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夷：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来源：中国作家网 | by一苇 2017年09月06日08:39
子目夷，子姓，名目夷，字子鱼，又称司马子鱼，春秋时期宋桓公的儿子，他的异母弟弟便是大名鼎鼎的“仁义”君主宋襄公兹甫。
目夷是宋桓公的庶长子，无缘太子之位，按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兹甫被立为太子。但在宋桓公病重时，兹甫再三以目夷“年长而且仁爱”为由，恳求让贤于目夷作为继承人，目夷坚辞不受：
“能够把国家让给别人，还有比这更大的仁爱吗？况且废嫡立庶，也不合立君的顺序啊！”
为了躲避让贤，目夷干脆出走卫国。
鲁僖公九年（前651年），宋桓公病逝，太子兹甫即位为宋襄公。襄公即位后，任命目夷为左师 ，托以朝政大事行“东宫图治”，宋国国力开始增强。
还在宋桓公没下葬时，宋襄公前往葵丘参加了齐桓公召集的诸侯会盟。在葵丘之会上，宋襄公接受了盟约，同时接受了齐桓公的的嘱托，答应将来对太子昭予以照应。
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众公子争位之乱。宋襄公以弱小的国力，联合卫、曹、邾三国军队，亲率四国联军送回前往宋国求救的公子昭即位为齐孝公。
宋襄公兵不血刃完成了一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威信在诸侯间颇有提升，内心却也迅速自我膨胀，眼光开始瞄准齐桓公留下的诸侯盟主的位子。
几年时间，宋襄公先是扣押滕宣公，邀曹、邾两国在曹南会盟，然后命邾文公杀死鄫国国君祭祀睢水以威慑东夷，接着又因曹国不服，发兵围攻曹国。其所为一时间令其他诸侯大为不满，陈穆公邀诸侯重修齐桓公之好，陈、蔡、楚、郑等国在齐国结盟，与图谋称霸的宋襄公的卫、邾、曹、滑等小国集团形成对立。
前639年春，宋襄公终于按捺不住，提出效仿齐桓公集合诸侯在鹿上召开盟会，确立霸主地位。当时目夷担任司马，极力劝谏襄公，认为作为小国却主持盟会是祸患。襄公执意以盟主之位自居，与齐、楚等国君首次会盟于鹿上，又未经齐楚同意自作主张，约定秋天再次在盂地会合诸侯，订立盟约。
目夷预感到了盂地盟会将有不测风云，面对襄公的急功近利，他感叹到：
“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阻挡不成，他劝襄公带上军队，以防不讲信用的“蛮荆”生变，襄公也不听。果然，在盟会上与宋襄公争当霸主的楚成王，捉拿并拘禁了宋襄公，并发兵宋国。幸得目夷等团结民众、坚守城池，使楚成王灭宋阴谋未能得逞。
几个月以后，宋襄公才在鲁僖公等的周旋调解下被释放回国。他怀恨在心，对兵强马壮的楚国无可奈何，便移恨支持楚成王做诸侯霸主的郑文公，不听目夷劝阻，悍然攻打郑国。郑文公向楚国求救，楚成王采纳令尹成得臣建议，直接发兵攻宋。目夷劝谏急忙从郑国战场上返回的襄公：
“绝不可与楚军正面交战！上天早已丢弃了我们商朝后代（宋国王室是殷商的后裔），君王想复兴它，是逆天而行。得不到上天的庇佑，我们凭什么取胜？”
雄心勃勃的襄公置目夷劝诫于不顾，亲率大军迎战楚军于泓水。宋军在泓水一侧排成攻击队列，等待楚军渡河。目夷认为敌众我寡，提议趁楚军还没完全渡河之机先发制人，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过泓水河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请求趁乱进攻，宋襄公又一次制止，直到等楚军摆好阵势，才发动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也被楚军射伤了大腿。
国人都责怪宋襄公，埋怨他不听目夷的建议而令众多将士捐躯疆场，他却教训道：
“君子不两次伤害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年人。自古作战从来没有依靠关塞险阻取胜的道理，我们作为殷商后裔的“仁义”之师，更不能攻击没有摆开阵势的敌人！”
针对襄公大言不惭的“仁义”理论，丘明先生不吝篇幅，让目夷完整上演了“子鱼论战”。
首先，目夷认为襄公不懂得作战。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因地势险阻而未成阵势，正是阻碍和攻击的良机，这是上天的帮助，有什么害怕的呢？只要是强敌，即使是年纪很大的敌人，能俘虏就抓回来，还管什么头发斑白？
“明耻教战，求杀敌也。”这才是他关于战争的著名论断：
面对强敌，彻底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是作战的目的。既然投入了战争，就应该鼓足士兵的勇气，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抓住战机攻其不备，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
“与其对敌人滥施仁义，还不如不发起战争或者直接屈服于敌人！”最后，对襄公一直鼓吹的“仁义之师”，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第二年襄公伤重而死，宋国经此战几百年间一蹶不振，目夷也从此淡出了史学家的视线。
太史公在《史记》中，将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并且高度评价其“仁义”之举：
“襄公之时，修行仁义……宋襄之有礼让也。”
春秋初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是贵族的事。而战争均为横阵正面冲突作战，主要的还是两军将领之战，即所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西方一直到拿破仑时期，也都还是摆好方阵拼杀。襄公滥用“仁义”于军事，正是在那种历史环境下。
然而，目夷早在盂地会盟之前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相较于宋襄公年少时的让贤君位、仗义助齐等仁义之举，其“君欲已甚”才真正将“仁义”引入了死胡同。以“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鄫之君，争郑以怒楚”（苏辙语），“仁义”大旗的掩盖下，是生灵涂炭，其一败涂地动摇国本，正如目夷所说“弗可赦也已”。
所谓的“仁义”，对宋襄公而言不过是个掩饰其野心膨胀的拙劣借口，襄公洋洋自得以为高明，倘若后人却看不破或者假装看不破，而滥以颂扬或者效仿作秀，便只好“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了。苏仙东坡早有言，“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
有趣的是，相对于宋襄公被太史公选进“春秋五霸”，目夷也与鲍叔牙、斗子文、赵衰、蹇叔被后世并称作“春秋五君子”，作秀式的“仁义”之举在君子面前，能不昭然若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