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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与年》

2017年08月31日09:55 来源:中国作家网 

《北京:城与年》

以小说家之笔 捕捉北京的流年碎影从历史与人性的深处 探寻一个作家的生成史

作者:宁肯著;陈惜惜摄影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6月

ISBN:9787530216682

定价:39.00元

作品简介

《北京:城与年》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作家宁肯,对这座城市半个多世纪变迁的沧桑回忆。作者生于1950年代末,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度过;青年时代又恰值改革开放,百废俱兴……这样的时间跨度,使得本书涉及的多种历史文化事件和时间空间节点,打上了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烙印,加之作者视角的独特——不乏小说家对城市风物的冷静观察、对亲友人物命运的探究思索,记忆的丰富,文笔的生动与思辨兼备,使得作品杂糅了多种魅力。书中穿插着摄影家陈惜惜多幅黑白作品:北京的市井风貌,老人儿童,高楼大厦与断壁残垣,都以黑白光影呈现,静谧中隐约着喧响,怀旧中蕴含着温馨,与宁肯的文字两厢呼应,构成了更加丰富的张力与空间。

宁肯

陈惜惜

作者简介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二分院中文系,八十年代写诗,大学期间在《萌芽》发表诗歌处女作《积雪之梦》。1984年至1986年在西藏生活工作,“新散文”代表作家,代表作为西藏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现已出版《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另有中短篇小说集《词与物》《维格拉姆》,散文集《说吧,西藏》《思想的烟斗》。获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首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双年奖,第七届北京文学艺术奖,首届香港“红楼梦奖”推荐奖,《当代》2001年文学拉力赛总冠军,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首届美国纽曼文学奖提名。

目录

序言:我与北京

记忆之鸟

城墙

火车

化石

父亲,母亲

屋顶上的梦

哨音

探照灯

1969年的冰雹

自行车

卫星,温都尔汗

防空洞

穿过七十年代的城

裂口子

曹全碑

毛主席去安源

尼克松

照相馆

胡同

琉璃厂小学

忆苦思甜

小人书

阁楼

管桦或刘哲英

跳级

游行

填表

每周一次审判

红小兵

乒乓球

空问

春天

乡村

民间

动物凶猛

1976年冲击波

北京图书馆

美术馆

一次未谋面的造访

新华书店

红塔礼堂

后记:漂来的房子

序言

我与北京

|宁肯

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就不是,乡村是时间本身)。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大哥,二哥,姐姐。哥姐分别是十二岁,十岁,六岁。我没在那条船上,我还没出生。两年后,1959年,我出生了,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

北京,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屋顶空旷如波浪,上面通常是猫、鸽子的世界。通常猫看着鸽子飞,在角落或枯草中,一动不动。一般没什么办法,或者永远也没办法。但是看,永远看。偶尔,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探头探脑,与猫、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这更为罕见,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那时飞机也少,看见的情况就更少。当然,现在飞机多了,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

现在,无论何时一想起自己小时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顶上,对猫和鸽子视而不见,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就总想回到屋顶看看那一片遥远的北京。现在,我已经比北京老,我充满回忆。以前,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有一次讲“北京人”,我惊讶自己的老家竟然在周口店,稍后才知道此“北京人”非彼“北京人”,或者说简直毫无关系。尽管如此,两者的重合还是烙印在心里。我甚至觉得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故事对我也有种莫名的影响。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但所有特殊事物都有投射功能,有时仅仅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另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经历的东西太多了,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地展开,某种镜像、心理叠加对人的影响化为无形。夸大这种影响是形而上学,但完全无视也不符合实际。2010年我的西藏题材长篇小说《天•藏》问世,责任编辑王德领先生有一天对我说他在《天•藏》里读出了北京。我非常意外,两者毫无关系。我曾在西藏生活过几年,那是很年轻的二十郎当岁儿的时候,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想竭力忘掉北京的。但真的忘掉了吗?我没问王德领从《天•藏》里读出了什么,不必问,一问就形而上学了。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说出的,我与北京,或者北京与我,能简单说出吗?

我喜欢神秘、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去西藏之前我二十四岁,那是我青春年华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在红墙下散步,在斑驳的地上徘徊,在荒草中停留。我并不喜欢故宫,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纯粹的空间。一切都和历史无关,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包括传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和荒草、颓砖、天空……在台阶上,在门下,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我蔑视历史,从不感觉在历史面前自己渺小,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后来,我的另一部书《沉默之门》中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写到那一年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这个诗人与一个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散步,两人相互搀扶,踱步。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干净,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净行为。河岸空无一人,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走在风或雪后的阳光中。老馆长腰弯得厉害,但在深度的弯曲中却昂着头,目光直视,像一尊铜像。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石狮子、铜狮子,固然是艺术,甚至也算人文,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不如人。

我曾在南长街34号居住,这条街过了西华门是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故宫、中山公园、福佑寺,直至北海,街边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却很少见到冒烟,好像空宅。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或三五户或七八户,街边有菜店、副食店、粮店、垃圾桶,包括修车铺。两所中学,北京六中、北京一六一中,如果算上长安街上的二十八中就是三所中学,它与北京六中事实上不过一墙之隔。另有南长街小学与北长街小学。这样密集的几所学校,一到下学,人流如潮,追跑打闹,大呼小叫,堪比赛事散场。不过尽管这么多人流,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夜晚,绿树红墙,华灯映照,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从后窗能看见筒子河、城墙、角楼。只是时光荏苒,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街上的菜店、副食店、粮店、照相馆、修车铺,都失去踪影了。没有垃圾桶,空空荡荡,干干净净。没有下学的人流,学校都迁走了取消了,民间的院子所剩无几,大多都经过了深度改造,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烟囱还是见方的,墙体簇新,完全没了时间含量。除了新就是新,新得不可思议,甚至恐怖。都拆了,换了新的,却几乎无人。

一切我都接受。经历得太多了。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因此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鸟巢”“巨蛋”“大裤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说喜欢。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喜欢超现实的东西,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超想象”上继承了北京的传统,如果说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巨蛋”“大裤衩”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怪诞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对,世界之外。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对后世北京人有何种影响,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怪诞、立体却不透明。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比起那些一眼能看清自己的地方,比如风景地的海边、山中、河畔,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

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也是一种宿命。无论什么,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都照单全收,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我不仅仅是一个人,我比北京老,我为写作而来。当然,我早晚会住到海边的:一个人和大海和一面澄澈的镜子。那时在镜子里再看一个更加超现实的北京,而这个北京已经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