站立,甩胳膊。往前跨左脚,甩右胳膊,甩三十下。再往前跨右脚,甩左胳膊,也是甩三十下。依次交替甩下去,甩得越快越好。

母亲今天只输两瓶水,可以自己去厕所解小手。

母亲说,大姐看我的小说,一看就哭。母亲把书给她夺了下来。

大姐说,她六岁时就在瓜园里看瓜,因为害眼病,眼睛肿得睁不开。到坑边撩起水洗洗眼,勉强把眼扒开,就到地里去了。

用石磨磨粮食,差不多都是大姐和二姐推磨。石头磨推起来很沉重,大姐嫌二姐不下力。大姐后来想想,二姐还是个小孩儿,只有四两力。

2000年4月30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星期日,晴

离开北京已二十天,订了今晚回京的车票,回家看看,取点儿钱,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大姐断断续续讲了一些三年大饥荒时候的生活。春天吃柳叶,爬到树上,把柳枝子折断,捋下新发的柳树叶子,拿回家煮煮吃。大姐从食堂偷回一根胡萝卜,我们姐弟几个每人吃一口;偷回一片红薯干,我们每人吃一点儿。楝树花不能吃,楝树叶子也不能吃,苦,有毒。大姐有一次吃霉红薯片子蒸的馍,中了毒,吐得翻肠倒肚,肚子里只剩一点儿黄水,还在吐。

一个外乡的女人,下着大雪到我们那里要饭,一路喊着“受罪呀,受罪呀”,声音凄凉,很吓人。还有一个要饭的女人,在废弃的砖窑那里生了一对双胞胎。她还养有一条狗,她到村里要饭时,那条狗帮她看着小孩。天寒地冻,砖窑门口很冷。她让狗跟她睡在一起,用狗的身子取点热乎气儿。

2000年5月1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星期一,晴

坐了一夜火车,上午回到北京。

劳动节,放假,北京春暖花开,一派节日气象。

我在开封陪护母亲期间,家中的一切都由妻子操持。和妻子结婚后,我先是在矿务局当通讯员,后是到报社当记者,经常外出采访,写稿,妻子对此已习以为常,对我不是很依赖。加上妻子提前退休,有时间照管孩子,处理家务。

妻子问起,母亲知道不知道她得的是癌症。我说不知道,我们没有告诉母亲,母亲也没有问过。也许母亲心里很明白,但她从来不问,像是刻意回避着什么。反正母亲求生的欲望挺强的,配合医生治疗配合得很好。

2000年5月2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星期二,晴

家里积累了不少报纸和信件,坐下来处理一下。在家时,每天的报纸都要翻看一遍,不看好像少点儿什么。一旦外出,没条件看报纸,才知道不看也没什么。好比人活着总要寻找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人一旦死了,跟这个世界就没有关系了,一切都放下了,不放下也得放下。

2000年5月3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星期三,晴

估计报社编辑部也积累了一些我的信件,我没有到报社去看。

此前,报社领导新老交替,煤炭部人事部门本来要调我到煤矿文联当副主席,由正处级提拔为副局级。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不愿托关系,走门子,花钱,丧失尊严),导致提拔搁浅。报社的人都知道了我要被提拔,我也准备好了去文联上班,如今事情有变,让我稍感不悦。并不是我多么在意那个副局级,是我觉得世风不正,对我有些不公。报社没有再安排我当副刊部主任,只让我保留正处级级别,到记者通联部当机动记者。这样一来,哪里出了重大事故,或哪个单位需要重点连续报道,报社就派我去。我敢说我是一个好记者,对每一次重点报道,我都完成得很好。只是我觉得自己已年近半百,不再适合到处跑。我还是热衷于文学创作,想静下心来,写长一点儿的小说。

2000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一),星期四,晴

今天是青年节,是女儿和儿子的节日。

上午乘847次列车,坐了整整一天,晚上到了开封第一人民医院,回到母亲身边。

此前,二姐已到了开封,在医院里陪护母亲。

还在“五一”节假日期间,医院里显得比平常清静。

母亲自己梳头,洗脸。

2000年5月5日(农历四月初二),星期五,阴

夜里下了雨,天气骤凉。

夜半楼下有人大哭,像是有病人去世。

200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初三),星期六,阴

母亲今日准备出院。

我去院方收费处结账,共花了八千七百六十元。加上前期检查花了二百多元,总共花了九千元。我出三分之二,六千元,弟弟出三分之一,三千元。弟弟、弟妹出力多,受累多,还花了不少零钱,我理应多出。我不会让姐姐妹妹出钱。

中午,租车拉母亲和二姐到租来的房子。二姐做了西红柿面条。母亲胃口不错,吃了一碗面条,还吃了一个炸糖糕。

2000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四),星期日,晴

早上带母亲到户外走动。

下午外出活动走得稍远些,走到附近一家奶牛厂,见一个妇女正挤牛奶。我问了一下,妇女说一只奶牛一天能产五十斤到七十斤牛奶。奶牛四个奶穗子,轮流挤,硬时有奶,一软就没奶了。

王燕她妈和王燕的二姐、二姐夫来看母亲。

客人走后,二姐讲大姐的事。有一次,大姐在下雨时去井口打水,钩担淋了雨,很滑,像抹了油一样,一拔一出溜。大姐只得半蹲着身子,使劲往上拔。大姐正来例假,一下子累得子宫有些下垂。从那以后,大姐思想有了负担,认为自己生病了。又不敢对任何人说,对母亲也不说,常暗自掉泪。

二姐在娘家时多年当妇女队长,对村里妇女的情况比较了解。据二姐讲,那时妇女活儿重,妇女十有六七子宫下垂。喜莲她娘,找到二姐,脱下裤子,让二姐看她子宫下垂的情况。她的子宫垂得像个紫茄子一样,下面兜着一块破布,异常丑陋和吓人。二姐给她安排一些比较轻的活儿。

二姐说她结婚前例假很不正常,一年也就两次。但她吃得很胖,干活很有劲。大姐心理有负担后,都是二姐去挑水。

有个堂叔叫刘本孝,雨天光着脚,蹅着泥巴,还外出拾粪。

下雨天母亲戴着帽壳儿,赤着脚,还到地里提芝麻苗子。

二姐说,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她生第二个孩子时,连一个鸡蛋都没吃到。

2000年5月8日(农历四月初五),星期一,阴

“五一”七天长假结束,人们开始上班。我每天都在上班,上的是照顾母亲的班。

二姐家里事情很多,但她没有急着回家,坚持和我一块儿照顾母亲。二姐夫在他弟兄中排行老二,我习惯把他叫二哥。二姐说,二哥有一次摔着了,膝盖肿着,一直不去看。后来买了一块虎骨膏药贴上去,反而肿得更厉害。改成用盐水溻,才消了肿。原来是膝小板摔烂了,烂成了两半。二姐说:你看永杰(二姐的大儿子)他爹多皮实,舍不得花钱治啊!

二姐说,她村里一个人叫杨永勤,死了老婆,爱喝酒。不让他喝好,他就骂你。喝得小便失禁,裤裆里水啦啦的,熏人。

二哥有一次喝多了,牙关紧咬,浑身哆嗦。打了抢救针,才缓过来。后来二哥只要一喝多,二姐就给他灌红糖水。二哥的身体直直的,二姐蹬着墙,把他的身体弄弯,说:永杰他爹,你不能死呀!

2000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六),星期二,阴

昨夜下了大半夜雨,哗哗的,有时下得极大,能听见大雨点子砸在房顶上的声音。房东住在后面的院子里,也是平房。我估计房东是当地的农民,城市扩建到他的家门口,他家没有搬走,住的还是老房子。

房东养有两条狗,一条圈在平房的房顶,一条在院子里走动。房顶上那条狗是狼狗,样子很凶。它老是趴在房顶女儿墙头往下看,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像个人一样。几天之后,那条狗不见了,据说是被人投了毒药死了。还有一条如狮的大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叫起来声音洪亮,跟音箱里发出的声音一样。它的名字叫贝贝。

母亲说,我三爷个子矮,一米六都不到。三爷老丈人家的人笑话他,叫他大个子。冬天,树上结了冰,咔吧咔吧响。三爷和三奶奶打架,三奶奶个子高,三爷不是三奶奶的对手,三奶奶把三爷摔倒,压在冰地上。三奶奶问三爷服不服,三爷不吭,表示不服。

母亲的老家是开封附近的尉氏县,当年日本鬼子打下了开封,还到了尉氏。母亲已是大姑娘,为了避免被日本鬼子发现,就天天藏在红薯窖里,或藏在房子的浮棚子上头。

父亲当军官,在母亲的家乡驻防。经人介绍,母亲和父亲见了面。母亲见父亲留大背头、戴大盖帽,人显得挺精神的,就跟父亲结了婚。结婚那年母亲十九岁。母亲属牛,父亲说他也属牛,比母亲大一轮。结婚后母亲才知道,父亲属鸡,比她大十六岁。母亲痛哭一场,很是伤心。父亲极力安慰母亲。

父亲家里有一个童养媳,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当兵,不在家,奶奶对童养媳很不好,时常打骂人家。有一次,童养媳跑了十八里路,到城关去吃舍饭。舍饭没吃到,回来在地里掐了一些豌豆头。童养媳把豌豆头拿回家,奶奶不让人家吃,自己吃。

童养媳长大后,村里有男人打她的主意。奶奶在门口用凳子支起一领秫秸箔,横躺在秫秸箔上看着。人家等奶奶睡着了,爬着从箔底下钻过去。

她怀了孩子,穿着大棉袄,把肚子遮住。她坐到织布机上织布,织布机一震,孩子吱哇一声出来了。她怕孩子的哭声传出去,就把孩子坐在屁股底下,一直把孩子坐死。别人喊她,她不起来。等人走了,她把孩子扔到村后的坑里去了。被一个小孩子看见了,说是一条红鱼。有人过去一看,是一个死孩子。结果村里人都知道了。她没脸在家里待下去,后来听说被村里一个外号叫滑鬼的人骗走了,至今音信全无。

村里的地主叫刘万荣,人高马大,人称大小伙子。刘万荣不养狗,却养了一只大公羊。大公羊腿粗身长,犄角弯弯,瞪眼巴叉,气焰嚣张。公羊羊仗人势,见人就牴。刘万荣把一把长把的铲子,横着担在屁股后面。刘万荣喜欢把男孩子的头皮,他粗大有力的手一把到男孩子的头皮,差不多像撸帽子一样能把人家的头皮撸下来。小孩子都怕被他把到头皮,一见他就躲得远远的。我三爷就多次被他把过头皮,留下深刻的痛苦印象。土改斗地主时,三爷跳起来抽刘万荣的嘴巴子。刘万荣让他的羊吃人家的庄稼,别人都不敢反对,母亲却不怕他。有一次,羊欲吃我们家的庄稼,母亲拿起一根树条子抽了羊一下,羊才躲开了。

我爷爷种庄稼不在行,喜欢到街上听小戏,或听别人给他念唱书。大姐小时候,冬天睡在爷爷脚头,给爷爷暖脚。爷爷不睡,让一个识字的叫范鹤林的地主给他在煤油灯下念书听。大姐暖不热被窝,冻得咳嗽。爷爷正听得入迷,很烦大姐咳嗽,大姐一咳嗽,爷爷就吵她:捏住你的喉咙系子!

爷爷爱做生意,但从没有赚过钱,每次都赔钱。

爷爷取回父亲寄回的一百块现大洋,一下子成了有钱人,高兴得哈哈的。被刘本生的父亲知道了,说要把他家的地卖给爷爷四亩。爷爷听信了他的话,把钱给了他。不料他拿着钱赌博去了,很快把钱输光。他没有把土地给我爷爷,自己跑走了,不知去向。传说他被人打死在外地。

2000年5月10日(农历四月初七),星期三,晴

中午,开封市文联主席兼人大副主任王宝贵请客,在张顺堂开的酒店。席间听高树田讲,有一个乡村诗人,写了许多诗发不出,村里人都看不起他,老婆对他有意见。《东京文学》为了照顾他的情绪,给他发了一首诗。他高兴坏了,在村里请了几桌客。别人开喝,他抱头痛哭。月后,听人说诗人得了神经病。又听说,诗人不久就死了,可怜可叹!

下午,弟弟要了一辆车,带母亲、二姐和我去看黄河。河面宽阔,河水滔滔,黄河的水还是黄的。风扬起沙子,看对岸有些朦胧。

看见黄河,母亲想起花园口黄河发大水那一年。那时她还在娘家,发大水时,麦子快熟了,人们赶紧抢收,割下麦子放在高地方。抢着抢着,大水就来了,越来越深,淹得房倒屋塌,高树只露个树梢儿,小树没了踪影。她们村只有寨墙还没被淹没,村里人都站在寨墙头上。割下来的麦子被水冲走了,没吃的怎么办呢,用网子在水里捞鱼。水里的鱼还算不少,鲤鱼、鲫鱼、鲇鱼,啥鱼都有。捞了鱼,在水里煮白眼子鱼吃。天天吃鱼,把母亲吃伤了。从那以后,母亲不喜欢吃鱼,看见鱼就够了。

2000年5月11日(农历四月初八),星期四,阴

早上到附近的早市买了一袋新鲜豆浆。豆浆是用泡好的黄豆和花生打成的,现打现卖,喝起来有黄豆味,也有清香的花生味。

妻子来电话,签了短篇小说《草帽》的改编协议。还说《小说选刊》的冯敏通知,他们要选我新发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响器》。

母亲说,人家给大姐说媒,她定下几个不愿意:一是独门独户不愿意;二是个头矮的不愿意;三是家里成分高的不愿意;四是没房子的不愿意。独门独户容易受欺负;个子矮的干活没力气;成分高的没前途;没房子没法儿住。母亲先后替大姐看过五个家,都没同意。其中一家是洼子庄的,母亲见孩子娘穿了一件像是新媳妇才穿的衣服,一看就是借来的。说要盖房子,砖在哪里呢?檩在哪里呢?都没有。家里养了一只狗,小得像猫娃子一样,头上的毛脏得粘成了绺。临走,那孩子送母亲,自称是队里的会计,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记账本。母亲没让他去我们家。

天待黑时,春雷滚滚,下了一场大雨,算是暴雨。

二姐讲了一个事儿,说明小孩子家也知道要脸。一个男孩儿,在我二姐家吃了几片肥肉,喝了凉水,拉肚子。上课时不敢举手要求去厕所,没憋住,拉在裤裆里了,把板凳都浸湿了。学生们说:老师,咋恁臭哩!二姐当代课老师,说没事儿,教室离厕所近。那个男孩儿坐得很端正,小眼往前瞅着,像是认真上课的样子。但别的同学说:老师,太臭了,太臭了,放学吧!二姐也闻出臭得有些过分,到教室后排看到那个端坐的男孩儿,明白了怎么回事,宣布放学。放学了,别的学生呼啦都跑了,那个男孩儿还不走。二姐对他说:好了,没事儿了,扛上你的板凳回家去吧。男孩儿这才走了。

二姐还说到她的二儿子永魁。永魁有一次用架子车拉着一百多斤豆角子到集上去卖,因价钱要嫩了,顿时围上来一些妇女抢购。永魁眼看招架不住,说不卖了,不卖了。但那些妇女哪舍得放手,有人趁乱打劫,不给钱就溜了。结果,那么多豆角子,永魁才卖了七块钱。永魁找到我母亲,讲了他的遭遇,哭了。我母亲给他补了五块钱,他才敢回家。

2000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九),星期五,晴

早上去看人们在牛奶厂买鲜牛奶,排长队,六角钱半斤,用提子打,一提子半斤。供不应求。

旁边是一处国家建的孤儿村,共收养一百一十二个孤儿,几个孩子组成一家,以得到家庭的温暖。

母亲说她带着大姐刚从部队回家时,因房子破旧,房顶苫的草沤成了泥,一下雨屋里到处漏,以致屋门口积的水到脚脖子深。要不是带回的有一把伞,孩子都没地方放。

家里一口大锅,一口小锅,两口锅都漏。锅里添上水,正烧着烧着,突然就漏了,往火头上吱吱啦啦滴水。母亲只好把水刮出来,把漏水的地方糊上面,把水舀回来,再接着烧。因锅底已烧热,母亲往锅底糊面时,把手都烫红了。

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秋天不等高粱熟透就开始吃。高粱穗子上面先红,就用剪子把上半截儿剪下来,放到碓窑子里砸砸,打稀饭喝。这时的高粱是水仁儿,打的稀饭只能喝个水饱,不

挡饿。

抗战胜利后,母亲请人给我父亲写信,要求父亲转业,回家。父亲要是不回家,母亲就带着孩子走人,回到她娘家去。父亲不想失去我母亲,就从北京退伍,回到了我们老家。

父亲很能干,回家当年就解决了房漏和锅漏的问题。父亲种了一块淮草,把房顶的旧草换上了新草,下再大的雨也不漏了。我家有块靠坑边的地,父亲通过把坑底挖深,把坑沿帮宽,在宽出来的坑沿上种了麻。然后把麻卖掉,一下子买了两口锅。

2000年5月13日(农历四月初十),星期六,晴

早上有潮气上升,草尖上顶着水珠。

在一个鱼塘边,我看见一种水鸟,从高空把翅膀一收,一头扎进水里,出来时嘴里就叼到一条银色的小鱼。我看得有些惊奇,觉得这种水鸟真是厉害。水鸟不止一只,好几只水鸟都在捉鱼。水鸟有时掠过水面,并不下扎。水鸟的长嘴向下伸着,可能在寻找目标。

母亲说她戴上花镜可以看见水鸟,花镜一摘下来,两眼就跟糊了面糊子一样,啥都看不清了。

一妇女手持一把铁锨,向天上扬着,对水鸟破口大骂,企图把水鸟赶跑,不让水鸟捉鱼塘里的鱼。

突然想起,我上中学时的校园生活相当丰富多彩,说不定可以写成一部中篇小说。

一句话不顺他的耳,他就脸脸的。脸脸的,这是二姐的语言。

一天午后,二姐到河坡里薅草,看见前面有一只大老鳖。二姐刚要上前用脚把老鳖踩住,老鳖仄棱着身子,打着车轱辘就滚到河里去了。二姐懂得,老鳖可能在守护它的蛋,叫鳖瞅蛋。二姐一找,果然在一片松软的热土里挖出一窝鳖蛋。二姐把鳖蛋拿回家,腌在腌咸鸭蛋的坛子里。传说吃腌过的鳖蛋可以补肚子。

2000年5月14日(农历四月十一),星期日,晴

今天是母亲节,我对母亲说了。母亲说,什么母亲节,以前没听说过,她只知道清明节、中秋节,还有春节。母亲还说,现在生活好了,人有钱了,就生着法儿过这节那节。过去连饭都吃不饱,命都保不住,谁还想着过节。

母亲举了我们村一个叫来堂的人的例子。来堂到南乡砖瓦厂做砖坯子,一不小心失了脚,一条腿被砖机齐根切断。他本来娶了老婆,老婆也怀了孕,见他成了残废,老婆就走了,一走不回头。从那以后,他以残废为仗头,逢集就到集上当“伸手派”,跟卖东西的要东西,看见菜要菜,看见瓜要瓜。谁要是不给他,他就赖在人家摊子前不走,直到要到为止。若见卖菜的是外地人,他的样子还很横,把人家叫舅,伸手就把菜拿走了。除了要,他有时还偷,趁人家不注意,就把人家的西瓜抱走了。换一个地方,他把西瓜摆在地上卖掉。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有一次让我母亲到他家里看,指着地上放的各种蔬菜,说想吃什么菜只管拿走。别看缺了一条腿,他一条腿能骑自行车,车上放着双拐,上车骑车,下车拄拐。他团脸,无须,留长发,头发扑棱着,像个大闺女一样。他晚上跟一个唱莲花落子的乞讨者睡一起,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两口子呢,见他们骂架,一块儿去男厕所,才知道他不是女的。

来堂有一次去集上要东西回来,路过一个麦秸垛,听见小孩子的哭声。他过去一看,麦秸垛头的地上扔着一个小闺女儿,旁边放着二十块钱,还有奶瓶奶嘴。好嘛,不光能捡到钱,还能捡到小孩儿,他就把小孩儿抱回家去了。

有一个女哑巴,向来堂学习,也到集上要东西。一个妇女卖粉条,女哑巴跟她要,她就是不给。哑巴“啊”,妇女伸着脖子跟哑巴对着“啊”,像鹅一样比女哑巴“啊”的声音还大。哑巴无奈,当街脱下裤子就要尿。二姐看见了这一幕,赶快把哑巴拉起来,帮她提上裤子,并给了哑巴两毛钱,哑巴才走了。

一个乡长姓于,他的儿子得过小儿麻痹症,两条腿像莲花落子一样。于乡长有势有钱,张罗着给儿子娶媳妇。实际上,他给儿子娶的媳妇是他自己的相好,等于以儿子的名义,给自己娶了一个小老婆。儿子结婚后,他就把儿子撵出去了。儿子在外边拦车,跟司机要钱。他跟儿媳妇过,让儿媳妇给他生孙子,实际生的是他的儿子。

二姐那里有一个叫健康的小伙子,去城里打工学艺,考上了二级厨师。他想回家发展,就在白庙集上开了一家餐馆,生意很好。对面原来有一家饭店,生意冷落下来。结果一天夜里,健康的双脚突然乱蹬起来,他哥还问他蹬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健康已经死了。有人怀疑健康是被人毒死的,但家人没有报案。世上冤死的人是有的。

2000年5月15日(农历四月十二),星期一,阴

早上四点多,天还不亮,听见一妇女在外边马路上大喊大唱:世人都说神仙好,只有金钱忘不了!一生只嫌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曾熟读《红楼梦》,知道妇女唱的是《好了歌》,很感兴趣,马上跑出去看。马路上很空旷,只见妇女一个人在喊在唱。她是用河南的腔调喊唱的,听来格外苍凉。这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她模仿的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形象,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一个瓶子。她把《好了歌》一路唱下去,身影渐渐消失。我猜不透这位妇女是悟透了人生,还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如果一个人在马路上大喊大叫,精神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吃过早饭,我和二姐带母亲到外边转悠。二姐带了一个小凳子,母亲走累了,二姐就让母亲坐在小凳子上休息一会儿。二姐说,她在家里天天忙得脚底板子像打锣一样,出来了,鼓也不用敲了,锣也不用打了,难得这么清闲。

二姐跟我讲了她们那里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看看能不能写成小说。

我一个人写小说,一家人都帮我提供素材。我跟二姐说笑话,要是能写成小说,把稿费分给二姐一半。

二姐说,她不要我的稿费。好故事虽多,得有人会写才行,要是没人写,故事跟扔在粪窑子里沤粪差不多,都瞎搭了。

下面是二姐跟我讲的那件事,二姐讲得长,我记得比较粗略。

人民公社那会儿,村里一个男人是赶马车的,手里有点儿余便钱,日子比别人家过得好。他自己家里有老婆孩子,又跟本村另一个女人相好。那个女人的男人是个吃鳖食的,管不住自己的老婆。赶马车的对与他相好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好,认为孩子都是他的种。他主张两家结亲,把自家的闺女介绍给那个女人的儿子。两家的儿女都对他有意见。后来,那个女人和自家男人商量,决定拒绝赶马车的再去他们家。赶马车的夜里敲门,拍窗,人家就是不理他。他喝了酒,上房顶揭人家的瓦,把一片片瓦撇下去,摔碎在院子里,人家还是不开门。他砸开人家灶屋的门,摔人家的碗,砸人家的锅,并暴跳如雷,破口大骂,闹得全村的人都过去看热闹。第二天人家告给队长,队长找他做工作,劝他苗子不要那么旺。他当时答应不闹了,随后还是去刺挠人家。有人说,没办法,只有消灭他。

他再去,那女人说,她丈夫、儿子都在家,家里不方便,去牲口屋吧。他一进牲口屋,女的回身就把门关上,插住了。事先埋伏在屋里的女人的丈夫、儿子,二话不说,举起棍棒照他就打。他一看不妙,手里没拿家伙,一狼难敌二虎,蹬上牲口槽,蹿到房梁上去了。他的意思是想把草顶的房顶弄破,从房顶钻出去。女人的儿子扫腿一棍,就把他的腿骨打断了,他重重摔在硬地上。他服软了,嚷道:改过了,再也不来了,饶了我吧。他不该对打他的人说:你不能对我下狠手,我可是你亲爹呀!他不这么说还好些,此言一出,女人的丈夫和儿子都照他头上打去。他向门口爬去,爬了两下,头一扁,死了。

赶马车的老婆去村口的柴火垛拽柴火,有人告诉她,她男人被人家打死了,快去看看吧。她不去看,说她男人该死。

打死人的人家出钱买了棺材,把死人埋掉,这事儿就算完了。

这样的故事太残忍了,太极端了,日后能不能写成小说很难说。

还有极端的例子。我们村一位姓范的婶子,她的娘家娘跟本村一个老头相好,被老头的两个儿媳妇现场逮住。两个儿媳一人撕住婶子娘家娘的一条腿,用硬鞋底子抽其私处。抽肿了不算完,抽烂了,才住手。婶子的娘家娘到婶子家里住了好长时间。有人问:怎么了,哪里不得劲?婶子说:风吹着了。

我有一位堂姑,麻脸,我们都叫她麻闺女儿姑。我父亲去世后,麻闺女儿姑见我们家穷,牵来一只水羊,让我们放,说生了小羊羔儿给我们。我们放了半年,羊没有走羔儿,也没有长肥。我和二姐牵着羊送还麻闺女儿姑,麻闺女儿姑不但不高兴,还很生气,用脚踢她的羊,让她的羊死去吧。这件事给我和二姐留下深刻印象,对我们的心灵造成了一些伤害。

麻闺女儿姑那村,后来发生了一桩杀人案。一个男孩子,看中了本村的一个闺女。人家父母不同意,他夜里还是偷偷去找人家,拉人家到外面去。闺女不去,他就把盖在人家身上的棉袄拿走了,弄得人家冬天没棉袄穿。闺女的娘问闺女,闺女说棉袄丢了。娘好像知道了怎么回事,在村里骂大街。男孩子起了杀人之心,一天夜里再潜到闺女家,把人家活活掐死了。闺女的小弟弟还在姐姐的脚头睡,姐姐被掐死时,小弟弟没有醒。男孩子把闺女掐死后,还在闺女的下身捅进一根铁棍。第二天早上,小弟弟大哭,才知道闺女死了。家里人赶紧报案,公安局的人在郑州把那小子捉住了,不久就拉到村子南边枪毙。

2000年5月16日(农历四月十三),星期二,晴

昨天去医院咨询母亲化疗的事,主任医师黄金生认为,化疗是必需的,化疗之后,生命可以延长五年至十年。化疗需住院,费用两千元至四千元。

我和弟弟商量,还是化疗为好。我们让母亲做手术,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延长母亲的寿命。母亲当年是七十五岁,我们还想着等母亲八十岁时好好为母亲祝寿呢!

化疗的床位尚未做出安排,二姐继续给我讲故事。二姐讲的这个故事是听大姐给她讲的,发生在大姐所在的村。长灯家娘,娘家是地主,人长得明鼻子大眼,很是漂亮出众。她嫁的一户人家也是门当户对的富户。不料她嫁的男人是一个阴阳人,婚后,阴阳人该动她老不动她,她不明白怎么回事。她忍不住问男人:俺配不上你怎么着?阴阳人这才搂着她哭了,跟她说了实话,说为了把这份家业传下去,只好委屈她。又说,她只要不离开这个家,想跟谁好都可以。

她跟村里的保长好上了,生了一个儿子叫长灯。解放时,保长被枪毙了。保长临死时,悄悄对村里一个干部说:长灯家娘是一个好人,我死了,把她托付给你,你好好待她。这个干部从此和长灯家娘相好,两人生了一个孩子叫银孩儿。

孩子渐渐长大了,干部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决定和长灯家娘断绝关系。可长灯家娘舍不了人家,对人家一往情深。那干部有文化,教过书,当时正在公社粮店当会计,待人和善,一身的文气,让长灯家娘觉得很可心。

一次天下大雪,二人都去井台打水,在井台相遇。因起得早,井台只有他们两个人。长灯家娘激动得浑身哆嗦,老也打不到水。那干部呢,只在井台旁边站着,低着眉,不进帐儿,也不说话。长灯家娘只打了一点儿水就走了,回去蒙头就睡,不吃不喝,想死。

那当会计的干部知道了,明白痴情女人绝食是他引起的,才去看望了长灯家娘,要长灯家娘不要这样,何必呢。那是人家最后一次登门去跟长灯家娘说话。

长灯家娘跟大姐倾诉她的心事时一再感叹:两个人曾经好得你死我活,而且好了那么长时间,人家怎么说断就断了呢!

2000年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四),星期三,晴

早上出去散步,外面潮气浓重。一轮红日映在荷塘中,燕子叫得很是欢快。

一女人领着一只大狼狗,狼狗显得很乖,不时察看女人的脸色。女人一声“过来”,它立马就过去了。它低着头,拖着狼一样的长尾巴。看别人时,它的目光很羞怯的样子,看一眼赶快回避。

昨天下午一个人去看了开封古城墙。戏里唱汴梁城,远看城墙高三丈,近看城门铁页包。现在的城墙大都塌颓,只剩下不长的一段。城墙外侧是砖,里侧是土堆。砖块很大,像是秦砖一样的老砖。墙根儿有不少摆摊算卦的,看麻衣相的,卦师和相师有男有女,都是很自信或装作很自信的样子。还有一帮退休工人模样的老头,坐在墙头聊天,评论毛泽东和林彪。墙外是大块的菜地,蒜苗芯子里已长出了蒜薹。北京把蒜苗叫青蒜,把蒜薹叫蒜苗,是不对的。河南的叫法才是准确的。

河南有豫剧、曲剧、越调、坠子、二夹弦、道情等多个剧种,还有不少小戏。河南的艺术文化主要是戏剧文化。陕西、山西、青海、内蒙古、西藏等地都有地域性很强的、特色独具的民歌,河南民歌很少,戏剧却很发达。戏剧文化在河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它的主要特点是情节化,戏剧化,夸张化,通俗化。戏剧文化对河南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同时也有着极大的纠缠力。身在河南,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就会受到戏剧文化的影响和纠缠。要摆脱它的影响和纠缠,需要很大的抵抗力和定力,不然的话,很难写出好的小说。

河南文化不在戏剧化本身,它还影响和引导着河南人的行为,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看到人们对戏剧情节的模仿,看到戏剧人物的影子。比如,动不动就下跪,动不动就自杀,甚至在提包里提着一颗人头上访,就是从戏剧中学来的,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任何文化都有它的两面性,值得反思。

一个妇女给她的孩子拔火罐,拔火罐可以祛火、祛风、祛病,是一种常用的治疗手段。可她的孩子还小,骨头还没硬起来,她把火罐拔在孩子脊梁骨上,把孩子的骨头拔弯了,孩子就成了罗锅腰。

2000年5月18日(农历四月十五),星期四,晴

麦子已经成熟,二姐准备明天回去收麦。二姐家还种了西瓜,西瓜秧子也长得有一拖长了,该拾掇了。如果不及时拾掇,任瓜秧子疯长,很难结出西瓜。

翻检日记,觉得片片断断,零零碎碎,也许没什么意义。又一想,当时无意义,或许日后有意义,好多意义都是时间赋予的,还是坚持记吧。无心写小说,不动动笔记点日记,干什么呢?

别急着写小说,写一般的小说,还不如不写。憋憋吧,据说把头发剃光,憋一憋,再长出的头发就旺。憋一段时间不写小说,也许写出的小说会更好。

给读者一些期待,也不失为一种写作策略。写得太多了,读者可能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会产生厌倦感。

收麦季节,一家人在麦场里打麦。赤日当头,暑热难耐,婆婆让儿媳回村打点井拔凉水喝。干等长等不见儿媳打水来,婆婆回家一看,见儿媳正和堂弟那个呢。婆婆恼上来,抽了儿媳两个大嘴巴,说儿媳打水打得不赖。儿媳跟婆婆犟嘴:咋不叫你儿子回来打水哩!

二姐的婆子在一个麦季里拾了三百六十斤麦,她把拾到的麦子都卖成了钱,然后让她的四个儿子给她对麦子吃,一个儿子一年二百五十斤,她哪里吃得完。

二姐村一个老头,外号叫老善人。老善人日子好过,过年爱放天地炮,地上嗵,天上嘎,很开心。儿媳在面条碗里埋了荷包蛋,他端着碗到饭场吃饭,筷子一挑面条,扑棱,荷包蛋出来了。有人问:那是啥吔?他说:我日他个小娘,鸡又屙我碗里咧!

刘本金他娘也好拾麦,儿子说,天太热,不要拾了,再拾就不给她对麦子了。她还是拾。拾麦子是她的习惯,也是精神上的一种需要。

母亲也爱拾麦。有人把割下来的麦给她一铺子,说别拾了,把这些麦抱回去吧。母亲不要,她说拾的麦跟要人家的麦不一样,自己拾的麦吃着香。

戏里有一个人物叫三娘娘,二姐那村有一个风流女人,外号就叫三娘娘。三娘娘为人厉害,谁家的鸡若跑到她家院子里,她三步两步跑过去把鸡捉住,咔吧一声就把鸡腿折断了。

三娘娘跟村里好几个男人相好,其中一个男人的名字叫毛。毛在三娘娘东院住,两家只隔一道墙。墙上掏了一个墙洞,两人以往墙洞里放土坷垃头为暗号,放两个,三娘娘可以过去,只放一个,暂时不要过去。村里有人知道了两个人的约会暗号,告给三娘娘的孩子,有一天晚上,她的孩子在墙洞里放了一摊屎,被三娘娘摸了一手。三娘娘把她的孩子痛打了一顿。

毛为了和三娘娘会面方便,又盖了一处房子,和自己的老婆分开住。一日,三娘娘去外村给人家烧纸,至晚未归。毛估计三娘娘不会去了,就让他老婆过去睡。他老婆初中毕业,留长辫子,是毛看上的,毛托人说媒,成了。他本来应该对老婆好,可跟三娘娘好上之后,嫌自己老婆死性,不活跃,家花儿没有野花儿香。这天毛对老婆说:你成天说我对你不好,我今天对你好好地好好。

睡至半夜,三娘娘回来了,进屋抱住毛的脸就亲:我的大白脸,你睡恁早干啥,咋不等着我?毛说好,睡吧。毛的老婆还在那头睡着,听见三娘娘来了,吓得不敢动,不敢吭。毛用脚踢踢老婆,让老婆往边上靠。他老婆身子贴在墙边,贴得跟蝎虎子一样。三娘娘和毛在那头调情,亲热,说被窝里才说的话。毛的老婆忍无可忍,穿上裤子,气哼哼地走了。三娘娘跟毛闹,让毛把他老婆叫回来,让她保证不说出去。毛把老婆叫回,命老婆在床前下跪,发誓。老婆不跪,不发誓,他就打老婆。老婆被逼无奈,只好答应替他们保密。

毛家院子里还有一个养羊的棚子,毛在棚子里放了一张小床,也在那里跟三娘娘睡。一天下雨了,毛让老婆把羊牵到棚子里。老婆知道毛正和三娘娘在羊棚子里睡,气得骂了三娘娘一句“小媳子”。“小媳子”恼上来,跳下床来就去追打毛的老婆。三娘娘用的是自己穿的高跟鞋,把毛的老婆的鼻凹子都打平了。

毛的老婆回到娘家,叫来一百多口子娘家人,对三娘娘实施报复。三娘娘一看来了那么多人,吓傻了,只好任人修理。她双手捂脸,蜷缩在地上,不管人家怎样骂她,打她,她不动,不吭,像死狗一样。

人家打完了,她才说:我是王光美,你们把我打倒,我再站起来。

她还跟一个地主家的孩子好,后来不跟人家好了,人家把她的牛药死了。她拿着刀子追赶那人,把人家的闺女吓得得了神经病。她仍不罢休,把那人告到法院,那人赔了她钱才算了事。

之后,她到山西一个煤矿去了,一边捡破烂,一边跟矿工睡,每年回家过年时都带回不少钱。

之前她还跟村里另外一个人好,跟人家约的暗号,是人家拿手巾把往手上拍,叭叭叭三下,三娘娘就知道人家要去找她。现在的年轻人跟三娘娘开玩笑,一说叭叭叭三下,她就笑了,说那都是年轻时候的事儿。

一家养了一个娇孩子,在孩子的后脑勺儿上留了一缕长头发,当尾巴。孩子长到十二岁时,按当地的规矩,举行了仪式,把“尾巴”剃掉了。两个男孩子跟娇孩子要钱,没要到,就用刀把娇孩子扎死了,扔在村头一个老太太的床下。两个男孩子跑到阜阳,被抓住了。其中一个男孩子才十四岁,警察抓他时,他浑身哆嗦,腿软得上不去车。警察还没审他,他就说我说,我说。村里人说,娇孩子留的尾巴不该剃,一剃掉就没命了。

2000年5月19日(农历四月十六),星期五,晴

二姐今天回去收麦。我四点五十送她到长途汽车站,给她买了到安徽临泉的票,另外给了她二百元钱,让她雇收割机收麦。

弟弟已到郑州上任。新官上任,不能离岗,到周末才能回家。

母亲说,初春,生产队里的牲口就没草吃了,队里让男劳力下到河里捞杂草喂牲口。母亲参加男劳力干活,也得下到冰冷的河水里去捞杂草。母亲对大姐说,晌午吃饭别等她。母亲想的是,坑里那么多井,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回家。结果,母亲捞了一架子车杂草。杂草六十斤一个工分,母亲挣了三分。

秋天打豆子时,在场院里瞧场,瞧一夜给三分。队长刘本生在扫场院时对母亲说:大嫂,你看这场多干净,你瞧一夜场,也给你三分。母亲一听就恼了,说:我不瞧,就是饿死,我也不挣那三分。我闺女还没说婆家,我儿子还没说媳妇,我不能让人家说三道四。

超化矿的王春芳等三人来了,弟弟请他们在群豪酒家吃了一顿。

在租住的房子里,我每天给母亲做饭是用煤炉,今天弟弟买了煤气罐,换成了烧煤气,方便多了,也干净多了。

2000年5月20日(农历四月十七),星期六,晴

今天是母亲的七十六周岁生日,我们给母亲祝贺生日。庆喜定做了生日蛋糕,王燕做了一桌子菜,还有侄女佳佳,我们一块儿祝母亲生日快乐!

大姐、二姐、妹妹、卫平、刘畅分别打来电话,给母亲祝贺生日,并祝母亲早日康复!

快晌午时,《郑州矿工报》的石宁华、冯新林、陈洪忠等朋友来看望母亲,我没留他们吃饭,不想让他们参与给母亲过生日。母亲的生日,只对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有意义,对别人没有任何意义。

听母亲说,我们村里几个成分好的嫂子,捉住一个地主家的孩子,扒下人家的裤子,要看看人家的鸡鸡扎毛没有。这是什么心理呢,里面或许有小说因素。

外村来的油漆匠,给我们村一户人家漆门。这户人家有一个闺女,很快跟油漆匠好上了。门漆好后,人家不要钱就走了。

母亲说,现在的人懒了,连馍都不想蒸,到街上买馍吃。而刘本新家专门蒸馍,特别是到过年时,别人都是提着布袋到他家买馍,蒸的馍不够卖。

2000年5月21日(农历四月十八),星期日,晴

早上带母亲到街上喝豆腐脑,吃油条。

回来见一男子用自行车带着一窝小京巴儿到市场去卖。小狗刚满月,共五只,颜色有白,有黄,有花,都在自行车后面的铁丝斗子里趴着。它们不动不吭,像小孩子一样。有人想买,拿起小狗,拿得肚皮朝上,看小狗的腿裆,分辨是公是母。这时小狗仍不叫,很乖很可怜的样子。小狗不知道主人要卖它们,要是知道,不知多伤心呢!伤心的应该还有小狗的妈妈,孩子们正吃奶,就被拿到市场上去卖,它不哭才怪呢!它肯定用铁链子拴着,不让动,只能在家里落泪。

狗并没有耐心,它的耐心是拴出来的。牛的耐心也是拴出来的。人的耐心是天生和后天养成的。把没耐心的人拴起来,久而久之,也会拴出耐心来。

苍蝇是一种嗅觉灵敏的家伙,有一点儿气味它都闻得到。我不许有一只苍蝇到屋里来,不许一只苍蝇打扰母亲。一只苍蝇进来了,我拿起蝇拍赶来赶去,终于把苍蝇消灭掉了。

给妻子打电话,她要来看我,替我伺候母亲。我不让她来,她那么爱干净,我哪里忍心让她伺候母亲。我宁可一个人吃苦受累。这里隐藏着我对妻子深深的爱啊!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为被爱而存在,都是为了让人类学会爱而存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凝结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最有价值的经验,就是爱。

有人在楼前的空地上种了一小块麦子,麦子熟了,种麦人提来一个蛇皮袋子,用剪刀把麦穗一个个剪下来,放进袋子里。然后再把麦秆拔掉。这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方式。

大山近处不显高,仆人眼里无伟人。

当了支书,看他脖子吃多粗。

他被人家抓走半个月,出来人瘦得跟刀螂一样。

2000年5月22日(农历四月十九),星期一,晴

母亲不想在屋里解小手,夜里在我睡着的情况下悄悄出去了,结果着了凉,受了风,咳嗽不止。母亲是好意,不想让我每天早上为她倒便盆。可母亲成了病身子,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人不服老不行,不服病不行。

母亲坐在楼下和两个老太太说话,怕说话期间造瘘口老冒气,老吱哇吱哇响,就用膝盖顶住瘘口,不让出声,结果又挤出毛病来了,回到屋里报复性地响个不止,还觉得肚子疼。这种时候了,母亲还顾面子,不顾身体,让人哭笑不得。

病人不是那么容易伺候的,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

二姐曾劝母亲不要挤瘘口,母亲顿时恼下脸子说:我知道,你就是不想伺候我!

二姐也不是好脾气,说:我不想伺候你,跑几百里到这里干啥!

早上骑自行车到清水河边转了一圈,见田里的麦子已经泛黄,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麦香。

荷叶一天比一天大,快把水面盖满了。有的地方没有水,碧鲜的荷叶照长不误。小燕子贴着麦穗飞来飞去,和麦田构成动和静的关系。

一个看上去有些柔弱的女人,领着两只巨大的狼狗来到河边,一只狗卧着,另一只狗站起来,到一边去了。女人过去揪住站起来的狗的耳朵,把它往卧着的狗的身边拉,边拉边训:听话不听话,你的狗耳朵是干啥的,给我老老实实卧在那里,不许动。那只狗只好卧下。别看女人柔弱,狼狗强大,只因女人是狼狗的主人,有权,狼狗得靠女人活着,狼狗只得在女人面前俯首听命。

麦收前的田野真是美丽,成熟的麦子有一种华贵的光辉。

2000年5月23日(农历四月二十),星期二,晴

母亲吃饭不香,手抖索着,每次吃饭都像是犹豫和勉强的状态。看着母亲这样吃饭,连我自己吃饭都没胃口了。

我问母亲想吃什么,我给她做。母亲说她也不知道。中午我给母亲擀了面条,煎了茄子,用茄子汤下面条。母亲说好吃,吃了一大碗。

昨天傍晚,在一块杂草丛生的坟地,见两只小狗交配。小母狗的主人是一位年轻妇女,牵小公狗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女的坐在草地上,两腿叉开,把小母狗放在她的两腿中间,揪住狗的耳朵。男子把小母狗的尾巴掀开,把屁股托起,将阴门露出来,给小公狗创造条件,让小公狗上。小公狗态度积极,但上了几次都不成功。小公狗扭脸看着男主人,很羞涩很抱歉的样子。主人认为它不愿下力,一拽绳子,把它拉走了。它极不愿意被强行拉走,往后挣着身子,使劲打坠,还用嘴咬拴它的绳子。但男子连拉带拽,还是把它拖走了,拖出二十米开外,拴在一根电线杆子上。男子弄来一点儿肥皂水,帮小母狗润滑,扩大,然后换了另外一只小公狗给小母狗配种。小公狗像是闻到了什么气味,主人一解开拴它的绳子,它飞跑着就过来了。它态度积极,愿意下力,屁股抖得很快。然而小母狗像是不愿意接受,它使劲挣扎,叫唤,还用爪子抓女主人的手。女主人极力安慰说:小小,没事儿,小小,别动,一会儿就好了。

2000年5月24日(农历四月二十一),星期三,晴

昨天下午,母亲觉得发烧。我试试母亲的脑门,是有点儿热。因担心母亲继续发烧,只好提前把母亲送进医院。这栋用于化疗的病房楼跟开封市人民医院不在一块儿,是人民医院租的房子。医生给母亲量了一下体温,是37.4℃,当时就开了住院的单子,在医院住下了,准备开始化疗。母亲新的住院号是4294,病床号为215,在二楼。窗外是临街的老式楼房,挡住了视线,给人以高墙感和隔离感。

突然想起在北京的妻子儿女,觉得在北京的生活真好,多么值得珍惜!归根结底一句话,无病的生活就是好生活。

先交了一千零五十元押金,其中五十元为被褥押金。

开药时又交了一千五百元押金。医生说,化疗用的药是进口药,一支一百九十八元,每天都需要打一支,一个疗程是八天。

到了医院,一切都得听医生的,病人和家属没有任何自主权。

弟弟中午到医院来过,同来的还有开封驻郑州办事处餐馆部的尤经理和一位女经理,他们给母亲带来了枣花蜜、橙子和一盒鸡蛋麦片。

母亲动手术时护理母亲的护士小陈来看母亲,母亲对小陈很是热情,给人家拿水果吃。

2000年5月25日(农历四月二十二),星期四,半阴

早上带母亲到街上吃荆芥煎饼,喝稀饭。

化疗之前,还要先化验血。

躺在病床上,母亲跟我讲她当年伺候我奶奶的事。从头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六月,奶奶卧床八个月,吃喝拉撒,全是母亲一个人伺候。母亲说不出奶奶得的什么病,只记得奶奶撒不出尿来,摸着小肚子鼓鼓的,硬硬的,就是尿不出来。母亲用手给奶奶往下捋一捋,按一按,尿才出来了。奶奶一会儿伸腿,一会儿蜷腿,一会儿翻身,都得母亲帮助。稍慢一会儿,她就嚷,说疼得肉丝子往席缝里钻。母亲摸着奶奶肚子里疙里疙瘩,跟驴粪蛋子一样,就是拉不出来。母亲给她吃大肉,还是不行。

村里有个刘先生,刘先生给奶奶开的药是老母鸡煮黄蜡,不吃肉,只喝汤。煮好了汤,母亲端着碗喂奶奶。奶奶喝着喝着,黄蜡和鸡油就粘在奶奶嘴唇上了,粘了厚厚一层。母亲赶紧把汤倒回锅里加热,再喂给奶奶喝。

奶奶对我母亲很是依赖,一会儿不见母亲在跟前就一迭声地喊,以致母亲到菜园里掐把菜,就得跑着来回。

母亲还天天给奶奶熬中药喝,三天一服中药,一服中药得拿一升小麦换,小麦被人家挖走两三布袋。

家里成天熬药,药气上升,把我家房檩上的一窝小燕子都熏死了。一窝刚孵出的小燕子是四只,都栽到了地上。

奶奶的病情不见好转,刘先生又让母亲到地里掐猫耳眼的尖子,熬成水,给奶奶过肚子。不料过得太厉害了,奶奶拉肚子拉得收拾不住。母亲把单子、衣服都垫在奶奶身子下面,一收拾就是一大荆条筐。冬天下大雪,母亲还得到坑里用棒槌砸开冰为奶奶洗东西。积雪太深,拥住了屁股,母亲蹲不下去,只能弯着腰洗。

母亲说的话并不是很连贯,有时东一句,西一句,想起什么说什么。我觉得母亲有些话说得挺好的,我还是愿意记下来。

母亲感叹说:人哪,就是小时候吃东西香!

母亲想起发大水时在寨墙上用缯搬鱼,缯一提,银鱼四溜子开花,一收就是一大碗。

接着母亲讲了一个人,这个人的来龙去脉还算完整。

这个人叫崔宝友,父亲在部队时,四爷介绍崔宝友去找我父亲谋事干。父亲先安排他当谍报员,不穿军装,手拿一根竹根烟袋,到处搜集情报。一个连长战死后,让他当了连长。后来队伍缩编,他就回家了。

1960年大饥荒时,崔宝友一家四口到南方要饭,顺便先拐到我们家。我们家刚从食堂领回的霉红薯片子面蒸的馍,都被他们吃了。他们说好吃,一点儿都不苦。不料,越往南走,饥荒越厉害,人已经饿死不少。他们只得往回返。走着走着,崔宝友走不动了,只好躺在路边上。他老婆把被面子抽下来,盖在他身上,把闺女小妮儿放在他腿上。他有个儿子叫长海,长海十多岁了,由长海挑着逃荒要饭的担子。崔宝友眼睁睁地看着老婆和儿子走远了,他只有流眼泪的份儿。据说,崔宝友很快就饿死了,有说被人熬吃了,有说被人拉到井里去了。小妮儿被过路的人拾走了,下落不明。

饥荒过去后,崔宝友的老婆光着脊梁去一个寡汉条子家里织布,跟人家打到一块儿去了,生了一个小孩儿叫盘根。儿子长海到煤矿当工人,回家探亲找不着娘,他娘住到寡汉条子家里去了。

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小名叫罗汉,他家里是地主成分。他妹妹大闺儿在“文革”期间远嫁到新疆去了。改革开放后,大闺儿在新疆开了超市。罗汉的二儿子带着老婆去新疆,当姑姑的大闺儿安排他在超市站铺子。他花心,跟别的女人打到一块儿去了,使劲打自己老婆,把老婆打得不知去向。大闺儿让他走了。有人看见,他又带了一个女的,到南方去了。

罗汉的四儿子在本村倒插门,插到范铁柱家里去了。范的老婆是1975年发大水那年娶的,不高,黄病色子,不会生孩子,要了一个女孩儿。几年后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又生了一个闺女。范铁柱看罗汉的四儿子不错,就招到范家当上门女婿去了。

高子亮的肚子里鼓,鼓得像一面鼓一样。有人说他肚子里热火太旺,催得就鼓起来了。说老鳖是凉性,弄只老鳖在他肚子上爬爬就好了。把老鳖放在他肚皮上,老鳖缩着脑袋,睁着绿豆一样的小眼睛,不愿爬,不愿给高子亮祛火。家人摁住老鳖,强制推动老鳖爬。老鳖生气了,照高子亮肚皮上咬了一口。

高八点的孙女儿叫春燕,七八岁了。一天中午,奶奶叫她吃捞面条,她不吃,说去钓鱼,至晚不见回家。人说看坑里那是啥,谁家的黑鸡。再一看,是春燕的头发漂起来了。收棒子的季节,水都凉了,高八点下水,把春燕捞上来。春燕都硬了,泡白了。家里人都不明白:钓个鱼咋会淹死人哩!

春天水干了,在春燕淹死的地方挖坑泥,挖出了一条嘴上长胡子的活着的大泥鳅,泥鳅嘴上挂着一个鱼钩,鱼钩上拴的还有线。

高八点承包了一块水塘,养鱼。村里小孩子偷他的鱼,还骂他。他耳聋,听不见人家骂的什么。他还打听,问人家喊什么呢。他一撵,腿快的孩子们就跑了。他一离开,孩子们复又来了。算了,不养鱼了,捞上来吧。他下水布网,冻得浑身打哆嗦。他从此病了,一病不起。他日夜坐在床上,坚持不躺下,担心一躺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后来不会说话了,伸着两只胳膊,示意给他穿丧衣。他的堂弟高子立不让给他穿,说一穿丧衣,他就不中了。结果,他支撑不住,还是躺倒了,一躺倒就死了。

弟弟庆喜1979年考上河南大学,是一件大喜事。二姐说要送电影,因天老下雨,电影没送成。母亲说比娶个儿媳妇还要高兴,上街割了一块肉,要请客,庆贺一下。请刘本功,刘本功说他弟弟家的牛生病了,要去看看。请刘本堂,他说他已经睡了,夜里不出门。请刘本孝,他说疟子上来了,正发烧。刘本成不在家,那就请请三爷吧。三爷也睡了,说他兜里还有两块钱,掏走吧,路上渴了喝碗茶。请了一圈未能请到一个人,母亲不悦,说算了,关上门咱们自己吃。后来刘本会、刘本现去了,每人掏五块钱。这件事对母亲的精神构成了打击,她跟我说过好几次。母亲想不开,其实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对自家来说是一件喜事,对别人来说,就不见得是喜事。

母亲想自己动手清理拴在腰里的便袋,脚下站不稳,险些摔倒。母亲长出气,承认自己没劲儿了,不行了,要是摔倒在地,非瘫痪不可。

2000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星期五,阴

空气里有雨的气息。

母亲养成了早起的习惯,四五点钟就醒了,就要起床。每天五点,我都要为母亲更换一次便袋,并用热毛巾为母亲清洗瘘口。

二哥给王燕打来电话,说他家的麦子已经收完了,收成不赖,每亩地合七八百斤。

昨天化验了母亲的血和肝功,指标都正常,今天可以开始化疗。

化疗期间,每天只能带母亲到街上吃饭,或把饭给母亲买回来。开封街上卖小吃的很多,早上有胡辣汤、豆沫、小米粥、豆腐脑,还有油条、油角、糖糕、蒸饺、水煎包等等。不时看见捡垃圾的老人走过,还有留长头发的像是艺术家一样的人,或许是神经病。

母亲说到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从头年十一月到第二年春天就不见一点儿面丝儿。到地里把麦苗扒出白根,用铲子一铲,把麦根铲下半截儿,拿回家切碎,放在锅里煮,下点榆皮面浑浑汤。人就靠喝那点东西活命。

怎么弄榆皮面呢?用刀把榆树根部打圈一拉,从下往上吱啦一撕,撕到上头,等于剥了榆树的皮。不要表面的那层老皮,只要里边的白皮。把白皮切成小块,晒干,放在碓窑里砸。砸碎,用罗过过,再砸,再过,榆树皮就变成了榆皮面。往铁锅里下榆皮面时,只放一小撮,让清汤子扯扯手就行了。榆皮面胶黏性很大,不敢多下,下多了,成了坨,一不小心,一口就喝下去了,跟吞了一个牛衣胞一样。

到了春天,一种叫狗儿秧的野菜发出来了,人们把狗儿秧连根拔出来,把干红薯秧放在碓窑里砸砸,罗罗,跟狗儿秧一块儿煮着吃,有盐放点盐,没盐吃淡的。

人动动就能活命,哪怕喝点盐水,喝点辣椒水,也管点儿事。不动的,越来越不想动,后来就动不动了,活活饿死了好多人。有一个人刚娶了亲,饿得先是一点一点挪,后是爬,爬着爬着,就爬不动了,头一扁,死了。

好几个庄子都饿死得没了人烟。

大姨家的儿子在姥娘家偷了七毛钱,姥娘撵他走。母亲送他回去,问他钱买啥了,他说买了一把花生,连皮都吃了。他回家后,不几天就饿死了。母亲想起来就后悔,说要是知道他会饿死,说啥也不能撵他走,喝口菜汤也能活命。

那时大舅在开封当厨师,给姥娘弄了一些大烟土,缝在姥娘的棉袄里,想让姥娘带回家去换钱,谁家死了人,就送给谁家一领席。当时开封已被日本人占领,开封的票子是日本人发行的,在尉氏县不能用。而尉氏县的票子在开封也不能用。大舅的意思是让姥娘用大烟土换尉氏的票子。不料姥娘出城门过岗哨时,带的大烟土被岗哨搜走了,姥娘连一分钱都没换成。

这期间姥爷死了,当时才十几岁的母亲,和她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五舅,为姥爷办丧事。买不起棺材,向备了棺材的人家借了一副棺材,把姥爷埋了。母亲担心人饿得抬不动棺材,上树捋了不少柳叶,煮煮,泡泡,做成团子,给抬棺材的人吃。那家人也死了,却没了棺材,只好软埋。

麦子开始抽穗,打泡。饿急的人把麦泡一抽,放在嘴里嚼嚼,嚼得嘴角冒绿沫子。接着大麦有仁了,可以揪下来,砸砸,打稀饭。喝了麦仁儿打成的稀饭,人身上就有劲了。有的大麦成熟后,没人收,因为在这之前种麦的人饿死了,成片的大麦没了主家。母亲他们就把那些没了主家的大麦割下来,磨成面,蒸成馍,拿到集上卖钱。

熟罢大麦熟小麦,遍地金黄,真好看哪!正在人们高兴的时候,传说黄河开口子了,黄河水跑过来了,跑得比一群老虎还要快。我的娘啊,大人喊小孩,男人喊女人,赶快跑吧,往远处跑来不及,先往高处跑。人们齐呼乱叫,把喉咙都喊哑了。喊着喊着,大水哇哇叫就来了,平地涨水,一转眼到腰窝高。又一转眼,水淹到了脖子。麦子怎么办?麦子都被水淹在水底下,只能下到水里捞。会水的男人下到水里,腰里拴一根绳子,捞起一把麦子,拴在绳子上,在身上拖着。捞多了,运到河堤上。没等晾干,第二天一看,麦穗已经沤烂了。

母亲不理解化疗是啥意思,她以为是用刀把人的皮肉划开,再用针缭住。看来人的思维靠的是语言,你脑子里有多少语言,只能用那些语言思维。母亲不识字,只听说过划和缭,没听说过化学治疗这个词,当然无法思维和想象。其实以前我也不知道化疗的过程,医生开始给母亲化疗了,我一直守在母亲身边,才知道了所谓化疗的全过程。先输一瓶葡萄糖水,再输一瓶加了叶酸的盐水,接着用一台像是旧式飞机那样的机器,输一种化学药物,全程由电子控制,大约需要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是漫长的,母亲眯着眼睡一会儿,醒来就跟我说话,用说话打发时间。母亲说,我姥爷在开封城是有名的厨师,带了好多徒弟。姥爷对徒弟很厉害,徒弟在前面炒菜,他在后面坐着,把徒弟吓得直打哆嗦。有一次,徒弟炒菜出错,他抄起一把铜勺子,啪地拍在徒弟头上,能把铜勺子拍得翻过来,底子鼓得朝上。

二姐家的狗咬人,咬过一个小伙子,还咬过一个小闺女。几只狗恋爱,小伙子逗狗,把二姐家的狗逗恼了,狗把他扑倒了,把腿咬得流了血。咬那个小闺女时,小闺女在地上滚着,吓得哇哇大哭。这样的狗不能要,二哥二姐决定把狗打死。叫来邻居家的一个小伙子,趁狗低头吃东西时,一钉耙夯在狗头上,没把狗夯倒,狗凶恶地向小伙子扑过去。小伙子吓坏了,赶紧用钉耙抵挡。二哥赶紧抄起铁锨,二人又夯又砍又拍又锛,总算把狗打死了。

我家也养过一条黑狗。有一段时间,母亲到矿务局给我们看孩子,弟弟天天到学校教书,外带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只有黑狗在家。弟弟去学校时,黑狗一路送行,送到北小桥返回。它自己找点儿食吃,晚上在门口看家。

我见开封的小小女孩儿把小京巴儿背在背上,两手扯着小狗的两条前腿,跟背一个小孩子一样。小狗乖乖的,张着眼睛,一声不吭。

晚八点左右,弟弟来到医院询问母亲化疗的情况。

2000年5月27日(农历四月二十四),星期六,多云

早起带母亲到附近的古楼街、三眼街转了一圈。母亲精神状态不错。只是化疗之后,母亲大便干结,呈颗粒状。

听母亲说,王燕的三姐夫叫小金,在公路段工作。三姐对小金很厉害。小金有一次切葱,辣出了眼泪,揉着眼从厨房出来。三姐说他一点儿苦都不愿吃,切点儿葱就哭。还有一次,小金问岳母一个字也不识吗?三姐即时勃然大怒,说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没有一个嫌俺妈不识字,你滚。

今天是周六,弟弟上午在医院值班,我去大浴池洗个澡,再洗洗衣服。

回到租住的房屋,听见同是租房住的大学生们在弹钢琴,唱歌。他们唱的是关于黄河的歌,歌声悠远。

看了一眼电视,播的是日本电影,没看开头,不知片名,只看了一个尾巴。画面是,一个女孩子,送一个男孩子登船远行。女孩子使劲朝站立在甲板上的男孩子挥舞头巾。随着轮船渐行渐远,女孩子就头抵在墙上哭了。一部电影只看这一点儿就够了,它让我想起妻子。这种离别的细节是动人的。

差不多两个多月没写小说了,又想写小说了。只有小说才能抒发自己的情怀。

下午回到病房,看到病房百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食道动了大手术,一年多积水,伤口愈合不好。在肚子上捂了一个大毛巾包,上面浸满酒精,以免气味熏人。一位七十多岁的老者,患胃癌,三个儿子都在跟前陪护,老人疼得老是呻吟。

王燕的大姐给母亲送来了大米红枣粥。

生产队里死了一头驴,一个叫狗头的人抢先把驴圣割下来,放进砂锅里煮。驴圣筋头巴脑,不好煮,越煮越硬,越煮越短。狗头不等驴圣煮熟,抓住就啃起来,啃得满嘴流油。

二姐村里有一个漂亮媳妇,钻进棒子地里偷掰人家的棒子。人家听见了,并不急着吼她出来,尽她掰。等她掰了一筐棒子出来,人家正站在地头上等她,说:我没请你替俺掰棒子呀,你掰得不赖!媳妇满脸通红,说筐里还有她自家的棒子呢。

刘庆宇的老婆偷扒刘本爱家的红薯,刘本爱看见了,对她说:用手扒不得劲,你回去拿个钉耙来扒吧。她无话可说,丢下红薯走了。

生产队时,妇女趁摘棉花时偷棉花。裤腰带放松着,手老往裤裆里抻,像是挠痒痒。下地时穿的单裤子,回家差不多成了棉裤。还有的妇女,在割豆子时往裤裆里装毛豆角子。毛豆角子支里八叉,那些妇女也不怕扎得慌。收工时,队长站在村口,让那些偷了毛豆角子的妇女把扎裤腿的带子解开。带子一解开,不管妇女的两条腿夹多紧,毛豆角子还是从裤腿里掉了出来。

2000年5月28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星期日,阴

母亲化疗第二天,除了化疗,还要吃好几种药。

和刘大夫交谈,询问整个化疗方案。一个疗程为三个周期,一个周期二十一天,总共需要六十多天。

向一位正在接受化疗的老师请教,她六十六岁,得的是乳腺癌,她做手术已五年,术后只化疗一个疗程。她认为自己没事了,可以“摘帽”了。结果证明,她大意了,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现在治起来比较难了,打一针需一万多元。

2000年5月29日(农历四月二十六),星期一,阴

早上去给母亲买了大梁包子。用大笼屉蒸的大包子,素包子、肉包子都有,挺好吃的。

母亲坚持自己去卫生间洗脸,刷碗。

想儿子了,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

母亲讲,抗战期间,不知是哪一仗,父亲所在的部队有两个连,全部战死,一个都没有回来。有一个连长,临上战场前,给他老婆一截竹竿,里面藏了几个金戒指,让老婆回家。连长阵亡,连长的弟弟哭了几天,连哥的尸首都找不到。我父亲给了他五十块钱,让他回家去了。

日本人投降时,男男女女都哭得很厉害。他们挖一个大坑,把毛毯、衣服等,扔进坑里,浇上汽油烧掉了。人死了,裹上毛毯,也是浇上汽油烧。

现在开放了,妇女也到河里洗澡,晚上洗,白天也洗。晚上脱光衣服,衣服放到一堆儿。白天只穿裤衩,光着膀子,在水里打砰砰。小伙子们站在水边,用土坷垃砸她们。她们一块儿骂人家。洗完了到庄稼地里,脱下裤衩,拧拧,换上长裤子回家。

以前农村妇女都不穿裤衩,觉得穿裤衩浪费布,穿不起。耍筒棉裤穿一冬,裤裆里成了疙巴山,一捏乱掉渣儿。

过去男的在河里洗澡,有妇女过来,赶紧蹲下身子,用水把下半身淹住。现在见妇女过来,站得更高些。

老唐的闺女春花,还没结婚就招男孩子在家里睡,天不明男孩子跳墙走。老唐骂人:娘里个腿,一夜都不让俺闺女睡觉,戚里扑登的,烦人!那小子娶了春花后,偷他二大爷家的牛,被判了刑。

晚上女儿刘畅打来电话,要问候奶奶。女儿和儿子分别跟母亲说了几句话。母亲一听见她孙女、孙子的声音就哭了。

2000年5月30日(农历四月二十七),星期二,晴

一大早,母亲起来洗脸,倒便盆。

二哥小时候,夏天都是光着脚去上学,脚上烫得都是泡。

我们村有一个地主家的儿子,叫星堂,星堂在村里常遭贫下中农孩子们的欺负,两个耳朵眼里都被塞进了玉米豆儿,怎么掏都掏不出来。谁跟他说话,他就摆摆手,表示听不见。

以前的妇女,没有什么避孕措施,对怀孕的事一点都抵挡不住,哭着喊着不想再要孩子了,一弄,又怀上了。全良他娘怀孕后,千方百计往下打。先是用桐油煎鸡蛋,吃了吐得搜肠刮肚,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掉不下来。她又搬一块扁石头,压在肚子上,在屋里来回走,从里间屋走到外间屋,又从外间屋走到里间屋,孩子还是不掉。她男人是个大力士,她不愿跟男人睡一块儿,她男人跟抓一只小鸡儿一样,就把她抓过来了,强行跟她睡。

我有个堂婶子,生孩子生怕了,也是怕怀孕,每天睡觉时千方百计躲避堂叔。有一天堂婶子躲到我们家磨道里睡,还是被堂叔找到了。堂叔说:你就是跑到天边,也跑不出我的手心。一有了那事儿之后,堂婶子就咧着嘴大哭。小时候,我们不知道堂婶子为啥哭,以为堂婶子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都跑过去看。大人知道怎么回事,说啥事儿都没有,不让我们去看。

刘本仁的大儿子立新,在南京抢劫杀人,被枪毙了。立新才十八岁,长得高高胖胖,很排场。他爷爷在南京退休,他想让他爷爷帮他找一份工作,没找到,却把命丢在了南京。是他姑姑金枝为他收的尸。

刘本仁在窑场里捡了一个闺女,叫月民。月民长高了,很有人样儿。她知道是家里人把她扔了。后来她娘找到她,去认她。她不认她娘。她娘说:我是你姨。月民说:我没姨,你走吧。月民初中毕业,逢集骑着自行车到集上做生意,卖袜子什么的,很有自立能力。

下午去火车站买了六月二日晚上回北京的火车票。

夜里两点,有病人死了,楼下哭成一片,哭着向西大街走去。

2000年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八),星期三,晴

母亲听说我要回北京,显得有些焦躁,发愁没人伺候她,夜里睡不着觉。母亲还提出不再化疗,化疗完一个周期就出院。我向母亲解释,说我回北京看看,很快就回来,母亲才平静下来。

早上和母亲一块儿到街上吃早饭,豆腐脑和油条。

上午十点多,当天的治疗就完成了。我和母亲雇了一辆脚踏人力三轮车,回到苹果园租房处。车夫蹬得有些吃力,累得汗都出来了。从医院到苹果园的车费是四块钱。我向车夫道辛苦,车夫说:这没啥,为了挣钱,就不能怕出力。

2000年6月1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星期四,晴

昨天回到苹果园前,我把我骑到医院的庆喜的自行车推到院子里,以免丢失。不料今天一早我和母亲回到医院一看,自行车还是被小偷偷走了。看来这里小偷不少,可恶!

二姐一早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化疗的情况。

母亲爱和病房里的其他人说话,人家不跟她说话她不高兴。病房又来了一个女人,是做结肠化疗,人家不爱说话,习惯沉默。母亲说人家连个猴子都不如,猴子还会对人龇龇牙,而新来的女人,连看她一眼都不看。我劝母亲对人家要宽容,一个人一个性格,得尊重人家的性格。母亲说,她每天吃饭都是到大门外边去,一边吃,一边跟人家说话。

中午,刘新福请我和弟弟到黄河岸边喝酒,在柳池中央的一个沙岛上。沙岛三面环水,风景优美。岸边长满蒲草和芦苇,苇喳子叫得很响亮。主要是吃野味,有野兔、野鸭、野鸡和各种鱼。参加者还有高树田、孙富山、王希亭等。喝的是本地产的柳池酒,酒喝了有五六两,微醉。

这天中午,弟弟家出了一点事儿,两个自称是尼姑的女人,把一个人在家的侄女给骗了。尼姑称我弟弟有灾,让侄女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她爸爸消灾。侄女不知钱放在哪里,尼姑帮着动手翻找。侄女把她妈妈的金戒指找出来了,给了尼姑。尼姑假装把戒指包在一个红纸包里,给了侄女,说戒指和消灾的方子都在里面,但不能打开,三天后才能打开。尼姑离开后,侄女给她妈打了一个电话,说了情况。她妈说骗子骗上门了,赶快打开看看。侄女打开一看,是一个空纸包。

孩子都是在吃亏中长大的。恰巧这天是儿童节。

大学生们在租住的房子里弹琴唱歌,唱的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000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一),星期五,晴

让妹妹来医院陪护一段时间母亲。

晚上,高树田、开封的作家王不天等,请我和弟弟去鼓楼夜市吃小吃。开封的小吃品种很多,也好吃,全国有名。

吃小吃期间,见几个怀抱吉他的小女孩儿,穿行于小吃摊之间,手里拿着用塑料纸包着的纸牌牌,牌上写着歌名,请吃饭者点歌,五块钱三支歌。朋友交了钱,让两个小女孩儿唱了歌。其中一个女孩儿唱的是《杜十娘》,悽惋动人。这些女孩儿都是十一二岁的样子,描着眉,眉心点着红点,穿着小旗袍。她们都是正该在学校读书的年龄,怎么成了流浪艺人呢?问她们,她们说有人带她们来的。

当晚乘车回京。

2000年6月3日至6月12日

此期间的日记因与陪护母亲无关,故略去。

2000年6月13日(农历五月十二),星期二,晴

昨晚坐了一夜火车,今天一大早再次来到开封陪护母亲。

妹妹6月5日就来到了开封,一直在租住的房子里伺候母亲。

听妹妹说,她这次坐长途汽车来开封,路上遇见了小偷,一共四个小偷。小偷都穿着西装,拿着手机,装得人五人六的。一个女的,在城里下了岗,回老家借钱,准备做点生意。她借了一万多块钱,包在小孩子裤子里,装进提包里。女的抱着小孩儿睡着了,小偷把她的钱翻了出来。小偷没想到翻出那么多钱,往裤子口袋里装钱时,激动得手都抖了。偷完了钱,四个小偷让司机停车,就下车了。

小偷偷钱时,被跟妹妹坐一趟车的妹夫的工友王心德看见了,小偷威胁王心德,敢说话就掐死他。

一个小伙子,带的四百块钱夹在书本里,放在提包里,也被小偷掏走了。他睡着醒来时,见有人动他的包,但没有打开。其实小偷已经把钱偷走,又把提包的拉链拉上了。小偷下车后,他打开提包,才发现钱没了。他一嚷“坏了,钱没了”,才引起了那个妇女的注意。那个妇女一看自己的钱也没了,顿时大惊失色,让司机赶快停车,赶紧报案。

警察骑着摩托过来了,可已经晚了,小偷早就没了踪影。

妹妹也被小偷用刀子割了包,掏走15块钱。她兜里还有三十块钱,差点儿被小偷掏走。王心德巧妙地提醒她,说艳灵,你的身份证呢。妹妹坐车晕车,她吃了治晕车的药,也睡着了。王心德一喊她,她醒了,才保住了兜里的三十块钱。妹妹说,以前光听说小偷厉害,这一回才知道了,小偷是大偷,跟土匪差不多。

母亲知道我今天要回来,四点多就起来等我。

我和妹妹送母亲到医院打吊针,为第二周期的化疗做准备。

2000年6月14日(农历五月十三),星期三,晴

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多打出租车送母亲到医院抽血,化验肝功。之后带母亲去吃了豆腐脑和鸡蛋。

妹夫王锦民原是我的工友。近些年煤矿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锦民让我找了矿务局的领导,批准他提前退休。退休后,锦民回老家种地去了,种的有玉米、豆子、芝麻,还有棉花。妹妹说,他种田很热心,也很下力。干活儿干累了,回家吃两个变蛋,喝一瓶啤酒,再下地接着干。

妹妹家里安得起电话,但不想安。她怕在外面打工的人往她家里打电话,她不喊人家接电话不合适,又不好意思跟人家要钱,干脆就不安。

老家街上的精神病人满闸,在街上游荡多年,靠乞讨和给人家推磨为生。前不久拿苹果蘸老鼠药,吃了头拱地,一会儿就死了。

母亲在家时买了老鼠药,把药分散放在屋子的阴暗处,并不走远,坐在院子里等动静。一会儿,屋里就传出扑腾扑腾的声响。母亲回屋一看,一会儿就药死了五六只。老鼠都很大,大得像猫一样。

拿着药死的老鼠,可以到街上换老鼠药。换回的老鼠药,老鼠们就不吃了。

村里的懒王、老吴、刘本运死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肚子很大。把人装进棺材,抬起来棺材里咣里咣当的,抬棺材的人都不愿在后面抬,怕熏人。

田美琴的棺材比较沉,因为是用湿桐木做的。

赖货死后,他哥不让把他埋在老坟里。他哥的老婆老唐先死,已经埋在老坟里。因为赖货一辈子没娶到老婆,他哥担心,赖货会趁他还没死,去找他老婆。

下午,和妹妹一起带母亲到清水河边散步。藕池里满池的荷叶长起来了,还长出了荷包和荷花。有风吹过,荷叶一路翻白,一股股清凉之气。荷叶初生裹在一起,挣破一层白色的薄膜,露出尖角和长满嫩刺的站秆。荷叶刚展开时,两边对卷。等荷叶全部展开,荷叶就平端起来,呈一柄伞状。荷叶秆上附着水鳖子蜕的皮,秆子随风摇动,水鳖子皮也摇动,跟活的一样。新奇的是,在荷池的池埂上,照样能长出大片的荷叶,露出尖角一样的荷芽。荷叶是碧绿,荷芽是嫩黄。在旁边的一片草丛里,也有一枝荷芽,只是有些发黄,显得很瘦弱。看见一条小蛇在小路上艰难爬行,我蹲下身子,用草帽的帽檐碰碰它,它才加快速度,跑到草丛里去了。

妹妹说,她在生产队拾棉花,拾到这头,那头一片白。拾到那头,这头又一片白,拾不及。

阴天下小雨时,妹妹她们站在坑边往西地里看,能看见不少阴灯笼。阴灯笼绿荧荧的,乱碰,一个碰俩,俩碰出好几个。西地里种的有藕,队长以为有人打灯笼偷藕,组织基干民兵到地里去追,结果什么都没有。

2000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四),星期四,晴

早上六点三十分,和妹妹打出租车送母亲到医院化疗。

二姐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化疗的情况。我问她种的西瓜结瓜了没有,她说没有,种的西瓜,还有薄荷,都死了。

锦民当工人时,有一段时间迷上了打麻将,赌博。听说有人来,赶快钻到床底下躲避,怕被人抓走,罚款。打麻将期间不敢喝水,因为一喝水就要撒尿,一撒尿就会中断打麻将,坏了手气。长时间不喝水,上火,嘴干得起泡,嘴唇烂得跟烂柿子一样。他退休回家后,妹妹坚决反对他再打麻将。他说不打,去看看。妹妹连看都不让他看,说不打看什么。

锦民有一个工友叫严俊图,严通过倒票子骗钱。他骗人不脸红,声音很大,好像比被骗的人气还壮,受骗的人往往被他镇唬住了,迷了脑子。通过骗钱发了财,他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并跟女人打干亲,女人的闺女叫他干爹。他给女人买呢子大衣、皮鞋,还指着女人家新盖的楼房,说楼房就是用他的钱盖的。严的老婆说:要不是她男人挣的钱填了别的女人的眼子,她家的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好哩!

母亲说到,张庄寨的地主叫李刚,李刚吸大烟上瘾,瘦得像八根柴一样。枪毙李刚时,我们村的地主范鹤楼陪绑。干部们知道范是识字人,胆小,故意考验一下他的胆量如何。枪一响,他吓得屙了一裤裆。

地主刘万荣,不识字,也怕死。村里斗争他时,给他嘴上戴上牲口才戴的竹子编的笼嘴子,笼嘴子里还塞进麦草,由他儿子牵着他去李楼。枪毙人时,后面枪一响,他也是吓得屙了一裤裆。

那时枪毙人,都是先开公审大会,欢迎大家去看枪毙人的场面。我们村里有一个闺女叫蝶,去看枪毙人,她被后边的人群推动着,站得离死刑犯太近了,结果枪一响,犯人的头一开花,犯人的帽子飞起来,差点儿落在她身上。她吓得得了惊风,一会儿惊一阵。惊风上来,就使劲揪住她娘的衣裳襟子不放。时间不长,蝶就死了。蝶是被吓死的。

2000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五),星期五,晴

早上五点多一点起床,到室外活动身体,到藕池边看藕。早上土地潮湿,空气湿润,荷叶更显新鲜。一方藕池里养了很多鲇鱼,鲇鱼举着两根小胡子,张着阔嘴在荷叶间乱游,把水里弄得很热闹。

一张荷叶,微黄,从旁边的花生地里长了出来,并铺展开来,显得很阔绰,像是给花生打了伞。

花生叶子如同放大的合欢树的叶子,晚上,花生的叶子也是闭合的,白天才张开,哪怕是阴天也张开。看来花生的叶子夜间也要休息。

前面记有长灯家娘和长灯。长灯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一个儿子因打架把人家的胳膊砍断了,被判了刑。另一个儿子,戴墨镜,手里拿着本子和笔,装成采访的记者骗人。他的两个女儿都到城里去了,打扮得跟“花扑克”一样,身上冒香气,挣了不少钱。她们手指头缝里漏的钱,给了她们的爹一些,家里盖了一座小楼。

2000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十六),星期六,晴

弟弟从郑州回来了,中午和弟弟喝了点儿酒,所谓劲酒,喝了一小瓶,二两半,晕晕乎乎。

昨天在医院陪母亲化疗期间,母亲和妹妹讲了不少鬼的故事。

夜里老听见苇子坑里有凄厉的叫声:拨眼啊!拨眼啊!发音很清楚。天明了,有人到苇子坑里一看,一根新发的苇芽子,从一个骷髅的眼眶里长出来了。那人把苇芽子拔掉,鬼就不叫了。

有一个地方的集是五更集,天还不亮,人赶集,鬼也赶集。鬼卖的油条是鞋壳篓子,鬼卖的烙馍卷小鱼儿是树叶子卷蛆,都是恶心人的东西。一个小鬼对一个人说:大哥大哥背背我!这人知道是鬼,背上鬼就不撒手。鸡一叫,小鬼现了原形,是一块锨骨板子。这人把锨骨板子拿回家,砸碎熬汤喝掉。从那以后,所有的小鬼都怕他,一见他就跑,说哎呀,不得了,吃鬼的人来了。

一个妇女被鬼缠身,一心想死,觉得死了才痛快。这天,她做好了绳子套,准备上吊。她把一个高粱篾子编的篓子倒扣过来,想蹬着篓子上去,把绳套拴在房檩上。篓子是空的,很软,平日里不可能禁得动一个人。可这天的篓子变得很硬,她上去都踩不扁。她一想,坏了,一定是鬼在篓子底下顶着篓子,在给她创造上吊的条件,让她死。她要是死了,鬼就可以顶替她,托生成人。她心生一计,说反正要死了,烧点水洗洗头,洗洗脚,把自己洗干净点再死。她烧了滚烫的一锅开水,起到盆子里,哗的朝篓子上泼去,把小鬼烫得吱哇一声逃窜了。从此,她再也不想死了,她知道了,她要是死了,正中鬼的下怀。

如果水面上漂着一个秤砣,千万不要下水捞秤砣。秤砣是铁家伙,漂起来很反常,一定是有水鬼在水下举着秤砣当诱饵,谁要是下水捞秤砣,准得被水鬼拉到水里淹死。

我有一个堂哥,是暑天生的,叫刘庆暑。堂哥小时候老是生病,成天价咧着嘴哭。堂叔不耐烦,认为一定是有鬼缠在堂哥身上。而要把鬼消灭掉,必须把堂哥一块儿消灭。堂叔搬来一把铡牲口草用的大铡刀,准备把堂哥抱到义地里,拦腰铡断。三奶奶不同意,说鬼的耳朵灵得很,一说就听到了。果然,鬼听说要铡它,就从堂哥身上撤走了。堂哥保住了一条命,后来长大成人,目前在深圳打工。

2000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七),星期日,晴

母亲上午继续在医院化疗。

妹妹说她出嫁后,大队想让她当干部,因为不识字,她不敢当。连一个瞎字皮都不识,凭啥当干部呢!

母亲说,妹妹还不如她,她虽然也没上过学,还认识几个字,起码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时母亲身边正好有一张报纸,母亲指着标题上一个“大”字,说那是个“大”字。母亲一伸手不当紧,扎在她手上的针头脱落下来,还带出了血。我赶紧喊来护士,重新为母亲扎好,并用胶布粘牢。

母亲讲道,二姐家那村有一个小闺女喜欢上学,学习也不错。母亲见过那个小闺女,长得可好看了。后来家里不让她继续上学,她就喝农药死了,好可怜的一个孩子。

吃过晚饭,母亲在屋里休息,我和弟弟、弟妹、妹妹到外面看月亮,听蛙鸣。月亮已从东方升起,又大又明,照在地上白花花的,遍地都是月光。蛙鸣听来有些幽远,像是旷古的声音。

2000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十八),星期一,半阴

早上听一个遛狗的人讲,一户人家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大白鹅,鹅每天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见生人进院子就大声叫,并把长脖子伸得像蛇一样贴着地面,向生人发起攻击。从看家护院的角度讲,那只鹅比一条看家狗还厉害,还尽职尽责。当鹅老了,不再下蛋时,家里人就把鹅杀死了。鹅头被菜刀斩断后,鹅还举着脖子在院子里跑。奇怪的是,四合院四面都是墙,断了头的鹅却不撞墙,它跑到墙边就拐了回来,跑到另一墙边又折了回来,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鹅脖子滋滋冒血,白鹅变成了红鹅,院子里也洒满了血,鹅脖子上的皮已脱落下去,血红的硬脖管高举着,显得十分骇人。

这个细节以后写小说说不定会用得上。要不是听人讲,这样的细节很难想象出来。

到今天,我离开工作岗位一个半月都多了,报社扣了我一个月工资,打电话催我回去上班。

扣工资的事,我压在心底,没跟母亲提及,我怕母亲知道了心不安。

母亲像是有某种感应,说我伺候她时间太长了,她现在啥都能自己干,让我回北京上班吧。

弟弟和弟妹也说,母亲由他们伺候,让我尽管放心。

至此,我陪护母亲告一段落。当晚乘车回京。

2016年12月8日至2017年(跨年度)1月3日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