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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幽默仁心才情——忆程十发先生

来源:文汇报 | 韩天衡  2017年09月01日09:19

芭蕉锦鸡图(国画)程十发

程十发 (髪) 先生,原名程潼,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美专读书时,老师李仲乾为其取字“十发”。今人取名常常都往伟大里叫,过去人取名则谦抑得多。“十发”的“发”,并非是“发财”之“发”,而是“头发”的“发”,在计量单位里面“一程十发”,“发”是一个眯眯小的计量单位。

我七十年代即呼程十发为“发老”。“发”字在上海话里的发音与“弗”相合,“发老”即为“弗老”,永远不老。后来,敬重他的晚辈、后人,也都称呼他“发老”了。

自1972年相识,直至2007年发老过世,35年间,我们有着不寻常的情谊。1984年,发老出任中国画院院长,我任副院长,彼此之间接触更多。尤其在他晚年,我经常赴程宅汇报工作,听他的指示,彼此更见坦诚、信任和亲近。

我始终认为程十发先生是一个天才式的艺术家,在艺术上的成就世所公认;而在生活中,发老的幽默知者无多,却让亲历者很难忘怀。

发老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即使在“文革”前及“文革”中犯了“错误”,以至于被开除了党籍,削减了工资甚至遭到密集批斗,他依旧有着乐观心态。全家五六口人仅靠他一份工资维持日常开销,除去房租三十多元,每个月能家用的也就40元,生活之清贫与艰苦可想而知。问他:“发老,今天吃点啥啊?”他总是调侃地说:“我家里吃得好! 四川菜、广东汤。”所谓“四川菜”,上海话谐音为“水汆菜”,即过水汆一下的蔬菜;而“广东汤”,上海话谐音为“晃荡汤”,即似清水般的汤,喝下后在肚中晃荡晃荡响。记得有一次我去探望他,他刚从医院回来。因为胆囊萎缩,做检查时,医生问他:“你怎么胆没有了?”发老回答:“我的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没了。”医生给出建议:“发老,你还是要做个手术,拿掉比较好。”发老说:“这可是父母给我的,是原装货,不能调包。”那么多年里,他一直用幽默消解着种种不幸和噩运。

发老的幽默,是信手拈来的。1987年,由发老带队,整个画院的中青年画师,前往苏州西山为市总工会疗养院画公益性布置画。当时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在上海租了一辆大客车,开到苏州约莫四个小时。发老从来不端架子,与年轻人在一起,更是谈笑风生。当时的行车路线经过苏州北,刚进城里,沿路有个塔———“北寺塔”,苏州话的发音为“不是塔”,发老便向车上的年轻人编了个笑话:“过去清代有个官员,是北方人,上任到苏州当知府。前来恭迎他的下属是苏州人,知府的轿子进了苏州,问此人‘这是什么塔’,此人说‘不是塔’。知府说:‘明明是个塔,你怎么讲它不是塔?’当差的说:‘老爷,是“不是塔”。’知府听罢,对当面说‘谎’的当差气不打一处来,就叫差役将此人拖下去狠打三十大板,再听候发落。”这是巧用方言编排的故事。车子开出没多远,偶遇一个化肥厂,高耸的烟囱喷着黑烟,像一条乌龙直冲云霄。发老道:“那么多黑烟浪费可惜了。如果我有权,就把上海墨厂搬到它边上来,正好化一害为两利。”苏州的沧浪亭是非常有名的一座古园林,当时旅游业刚兴起,本来非常低廉的门票随之飙升。沧浪亭上挂着一副老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发老一瞥,讲:“这个对联换一个字就有趣了,叫‘清风明月本有价,近水远山皆无情。’”机敏而深刻。半天的时光,撒满旅途的一连串诙谐谈吐,对发老而言只是顺流而下的江河中的几朵浪花。也正缘于此,一些著名的主持人、滑稽演员,几十年常围着发老转,不单是想吃“开心果”,还想从发老处汲取各类有意思的语言艺术的材料。

发老的幽默,无处不在。一次,我与发老及其公子多多应邀在老正兴饭馆作画。可画完后,才发现多多兄没带图章,碰巧压画的镇纸是青田石,发老说:“天衡啊,这个对你来讲是囊中探物,当场撬一方吧。”当时没有刻刀,我便叫经理找根大的铁钉———我曾用大铁钉刻过印。经理说:“饭店哪有这玩意,剪刀倒是有的。”随即从厨房里拿来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剪刀刻图章,我还从未尝试过。剪刀两面利刃,一面刃口刻章,另一面的刃口就对着手指,发力非常困难,稍不当心,就会肉绽血淌。好在还挺顺当,用了三分钟,刻成“程多多”的名章。刻章过程中,多多兄还拍了照片。后来,照片给我时,发老在背后写了六个字:“天下第一撬客”。

很多平凡的事情到发老那里就横生情趣。五十多岁时,我遥想起儿时,因出生多日不睁眼,在相士的开示下,母亲曾带我去城隍庙拜“将军剑菩萨”做干爹。后因“文革”除四旧,“干爹”被砸烂,找不着了。于是我恳请发老给我画个干爹。他问:“侬那个干爹我弗认得的,长什么样子呢?”我说:“我这个‘干爹’是三只眼睛的,但不是二郎神杨戬,是三只眼的菩萨。”后来过了两个星期,发老讲:“你干爹画好了。”一看,可真是神似啊。发老还为此题跋:“甲戌元日,阴阳怪气生为豆庐主人祈福,急急如令,勅。”另一侧又落“十发”款。我总算和菩萨干爹可以朝日相见了。

我的斋号“豆庐”,是在发老的及时提醒下改换的。他和我之间从不设防,侃世道、论艺事,两心相知。七十年代初,我希望在书法篆刻方面能摸索前行,且对当时背离民心的“文革”路线产生了疑惑,要投石问路,就给自己起了个斋号“投路室”,为此还刻了章。发老见了,真挚地告诫我,“你好大的胆子! 我是吃过苦头的。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你还去投路?你投什么路? 如果是我取这斋号,肯定要被斗死了啊! 我劝你,不要用这个字号。”随后发老脱口而出,叫“豆庐”吧,上海话谐音正是“投路”。意思还在,但又不会给别人揪辫子。这个斋号我一直沿用到现在。

说起“豆庐”,不得不提 《豆庐山房图》。1980年大年初一,我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写的是延庆路141号张寄,字是发老的笔迹。打开,里面是一张山水画,画上发老有题句,大意是:天衡一家三代五口,住十平方的房子,我也没有能力给他解决,就学古人文徵明,书斋筑造在宣纸上,赠此 《豆庐山房图》,聊表心意。此作构思精巧,色彩、笔墨都别具匠心。这是我一生中最不能忘怀的春节。可惜,我与此图终究是缘浅。1994年,发老要开画展,我将 《豆庐山房图》 等佳作借展。然,天有不测风云,在展览的第二天,小偷由美术馆的天窗上进入展厅。蹊跷的是,小偷居然能避开监控探头,卸下镜框,窃走了 《豆庐山房图》。

发老一贯慈爱为怀,胸襟博大。一次他家来了一位外地老干部的女儿,拿出一张发老前次送给她爸的画:“我爸说这张画是假的。”对此,发老不愠不恼,还和颜悦色地讲:“好好好,今天这样,我当场画一张。照相机带了没有? 好。我当场画,你当场拍。回去也好给你父亲交代,这张绝对是真的。”发老边画,她边拍照片。画还没干,来人就拿两张报纸将画一卷,道了声谢谢,走人。有回在香港,一位朋友拿了张署名发老的画给他鉴定。画是假的。发老还没开口,朋友说:“这张画是某某看中了我的名牌照相机,拿来换的。”那个以画换照相机的也是发老的朋友,若讲这张画是假,定会闹出风波。于是发老说:“这张画蛮好蛮好。”这位朋友随即跟进,“既然蛮好,我也确实喜欢,请您在上面再给题几句。”发老一双手拉好两个朋友,宁可不打假甚至认假为真,只为了不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

发老对后辈素来提携和奖掖。1986年,我办个人画展,发老为此写过一篇文章 《前浪与后浪》 刊于 《文汇报》 上。文中,他写了四个不及我———用功不及我、见识不及我、处世不及我、虚心不及我。这似乎幽默得有些“黑”,但最后,发老也谈到我年轻,在作品上还可以去掉一点火气。谦逊的自贬和对晚辈的拔高,全在催我奋进。这也是发老为年轻人写的不多的一篇文章。

发老也是一位心里揣着大爱的有情有义的艺术家。他担任画院院长期间,为职工的住房改善问题是费尽心思,不惜卖画换房。当时画院困难户至少有十几家。画院作为文化局下属单位,当时房源也确是紧张,僧多粥少,分到画院至多一套,也解决不了几十号职工的房荒。当时发老居家也不宽敞,但他还是默默地画了大大小小30张画,包括丈二匹的作品,都是精心之作。他跟我讲:“天衡啊,我画了30张画,看看有啥人要,换一笔铜钿,解决一下画院职工的住房困难。”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画的价位还没有飞涨,一位海外的藏家出了60万就将这些画买了去。发老拿这60万,叫画院的办公室人员去买了10来套房子,对住房困难户采取置换调整的方法,解决了画院十多户家庭的住房困难。而发老“施德与人不记”,对此事一直不事张扬。

对于艺术,发老始终有着顽强的探索求新精神,是一位通才艺术家。

程师母张金绮,是发老在上海美专的同学,同为王个簃的学生。在学校时,程师母是王先生最喜欢的弟子,叫她学吴昌硕,她绝对不越雷池半步。与此相反,程十发先生却一直挨批评,他向来指东向西,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看看发老历来的画,哪有一丝吴昌硕、王个簃的影子? 艺术,就形式而言,往往是“顺古者亡,逆古者昌”。发老生来就有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个性之飚发,他不是把创新当口号叫,而是始终走在一条自讨苦吃、自得其乐、推陈出新的崎岖路上。其实,他对前贤的传统十分重视,且相当深入。六十年代初,拍过一部任伯年的纪录片,具体示范的代笔人就是发老。试想,如果对任伯年的绘画没有那么到位的研究,是无法在摄影机前自如逼真地再现任伯年的画技的。

程十发先生经常讲:谁不学王羲之,我就投他一票。这并不是否定王羲之,而是认为王羲之不能没有,但只要有一个,重现就是复制,复制必无价值。在七十年代初中期,程十发先生叫我刻过一方印:“古今中外法”,即是心志的表白。他的绘画,不是一味地流连于一家一派,而是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的先进理念、表现手法,以丰富自己。所以程十发先生的绘画不是沉溺在古人的笔墨、技法里讨生活,而是将之化为自己的精气神,有很多的自创。例如,发老画人物,或面部或身段,往往不是按传统的常规先用线条勾轮廓再敷色,他的很多人物画,脸部是不勾轮廓线的。画花卉,也是打破线与面的疆界,迷濛混沌———现实生活中,活体人物哪来凝固不变的轮廓线呢? 这不过是光与目交合的影像。中国画的先贤们提炼出多变善化的人物十八描,正是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和发明。而发老一定是悟到此理而反向为之的,不能不说是超凡的突破性创举。他在画的用色上与其他画家也很不一样。发老跟我说过,他绘画色彩的斑斓,是受唐三彩启发。唐三彩釉色经过窑变,展现出来的丰富、奇幻、不可言喻的色彩为发老所借鉴,这也是别具匠心的画外求画。

发老是敬畏传统的,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迹 (后都捐给了国家);但他矢志求新,食古化今,笔下显示的是崭新、深邃、成熟的程派风格。

中国画创新,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极复杂的一揽子工程。若笔墨、若造型、若用水、若敷色、若谋篇……都得赋以大别于古人、他人、外人的独门功夫。即举笔墨一项为例,发老的笔墨粗细之变化,浓淡之离合,枯湿之调接,起伏之跌宕……那种由毛笔的颖、腰、根的巧妙提按与转换兼施,水与线、墨乃至块面的无痕交融,令其强烈搏击,又令其亲和拥抱。尺水兴波又静水流深,心源与造化的主客体的契化,做人真挚与调皮攻艺辩证为用……这种恣肆、诡谲、自在、清新的艺术表现力,依笔者的愚见,千载下,不二人,当是南宋巨匠梁楷后一人。有人说,赏作品如吃蛋,是不屑去看鸡生蛋的。而发老作画时的流程,则极具可看性、艺术性,是不看会心生遗憾和懊恼的那种。他作画十八般武艺并用,充满示范性、偶发性、戏剧性。发老作画如玩令人惊艳的“杂技”,好艺的有心人看他完整地画一张画直至最后落款、钤印、收拾,会远比读一本美术教科书实惠管用得多。

发老的作品具有画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诡跌宕特性,“文革”时期“四人帮”发起批“黑画”,他因此被当作黑、野、乱、怪的典型代表,成为批判重点。1974年,在南京路上的美术馆举办声讨“黑画”的展览,其中数发老的“黑画”最多,至少近四十张。说实话,当时我去看“黑画”,是带着欣赏的心去学习、领悟绘画之道的。展品中有发老一张用工笔却以写意笔墨表现的 《芭蕉锦鸡图》 (下图左),此作气势之宏大、格局之壮伟、笔墨之炫幻,令我越看越喜,暗暗赞叹不已。走出“黑画展”,顶着酷日,我便去了发老家,开门见山说:“发老,我今天去看‘黑画展’了,您的那张《芭蕉锦鸡图》 让我感动。真是神来之笔! 我在这张画前足足享受了十分钟。”发老听后,惊愕不已,说:“人家都在批判我,你还这样讲,不怕惹祸啊。”然后会心一笑。几十年里,神侃艺术,臧否绘事,我应算是他后生里的知音。

一个星期后,发老来封短信,让我有空去他家里。隔日,我去了。发老借租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住了好几户人家,都是美术系统的“革命群众”,只有发老一人是墨墨黑的“黑画家”。夏天,因为要通风,门窗都开着,发老十分谨慎,踱到这扇门外张一张,又去那扇门外望一望,确定没人,便迅疾地从床席子下面拿出一封信,说:“这里面就是你那天‘黑画展’上看到的,按那意思画的。你回去再打开看。”回到家里,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观赏。画得真好,但总是没有“黑画展”上那张画彰显的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雄浑奇气 (下图右)。过了几天,我到发老家去,“发老,谢谢您啊,那张画画得非常好,但我总感觉‘黑画展’里的那张更好。”发老说:“这张你先拿着,将来如果有一天,云开日出,那张画能发还给我的话,我还送给你。”1978年,发老终于得到平反,恢复了党籍,当时那批被批判的“黑画”也统统发还给他。发老毫不犹豫地将那些画作捐给了画院,唯独将那四尺整张 《芭蕉锦鸡图》赠予了我。这前后两张 《芭蕉锦鸡图》可是要“子子孙孙永宝之”的。

程十发先生做人胆小,攻艺胆壮,画画构思快、下笔快,落笔生春,常常有出人意表的独造。他的画特多那个时期的画家很少有的随心驰意,灵气迸发,富于浪漫气息。“文革”中,我曾请发老画过一张“世人皆醉我独醒”的 《屈原》 (见题图)。国画不同于电视等动态表演,要以一个静态的画面表现时代背景、人物情绪、心理演绎,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而他构思的屈原面朝向左,左边留白逼近宣纸边缘,有碰壁感。画上屈原立于一片崖石尽头,身后铺排的是渺茫空间,下方则是倒流的汨罗江水,巧妙地营造出屈原走投无路,准备用自己的生命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和对国家的忠贞。其实,发老处理屈原的站位,就已将其报国无门的苦楚、悲凉、愤慨、绝望、殉国的心境表达得一览无遗,深刻呵深刻。我想这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发老的自况,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始终相信光明在前的程十发。

1993年程师母病逝,其后,又失爱女。这些对发老打击极大。从1994年开始,发老的画风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渐渐地“英雄迟暮”了。

程十发先生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家。对于吃、穿、住、行,他都不讲究。日常生活中,发老刮胡子,总有一寸多长稀稀拉拉的几根留在那里。哪怕是外出应酬的场合,他右手食指指甲的左沿总是留有墨痕。这些细节可以看到发老艺心纯粹。享乐也好,着装也好,打扮也好,表面的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无关紧要的,而追逐艺术,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报效时代,则是一切的一切。

程十发先生以其孜孜不倦、不断进取的大跨度创新精神和风格,使自己成为二十世纪里天纵其才的国画家,论理念、思维、境界及笔下的山水、花鸟、人物、连环画,乃至书法、篆刻、论文、诗作,都具备排古排他的自我。程十发先生是二十世纪的艺术史乃至整个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风貌独标、光芒万丈的一位,谈到海派绘画艺术,更是绕不过这位巨擘。历史这杆秤,有其永恒的精准、诚实和公正,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审美的提高,出自“一程十发”的这个名字,必将显示出与其意思相反的伟大和高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二日改定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