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德辉的老家高源县是一个山区小县城，受地理位置的影响，经济很不发达，年近五旬的他生于六十年代末，父母只有他一个孩子，他十二岁那年，瘸腿的父亲病逝，母子俩相依为命，苦熬了几年，读高一的时候，多病的母亲也扔下他散手人寰，为了生计，他不得不辍学跟着人流南下打工，经过多年的拼搏，他好歹有了妻子和儿子，在这座南方小城市生了根，还有一个小型的五金加工厂。

平时忙于生意，他已经记不清多少年没有回去扫墓了，即便回去，他也是替母亲扫墓，对于那座山坡上孤零零的父亲的坟墓，他连看都懒得去看一眼，因为他恨父亲，那种恨是自幼从骨子里带来的，别人无法理解。扫墓的时候，妻子劝他随便去扫一下父亲的坟墓，也算尽尽孝道，被他骂了回去，从此妻子就不再提这事。

这几年受国内经济大气候的影响，生意越来越难做，员工一减再减，外面的死账一大堆，欠别人的钱也不少，熬到今年初，实在熬不下去了，他把计划进原材料的钱给剩下的员工发了工资，将工厂关了门。

他听说这些年家乡大干旅游业，搞得风生水起，县城内的宾馆酒店农庄，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在外面拼搏的同学也纷纷回去创业，不少人沾了旅游业的光发了大财，在同学群中说起话来，一个个牛逼哄哄的样子。有几个考上大学的同学，如今已经混成了家乡的父母官，身边一群跟着领导的人，走到哪里都受人吹捧。

唯独他像个被家乡遗弃的孩子，在外乡漂泊着，就如那座父亲的坟墓一样，孤零零的遭受风风雨雨。

妻子劝他回去创业，但他的性格竟如死去多年的父亲一样，倔强而顽固。他已经打定主意，即使在外面混到要饭的地步，也不愿再回到那座使他童年留下阴影的县城。

今天他要去见一个客户，计划把工厂里的机器卖了，换点资金开个小超市，反正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他们老两口只要能过日子就行。

就在他出门的时候，手提包内的手机响起，一看来电，是家乡的号码，他犹豫了一阵，摁下了接听键，里面传来一个男人浑厚的声音：“您好，请问您是李德辉吗？”

他冷冰冰地回答：“是的，你有事吗？”

那个声音说道：“您好，我是高源县委书记洪东来，给您打电话，是关于您父亲的事……”

还未等人家说完，他就说道：“上次有人打电话来说是拆迁办的，我已经告诉他们，我父亲的坟墓，随便你们怎么处理，我没有意见。我还有事，再见！”

他不等对方说话，就挂了电话。此前他偶尔关注同学群，也知道家乡最大的父母官确实叫洪东来。两个月前，家乡的民政部门给他来过电话，说县里修建一条高铁，他父亲的坟墓在高铁区域内，必须搬迁，相关费用让他回去协商。对于父亲的坟墓，他已经明确表示过，随便县里怎么处理。这年头电信的骗子太多，堂堂的县委书记，居然为了一座孤坟而亲自给他来电话，说出去都没有人相信。他没见过县委书记，更没有听过县委书记说话，怎么不怀疑电话那头不是骗子呢？

下了楼，还没等他坐进那辆开了七八年的老捷达，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一串手机号码，他认出是那个当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同学打来的，当即接了，听筒内传来那个同学愤怒的声音：“李德辉，你是怎么回事？敢挂洪书记的电话？”

他愣了一下，说道：“我怎么知道他是洪书记？再说迁坟的那事，我不是已经对民政部门的人说了吗？随便怎么处理都行，反正我不回去！”

那个同学说道：“这次你必须回来，有些事情在电话里说不清，我可告诉你，县里迁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铁盒子，这才知道你那个瘸腿的父亲原来是个大人物！”

一听这话，李德辉登时惊呆了。

自李德辉懂事开始，只知道瘸腿父亲是城郊国营机械厂的看门人，又老又丑，不苟言笑，特别是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显得非常猥琐。有时还拄着一根拐杖，被人戏称为铁拐李，外号一叫开来，真名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父亲的年纪比母亲要大很多，每个月在固定的日子里回家一次，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了，简直把家当成旅馆。

七十年代物资紧张，一家三口靠着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很紧巴，平常的吃肉是不敢奢望的，能够有一口饱饭吃就不错了，只有过年才有肉。令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从不洗澡，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汗臭味，不要说人，连狗离父亲三尺远。

每当父亲那的身影出现在胡同口时，胡同内玩耍的孩子们登时兴奋起来，一个个跑到父亲的身后，一边学着父亲走路的样子，一边唱着自编的歌谣“瘸子瘸子，走路带风，捡个痨子，生个儿子！”

听着那些孩子的歌谣，李德辉你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侮辱，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从家里拿着棍子去追打那些年龄和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但被父亲扯住，只记得瘦弱的父亲，手上的力道却相当的大，任他怎么挣扎都无法挣脱。父亲将他扯回家中，只说了一句话“都是孩子，你管别人怎么叫？”

父亲对别人很和气，处处忍让，但对他却很刻薄，不允许他浪费一颗粮食，更不允许沾上任何坏习惯。记得七岁那年，他学着别人家的孩子捡烟头抽着玩，被父亲看见，将他关在屋子里一顿好打。当父亲打他的时候，他那懦弱的母亲只有哭，他自幼就埋下了仇恨父亲的种子，认为父亲不是他的生父，他是被母亲从外面捡回来的。

当他和父亲站在一起的时候，不认识的人绝对不相信他们是父子，都以为是爷孙。他最怕看到别人那种带着善意的微笑却充满歧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着他，所以他宁可逃到一旁，也不愿和父亲在一起。

稍大了一些，他才断断续续地听街坊邻居们说起他们家的事，原来他那患肺结核的母亲是外地逃难来的，家里的人都饿死了，父亲收留了她，过了几年，父亲张罗着给母亲找个婆家，可没人愿意要，后来母亲的年纪大了，也不知怎么就和父亲住在了一起，不久就有了他。

瘸腿父亲是个工厂看门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正因为如此，他从小遭人欺负，被其他的孩子排挤，使他的性格变得内向而孤僻。他每次在外面受了气，回家不会对母亲说，唯有躲在房间内生闷气，恨自己生在这样的家庭，恨自己有个这样的父亲。要是当年父亲不和母亲结合，他就不会出生了。

他恨自己为什么有一个老实巴交的瘸子父亲，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父亲是干部，或者是每天上下班的工人，再不济也是身体健壮的农民。

所有事情的根源，都在父亲的身上。

那年冬天，他所恨的父亲终于死了，为了追几个小偷而不小心摔倒，一头撞在一根角钢上。厂里想报烈士，可上面不批，说不够标准。于是厂里出了一点钱，母亲央求几个街坊邻居帮忙，用一口薄皮棺材将他父亲装起，抬到离县城不远的一处山坡上。下葬的时候，该披麻戴孝的他并没有去，而是独自跑到山上，在一间破屋里待了两天。当他饿急回到家时，母亲并没有责怪他，而是默默地咳嗽着给他做饭。

吃完饭，他冲进母亲的屋里，见床头那个常年锁着的小柜子不见了。他记得小柜子里有一个小铁盒，有一次他从外面回来，见父亲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个打开的小铁盒，眼中含泪，神色有些凄凉。父亲见到他之后，慌忙盖好铁盒放进小柜子里，用锁锁上。

那是他唯一一次见父亲流泪，从那时起，他一直想知道铁盒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他曾经用钳子和铁棍去撬锁，可那把锁竟如铜浇铁铸的一般，任他用什么办法都无法打开。他想着有朝一日父亲死了，他一定要看看铁盒里装的是什么。

母亲跟了进来，低声对他说：“你爸去世前吩咐过，属于他的东西，该烧的都烧了，那个小铁盒随他下葬！”

他跌坐在床上，过了半响才说：“妈，你知道铁盒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母亲凄楚地笑了笑：“他连我都不给看，当年我跟你爸的时候，他只说他是已经死了的人，什么都不在乎，你别很他，他是个好人！”

瘸腿父亲在街坊邻居们的眼里，确实是个老好人，从不与人争执。正是因为这个老好人，使他在学校里受尽白眼，在同学们的面前抬不起头来。

虽然父亲已死，但他心底的恨意未消。

每年的清明节，母亲都会去给父亲上坟，回来之后坐在屋子里独自流泪。几年后母亲临终时，拉着他的手，要求和父亲合葬在一起，可他宁愿做个不孝子，也不愿将母亲与父亲葬在一起。

岁月如梭，一晃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若不是老同学的这通电话，他根本想不起当年的记忆，那种对父亲的恨，尽管深入骨髓，却已经模糊了起来。

迁坟的人一定是发现了那个跟随父亲下葬的铁盒子，看到了盒子里面的东西。盒子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惊动省里和北京呢？从小到大萦绕在他心中的那个谜团，也想找到答案。他更想知道，被他恨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究竟是怎么一个大人物。

他思索了一阵，给那个客户去了电话，只说临时有事，过几天再见面。

他去火车站买了两张回老家的票，并给远在上海的儿子去了一通电话。

原来李德辉回一趟老家，都是先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再倒腾大半天的汽车，现在好了，火车直接经过县里。

他和妻子走出火车站的时候，迎接他的是那个县委办副主任的同学，虽然这么多年没有见面，但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同学的身后还跟着几个领导模样的人，握手之时，同学一一向他介绍，原来都是老干部局和县委组织部的领导，还有党史办的人。

同学还告诉他，洪书记和省里来的领导已经确定无误，正安排此事。北京那边得到消息后，有一个老首长要亲自来看看，这几个部门的领导，现在就陪他去老县委大院内的大会议室看望他父亲。

就算是县里的老领导去世，灵堂都是安排在殡仪馆，将他父亲的灵堂安置在县委大会议室，足见县里对此事的重视。

李德辉坐在县委的小车内，看着宽敞的道路和两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心中不禁感叹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

他听群里的同学们说过，县里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县委县政府和一些部门，都搬到新城区，但书记和县长以及一些部门的领导，仍在老城区办公。

车子进了县委大院，直接开到大会议室的门口。李德辉从车内出来，看到大会议室的门开着，密密麻麻的花圈，从里面一直摆到外面，县里各个部门的都有。

他清楚地记得他父亲的大名叫李坚强，外号铁拐李，可花圈上的名字却变成了李红军。走进会议室，见主席台的上方挂着一帧巨幅的黑白照，照片上的人就是他那形象猥琐的父亲。他父亲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也不知县里是怎么弄到这张照片的。兴许是经过处理，照片中的父亲不再猥琐，反倒充满了正气，显得大义凛然。

黑白照的下方有一张大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用鲜红的党旗盖着的骨灰盒。上方有一横幅，上面写着：沉痛悼念李红军同志。左右还有一对联，没容李德辉看清那对联上的字，身后传来声音。他转身一看，见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穿着朴素的人，正陪着几个人走进来。

同学忙上前介绍：“这就是我们县里的洪书记！”

李德辉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父母官，显得有些拘谨，慌忙和洪书记以及省里来的人握了手。洪书记遗憾地说道：“这是我工作的失误，我没想到我们县里居然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人物！”

李德辉心知洪书记说的是官场客套话，他父亲去世的那年，洪书记也不过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何谈工作失误？

一个工作人员恭恭敬敬地端上来一个用红布盖着的托盘，洪书记掀开红布，露出托盘上面的一个铁盒。李德辉认出，正是他父亲藏在小柜子里的铁盒。奇怪的是，埋在地下几十年，铁盒居然没有生锈。

在铁盒内，有十几块颜色深浅不一，式样不同的军功章，其中有一颗，金黄的五角星中间有“八一”的字样。除了军功章外，还有一块中间凹进去的冤大头，一张颜色发黄的照片。照片虽然很老，但仍可以看清上面的人。照片上有四个人，都穿着那种很老土的军装，其中的一个有些像年轻时候的父亲。

洪书记从另外一个工作人员手中拿过几页纸，说道：“这是李红军同志的简历！”

李德辉接过来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着：李红军（1908-1959），湖南浏阳人，二十岁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营三连二排的排长……

李德辉没有继续往下看，对洪书记说道：“洪书记，是不是搞错了？这上面的李红军不是59年就去世了吗？我父亲是81年死的。”

洪书记说道：“我们和省里的领导再三找专家对这些勋章和照片确认，也找过当年为你父亲入殓的人，确定你父亲身上有十六处伤疤，最大的一个在左胯。而北京的那个老首长也确定，当年他和你父亲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时候，你父亲的左胯被日军的刺刀刺穿，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导致你父亲伤愈落下残疾，他还提到你父亲藏有一块被子弹打中过的大洋，所有的信息都吻合。至于你父亲的去世时间，关系到一宗历史冤案。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去我办公室吧！”

听了洪书记的一番话，李德辉如坠入云雾之中。这么说，父亲常年不洗澡，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身上的伤疤！父亲甘愿当一个看门人，就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究竟那宗历史冤案，对父亲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四、悔恨之泪

一溜车队驶进了高源县政府，县里的领导接到电话通知，早已经在大院内等候多时了。李德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县委洪书记的身后，手里端着那个用红布盖着的铁盒。

车队停稳之后，从车上陆陆续续下来人，大都是省里的领导，还有一些专家，连背着药箱的医生都有，当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被人从红旗车中抬出来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老人的身上。

洪书记上前正要做自我介绍，但是老首长身边的一个人拦住了他，低声说：“首长身体不好，只想早点见到人，先进去吧！”

一大帮子人拥着老首长进了洪书记的办公室，办公室不大，容不下那么多人，其余的人都在外面走廊内候着。

洪书记将李德辉推上前，对老首长说道：“老首长，这就是李红军同志的儿子！”

李德辉被人推到老首长面前，他很不适应这样的场面，显得局促不安。

满头白发的老首长躺在沙发上，浑浊的眼中闪过一抹亮光，口中含糊地挤出几个字符，旁边一个女同志说：“老首长要看东西！”

李德辉连忙把手里的铁盒子递过去，女同志接过之后，在老首长的面前打开，拿出了里面的东西。

老首长颤抖着手，拿着一张黑白照片和那块边缘凹了一块的大洋，登时老泪纵横，也不顾旁边那么多人，哽咽着哭起来，但是这一次，所有的人都听清了老首长的话：“老连长……真的是你……是你啊……你为什么……为什么要那么做？你知道我们一帮子人……都不相信你自杀……你不会自杀的……你是心寒了……躲起来了……可是后来已经平反了啊……你怎么就不来找我们呢？老连长啊……”

老首长哭得很伤心，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哭了一阵，老首长挣扎着起身，旁边的女同志连忙扶起他。这一次他并没有要人抬，而是坚持着一步步蹒跚到灵堂。当他看到灵堂上方那帧李红军的巨幅遗照时，挺直了身子，缓缓抬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喃喃地说：“老连长……我来看你了……”

老首长一步步走上前，双手抚摸着盖着党旗的骨灰盒，再一次流泪：“老连长……我们那一帮人在牛棚中煎熬的时候……你躲到这座小县城来了……唉！不说了……他们和你一样……都去了……现在就剩我一个……用不了多久……我也会过去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喝酒……一起打鬼子……”

在党史专家的介绍下，李德辉才明白父亲的过去。原来父亲二十岁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二营三连二排排长，跟着上了井冈山，后来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保护战士而受伤，带伤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到达陕北后升为连长；在平型关战役中，率部死守阵地，多次与日军展开白刃战，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战役结束因伤转到后勤工作，建国后授衔为上校军衔。1959年那件举国震惊的大冤案中，不少军转干部因说错了话而成为反革命集团分子。李红军拖着残腿，步行一千多里地进京为战友喊冤，可当时的情况，根本无济于事，战友的冤案没有平反，他反倒卷了进去。在一次被揪斗之后的晚上，李红军失踪了，有人在湖边捡到他的一双破鞋子，鞋子下面压着一张用血写着“冤”字的草纸。所有的人都以为李红军投湖自尽，可捞来捞去都捞不到尸体。那年头自尽的人有很多，谁都管不了，所以上面就以畏罪自尽定案。人们都以为他自尽了，只有曾经出生入死过的那一帮战友，坚信他不会那么做。平反后，那些战友无时不刻在等他出现，也在到处找他，可是随着一次次的失望，大家的心也渐渐冷静下来。每一个战友都心有不甘，病逝之前口中无不叨念着“他还活着，一定还活着……你们一定要找……”

老首长是那帮战友中最后一个建在的人，耄耋之年，终于等到了老连长的消息，那份激动，那份酸楚，那份深情，有几个人能够理解？

李德辉被老首长的情感所触动，忍不住泪流满面，“噗通”一下跪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发自内心地喊出了一声“爸”。从小到大，父亲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一个猥琐而没有本事的小人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他父亲却是一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战友喊冤而不顾自身的大人物。他错了，原来这么多年来，他根本不了解他父亲，父亲的那种大义和隐忍，那种淡泊和平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他把头埋在地上，心中无比悔恨，像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一次次痛苦地喊着：“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在高源县城郊的一座山上，多了一座新坟，那是李德辉父母的合葬墓。虽然县里有意将他父亲放在烈士陵园，但他知道他父亲不愿那么做，父亲生前既然选择了做一个平常人，死后也宁愿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他只将父亲的遗物捐给了党史部门。

他带着妻儿跪在坟前，香烟袅绕间，仿佛看到父母在微笑。他心中默默地说：爸，妈，以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来看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