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从沽源到了崇礼。

因为每次看见山，我总是莫名地想起海。所以，我的手边有了长篇小说《船讯》——安妮·普鲁的精神赠送。

满眼都是起伏的山。每座山峰，看似相同，其实又不同。无法看透的大山。

“也许，水比光更古老……大海中央出现了森林。也许，一根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这位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她竟然能想象出来“大海中央出现了森林”？还有，“打结的绳子把风囚禁”？

那么，山的中央会出现什么？怎样才能把大山储存在心间？

读着隔海飞翔而来的安妮·普鲁的《船讯》，越野车停在了桦皮岭下闻名于世的“草原天路”的下面。

桦皮岭是崇礼的高山。海拔2000米。桦皮岭的山脚下就是“天路”的始点。正是因为桦皮岭的背衬，这条路才被叫作“天路”，才会像一条带子一样随云彩飘浮，与远天无限接近。这就像写小说，背景多么重要。人物可以“小”，事情也可以“小”，但背景一定要“大”。

路边的青草地上点缀着紫色的地榆花，它们长在长长的柔弱的枝条上端，它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盛开的花朵，特别像短小的蒲棒，只有指甲盖大小。还有一种当地人称作的“树叶鸟”，小鸟儿小得真像一片树叶，可是叫声高亢嘹亮。它们站在树的最高处，在那么细小的枝叶上放声歌唱。站在树下，我怎么都琢磨不透，那么响亮的叫声是怎么从它们娇小的身体里传出来的呢？

在“草原天路”上，汽车开上一会儿，就要停下来，再徒步走一走。每一处停泊之处，都会呈现无法预料的风貌。

仰望天路，有一种奇特的感受。那就是，感觉自己不是自己，像数十年前的自己。或是，感觉自己是数十年后的自己。总之，不是当下的“我”。

小说《船讯》里的奎尔也是这样的，所以安妮·普鲁说奎尔“他最早意识中的自己是一个遥远的人”。是的，在纽约生活的奎尔，是一个普通的记者，30多年来都是跌跌绊绊地活着，但是回到祖居的加拿大纽芬兰岛，在30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屋里，失意的奎尔却摆脱了失败的阴影。

为什么奎尔回到故乡就能摆脱失败的阴影？眼前这条弯曲起伏的草原上的天路，又会带给人怎样的生命启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完东起崇礼区桦皮岭、西至张北县野狐岭的这段132公里长的“草原天路”，我怎样才能拥有一条“打结的绳子”？

远处山峰上白色的风车不紧不慢地旋转，原本只是用来发电的机器，却因矗立在遥远的绿色山峰上，于是在远行的人们的眺望中它们便平添了浪漫的意味。

看着童话般的白色风车，越野车停下了。那大片的稍微平整的土地，正好形成天然的观景平台。视野目及之处，永远都是连绵的山峰。但是却在山峰缓坡上，呈现出来大片的层次分明的梯田。上面种些什么，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们的形状，给人想象的阶梯。

天路的下一站还能看到什么？还能看到野罂粟、土豆花，还能看到油菜花、苜蓿花……所有花的背景都是绿色的群山。还能看到古长城遗址，还能看到狐狸出没的野狐岭……

看着继续向上飞翔的天路，我忽然想起安妮·普鲁笔下的“绳结”，莫非就是航船上的缆绳？

打结的绳子能把风囚禁，缆绳能把大海固定吗？

二

相对于“草原天路”的驰名，崇礼的喜鹊梁则有些默默无闻。要是不到当地，真没有听说过。

去喜鹊梁之前，听当地人讲，之所以叫喜鹊梁，因为这里没有人，是喜鹊的家，经常会有数十只、上百只、几百只的喜鹊欢聚与此。他们说起喜鹊梁，脸上带着某种神秘的笑容，过去一会儿再想起那种笑容，依旧意蕴悠长。

果然，刚刚拐上一道山梁，几只喜鹊毫无理由地突然出现，它们翩飞在汽车的前面，似乎像是引路又像是戏耍，在车头前面忽上、忽下地飞着，随即消失在两旁的树林里。

所有的期待与畅想，瞬间被这几只喜鹊点燃。

汽车继续向上走。看见了山门。

徒步而上，脚下是碎石渣铺就的窄路。这与“草原天路”的柏油路面不同，也正是这种不同，却显示了山乡间的原始风味。

还没有走上喜鹊梁的山路，两旁幽深的桦树林，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视野里。这些林子呈现原始林的状态，看不出人为管理的些微痕迹，林子下面都是厚厚的落叶，踩上去犹如松软的草毯。这种原始的状态，更是让人浮想联翩。想要看见喜鹊漫山飞舞的欲望再一次被点燃。

几乎没有“登”的感觉，眨眼间就到了山顶。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这里不叫“山”而叫“梁”的缘故。因为将近傍晚，人不多，在这片开阔、舒缓的山坡上，始终没有看见喜鹊的身影。

喜鹊梁难道没有喜鹊？

周围依旧是安静的群山。脚下是没过小腿的草，还有遍地的野花。

望着山，我再次想到了海。奎尔为什么回到家乡后，能够摆脱失败人生的阴影？因为面对吞噬生命的大海、巨浪、冰雪还有疾风，所有平凡的人们互相援手。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体贴，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困难。每个人都能获得新生。

“正是人类的赎就和疗伤，人类精神才能复活”。安妮·普鲁在纽芬兰岛的风暴中，书写了人类最宝贵的精神。

那么，没有喜鹊的喜鹊梁，如何让人如此向往呢？

想象，我相信来自想象，来自民间的想象。他们把一只喜鹊想象成了数十只，把数十只想象成了数百只。

小说家也是这样。小说家的想象来自人物的飞跃。约瑟夫·康拉德在他的小说《在西方的目光下》里，就是让他的人物在圣彼得堡和日内瓦之间来回“飞跃”；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同样让人物在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飞跃”。

作家的想象力在飞跃中迸发。小说里的人物只有飞起来，才能带动写作者飞翔。是的，小说中人物的话语、行动，怎么能是作家写出来的？不是，是人物与生俱来的。

站在草地上，望着远方。面积并不宽阔的喜鹊梁、没有喜鹊的喜鹊梁，忽然变得无边无际起来。许多喜鹊飞翔在草地上、飞翔在天空中。那一刻我好像看见了《船讯》里纽芬兰岛的巨浪，在飞溅的冰冷的浪花中我看见奎尔飞起来了，我也看见喜鹊飞起来了。黄昏中的喜鹊梁，被远天的夕阳映照得像是黄昏中的大海。那些飞翔的喜鹊，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