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在一本山西的杂志上（好像是《山西文学》，记不得很清了）看到有介绍中国现代作家及其作品的文章，其中对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给予了特别高的评价。从此，钱钟书这个名字，就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围城》刚在国内恢复出版时，我在书店里碰到，就毫不犹豫的买了一本。钱钟书先生在小说里，把语言运用得俏皮、幽默、机智，有别于我过去读过的一些小说的语言。《围城》让我读着非常的享受，心中禁不住赞叹：先生真是了不得！后来读曹聚仁杂文，他在《写文章》里说：钱钟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真是了不得。原来，前辈学人，早就对钱先生发出过“了不得”这样的赞叹了。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少有的可以同时用现代汉语、古汉语和英语写作的大学者，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就是用文言文写作的，可惜我古文基础太差，不敢去硬啃这两部博大精深的巨著。

读过了《围城》，我就一直在搜寻钱钟书先生的著作，看还有什么是我可以读的。他早年写作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我经过多方寻找，仅得《人·兽·鬼》一书，却始终不见《写在人生边上》的踪影。尽管我毎到一地，总要去书店里查寻，但也还是没有结果。无奈之下，我出了一个“上”策，就直接向钱钟书先生写信求教。

当时的通讯，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寻呼机尚未出现呢，更别说手机了。我给钱钟书先生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向他述说我想要买到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渴望，不过我那时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并不敢指望什么。因为我曾经听到别人抱怨过，给名人写信，多如泥牛入海，很难收到回音。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又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我给他写信，实在是冒失之举。

信寄出以后，我不抱多大的希望，就该干嘛干嘛去了。没有想到，只过了十多天，单位送报刊的人就递给我一封信，看到信封的左下方有人们熟知的钱钟书的签名，我禁不住喜出望外。

先生在回信中说，《写在人生边上》是他年轻时的作品，现在重印出版是违背他个人意愿的，他手边已无存本，也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他并且还为此表示了歉意。信的语气非常的谦和，丝毫没有一位大学者的“威严”在里面。然而，这还不是最令人兴奋的，当我对是否还能找得到《写在人生边上》就要感到失望的时候，却忽然收到了钱钟书先生寄来的他的这本大作，扉页上还有先生的题签和印章，这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为此，我得回封信，表示一下谢意。因此我们之间，也就有了一点书信上的来往。

我不是学者，也不是作家，和文化界更是风牛马而不相及。我与先生几次通信，也跟学问毫无牵扯，说的都是些生活小事。——这些陈年往事，我本不想再拿出来说了，但我几次打扰先生，是因为当时年轻，少不更事，占用过先生不少宝贵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罪过。而先生对我的影响，我是不会忘记的。

首先是在为人的真诚谦和上。大家都知道，钱钟书先生夫妇俩，深居简出，少与外界交往，过着超凡脱俗般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更不会高高在上，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待人热情真诚，礼貌谦虚，这我从先生的书信中，就能真切的感受得到。有人说钱钟书傲慢，不知道他们这所谓的傲慢，依据到底从何而来，如果不是他们所亲历的，那就有可能是道听途说的了。——先生赠我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又赠我杨绛先生长篇小说《洗澡》，对想要读书的人，给予了极大的鼓励。身为学界巨擘，为了一个陌生人的来信，而且又是一个地处边僻地区的小青年的来信，能够每信必回，不厌其烦，这样的君子之谦，怎能不叫人心生感动。

其次是淡泊名利，安于平静生活的人生态度。钱钟书先生夫妇俩，他们都是做学问和搞创作的，以他们的才华，要写出流行于一时又可以赚大钱的东西并不难，但他们不领这个风潮，不为钱去写作，他们只作纯粹的学问和写作纯文学的作品。虽然写作也给他们带来一些稿酬收入，但他们把全部稿费和版税，都捐给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于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而他们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直到他们都离去了，还从未装修过。从这里面我又感受到一种人格上的伟大。

再就是耐寂寞，忍受世俗的种种攻击污蔑。有人说钱钟书先生的小说不入流，还有人攻击他不是真正的学者，也有人拿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到底好不好来说事。他们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

钱钟书先生从来不说自己有多了不起，也不认为自己有多伟大。把他捧上天和想要把他贬下地的，都是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人。而先生道德文章，却像一座丰碑，屹立在那里，不是世俗的褒贬，就能够增减丝毫的。

作者单位：广西田东县农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