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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节选)

来源:文艺报 |   2017年08月04日06:42

航民大队漂染厂开始筹建。

俗话说,砻糠搓绳起头难。

办一个稍微像样点的漂染厂,至少需要几十万元。但航民大队七凑八凑只凑出了6万元。当时银行有规定,你自己有多少钱,可以等额给你贷多少款。航民人聪明地利用了当地银行的这个规定,向本镇信用社贷出6万元。这样就变成了12万元。这12万元,就是航民人用来办厂的全部原始资本。

很显然,如果全部购买新设备,资金远远不够。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农民有农民的思路。朱重庆与戴师傅商量,决定聘请印染师傅,同时土法上马,全部采用废旧设备,以最低投资把印染厂办起来。

哪里是聘请印染师傅、采购废旧设备的最佳地方呢?航民人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滩。

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专业人才济济,各种工业机械设备应有尽有。更因为,有一批航民人早年到上海学徒做工,后来留在上海一些工厂当师傅,成为航民村与上海滩联络的天然桥梁,成为航民人到上海的落脚点。这中间,有朱重庆的父亲、大伯,朱校相的哥哥,还有村民朱金生的亲戚等。

对于上海,朱重庆并不陌生。因为父亲在上海工作的原因,他去过几趟上海,见识过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十里洋场。但出门就要花钱,而这12万元钱是全村人的希望,每一分都要掰开用。为节省差旅费用,朱重庆请戴师傅先去上海探探路,找找印染行业的师傅,待有意向后,他们再去上海面谈敲定。要不,像没头苍蝇那样乱飞,就会花许多冤枉钱。戴师傅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便受命出发去了上海。

过了没多久,打前站的戴师傅很快反馈回来消息,说他已联络上了几位印染行业的老师傅,大家都愿意帮航民大队办个印染厂。戴师傅特别提到,他找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卢湾染厂供销科长,此人精通尼龙印染业务,路子很广。他也答应给航民村介绍尼龙印染业务。这样,航民大队漂染厂就会前途无量。

戴师傅打回来的长途电话真是鼓舞人心。朱重庆在接听电话时,真恨不得把这位答应帮忙的供销科长从长途电话线中挖出来,立马跟他签订印染合同。他尽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当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才法老徐,并商定立即赶赴上海,去见见那些能帮航民人带来成沓成沓人民币的印染师傅。

当晚,怀揣着航民村办厂希望的4个人:才法老徐、沈宝璋、朱重庆和另一名供销员朱金生,在萧山火车站坐上一辆那时常见的绿皮火车,在茫茫夜色中赶赴上海。直到今天,朱重庆还清清楚楚记得,那趟从萧山开往上海的慢车,哐当哐当地走了七八个钟头,每张车票价格为3元8角。

到达上海后,很快与戴师傅接上头。戴师傅告诉才法老徐等人,他已经与师傅们约好,明天与航民村人见见面,大家认识认识,最好是能安排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方便以后合作。戴师傅的说法入情入理,安排也蛮妥当,才法老徐等表示赞同。他们根据戴师傅预定的见面地点,东找西找,终于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找到了一家长治招待所,安顿下来。长治招待所距离有名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很近,在招待所内,都能看到提篮桥监狱的高墙。招待所价格很便宜,每人住一晚5毛钱,这个价格是航民人能够接受的。但当他们走进这家招待所时才发现,价格便宜是有原因的:房间都是大通铺,一个稍大点的房间要安排30来个人,一个小房间居然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8个人。年纪大的困上铺,年纪小的困下铺。那时上海天气开始炎热,人进了房间,就像蒸馒头一样,汗水吧嗒吧嗒往地上掉。早上醒来,穿在身上的汗衫背心竟然可以拧出水来。

第二天上午,四个人结伴参观考察了上海卢湾染厂和上海针织九厂。参观其实是走马观花,了解个大概。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聘请上海师傅,所以,重头戏是晚上如何请客吃饭,按照戴师傅的说法就是“联络联络感情”。

请客吃饭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俗话说“办酒容易请客难”,而客人是戴师傅早就邀请了的,人家已满口答应前来就餐,上海高档豪华或普通大众的饭店酒楼不少,但他们四人还是感觉到为难。难就难在选择饭店档次和估算费用上。朱重庆心想,这餐饭直接关系到这些上海师傅对航民村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今后能不能合作。他清楚自己手中没有多少钱,不可能摆阔气。但他更知道上海师傅的脾性,比较爱面子,所以也不能太寒酸,便开口说:“请客的地方,还是尽量体面些,点菜时稍微注意些就是。”大家都赞成朱重庆这个想法,于是,四个人从下午开始便“轧马路”,物色合适饭店。踱来踱去,他们终于相中了“燕云楼”。这家饭店地处人民广场附近,算是上海中心地带,还是一家涉外饭店,选择它面子上足够。

这个饭店价格怎么样?四个人又犯开嘀咕了。还是沈宝璋鬼主意多:“弄张菜单来看看价格不就清楚了嘛。要不,到时候结不了账出不了门哪个弄?”众人一听有理,就让朱金生上楼找饭店服务员要来一张菜单。一看菜单,众人都傻眼啦。天哪,一只北京烤鸭居然标价12元人民币,没有看错吧?!12元人民币相当于航民村一个农民半个月的收入呢。这只菜点不点呢?朱金生一下子没了主意,便看了一眼朱重庆。朱重庆此时在心里快速权衡了一下,对朱金生说:“既然请客,就别让他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把这只烤鸭点上吧!”说完,他把目光投向才法老徐,似在催促才法老徐下最后决心。才法老徐犹豫了一会,最终点了点头。

当晚聚餐非常成功和圆满。农民生来就热情好客,劝酒和夹菜,是农民强项,更何况这次有求于人。酒桌上,大家频频举杯,你来我往,既尽情喝酒,也敞开谈事。被邀请参加晚餐的上海师傅们对航民人选择的请客地点、安排的菜肴酒水十二分满意,认为蛮有派头、蛮上路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借着酒劲,纷纷表态愿为航民大队办厂两肋插刀、倾其所能。尤其是那位熟悉尼龙业务的供销科长,更是自告奋勇,为航民办厂献计献策,并允诺航民村办厂后,尼龙业务由他负责。朱重庆笑了,才法老徐也笑了,大家都笑了,觉得这餐饭请得及时、请得值得。航民办厂这回真有希望啦!

等到把客人送走,饭店服务员前来结账,一看账单上的数字,四个人还真是吓了一跳。怎么?一餐饭竟然要44元!会不会算错了?再算一遍吧,再算一遍就算一遍,服务员又算了一遍,朱重庆也算了一遍,但还是44元。才法老徐掏钱的手有点抖抖索索,他一边掏钱,一边压低着声音对身旁的沈宝璋说:“要是厂办不成,这钱去哪里报销?只能我们三个人分摊哉!”

37年后的2016年4月5日上午,当年参与组织这餐“革命饭”的沈宝璋,在他退休后的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说起当年在上海燕云楼点北京烤鸭时的“寒酸相”,仍记忆犹新,禁不住哈哈大笑:“那时,就那样子的。”他还向笔者描述了中间一个插曲:他们点完菜,出了饭店,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饭店却突然派人通知他们,说上级有接待任务,包厢不够,要他们退订。饭店临时变卦,令他们措手不及,连客人都已通知好了,可怎么办?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再在附近找相应档次的饭店。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人民饭店,但就是订不上座。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听到航民村有位入赘女婿的舅舅在这家饭店工作,于是找到这位舅舅,这位舅舅倒也热心,答应帮忙订座。后来,那家燕云楼又带口信来,说可以安排了,这才使四个人松了一口气。“当时,请人吃餐饭就那么难。现在,饭店比厕所还多哩。”这位当年的大队长沈宝璋,结束回忆时还不忘幽上一默。

据说,请客后第二天发生了一桩有趣的故事,成为航民人创业初期一个经典桥段。航民人一遍一遍地向外来参观者、采访者复述这个故事,它已被作家陈继光写入《有一个村子叫航民》的作品中。当笔者这次在航民村采访时,还有几个人先后讲到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给航民村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次次重复倾听这个故事,也引发了笔者一些思考。

故事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准备打道回府,当他们走出长治招待所大门时,一辆簇新的上海牌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他们跟前。四个人一时有点愣怔,反应不过来。这时,只见出租车司机摇下玻璃窗,探出头来问:“要坐车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与他们同住长治招待所的一位旅客,为保险起见,居然叫了两辆出租车送站。两辆车一先一后来到长治招待所,那位要车的旅客乘坐先到的出租车跑路了,这辆后到的出租车就被放了鸽子。出租车司机似心有不甘,正巧在招待所门口碰到朱重庆四人,他想来个顺手牵羊,便兜开了生意。

“到火车北站要多少钞票?”才法老徐开口问道。

“便宜些,送你们到北站,收2元钱。”司机见有戏,便一脸诚恳地回应道。

2元?钱倒是不贵呀!朱重庆心想自己活到那么大年纪,还没尝过坐小轿车的味道呢。年轻人一时有点心动,便将目光转向才法老徐:“老徐,要不,开开洋荤吧?”

才法老徐见朱重庆这么说,也有点犹豫。但他拎了拎手中的行李包,问道:“四个人坐电车多少钱?”

“2角8分。”沈宝璋脱口而出。

“哦,坐电车可节省1元7角2分呢。还是下次再尝吧!”才法老徐一拍大腿,算是作了决定。

既然才法老徐这样说,大家也就铁定了心坐电车去北站。仔细想想这1元7角2分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吧!只是当那辆上海牌出租车驶离朱重庆视线前,他还是表情复杂地回望了一眼。

写到这里,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前辈作家柳青《创业史》中描写《梁生宝买稻种》一节的文字:“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

可以断定,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看过什么《创业史》,也就不会知道梁生宝是何许人也。因为,笔者在采访时曾随意地问过朱重庆,他说没看过柳青的《创业史》,只看过浩然写的《艳阳天》,觉得蛮好看的。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节俭品格,彼此却是多么相似和相近啊!还有一处巧合是:《创业史》中买稻种的梁生宝当年虚岁27岁,而当年到上海“淘”旧机器的朱重庆,恰好也是虚岁27岁。虚构的文学场景和主人公,与现实中的生活事件和创业者交织在一起,令笔者一时竟分不清究竟哪是真实,哪是虚构。只能说无巧不成书,或者说文学本来就源于生活。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陈崎嵘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