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巴金平素态度安详，很少激动。”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如是说，如此看来，七十几年前抗战的巴金在其《别桂林及其他》的平实从容，便是他的本性了。文章四千多字，分四则描述了巴金1942年3月的北上行程：《别了，桂林的夜》《在金桂通车中》《金城江》《河池》，使我们得知他与河池与金城江的二次相遇，得知金城江与河池之于巴金，就是一个他的人生驿站；而巴金之于金城江，则是一个挂在民间嘴边、历久弥新的传说。

是的，巴金安详，他下笔也通俗如叙家常。我们无从了解他第一次金城江之行，但上述两则七十几年前的文字，却令我多少感受到巴金与金城江的第一次相遇，尤其他对萧珊的爱恋，并为之沉醉。在我看来，《别桂林及其他》其实就是家书，战乱年代，家书抵万金啊。一个过客，把行旅中的衣食住行一一禀报爱人，因为这第二次萧珊不在身旁，39岁的巴金，不同于半年前第一次到金城江。那是1941年9月8日，他与未婚妻萧珊等从昆明出发，路过金城江再到桂林，创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并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涂抹了浓重的一笔。也正因为此次与萧珊同行，无需报平安，便没有了文字记载。

于是半年后，一个变动不居的过客，如是告诉他曾经一同来过的恋人，眼前一切不如从前了，不仅仅是金城江的问题，以及“金城”这过于堂皇的名字，而是因为你不在，我急于赶去与你相见，临时改了主意直奔河池，等票，再贵州，再抵达重庆你之所在。巴金重视他33岁的生命节点，那年，他的师友鲁迅先生逝世；那年，他有幸遇到他一生的爱人萧珊，彼时还是未更名的上海爱国女校学生陈蕴珍，抗战爆发后，萧珊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开始了奠定她身为翻译家的早期训练。

于是，一份家书成就了一段历史。

“金城江比半年前繁荣了。那么拥挤的人，那么嘈杂的声音，新的建筑，堂皇的名字……我几乎以为这是另一个地方。”国破山河在，战乱中四方难民成就了天下无数金城江这样的小镇，这种因为交通枢纽而虚胖而传世之地。尽管，已经找好挑夫，并等候检查行李——民国时期也是要安检的，哪怕偏僻如金城江。正欲往金城江深处走去，但物是人非的，这与半年前不一致之处，肯定触发了巴金某根神经，于是“我忽然改变了心思，从检查处出来，我吩咐挑夫跟着我去汽车站”，去河池。

我一页一页翻读着周立民的《巴金手册》，从巴金的年表与记事中，一路寻索下来，就可看见金城江与河池，只是巴金在抗战时期逃难驿站中的一个，包括贵州，都是他辗转于上海、桂林、昆明、重庆抗战文化中一个个的人生小驿站，时局的混乱不堪与其匆匆赶路，并能安放简易书桌，或以竹椅或以板凳为案，写下一部部重要作品。这当然来自巴金个人的文学禀赋，无论外部如何，作家永远不会丢下手中的笔，一如巴金所言“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他是要把国难的愤恨吐出，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写作是巴金的生活与生命方式，早在求学与留法时期的诗文与翻译，直至28岁成就其轰动一时、影响至今的《家》，即使在动荡时局的驿站。3月从河池抵达重庆后，4月短篇小说集《还魂草》出版，彼时正在成都治牙的巴金说，近年他会在植物油灯下奋笔疾书，“写到窗外没有一点声音，写到板壁时时发出叫声，写到油干灯尽，我那颗燃烧的心得以安静，我才丢开笔倒在床上，在这些长夜里，我的确感觉到我是在用火烧我自己，我写作绝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关于<还魂草>》）。

这是奇迹，巴金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几乎都是在他三四十岁完成的，且大多在行旅中或友人家，或诸如河池金城江的小旅馆，一个个人生驿站里，一种大作家的禀赋翘楚飞扬，一种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大家风度，在不断成就自身的同时，也不断丰富神话着这一个个驿站，诸如桂林文化城，诸如金城江与河池。这独特的造化，源自彼时交通的不便，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旅馆，缓慢地吞吐着一波波的过客，慢节奏的人生无疑造就了其中的天才与伟人，驿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空间。

画风是这样的。

“在旅舍中，第一个晚上我睡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里，第二天早晨我便搬进了一个靠街的房间。房间不大，但靠街有两扇大窗，挂着半截的窗帘，窗台相当宽，窗台旁挂着一幅淡黄色窗帷。书桌放在窗前，坐在桌前抬起眼睛便可望见无云的蓝天……在这里我醒得早，早晨我常常沿公路散步，再转到山脚，去听绿树上群鸟的歌唱。散步回来，在旅舍中的小屋内，颇为爱惜明媚的阳光，我还坐在窗前翻译了王尔德的一篇题作《自私的巨人》的童话。”

是的，自私的巨人从自私变得慷慨，最终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入天堂的故事，在战乱中温馨感人。因为国破山河在，阳光依旧明媚，河池金城江成了受难者暂时的天堂，至少这里没有枪炮，血腥与死亡，大家分享着偏僻的相对的暂时安宁。

四则描述平实到不露痕迹，感叹家国的荣衰，感喟人世的兴歇，置身于如此战乱时代大河流淌的语境内，在激荡、奔走、等待、生死夹杂的叙述中，我们用心检索巴金在人生驿站写下的历史信息和金城江的前世，以此洞见人世的变迁与持恒。变迁的是世事人非，持恒的是人生的变动不居、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以及河池与金城江地理的要义。

小憩得适，还得一路奔去。战乱中的巴金作为一个变动不居的过客，在金城江如是说。

“我靠友情生活，我的自下而上因为周围无数人的存在而有了光彩。”而小小的河池镇（1953年以前是河池县的县城，如今已是地级市了），当然也是巴金的“老朋友”。终于可以成行了，河池，“我还认得这个别了五个月的老朋友，它没有多大的改变。”这分明是在告诉萧珊，河池与半年前我们来时没有变化，“比起金城江来，这个小城朴素多了，使人不会相信金城江还是河池县管辖的一个地方。”可见，他喜欢河池，当然也为了等票，巴金在此又住了四天。

受难之中，人的求生欲望变得如此卑微，尽管四面楚歌，四处泥泞，巴金在西南各地都能活出一种满足的安宁，他依然“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望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关于<龙，虎，狗>》）。

人人在驿站，巴金描述也颇为生动：有一个本地人讲得好：“个个是人，个个会讲话，个个要先走。”这活泼泼的广西官话与巴金的四川话同属一个语系，这也算是相宜巴金心意之处吧？同处西南，一方水土一方人嘛。

就这样，河池与金城江终成为让巴金可以休息依靠的地方，因战乱而繁华当然也是时代的一种造化。因而巴金感谢他的朋友，几乎整个战乱时期，都是辗转于友人与西南城城之间，并奇迹般地完成他一生重要的作品，一如在金城江，还可通过朋友的“一封介绍信去找一位办事人，他意外地替我买到一张最后的票子，并且叫人把行李给我过了磅，让我在候车处安心等着开车。”金城江人如此妥帖周到地安抚了他，使他此时得以安心候车，并静听战乱的纷飞，“人们正在谈论香港的悲剧，从装束、态度和口气，我知道他们是香港脱险出来的同胞。汽车中的血，沙发内的十万港币，舞女的巧计，门前的死尸……还有种种惊心动魄的题目。谈了又谈，谁也不嫌重复和详细。”受难的山河，受难的同胞，包括那对买不到车票天天到车站清唱维持生计的“清唱家”，如同他在《桂林的受难》那份悲愤与无奈。

感时花溅泪。为此他感谢使他能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前行的道路与交通，感谢使他得以一路向前的修路工人，他告诉萧珊，也告诉我们：今天傍晚，我去看了“丹池公路殉职工友纪念塔”，这不是什么伟大的雕刻，然而它抓住了我的心，它是伟大的牺牲精神的象征。“明天我就要踏着你们的汗迹、血印往前走了。可是我又有什么报答你们呢？……不仅是我，许多经过这条公路的人，都应该拿这样的话问自己”。

2017年暮春，我站在巴金当年的旅舍住地，遥想着揩着眼泪扪心自问的巴金，心中多出了不少温情。是的，人得以前行于一个个人生驿站，尘埃草芥般的生命才可能活出一种执着与平实、悲凉与欢欣。我想，正在重庆翘首以盼巴金的萧珊，心灵或精神认知的秘密“通关”，在这个瞬间肯定是与巴金契合的，一个在河池真切倾诉，另一个在重庆热切倾听，如同聆听雨打芭蕉般的命运知遇的回响，巴金毕竟能拿到车票，毕竟还有金城江与河池好心的车站工作人员。

佛家说所有的遇见都有他存在的原因，名胜之所以有名，常常因名人而名世，金城江也因与巴金相遇而增色而传世。

于是，这家书真的就不是万金所能比拟的了，不仅对于萧珊，更对于文学与我们，对于河池金城江。相遇就这般实现发生，巴金与金城江，传说了一代又一代。

（本文配图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