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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全家福。从左至右:朱天文、刘慕沙(母亲)、朱天衣、朱西宁(父亲)、朱天心

1977年,19岁的朱天心出版《击壤歌》一举成名。胡兰成称赞这本小说像《红楼梦》的前八十回,无忧无虑的高中生活如同大观园里不知外界世事,“可你要怎么写后四十回?”三十多年后,彼时的少女已成长为专业作家,依旧走着文学之路,一次次返回胡兰成曾为她做导游的京都漫游行走,终于交出了后四十回——《三十三年梦》。

初游京都,73岁“胡爷”做导游

祖籍山东临朐的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作家。父亲朱西宁是军中作家,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大女儿朱天文是小说家、电影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二女儿朱天心16岁便在报纸上连载小说《长干行》,19岁出版长篇自传《击壤歌》。朱天心的先生唐诺(原名谢材俊)是作家、评论家、编辑；母亲刘慕沙是台湾著名日语文学翻译家。

“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他们的老友、作家阿城曾为朱天心的作品《古都》作序说。

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兰成应邀到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任教授,后因汉奸之名遭台湾文化界围剿,处境艰难。正筹备撰写张爱玲传的朱西宁得知后,将胡兰成接到家中,安排在隔壁住下,同时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国文学,并资助他出版文集。许多人因此抵制朱西宁的文章,一些老友甚至跟他绝交。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的痖弦曾公开回忆说:“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朱天心对父亲的行为表示理解,认为父亲痛恨日本是理所应当的,但通过母亲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父亲认识了日本的另一面,“他早已超脱此”。

回到日本的胡兰成邀请他在台湾的弟子来看樱花,于是1979年5月,朱天心第一次去日本,同行的还有朱天文和三三社团成员仙枝。被朱天心称为“胡爷”的胡兰成,已73岁高龄,依旧不疲地带着她们去看最美的景致,逐一拜访自己的友人。

第一次到京都,朱天心便觉得惊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都在那城市的一屋一瓦中找到投影。“我一次忆起前生事,是宋或元的行者某吧,往来交游,逍遥散诞,几年无事傍江湖。”

京都之行不断开启,怀想友人往事

多年来,朱天心每次到日本,总要重温记忆,沿着1979年京都之行的轨迹走一遍相同却已不同的路径,同行之人也不断变换,同行朋友、家族亲人……在她写作《三十三年梦》时,距离胡爷第一次开启的京都之行,樱花已开过三十三次了,浮生变幻,不曾间断的回忆都被写进了书中。

每一次京都旅行都只记录行程和饮食,后来越写越简单,甚至只有时间、行程和同行之人。于朱天心而言,所有与时间相关的事件,绕不开的是人,而她温暖怀想的也最终是人。

第一次京都之行,朱天心见到了胡爷的最后一任妻子“胡奶奶”——《今生今世》里的佘爱珍。胡奶奶在日本生活三十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也不进入日本人的生活圈子,却能拖着近80岁的身子灵活自如地在月台上上下下换车,比胡爷进城所需时间缩减一半。每次看到胡爷与胡奶奶因为生活小事,用上海话你一句我一句“叮叮对对”互不相让时,朱天心望着客厅门楣上高悬的胡爷字“礼乐风景”总想发笑。

2000年,朱天心与好友一行人再游京都,其中有同为山东人的作家张大春与妻子美瑶。张大春说,美瑶出店喊“张大春”的话,她想买的东西大概是五千日元以下的；要是喊“大春”,大概一万左右；喊“把拔”就两万起跳喽。说着美瑶那里掀门帘出来顺带一声“把拔”,众人笑倒。

“不够熟,不够喜欢的人,是不会与之一同游京都的。”她所记录的京都随行人,不是亲人,便是好友。“我把京都当做我的时间寄物脐带,把友人存取于此,因此要寄放的尚有……名单其实一直忍不住偷偷增加。”

自由写作:让仅存的恐龙活着吧

《三十三年梦》中,对亲人朋友乃至“胡爷”的回忆,都必须穿过朱天心的价值、是非判断。“我和天文默契不动这钱,并游说仙枝走时全数留胡爷书桌抽屉聊补贴我们的花用。仙枝亦同意,回台湾后胡爷信里感谢仙枝将一己余款全留下。我不知此中发生了什么,也不惊讶仙枝的如此行事,但天文完全不把此类事放眼里,她一径地像孔子为管仲辩诬仙枝的所有作为。”“如同当年我目睹来听易经和禅宗并明显受益的蒋勋,也要等三十年后大陆陈丹青带起的胡兰成热才愿意主动沾光蹭胡。这样的名单,还不算短,十七八岁的我分明看在眼里,终成一鸡肠乌肚之人。”点名道姓的叙述记载,在书里俯拾即是,因此引来诸多风波。

“我本能地厌恶一切断裂的、虚伪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讲一样话的人已经太多了,文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与世人同调。”朱天心如此回复。

《三十三年梦》接续了朱天心当年《击壤歌》中的“莫名的大志”,实现了她追究的人生与文学的核心。作家杨照在序言中说:“容我强作解人,朱天心的‘大志’,近乎与传统所说的‘诗言志’,换成现代的语言说法,‘志’就是价值、是非,文学作品必须有强烈的价值、是非为其基础,文学作品的重点,也在于传递强烈的价值、是非判断。‘三三’成为历史,《三十三年梦》从‘三三’的灰烬中升起,记录了一个人如何忠实、忠诚地穿过多变的时代,穿过不变的京都地景,寻找并看守自我灵魂‘自由’的过程。”

朱高正曾羡慕朱天心的自由:“我真羡慕你能自由自在一个人走路上,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朱天心答:“是了,自由自在地走路上、坐咖啡馆、搭捷运公车、吃小摊、挤百货公司淘拣三折花车出清品……而不被指指点点,原来一个又一个选择关口我所做的决定,无非是在保护这在他人看来不一定有意义却是我在意极了的自由自在,阿城语‘自为的空间’。”

不为读者、市场写作,不为出版社写作,不为评论者和文学奖写作,被朱天心称为“不写的自由”。她曾一再叩问文学在当下的意义,如今只要求自己“不为窗外的乘轩服冕所动”。即便当纯文学写作成了“绝种的恐龙”,朱天心说,“那,就让仅存的恐龙活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