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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做客深圳:“正面价值是文学作品的终极指向”

来源:晶报 | 罗婉  2017年08月29日08:49

施战军

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文学期刊杂志等载体开始集中涌现,不仅在印刷史,更在文学史与文化史上,都具有标志性意义。“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壮大,期刊杂志居功甚伟。从《新青年》《小说月报》到新中国时期成立的《人民文学》等,这些文学刊物与时代同频共振,从理论批评、翻译介绍,到创作实践,影响与引导了国内文学的发展路径。而在这一个平台上,更是活跃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与批评家。

日前,《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文学评论家施战军来到了由龙岗区委宣传部、龙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龙岗区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名家讲坛”第四场讲座,与读者分享他与文字的那些事儿,一同感受“文学”与“阅读”的魅力。

写作者不能当“街头大妈”

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任职五年以来,施战军接触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如今大多数的写作者都在写同一个故事。比如,在乡村题材的写作中他看到的大都是两种主题,一是乡村凋敝,二是抒发家园情怀、田园赞歌。

“如果作家真的深入观察乡村中的每一根房梁、周围人的生活与每个人的眼神,就会发现我们的家园并不是这么单一的样子。”施战军指出,现在写这些题材写得最好的恰恰是少数民族作家,因为在他们的视野和观念里,还保持着最可贵的天真,并没有被“同质化”。

而将眼光移到城市,放眼“都市小说大展”“都市小说选”中的“佳作”,人们读到的尽是人与人之间疲惫的、焦躁的、紧张的都市关系,似乎成为了当下都市圈的常态,“当我们将目光落在地铁、公交车上那些每天疲于奔命的普通人,难道他们努力营生的背后只有办公室里的明争暗斗、纠缠不清的男欢女爱吗?”施战军反问道。许多作家在写作时往往忘却了生命最原始的动力,忽略了生命最真实的处境,将自己变成了一个“街头大妈”或者一个在单位里“传闲话”的人。

要做“亲爱的天然的自己”

以雨果的《悲惨世界》为例,施战军为读者分析了经典作家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比如主人公冉·阿让心仪的打工女芳汀,其未婚妈妈的身份使她备受纺织工厂里工人们的非议与揣度,在音乐剧《悲惨世界》中,这些恶毒的议论也被改成一段十分形象的歌词,令施战军印象深刻,他说,“这就是人际世界的真实”。然而,雨果告诉我们,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仍会有冉·阿让、芳汀、教父这些善良仁爱的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天然之物”,这亦是作者雨果世界观的表现。

关于“天然之物”的说法,源于里尔克在《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的一句话——“你将在作品里看到你亲爱的天然产物,你生活的断片与声音”。施战军十分强调文学作品里的这种“亲爱的天然产物”,他认为这也是作家应该在写作中保持的品质。“‘亲爱’首先就是一种亲近,你对自己写的东西要有感情,‘出自于天然’,而不是生硬的自我认可。”

与此同时,施战军认为读书人也要做那个“亲爱的天然的自己”。许多时候,人们喜欢以贴标签的形式看待一个人或者一件事,读书亦如此。以被冠以“卖国贼”骂名的李鸿章为例,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的第一句则是“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并不是庸人,他有咎,也有誉,然而因为身处清朝这个“坏”时代,必然会出现李鸿章这样的人。“梁启超写得非常客观,他说‘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行之’。‘公平’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天然产物’,最真、最平实的东西。”施战军说,如果我们完全顺着一些固有的评价去看李鸿章这个人,而不去研读他的经历与著述,与一个传八卦的人有什么区别?读书人就是要做自己,要做那个“亲爱的天然的自己”。

作家离不开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

文学是最能够反映世道演变、文化思潮、民情风俗的文化样式,同时,也最具有陶冶人心与引领社会风气的精神力量。施战军认为,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都离不开对“我与他人、我和世界”关系的处理,而现在以“我”为中心的创作,导致很多作品在除了牢骚、八卦、批判之外,缺乏精神建构的力量与气度。

谈到“我与历史”关系,施战军以国内写家族史的代表作品——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例,认为这部作品背后最大的关键词是“家、国、天下”,却也表现出最普通的平民样态与命运。而如果没有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中之学在这块土地上作铺垫,或许也不会有《白鹿原》的气概。

施战军在《白鹿原》中看到了古人对自然、对“天”的敬畏,由此也联想到写作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他指出,目前一些“野生自然文学”将生灵分级,认为写家禽不如写野外、人在自然面前就是“坏人”的现象实不可取。

归根结底,事物并不是非黑即白那么简单。施战军表示,我们应该理解事物阴面与阳面之间的“中间层”,比如嫉妒、窥探、忧惧、猜疑等心理。“阴面和阳面的决斗是18世纪到20世纪文学的主流,20世纪上半叶开始,现代主义潮流兴起,‘中间层’才成为了文学的主流表现。”他表示,尽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以“中间层”为表现的时代,但是文学作品最后总是要指向人生的、世界的、宇宙的阳面,也就是所说的“正面价值”。施战军认为,作家大可尽情展现才华与学问,但更需要让人类看到一种精神鼓舞,这样的文学艺术作品才能打动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