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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苦难中的人性温暖与重量——读孙向学长篇小说《落尘》

来源:文艺报 | 张燕玲  2017年09月01日06:47

孙向学的长篇小说《落尘》(花城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故事简洁,叙述也有些传统老实;但小说却生动塑造了一位饱满的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桂西北农民二傻,而且二傻不傻。

小说落笔迷蒙苍茫的桂西北乡村,在时代的一次次巨变中,一代代坚忍乐生的乡民如遍地野草般蓬勃生长,世间的许多苦难是无法预知与描述的,但人的精神可以超越一切,一如二傻。二傻年幼时父亲被毙,娘出走,吃百家饭长大的他又遭逢聋哑妻子春杏难产而死,他艰辛顽强地独自养大女儿,虽笨拙地走过了一个个人生的拐角,但卑微的二傻却以自己的实诚和个性,把一个尘埃草芥般的生命活出了一种执著而平实、悲凉而欢欣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千千万万二傻的一生。孙向学为二傻立传,何尝不是为中国南方的农民立传,并以此建构自己的现代乡土中国的南方文学版图,显示了作者关注当下现实的文学自觉,并以有情有义的写作,显示自己坦诚郑重的文学态度和艺术野心。

孙向学以30年不懈的文学追求,以其四部长篇小说,一批中短篇成就了自己的文学版图。我关注这位生于南宁,长于广西凌云,工作在深圳的作家多年,读着他在文学之旅渐行渐远、越写越好的作品,真为他的文学态度、文学进步与文学自觉而感动。这种自觉在于他的文学学习与艺术野心,他也曾学习许多文学大家虚构历史,演绎历史,如“河东河西”系列中第一部写自梳女的《仙儿堂》,到渐渐触及中国当下现实的《沧桑》《落尘》。其实,在今天,专注于当下中国现实的写作是有难度的。已经很少有作家能洞悉当下庞大繁复的中国经验了,尤其乡土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早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何讲好当下的乡土中国的故事,已经成为写作的难度。孙向学越来越执著自己足下的土地与熟悉的生活,越来越自觉以关注乡间苦难的平民立场,去直面时代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把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份家国情怀颇具时代担当和人文担当。

泗城及其往事,深圳及其奋斗史,这是孙向学创作的两大系列作品。从多少有些陌生感的自梳女的《仙儿堂》到大手笔书写深圳前史的《沧桑》,及其农民孤儿王二傻的命运;再回到以小见大的《落尘》,满怀悲悯为农民孤儿二傻立传。《落尘》属孙向学作品的桂西北系列,此系列作品多起源于他的泗城青少年时代,笔触也从个体经验出发,植根于悠远辽阔的少儿及青年记忆。泗城,即盛产毛尖茶的广西百色凌云县城,好茶当然生于山林迷莽、野气横生处,这与他后来生活了20年的新兴大都市深圳截然不同。如此个性的文学地理,给了日益烦于水泥森林的孙向学越来越强烈的回望意识,萦绕并重新演绎泗城十几年无拘无束、入水穿林的青春记忆,以及那山那人那狗的生存状态便蜂拥而至。

于是,便以桂西北农民二傻的故事,来为桂西北那些如尘埃如野草生长的命运,那些野地里生野地里长的南方二傻们立传,为千千万万像二傻那样位卑如草芥般却不敢忘情忘义的农民立传。我们看到这个木讷而执著,讲感情讲道义讲诚信的农民二傻,居然为了李叔的搭救举荐,拼了命也要在困难时期把水库工地食堂弄得香口热菜、妥妥帖帖的;同样为了李叔的信任,守护修水利的工具居然被遗忘在山里三年,几成野人;此前,他的父亲生产队长二傻爹,在大饥荒时为了借粮埋死去的二傻婆,大年初二领着二傻到远村借粮而几近饿昏,后来又为了救活全村人的性命,偷盗公社的战备粮。二傻爹的有情有义,令人想起《白鹿原》中白嘉轩为全村借粮的仁义。而二傻爹被枪毙,时为公社书记的李叔既为行法,又苦于心痛饥民,而故意不追究同犯;过后,全村义无反顾抚养二傻成人,有难同当;包括乡邻们相互的关照,尤其春杏及其爹爹不动声色对二傻的照顾。其实,这份诚信情义一直就是中国的乡村伦理与生存逻辑,友情、爱情、亲情,以及对弱者同情,乃至悲悯之情;道义、正义,样样不缺,这正是传统乡土中国的乡村伦理。

而二傻们,一个个穷困惶然却不潦倒的农民汉子,内心却有卑微而令人感动的无私与坚韧,二傻不傻,尽管他也有他的不堪,但他择善而生,因为他们靠着微茫的希望支撑着,这希望大多时是李叔,有时是暗恋的张华,以及春杏,更多时是女儿,那是二傻一个个令人心酸又心暖的人生指望,这些失败人生的微光,正如黑暗里的微光,照亮了他一个个失魂落魄的时刻,也为此他才没有倒下,也才有人生值得一过的农民的坚韧。再卑微的人物也有了脸面与微薄的尊严,这便是现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即使深陷窘境欲哭无泪,也会向苦中求生,在哭中微笑,寻求心灵的一点点欢欣。

为此,孙向学对笔下的人物充满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他立于每个人的立场与角度叙述,于是,每个人的难处与行为都给出足够的铺垫与理由,并给予充分的理解。比如懂事的忆娘,通情达理的官太太林广播,解二傻困难却总打白条的副乡长等等,尤其从基层步步上升的官员李叔,既非贪官,也非高大上,而是一个工作和生活相当正常的官员形象。孙向学的独特在于写出李叔的不平常,包括他的顺风顺水与有情有义;而二傻与李叔也形成意味深长的互文性关系,并推动故事的发展。当李叔与他近时,二傻便绝路逢生,人生便充实喜乐;远时便呆傻守拙,也是人物个性最为出彩之时。从小二傻就在树上翘首盼望李叔下乡到村,后来吃百家饭长大当了青年伙夫,水库守望、修造铁路,再苦再累都不给李叔丢脸,以李叔为信仰成为二傻的人生指南,到中老年因妻死而独自承担养育女儿之责,把李叔藏于心里。遇贵人以改变命运,以期盼目光越拉越长为人生要义,这便是中国农民的基本命运,无奈无语,颇具寓意。

二傻不傻,大的命运节点,多是在微小处脱颖而出的,尤其结尾,本打算晚年投奔城里女儿的二傻,却为了给过去暗恋的知青、今日之亲家张华面子(否则难以面对面生活),答应年前离开,而且一定要坐火车回村。这个细节,可谓孙向学的神来之笔。因为火车是20多年前修铁路时,李叔答应给他们坐的,二傻为了面子,在村里也吹过大牛了,而火车始终是个虚无的希望,二傻始终抓不住它。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要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二傻以自己的质朴做到了,活着为情义而活,死也为了追上自己一点点卑微的希望。尽管悲凉,却也是精彩的细节:下车尿尿的二傻,不顾一切地扑向已经开动的列车,并不知会为此送命。二傻这情急与傻笨之举,说明了修铁路的他的确没坐过火车。于是,就有了张华难以言表、痛彻心扉的大哭,有了李叔再一次迟到的过问。生活的强大,就是如此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有血肉有痛感有情义的文字,令人有彻骨之寒。于是,苦难中的人性温暖与重量不期而至。

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自己解说小说,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致使如此精彩结尾的艺术张力匆匆收束,但孙向学却以他少有的沉静简约,收敛着自己的深情,使整部小说如大地平缓的河流,徐徐地讲述二傻的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于是,这个较为丰满的南方农民的形象,一如南中国遍地的野生植物,散发出蓬蓬勃勃的活力,并成为一种个性的表达,而各种个性的表达便汇成了一个时代不息的文学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