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方冰与女儿方青卓

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音乐的魅力可以使一个人对不能感觉的事有所感觉，对理解不了的事有所理解，使不可能的事一变为可能。”

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歌曲，正是当年中华民族众志成城同敌人顽强斗争取得了胜利，最终“使不可能的事一变为可能”的真实写照。它显出了无比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开创了民族新音乐的先声。《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其中一首代代儿童少年常唱不衰的名作。

记得在“文革”前，每到9月16日“王二小”壮烈牺牲的日子，同时也是词作者方冰生日的那一天，电台广播里经常要播放《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它被编入了全国中小学音乐教材，还被改编成连环画。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时，晋察冀文艺研究会主办的“庆祝抗战胜利联欢会”上，特请首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时年已75岁的女歌唱家顾品祥再唱“二小放牛郎”，听者不禁热泪盈眶。

当年，我学唱这首歌时，对词、曲作者方冰、李劫夫，只知其名，未见其人。但看过李劫夫参与创作、当年在东北轰动一时的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大型歌剧《星星之火》，对劫夫所写的主题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唱不离口。看过方冰的诗集《战斗的乡村》《柴堡》，描写的都是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诗集后记还说明，“我写的都是大白话，是当年写在墙头、印在彩纸上的，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提炼的‘诗句’”，这样“才能被广大人民百姓所理解”。

我想，这位用大白话写诗的作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定是位常和百姓混在一起的头包毛巾、腿绑裹腿的游击队员，或者是肩扛红缨枪、手拿竹板的宣传鼓动员。

1955年夏，受邀出席在沈阳召开的“《一个女报务员日记》作品研讨会”，这篇短篇小说发表在大连的一本杂志上，是一位大连青年写一个女报务员恋爱的故事。《辽宁日报》连发了几篇批评文章。

会上，我听过几位批评者的发言后，贸然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认为有的批评是教条主义，是庸俗社会学。会议休息，走过来几位男士一一同我握手，有位青年自我介绍叫张琳，是该作品的责编，他指着旁边一位高个头的中年男人说：“这是我们大连市文化局局长、文联主席方冰同志。”

哦，这就是方冰。他们一律穿着笔挺的毛哔叽中山装、头戴俄式鸭舌帽，颇具洋味的文化人风采，显现出大连的早期开放。方冰局长有点口吃，一句一句同我交谈了有关文艺批评和扶植青年作者等等问题。他们非常赞成我的发言，还欢迎我到大连去看看。

那时，我刚从北京文研所毕业不久，被调至东北作协（当时主管辽、吉、黑三省）任编辑。转年，我去了大连，当然要拜见方冰同志。这时他已辞去了官职，下乡深入生活搞创作了。我直接去了旅顺口区一个叫鸭鹄嘴的海边渔村。有人领我到他住的小平房。屋内没人，土炕上靠墙横放着一个长方四棱的“冬瓜”枕头，显然他是一个人横睡。这时，我已知道他离婚了，满怀苦闷在乡下独居。我等待片刻，见个头高高的方冰头戴草帽，足穿解放胶鞋，裤脚挽至膝盖下，挑着一对粪筐慢悠悠走来。我上前握手，他手一摆说：“哦，我、我手臭。”确实，他身上有汗臭味。他告诉我，下午和社员一起劳动、追肥。他指着粪筐说，还剩一点点粪肥他挑回来，给屋后的菜园追肥。我随他绕到屋后，看到那一片绿油油的小菜园，茄子、辣椒、小青菜样样全，垄沟还有水渠，显然常常浇水灌溉。我说：“你这小菜园侍弄得这么好，你一个人也吃不了呀。”他说：“邻居们随便来摘，我每十天半月回大连一次，就给我的小孩带去一些，够她娘儿俩吃些日子。”我立即想到，他已离婚，他惟一女儿的生活费由他全部承担，他仍然惦念她们呢。想起他曾在《处女地》（《鸭绿江》前身）发过一首诗，是写远赴西北三线的建设者的乡愁：“亲爱的，要说不怀念，那绝不是真情，就这么怀念着，也幸福得很”，时间“不会冲淡真正的爱情”。当时我们中就有人说“这是方冰写给他离婚的夫人的诗”，真乃诗人纯真感情。

我去看望方冰，是约他为我们的杂志写稿。他说，到生活中同人民同甘共苦、拉呱聊天，很是愉快，受益匪浅，但是不能把真情实感写出来啊，现在要求写英雄人物，还要完美，而生活是复杂的呀……

这时，我已听到很多人对方冰的评价，他自称自己“嘴敞”， 嘴边没有把门儿的，笔头没设站岗的。他1914年9月16日出生于安徽农村一个贫农家庭，原姓张，从小读私塾，崇拜武林好汉。抗战后奔赴延安，进抗大学习时写诗，取笔名方冰，寓意做人要四棱八角、方方正正，心灵要如冰一样透明、晶莹、坚硬。他为人血气方刚，磊落率真，也有些固执。

此后，他相继给了我两篇小说《鸡》《两个羊倌》，均写的是普通小人物，个性鲜活、语言生动，生活气息浓郁，《处女地》相继发表了。后来，他被调到辽宁作协兼任副主席，家仍在农村。他给了我一篇较厚重的短篇小说，是写农村深翻地的事，揭露了农村干部浮夸、造假，寓意“深翻”下去，农民要抗拒，反对冒进、浮夸。主编审阅后，建议他修改。方冰两手一摊，把稿要回去了。可见他着实“固执”、“偏激”。

1962年8月2日至16日，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出现了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的自由轻松局面。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文化部部长茅盾自始至终参加讨论。出席会议的有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等十五六人，辽宁省有方冰、韶华、马加三人参加。会议拒绝记者采访，只有《文艺报》的唐达成、《人民文学》的涂光群和我列席会议。

会上，邵荃麟先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的成就，表示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但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有些作品就失去了社会作用和艺术生命力，没有真实深刻地反映农村现实。文学批评中也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

茅盾说，现在我们许多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多是让人效仿的先进人物和被批判的对象，其实中间状态的人物也可以当作典型，不要忽视、排斥创造中间人物的典型。要描写生活的广度和人物性格的多样化，题材要广阔，作品内容要丰富。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评论家侯金镜举例说，河南一个将“浮夸风”当作正面典型大写特写的小歌剧，唱“手断了扯着干，腿断了拉着干，脑袋裂了麻绳拴着干……”这样的艺术表现有生命力吗？

在这样畅所欲言的讨论中，自称“嘴敞”的方冰发言了，他说现在写英雄人物一味拔高，好像杀猪拔毛，把猪吹得鼓鼓的，把毛刮得光光的，这肥胖光亮的猪很好看了，可这是头死猪啊！

“文革”开始后，辽宁作协造反派便将方冰的发言归纳为“杀猪拔毛论”，大肆批判。有一天，还给被批斗者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后来我听连长于成全说，那天晚间，他们到“黑帮”的各屋，命他们按时休息睡觉，看见方冰还戴着高帽靠墙打盹儿。于连长告诉他脱衣，躺下好好睡。方冰指着头上的高帽说：“这、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连长硬憋住笑，假装严肃地说：“摘下嘛。”他还问：“革命群众给我戴的，我、我自己可以摘吗？”

这就是方方正正、叫真、守规的诗人方冰。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相继从被下放的农村回到沈阳，搬进新房，我和方冰同志竟成了邻居。这时他早已有了新家。他的新夫人是中俄混血儿，很是漂亮。东北人多称混血儿为“二毛子”（日俄战争在东北开仗，东北人叫俄国人“老毛子”，叫日本人“小鬼子”）。“二毛子”夫人带来了一个同前夫生的小姑娘叫青卓，大大的眼睛，白皙面孔，继承外婆俄罗斯血统，高个、健壮，快言快语，笑声洪亮。方冰对她如同对自己亲生女儿一样关爱。在他膝下，牵手游戏，讲故事，背诗词……青卓长到十六七岁时，被一剧团相中，成了话剧演员。

他不断引导女儿读各类书籍，告诉女儿要做一位好的演员，必须具有丰厚的文学素养和高尚的灵魂，特别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方青卓不断地接受养父方冰的教诲和影响，排除杂念，刻苦读书，在影视圈内逐渐有了名气，还在各类文学杂志不断发表小说和诗歌，后来被铁源、秦咏诚等名作曲家邀请写歌词，还为多部电视剧创作主题歌。1988年，她刚三十出头，主演了《雪野》中女主角吴秋香，荣获了“飞天奖”。同时，她主演的电视剧《大年初一》又获得了澳大利亚电视节的优秀短剧奖。

诗人方冰不仅教育女儿方青卓演好戏、写好诗，还教育女儿做好人。方青卓一次见到《辽宁日报》有篇通讯，居然是表彰父亲见义勇为的。方冰坐电车，发现一个向一女士掏包的小偷，立马上前拦截，小偷掏出匕首，方冰拍着胸脯说：“你往这……这捅！”众人上前将小偷制服。方冰又苦口婆心向小偷讲述以劳动谋生的道理，并嘱他向女士致了歉，小偷又当众向方冰深深三鞠躬。方青卓将那张报纸剪下保存，默默学习父亲这样做人。后来方青卓被沈阳市评为德艺双馨劳动模范。

诗言志,文载道。方冰是理想主义者，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忘“晋察冀精神”，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歌唱，相继出版了《飞》《大海的心》等诗集。诗句仍朴实无华、真挚老到，高扬时代真善美，也尖刻针砭时弊。

我不懂诗。闲谈中，我曾正儿八经地问方老：“你写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这个英雄人物，到底是否有其真人？”我知道从前也有很多人向他这样发问，他多次简单回答有，或者点点头。

这次，他也正儿八经地向我细说：“我说有，就是生活中有。文艺创作不就是要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嘛！人物被群众接受、感动，就是生活的真实，就是有！通过这个小英雄，宣扬晋察冀精神。这首歌要归功李劫夫的曲子配得好。”

说到李劫夫，有一次，我到我们文研所所长丁玲家拜访，丁玲丈夫陈明同志曾向我感叹：你们东北的音乐家李劫夫可是天才、多面手啊。他介绍，在延安演出高尔基《母亲》改编的话剧，陈明饰演母亲的儿子伯维尔，有段独白和独唱。在台下看剧的李劫夫竟自动用他带到延安的小提琴配合拉了一段乐曲伴奏，大大增强了演出效果。陈明发现了这个人才，以后硬拉他来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他不仅能拉琴、吹唢呐，还会画画，每到一新地方，便提上染料桶在村庄的土墙上刷标语、画漫画。他还能唱，是最好的“贝斯”男低音。这样工作不到一年，陈明便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劫夫是东北吉林省农安县人。“九一八”事变前，在这里发生过一起农民群起抵抗来华掠夺土地的日本人的“万宝山事件”。那时，东北有位青年作家李辉英还写了一部“万宝山事件”的小说，出版在萧军、萧红的作品之前。文学史家称谓的“东北作家群”，排位第一名的常常是李辉英。李劫夫的哥哥是“万宝山事件”的参加者，受其影响，李劫夫抱着抗日救国之情从东北流亡关内，辗转到了延安。进入西战团后，他注意收集民歌、民谣、民间小调。他还为丁玲作词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团歌》谱了曲。这是他的第一部歌曲创作。

方冰在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要求上前线。到了晋察冀，同李劫夫相识。1940年春，日本鬼子从河北一个村庄抓走了近60名男女自卫队队员，凶残的鬼子把自卫队队长装进麻袋里，哈哈笑着扔上天，又重重地摔到地上；对年轻妇女们，硬扒开上衣，用刺刀划破她们的乳房，任鲜血流淌全身；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用开水浇头，这少年一直挺身不屈。大家均同声高喊：誓死不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用机枪和刺刀一气杀死59名中国同胞。李劫夫看罢通讯，立即找到作家邵子南写词，含泪写下了《五十九个》歌曲。方冰亲眼看到青年人唱着这首歌曲报名上前线，为59名兄弟姐妹、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

1942年，日本鬼子在华北“清剿”“扫荡”更为残酷，人民群众对鬼子的反击、搏斗也最为英勇无畏，智斗顽敌、壮烈牺牲的英雄故事不断流传。有一天，方冰和李劫夫坐在房东的窗台前，讲述着他们听到和亲眼见到的那些令人发指又震撼心灵的故事，长叹着说，我们怎么能把这些英勇的故事宣传到各地，使其家喻户晓、代代相传呢？

李劫夫说，你写个歌词，我来谱曲，不要墙头诗，要叙事歌曲。那时方冰还不知叙事歌曲这个词，但他当即表示说，你能谱曲，我就写。说罢，他找到了两张半截白纸，抄起铅笔头，放在膝盖上就开写。先写了个《王禾小唱》，自己觉得不够劲。他将自己听到、看到、使他不止一次流过泪的抗敌事迹，集中在他熟悉的那些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放牛、拦羊、同敌人机智搏斗的孩子身上，按叙事诗格式细写；将牺牲的时日定在自己生日那一天，使自己和小英雄合一，永怀不忘。

方冰把诗稿交给李劫夫，李劫夫边看边念，一拍大腿说：“好！抒情又悲壮！我马上谱曲。”劫夫不声不响埋头谱完，定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随之，将《王禾小唱》也谱了曲，算王二小的大名吧。劫夫、方冰两人边拍着大腿、边踱步吟唱，自己也不停地揉眼擦泪。定稿后，他们马上印出歌片儿，散发各地。不久，《晋察冀日报》给予刊发，很快流传。李劫夫找到“西战团”一名从农村招来的被称为“金嗓子”的小姑娘顾品祥来独唱。劫夫一句句教，方冰一段段讲，指导她怎样将这首歌唱得抒情，又坚强有力，表现出对英雄的赞扬和对敌人的仇恨。李劫夫还用葫芦瓢模仿曼陀铃做了个瓢琴，让她自弹自唱，更有情有力。自此，小顾就抱着这个土乐器，走到哪里就把“王二小”唱到哪里，一直唱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小顾进了中央歌舞团任独唱演员，《歌唱二小放牛郎》成了她的保留节目。

方冰生病住院时，方青卓特地从北京赶来护理，还常常对他附耳低声唱着《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九月十六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

二小他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进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

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的上面，我们那十三岁的王二小，英勇地牺牲在山间……

方青卓深情地唱着，方冰静静地听着。女儿望着爸爸含泪的双眼，慢慢说：王二小盼望您老多活几年，多向小朋友们宣传晋察冀精神……方冰真的战胜疾病出院了。

1997年方冰病重，又一次住院。方青卓同作协老干处的干部轮流日夜陪护。1997年7月8日，83岁的方冰终于还是安静地去同晋察冀的放牛郎“王二小”会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