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2015年初，一篇《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的文章在网上迅速蹿红，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当下农村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作为这篇文章的催生品，《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一书则更加全面地向我们展示了湖北大别山区L县的“世俗境况”“生动图景”和“悲痛人生”。

其实，作为乡土中国，农村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世界的落寞和社会图景的变迁，更使得这种关注多了许多情感焦虑和问题意识。“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这无奈的告慰中，不知道隐藏着多么沉重的忧伤。

文章和书的作者是80后博士生王磊光，就读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一个农村之子的深刻体验和一个文化学博士的专业关注，让他本来无比平常的“家乡”一下成了人们了解和认识当代农村现实的典型样本。再加之城乡世界的巨大反差，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身份焦虑和反思意识，让这个极具社会学意义的文本又增添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文学性色彩和批判性情怀。

这是多么年轻、多么珍贵的思想火焰。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国大地上，有着许多这样烛照大千世界、直击心灵深处的火焰。90后清华学子肖亚洲的《厚土一个清华学子对晋西农村的调查纪实》，再一次让我们深入到处于转型期的乡村内部，去直接面对乡土世界的现实惨痛。与王著善于哲理的思辨不同，肖著更喜欢艺术的分析,“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往往看得越多，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这是王著中经常出现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肖著中，则是另一种真实而深刻的描述，比如写高原上百姓的生计：“生存在一个靠天吃饭的环境中，过日子也不见得轻松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运用田间劳作的法宝勤扒苦做，像牛一样靠原始的体能，与脚下的黄土地、与愁苦的日子较劲。在这片厚重而艰难的土地上，不管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要顽强生存，除了坚忍不拔，唯一能依凭的也就只有这永无止息的辛劳了，像个陀螺一样整天在土地上转。生活的重负，于他们而言是持久的，勤劳是每一个家庭得以生存的最大本钱。对于贫困山区的农民来说，资本是陌生和遥远的，体力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进退维谷是最惯常的生存状态。”这样细致、从容、沉静的描写还有很多，恕我不能一一列举。非虚构强调纪实性，由赤裸裸的真实引起直接的刺激。

但《厚土》一书艺术化的分析手法，丝毫没有削弱真实性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和震撼，相反，这种由真实到艺术、再由艺术到真实的回旋往复，体现了作者对于真实的艺术把控能力，正是有了这种艺术的勾连，那些干巴巴的现实、琐碎的生活、凄惨的命运才能在一种美学视角中生发出独特的悲楚和强悍。“厚土”隐藏着多少难言的悲欢和叹息，就孕育着多么深沉的力量和生机。肖著对于当今农村问题那种深入而理性的反思，他对于黄土高原那份隐秘而炽热的情感，他对于农民命运那种博大而深远的情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年学子的社会责任、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

自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以来，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已经很多，有赞许，也有争议，但“非虚构”在中国的风行已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收获》《钟山》《当代》《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也相继推出了与非虚构有关的栏目，非虚构著作更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而生。其中，尤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最为惹人注目，并以此掀起非虚构写作的第一股热潮。2015年，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位以非虚构写作为主的白俄罗斯作家，以一己之力给非虚构戴上了享有盛誉的世界级文学桂冠，并带动了又一轮“非虚构”热。在这股世界文学的浪潮中，已经愈演愈烈的中国非虚构写作，自然也被助推到无以复加的热闹程度。

作家梁鸿

继《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2016年梁鸿又出版了《神圣家族》。与前两部纯正的非虚构作品相比，此书“是一个更倚重‘文学的’方式进入中国乡村内部的尝试”，因此，有评论者甚至称其为“小说”（非虚构小说），而书的扉页上则标注的是“随笔”。这一文体界定的模糊和错位，其实已经说明了梁鸿在写作过程中一直面对的文体陷阱和不断自觉的文体意识。她试图用一种接近于虚构的方式来表现非虚构的真实情态，从而实现一种问题意识主导下的艺术真实。其实早在前两部作品中，很多人物和细节已经存在虚构，只不过对于问题的强化掩盖了对于文体的关注。《神圣家族》用12个故事写出了生活在吴镇的一群乡镇居民的生命情状和精神状态。这些人物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有着可考的身份，他们是中国乡镇世界的一个缩影，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所谓神圣家族一点都不神圣，却是满地的烟火气，它更像一个绝妙的反讽，道出了当今时代人类焦灼的内心冲突和与日剧下的世道人心。因此，我仍然将其认定为一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的，试图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打开某种创作视阈的非虚构写作的新文本。

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文体界限的模糊，不知道是不是当下非虚构写作和虚构创作共同的艺术倾向呢？杨渡的《一百年漂泊》似乎又无形中印证着我的这一假设。尽管书的扉页上印着“小说”（非虚构小说）的字样，但事实上正如赵刚在序言中所写：“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一个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的‘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一个努力。但在一个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以此来看，这本书的确可以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

这部小说以魅寇（杨渡的父亲）的一生为主要线索，把他放置于一个多层次的背景之下，家族史、经济史、政治史融为一炉，体现了作者十分从容的叙事把控能力。事实上，杨渡关注的依然是乡土世界，感叹的是时代变迁下农民的命运。而他的另一本《暗夜传灯人》则是地道的“纪实文学”。此书记录了一大批1949年从大陆涌入台湾的精英知识分子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中的默默奉献。正是这些飘零的生命把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教育深深地植入台湾这一片土地，也正是这些暗夜中的传灯者，把持着精神的火种，让我们在最寒凉的时代，依然能看到思想的光芒，看到未来和希望。

与往常对于农民一以贯之的沉痛描写不同，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写出了农民的悲，更抒发了农民的欢，写出了农民的痛，更表达了农民的幸，她以一种“在地”的状态，描绘出农民的另一种生存状态。我在绿妖这本书里，看到了农民对于重建自己生活的努力、对于本土文化发掘和转换的自信，这带给我们重新思考与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进行对话的一种新方式。绿妖并不回避乡村世界所面临的阵痛和颓败，但是，她更主张一种个人性的创造。与完全地呈现苦难相比，对幸福的描述其实十分尴尬，它需要一种更加深入和“在地”的姿态，尤其是在面对很多新事物和新生态时，这种表达变得更为艰难。绿妖自己也说：“我觉得做非虚构最大的难题是，在预设方向不成立时，你要放弃对整个采访的控制，忍受写作的‘失控’。你可能需要等很久，做大量的采访，让素材重新组合，并拼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小宇宙。”

二

关于非虚构的讨论，其中一个即是文体问题，以至于牵涉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彼此之间的矛盾纠葛。非虚构写作的文体边界到底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说，非虚构听上去是一个比较新的词，但其实是一件很老的事。非虚构不仅是某种特定的文学题材或者写作题材，它还是一种方式，是人类为了真实、具体地认识世界和书写世界所采取的一种写作方式。著名评论家洪治纲说，“‘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我十分赞同这一说法。非虚构概念本身的模糊和含混，注定了这是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学官司。与其聚焦于概念的争辩，不如直面当下的书写。纵观这些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我们可以发现，叙述指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置身现实世界，直面现实人生的写作，通过一些具体现象、事件思考当代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前文所述的几部作品，基本都属于这个范畴；一是追溯历史深处，挖掘个人记忆的写作，通过田野调查、个人口述、史料发掘等方式，探寻历史真相，反思过往人生。如赵瑜的《寻找巴金的戴莉》、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徐方的《干校札记》、汤一介的《我们三代人》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赵瑜的《寻找巴金的戴莉》虽是一部再版的“旧作”，但它带给我的审美体验和阅读冲击实在远远超过了许多当下小说。即以非虚构或报告文学的角度来衡量，我觉得它也是同类题材写作中教科书般的存在。这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思想性、故事性、艺术性等等，实在是有着技高一筹的才略和于无声处起惊雷的胆识。此书也当之无愧地荣获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和第四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如果说梁鸿的非虚构写作引领的是直面社会的现实呈现潮流，那么赵瑜的非虚构写作完全可以称之为探寻历史真相写作中的翘楚。可以说，此书在文体意识、语言风格、叙事技巧等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十分成功的写作经验，进一步拓宽了非虚构和虚构之间的文体边界，也让我们看到了非虚构写作在文学性探求上的可能。

作为从历史长河中走过来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位，邵燕祥的《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同样以一个人的视角去探寻这个世界的未知和不可思议。生于忧患、生逢乱世的邵燕祥，有过浪漫主义的期许，经过现实主义的阵痛，尝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折磨，看过后现代主义的破碎，希望、妥协、挣扎、忍耐，一个平凡人物所不该承受的时代和历史之痛，都无情地折射在不期然的命运之中。徐方的《干校札记》与杨绛《干校六记》的成人视角不同，是以一个少年人的眼光去观察、体悟那个特殊时代下成年人的生活，因此也便能够在成年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发掘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对于我们认识干校真相、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更为多维的层面和更加多样的入口。

如果说邵著和徐著注重的是对历史的捕捉和突出，那么汤一介的《我们三代人》则更为强调对人物的塑造和呈现。此书对祖父、父亲和我这三代人的人生经历做了回顾，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真实、鲜活、生动的史实。与汤著对于家人的回忆一样，郭本城的《背影：我的父亲柏杨》则写下了柏杨跌宕起伏的一生。童年的孤苦伶仃、十年冤狱的痛苦折磨、有容乃大的宽阔胸襟，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极为充分、丰满、立体的呈现，读来有一种感同身受之情。尤其是书中所表达出的那种对于故土的热恋回到故乡同样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和沉重的深思。

三

对于基于个人回忆基础上的纪实写作而言，记忆的准确性及回忆者的场景筛选，往往可能会影响到叙述的真实性，从而也难免遭到苛责的读者对“非虚构”的质疑。与此相比，另一种写作，即在大量史料基础上的严谨重构和客观叙写，则更受阅读者的青睐。这个方面的写作也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人物传记写作，一个是关于历史真实的书写。

叶曙明的《李鸿章大传》三卷80多万字，从李鸿章的出生写起，讲述了他科场得意、抱负难伸、屡建奇功，终致成为朝廷封疆大吏的青年时代，作为一个政治家、外交家威风八面却也举步维艰的辛酸时代，以及从人生顶峰至生命低谷最后走向英雄末路的全过程。作者以诚实的史料、如炬的目光和过人的才气，把“李鸿章”这个极负才能也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了一番细细的描述，叙述不疾不徐，情感真挚内敛，立场客观真诚，既让我们对李鸿章这个人物有了一次重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晚清的时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更让我们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叹和同情。与梁启超《李鸿章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李鸿章大传》相比，叶著对于历史细节和人物内心的呈现更加具象、更加细腻、更加贴近，把春风得意和人生寂寥同时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对于李鸿章的种种非议和批评也进行了理性的辩驳，实在是一部才、识、胆俱佳的人物传记。

人物传记的写作成果丰硕，关于历史真相探寻方面的著作也不少，尤其是抗战题材的兴起，更是掀起了一股与此相关的非虚构出版热潮，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王树增《长征》（修订版）、王国林《1942：轰炸东京》、袁枚芳和吕牧昀《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代表作，他们依托于详实的史料，或局部或微观地呈现那个时代的真实图景。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围绕这一主题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纪实类作品。王新生《穿越时空看长征》，讲述的是八十多年前四支红色铁流克服重重险阻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壮举；陈虎《长征长征》介绍了中央红军、红二与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过程以及西路军的西征过程；《跟着信仰走我们家的长征故事》收录了31位老红军的长征家风故事，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长征。这些著作中，既有宏阔场面的史料再现，也有大量历史细节的生动呈现，更有党史专家和传记作家的辨析思索，让我们得以在对历史的追忆中重温民族精神与人生信仰。

在近些年的非虚构写作中，我们发现，尊重历史、客观而理性地对待曾经的曲折和失败，发掘人性，动情而真挚地表现平凡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灵魂冲突，越来越成为一种正常并具常识性的创作倾向。书写失败是另一种对历史的敬意，描绘平凡是另一种对伟大的丰富。《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也是一部“献给参加长征的红军先辈们”的纪实作品。虽然这本书早在2004年就已出版，但它在2016年的重新出版，已经证明了这本书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此书围绕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激烈斗争，客观地讲述了长征途中一段重要的历史，真实地呈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场景，最大限度地澄清了诸多历史疑云。如果说刘统是从一个细部的冲突出发激起了一段历史的尘埃，那么王树增《长征》（修订版）则是从大局的眼光审视这段苍茫的历史，他以严肃的历史态度和沉重的责任担当，记述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惊人壮举，以宏大而又厚重的笔墨客观而真实地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详实而生动的再现，赋予了这段历史新的认知高度和思想激情。

与前面几部作品的单向度历史剖析不同，《中国远征军滇缅战争拼图与老战士口述历史》为我们呈现了两个维度的历史镜像：一个是投身革命的澎湃激情，一个是细说往事的脉脉温情；一个是大时代的命运浮沉，一个是小人物的生死悲欢；一个是向死而生的坚强意志，一个是生有所恋的人之常情。两种呈现互相交织，互相映射，在历史和生活的交织中，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深刻的共鸣。

四

2016年《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发表了胡冬林《金角鹿》、高宝军《普兰笔记》、陈霁《白马部落》等作品。

《普兰笔记》的作者高宝军是一名援藏干部，时任普兰县县委书记。在两年多的援藏生涯中，他不仅致力于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遍了普兰县，把普兰县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自然风貌等等，全都详细而深情地记录下来，这份执着着实让人感动，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今天这部满含深情、感人肺腑的非虚构作品。《普兰笔记》没有曲折的故事，没有夸张的表述，没有浪漫的修辞，有的只是最朴实无华的内在情感和切身体验，但正是从他那些质朴却也真诚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一位援藏干部的赤诚之心，以及与普兰干部群众结下的深厚情谊。

与高宝军一样，《白马部落》的作者陈霁在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挂职党委副书记，几年中深入白马乡，走访白马地，亲近白马人。他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直达部落深处，又以自己文学的领悟直抵艺术的景深。作者为我们描绘了17个白马人的人生故事，也从17个侧面描摹了这个民族“活化石”的生存状态，既透露着民族秘史，又叙写着人物传奇，真可以算做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记录和民族史料。

胡冬林的《金角鹿》以作者六次进入长白山，探寻神秘鹿迹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写下的一部反映动物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作品。整部作品设置了我和向导两个叙述者，中间不断穿插个人的一些回忆、故事，在历史和现实的回旋反复中，向我们呈现出自然、历史、金角鹿的不同镜像。我们似乎一直跟随着作者的笔触在畅游那个自然世界，并在丰富的体验中，不断思考人与动物及自然的和谐关系。

《小说界》的“非虚构写作”栏目，刊发了祝子平《金色年华》、裘山山《家书》、庄见果《书仆日记》等作品，其中尤以《家书》一文让人格外印象深刻。它以与父亲的通信为串联，完成了对父亲的回忆和纪念，文字质朴，情感动人。裘山山的《家书》没有仅仅局限于表现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而是以此来观照那个时代的境况和人类某些共同的情感。她用一封封家书串联起来的不仅是一代人的情感记忆，还有那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创伤。

《青年作家》的“非虚构”栏目，刊登了路军的《镔铁马刀契丹文》、江子《青花的奴仆》、陈霁《格珠的故事》等作品，也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开了某一方面的“非虚构”书写。当然，除了冠以“非虚构”的名义之外，更多的非虚构作品则是被冠以其他名目呈现，比如《花城》的“家族记忆”栏目，或以一两人为线索，或以整个家族的变迁为脉络，向我们娓娓展现一个家族平凡而又独特历史。南子的《回来的人》、宋可望的《远百堂琐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远百堂琐话》以家族远百堂的家道中落讲述了三代人的人生故事，虽然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大浪淘沙的英雄，但是那历史变迁下的家族命运、人物性情都在作者的从容描绘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此外，《钟山》的“栏杆拍遍”“钟山记忆”栏目，也发表了不少非虚构的优秀之作，夏坚勇《文革语境中的古典诗词》、苏宁《乡村孤儿院》等即是其中代表。《天涯》的“天涯·现场”“民间语文”栏目，也聚焦于对非虚构的挖掘和探求，陈启文《黄河源生态忧思录》、丁燕《工厂男孩》、王磊光《护士口述实录》、陈霁《托洛克白马人家》以及“乡村观察笔记”小辑等等，都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芳草》的“田野文化”栏目，其实也是立足于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一种文学写作，蔡家园的《松塆纪事》就对三十年多年的历史变迁进行了一次横切面的纪实性描写。《雨花》的“新叙事”栏目，同样致力于“非虚构”的写作，推出了关注地方风土人情的《老浦口》（李敬宇），追溯历史人物的《一个状元的乌托邦》（吴光辉），讲述手工业发展兴衰历程的《竹泓镇工匠与手工业》（费振钟）等不少纪实类作品。

纵观2016年文学期刊上的非虚构写作，作家在选材和视野方面相对而言依然比较集中，历史方面多聚焦于“十七年”和“文革”，风土人情和文化现象的关注也不少，更多的当然是对乡村世界的呈现和描绘。这也是传统写作向来侧重的方面。

五

与传统文学期刊相比，网络非虚构写作的时间和空间维度更加开阔，更面向当下的喧嚣、更触动时人的内心、更聚焦现象的批判，也因此显示出极具创造力和震撼力的文学生命力。在网络非虚构写作愈演愈热的2016年，其创作和影响丝毫不亚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版，甚至于有点三足鼎立的架势。

非虚构写作平台“中国三明治”，源于三十岁上下、感受到来自事业、发展、生活、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同时又试图保留自身理想的“三明治一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中国三明治（China30s）成立于2011年3月，是中国第一个创新人群故事传播平台。几年来，他们报道采访了800多人，涉及创业、育儿、个人规划、生活态度、故乡他城等主流话题，形成了一个通过价值观和年龄组织起来的新型人际网络。

李梓新主编的《破茧·00I》是这个非虚构写作平台“破茧计划”的首部文集。“破茧计划”从三百多名应征者中挑出了十六名背景多元的写作者。此书分为观世间、冷记忆、闯世界、慢镜头、自画像五部分，可以说把非虚构所能涵盖的文体一网打尽，而内容更是海阔天空般的丰富和新颖。

此外，中国还有许多类似的非虚构写作平台。网易着力打造的“人间”是其中十分有影响的一个。人间共分四个栏目：为历史留存细节与温度的“特写”、个人视角的生活化讲述的“记事”、宏篇巨献里有个小宇宙的“大写”和凿一点书墙上的光的“好读”。“人间”的作者群体十分广泛，所关注的问题也十分宽泛，揭露考研辛酸历程的《考研基地心灵史》、直面相亲世界尴尬人生的《百里挑一的相亲》《那些年，我被迫相过的亲》、坦诚白领艰难生存境遇的《行长，请不要摸着我的手》、揭示传宗接代传统的《造人工程》、描写站街女灰色命运的《灰色站街女日记》、诉说亲身经历搬迁之痛的《我所亲历的“工友之家”被逼迁》《被“拆”散的家》等等，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年轻作家极富锐气的思想、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着时代呐喊的气魄。与文学期刊上的非虚构作品相比，网络非虚构作品涉及面更加多元，视角更加独特，影响更加广泛，展现出了十分有生命力的思想碰撞。

发起于2015年的“地平线”，同样是致力于非虚构写作的一个有影响力的平台，很快聚集了国内非虚构写作最优秀的一批写作人。

为了更好地支持非虚构写作，地平线推出了2016年写作计划，最终从征集到的55部作品中选出了《无缘社会》《粉丝帝国》《MH370乘客家属后续》《互联网经济新锐》《失落的熊猫村》《“杀马特”群体的全景呈现》六部作品予以资助。在这六部作品中，“杀马特”系列作品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最高。其他如三桃的《“中国阿甘”成长史》、Yanyan的《娜塔莎和她的朋友：我们只是广州的过客》、小沸的《小镇少年“出柜”事件：谁掰弯了你的性取向？》等作品，都以取材的独特、视野的开阔、思维的敏锐而受到读者的喜欢，引起热烈的反响。这些作品的艺术性我们丝毫不用质疑，他们的精神执念、艺术理想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力和艺术性远远超乎想象。除了设立写作计划，地平线还推出了“非虚构原创榜”，与人间、正午故事、谷雨故事、中国三明治等非虚构平台合作，每个月对国内主要非虚构媒体、平台发表的非虚构作品进行评选、排名，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

谷雨故事是腾讯创建的非虚构写作平台。它的口号是：选择非虚构，活在真实里。从开始发布非虚构作品以来，谷雨故事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从《春节回到浏阳，抬头看见“花炮女神”》《天水小镇：高铁穿过的家乡》《煤挖空了，我的小山村塌了》《故园伤心更在风雪后》《灌南：一座中国式小县城的五脏六腑》对故土家园的强烈关注，到《我的尘肺病人档案：母亲的伤痛》《疫苗和奶粉轮番伤害，他们是最倒霉的家庭》《盲女杀夫：无数家暴受害者故事中最触目惊心的一个》对家庭命运的深切关心，再到《外媒关注中国“考试工厂”：做过的模拟试卷连在一起能绕地球一圈》《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1964年东京奥运：席卷一亿人的“兴奋剂”事件》《湄公河暗流：中国船员命案背后的残暴金三角》《深圳折叠：6平米，88万，他们抢得哭了起来！》对社会现象的细思体察，向我们立体、全面而又深入地展现了这个世界的纷繁风貌和精神困境。这些行走在各个角落的写作者们，用他们青春的脚步丈量着自己脚下的土地，用他们明亮的双眼打量着这个世界的悲欢离合，用他们锐利的大脑思考着所置身的时代的社会变迁和心灵之痛。

界面新闻旗下的“正午”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平台。它致力于故事的发现和实现，希望能够把暗藏于时代浮层之下的故事，交给一群拥有才华和激情的作者去叙述和记录，并以最合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魏思孝的《一个县城青年的生活简史》、张莹莹的《电商，“电伤”？》《同性恋，精神病，中国乡村》、叶三的《老金：一个黑车司机的中国艺术史》《张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等等，都是为我们这个热闹喧哗却也呆板麻木的世界提供的新鲜、真实、具有时代烙印的生动故事。从他们的写作中，我们能发现深埋书斋的读书人视野的狭隘以及与现实世界的断裂，这些非虚构作品不仅是对当下时代生活的呈现，更是对我们被遮蔽的视野的一种修补。

其他重要的非虚构写作平台还有《时尚先生》《南方人物周刊》《单读》《智族GQ》等等，他们虽然并非完全都是非虚构写作，但是其中很多栏目都是非虚构，而且发表了许多精彩的作品，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其实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我们都可以看到非虚构写作潮流在当下的被认可及其存在的巨大空间。尤其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非虚构写作中表现出了更加非凡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加之它迅疾的传播速度和广阔的覆盖范围，往往能够产生轰动性的影响。但长处往往也隐藏着短处，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股“网上”新力量，其“野蛮”生长的过程，也必会有杂草丛生的羁绊，所以，我们需要警惕其中商业化操纵、碎片化写作、作者群参差所带来的诸种负面影响和弊端。

对于非虚构的未来，李敬泽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一个“懒”字。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也无须过分焦虑，我们在这群富有活力的青年写作者中，几乎看不到懒惰、寻不到世故，目之所及，是他们在生活深处踽踽独行的青春背影，是他们与这个世界短兵相接的搏斗身姿，是他们在思想的火焰里所迸发出的智力的活跃和智慧的锋芒。令人欣慰的是，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写作者，仍然愿意侧下身来深深地贴伏在大地上，耐心地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喧哗和孤独之声，真诚地记录着这个时代的幸福和苦难之路。让我们在风中一起呼喊吧！那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我想，总有人能听得到，听得清。

（作者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