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锦衣》没有遮蔽民间的丰富和自足，也没有将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将民间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叙事、历史变革的当口，完成了民间世界的再叙事、再重构。

莫言用“锦衣”这一极富传统意义的民间符号和“人鸡幻化”的民间传说，为“晚清”的世态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仅唤醒了戏剧舞台上沉睡的民间，而且让生命回归大地，赋予民间以野性和真实，让这部历史传奇文本真正变成了观照当下的“警世文本”。

插图：杨学光

插图：杨学光

莫言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为我们呈现了清朝末期的这样一方图景：粗砺、质朴、封闭而又暗流涌动的古老土地上，人们容忍着愚昧、戕害，也在滋生着坚韧、抗争；承受着苦难、贫穷，也创造着希望、传奇；魑魅魍魉与蝇营狗苟当道，民间智慧与欲望情感张扬，恰似一幅拷问世道人心的世俗画卷。这幅画卷在莫言以往的小说创作中，熟悉而又真实，但对于其戏剧创作而言，却是陌生亦复新奇的。尽管中国的传统戏曲以民间为底色，然而真正从民间智趣、民间文化、民众接受的层面，回归文体本真、打捞民间记忆、雕琢人物性格的戏曲作品，却凤毛麟角。莫言怀揣“剧作家的野心”，将他的叙事乡愁、生活经验、民间故事带进戏曲，以朴拙奇崛、惟妙惟肖的“匠心之笔”，开辟出一块戏曲与传统、民间融会贯通的试验田，营造了一段亦真亦幻、亦正亦邪、真假难辨的历史传奇之旅。

如果说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中，莫言还是在借历史人物的“言行”传当代人的意旨、追求历史与当下的共性的话，《锦衣》则转向了对历史叙事本身的关注，探求的是讲故事的门道，以及历史与传奇、世情与志怪、民间与革命之间的隐秘关联。小说中那个膨胀着魔幻、诡异、想象的“高密东北乡”，在《锦衣》中变成了立体可观的戏剧世界，剧作者仿佛是剧场中的“说书人”，潜伏在世俗舞台的边缘，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所熟悉的乡土人情，尖刻老辣地透视着人性的丰富和世事的更迭。《锦衣》中交织着两条主要的叙事线索，一条是以季星官、秦兴邦为代表的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宏大叙事，一条是以春莲的命运以及“公鸡变人”的志异故事为主的民间微观叙事。围绕两条主要线索，季王氏、王婆、王豹、庄雄才等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显然，依托着民间故事养分的第二条线索被剧作者赋予了更多的笔墨。从被父亲贱卖到抱着公鸡拜天地，从独守空房到与锦衣公子“两情缱绻”，春莲的命运不仅牵连出民间的众生相，而且展现了一种稳固僵化的宗法秩序、道德伦理、人情世态，这里有婆媳的纠葛、财产的觊觎、情感的压抑，更有官匪的沆瀣、公理的颠倒、人性的变异。在剧作家眼中，民间是生命被遮蔽、被漠视的居所，也是滋养着传奇、生长着志异、催生着变化的地方。人与公鸡之间荒诞的婚姻旧俗，因“公鸡变人”成为民间的传奇，它改变了春莲对于情感和自我的认识，重新激活了她生命中的真善美。

这种传奇性因为“公鸡变人”也成为了推动第一条线索发展的重要关节。实际上，剧中的第一条线索是以强力的方式介入到第二条线索中的，它力图改造甚至改变这条线索中逐步走向没落、蒙昧、反动的东西，但是以王豹、王婆、庄雄才等为代表的民间世界的卫道士、维护者们却拒绝了他们先进的理念、进步的文化，于是乎革命的策略转向了依靠民间自身。季星官巧施谋策，“披一件彩光闪烁的锦衣”亮相，借公鸡的形象和身份，完成了由人到鸡的安全掩护，又在爱情与革命的双重激发下，实现了由鸡变人的自由转换。这种戏剧性十足的障眼法、换身术，在民间的叙事传统中比比皆是，但该剧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与非人之间的跨界爱情只是剧作情节叙事的一个“表”，真正的“里”却是对民间故事多种叙述可能性的探求，尤其是如何处理民间与历史、革命的关系。该剧没有遮蔽民间的丰富和自足，也没有将革命妖魔化、庸俗化，而是将民间的智慧嫁接到了革命叙事、历史变革的当口，用一种容易被民众接受且带有神怪志异色彩的故事期待，以及“有情人终成眷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价值伦理观，完成了民间世界的再叙事、再重构。

“一朵芙蓉头上戴，锦衣不用剪刀裁。果然是个英雄汉，一唱千门万户开。”在民间传统里，“锦衣”往往成为公鸡的象征和隐喻，它的外表华彩艳丽，它的性格桀骜不驯，顽强、好斗，烈性十足。剧中，“锦衣”是季星官的伪装，是情节走向的一个伏笔；同时，“锦衣”也是春莲“丈夫”的形象，嫉恶如仇、锄强扶弱，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更是民众心中朴素而美好的愿望，“锦衣”报晓，驱走邪恶，迎来光明，寄托着生命的光泽、吉祥的期盼。莫言用“锦衣”这一极富传统意义的民间符号和“人鸡幻化”的民间传说，为“晚清”的世态人情插上想象的翅膀，不仅唤醒了戏剧舞台上沉睡的民间，而且让生命回归大地，赋予民间以野性和真实，让这部历史传奇文本真正变成了观照当下的“警世文本”。

莫言的文学创作深受民间文艺、民俗文化的滋养，小说《檀香刑》的构思、素材、结构、人物形象等就是借鉴地方戏茂腔进行的一次文体探索。《锦衣》也贯穿着茂腔的特色，其幽怨悲怆、通俗易懂、自然质朴的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茂腔经典剧目《罗衫记》。应当说，从戏曲文体的特色而言，《锦衣》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守格”之作。全剧没有故弄玄虚、标新立异，而是完全采用了民众熟悉的语言讲述民众熟悉的故事，用规范、甚至传统的戏曲结构来演绎人间世情，特别是戏曲剧本“豹头、熊腰、凤尾”的结构框架在剧中特色鲜明。像第一场“桥头卖莲”引出主要人物，埋下重要伏笔：春莲最终卖给了谁？季星官的革命行动会不会成功？他们二人在后面会不会走到一起？一系列的疑问，都被莫言埋藏在了“豹头”之中，而且季星官从出场就扮演“娘子”，到后来伪装“锦衣仙”，这种扮演的身份也前后呼应、贯穿始终。

第二场到第十三场，莫言以线性时间为主轴，编织情节网络，虽然人物分散、空间频转，但是每一场的设计都非常讲究，节奏张弛有度，内容相互衬托，既在环环相扣中突出了主线，又时刻不忘塑造人物，让整个“熊腰”环环相扣、厚重坚实。此外，剧中的人物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多为“高密东北乡”的老面孔，但是这次莫言没有给他们充分展示人性的机会，而是进行了合乎戏曲规律的“脸谱化”设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当，赋予不同的表情、动作、语言，“青衣”如春莲，“小生”如季星官，“老生”如季王氏，“丑角”如王豹、王婆等。他们看似性格单一，实为一个个或狡黠、或贪婪、或隐忍、或忠义的典型人物，正是这些不同的面孔，衬托着民间世界的丰盈与多彩。

在以往的戏剧创作中，莫言更善于做“加法”，将小说化的叙事雄心与现代的语言、思维、价值观托付于戏剧中的人物，抒写今人的所思、所为。而《锦衣》玩起了“减法”，回到了历史、民间，在深耕“高密东北乡”这片沃土的同时，借力传统艺术资源，呼应民众审美文化心理，用地域化的人物景观、汪洋恣肆的语言腔调、自由流畅的文学匠心，凿出了一口滋养人心、紧贴生活的深井。这口深井打出了遥远的乡土、瑰丽的想象，也为戏剧创作开辟了无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