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知道诗人公刘之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到一家军队的文学刊物工作以后。从年长的同事和诗人李瑛、纪鹏那里，听说公刘曾在军中服役，是50年代中期崛起于云南边地军旅的一位有才华的诗人，后被调至北京从事专业创作。我那时正值迷恋诗的年岁，读过不少当代诗人的作品，也包括公刘的一些短诗和《阿诗玛》《望夫云》等长诗。公刘的诗中对于西南边地山川风物的奇丽景象和士兵情怀的诗意抒写，对于边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创意改制及呈现的新颖优美意象，曾引起我对彩云之南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

由诗及人，我只能推想从未谋面的这位颇具个性的诗人的样态。不料，20多年以后我竟在安徽见到了公刘，那是一个偶然的机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春夏之交的季节，《小说选刊》编辑部邀请各地文学期刊的同仁在黄山脚下集会，研讨小说创作现状，交流各家期刊的信息。会后，几位来自北京的同仁转道合肥，准备从那里返京。有人提议，趁便看望一下住在省城的几位老作家。于是，我们便在省作协一位朋友的引领下，来到公刘的寓所登门拜访。挣脱了多年坎坷以后的公刘，没有回到江西故乡，却定居于安徽省城，担任安徽作协副主席及文学院院长。复出后的公刘诗文并作，颇显活跃，其诗意蕴深沉、峻切，多见直面现实的理性锋芒，其文论则坦诚直率，常带论辩色彩和警辟之语。

见到公刘的最初印象，与我早先推想的那个才华绽放的青年诗人的样态完全不符，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癯，戴一副老式的圆框眼镜，颌下蓄着一部长髯。按时序推算，当时的公刘未及花甲之年，然而其样貌更似一位饱经忧患的塾学里的老先生，人世沧桑给他的体态和心灵留下了太多深深的刻痕，同我见过的有些被称作“归来者”的复出作家那种逢春回暖、意态飞扬的状貌也不相同。由于事先已告知，公刘对于我们一行人的造访并不觉得意外，他与我们平和友善地交谈，像熟识的友人漫话家常。从交谈中得知，现时的公刘只有一个女儿陪侍在旁，与他相依为命，在这简朴、温馨的寓所中迎送着平静的岁月。但公刘对于外面的世界及文事却并不隔膜，其诗文就时常表达出他对社会与文学现状的系念与感应。

从知道公刘到第一次见到公刘，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世纪，但让我进一步感知诗人公刘，从他冷寂的形貌底下察觉到默默燃烧的生命之火的，却是后来读到他的一篇小说。80年代后期一段时间，我曾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编辑朋友之约，为其主持的副刊写过几篇新作评介。那位朋友特意推荐了公刘的一个短篇小说，嘱我撰写评介短文。小说的篇名已记不准了，但那故事的叙述却给予我一种心灵的震撼。小说写的是解放军挺进云南的途中，一支小分队奉命穿越佧佤山直抵边境，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但小分队的行进却受到当地佤族部落的阻拦，部落头人不允许外乡人擅闯他们所敬畏的神山，经过一番谈判，部落头人答应按当地以牛头献祭神山的习俗，要小分队留下一颗人头方能借路前行。军情如火，不容迟缓，带队的连长毅然决定用自己的人头借路。献头的那一刻写得惨烈而悲壮，山风呼啸，四野低垂，佤族的木鼓声时急时缓，沉实而激昂，在山谷中久久回响，叩击着现场人众的心扉。带队连长的以身献祭终于赢得了时间，赢得了顺利进军的通道。这个奇异的故事或许不是公刘所亲历过的，但在故事发生的年代却并非罕有。多年以后，公刘将它写成小说，显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情思。小说无疑颂扬了带队连长那忠诚于使命的献身行动，那为着理想的事业而从容赴死的高贵精神，然而，带队连长的献身却又成为祭品，不免夹裹着心灵的哀痛与无奈。这篇小说与一般写英雄故事的套路不同，它不仅有高扬的使命意识和理想色彩，更涵纳了对于生活历史的沉重反思和多层意蕴的人生况味。我的短文只是在故事的简要复述中略加评点，还不是一篇充实的评论。但过后不久，那位编辑朋友便告诉我，公刘先生竟特意请她向短文作者转达谢意。我似乎感到这位诗人也关注他的这篇小说的读者反映，希望得到能解读其思绪衷肠的知音。

90年代初期的一个春季，受云南省作协之邀，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界朋友到思茅地区采风。一行人走过地区所辖的10个县境，饱览了不少边地民族聚集处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其中就有公刘的诗与小说中写到的西盟。当我们乘车在烟尘滚滚的山道上奔波了几个小时，终于在日落时分赶到佧佤山巅的县城，人人都十分疲惫。西盟的自然环境似乎与旧时没有多大变化，回望山高云深的来路，我不禁想到当年奉命进军云南边境的部队官兵，徒步穿越佧佤山时经历了何等艰辛的跋涉。但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后，西盟的社会环境显然有了不少变化。我们在县城的一所小学里见到大群天真活泼的儿童，正由一位健壮美丽的女教师带领演练团体操。这群少年和他们的教师，或许都是当年栖居山野的佤族部落的后代，却不再像其先人那样手执刀矛在山野间奔波狩猎，警觉地戒备外来者的侵袭。我们还在山间的一块坝子上，看到一群当地民众正在击鼓吹号，演练民族舞蹈，不知是准备迎接什么节日，还是专意为外来的客人作演示。据当地文友介绍，以牛头作祭祀的旧俗已不复存在，为着发展农业生产，此地民众更珍惜已稀少的牲畜。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佤族的木鼓，它不像北方民间常见之鼓那样浑圆粗大如同磨盘，却是中间略细而两端呈喇叭状的长鼓，可以挎在腰间两头击打的。木鼓声沉实有力，在山野间悠悠回荡，令我联想起公刘的小说描述的那个献头借路的悲情故事，似乎几十年前就发生在这里。而今时移境迁，物是人非，但公刘写下的那个撞击人心灵的故事，依然留存着超越时空的深长意味。经历过人生厄难的公刘，并未任岁月全然抹去青春年代曾有的那份为使命而献身的情怀，却又不能不为古老民族的旧俗所制造的祭品而哀痛，并借由声声木鼓发出催人警醒的心音。

我与诗人公刘只有一面之缘，不过，从他后期的诗文中可以察觉到这是一位有定见的作家，不曾因生活的磨难而消减了文学与人生的信念和对事物的基本判断。20世纪末，在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初期，曾刮起过一阵热炒“大师”、推销“经典”之风，公刘先生对于此类降格失准、迷惑受众的好大喜功之风，颇不以为然。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短文《且慢“经典”》，就给这股滥封“经典”之风浇了一盆冷水。公刘并不以自己的诗作也被好事者列入“经典”而自感尊荣，也不认为自己的诗作具有“经典”资格，却由己推人，对此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滥封而使“经典”贬值的炒作提出质疑。公刘反感滥炒“经典”之风，缘于他对真正的文学经典怀有崇仰之情和敬畏之心，不会为各式新异理念的盛行而改变对于文学经典永存价值的定见，却认同从《诗经》到唐诗宋词这些跨越时空的民族艺术瑰宝，才是衡量文学经典之价值的真正标杆。这篇短文，又让我想起公刘的那篇小说中激昂回荡的木鼓声，它似反省，又似警示，仿佛是提醒人们不要在清扫积淀已久的旧日愚昧之际，又来制造一些新的现代性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