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航民大队漂染厂开始筹建。

俗话说，砻糠搓绳起头难。

办一个稍微像样点的漂染厂，至少需要几十万元。但航民大队七凑八凑只凑出了6万元。当时银行有规定，你自己有多少钱，可以等额给你贷多少款。航民人聪明地利用了当地银行的这个规定，向本镇信用社贷出6万元。这样就变成了12万元。这12万元，就是航民人用来办厂的全部原始资本。

很显然，如果全部购买新设备，资金远远不够。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农民有农民的思路。朱重庆与戴师傅商量，决定聘请印染师傅，同时土法上马，全部采用废旧设备，以最低投资把印染厂办起来。

哪里是聘请印染师傅、采购废旧设备的最佳地方呢？航民人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滩。

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专业人才济济，各种工业机械设备应有尽有。更因为，有一批航民人早年到上海学徒做工，后来留在上海一些工厂当师傅，成为航民村与上海滩联络的天然桥梁，成为航民人到上海的落脚点。这中间，有朱重庆的父亲、大伯，朱校相的哥哥，还有村民朱金生的亲戚等。

对于上海，朱重庆并不陌生。因为父亲在上海工作的原因，他去过几趟上海，见识过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十里洋场。但出门就要花钱，而这12万元钱是全村人的希望，每一分都要掰开用。为节省差旅费用，朱重庆请戴师傅先去上海探探路，找找印染行业的师傅，待有意向后，他们再去上海面谈敲定。要不，像没头苍蝇那样乱飞，就会花许多冤枉钱。戴师傅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便受命出发去了上海。

过了没多久，打前站的戴师傅很快反馈回来消息，说他已联络上了几位印染行业的老师傅，大家都愿意帮航民大队办个印染厂。戴师傅特别提到，他找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卢湾染厂供销科长，此人精通尼龙印染业务，路子很广。他也答应给航民村介绍尼龙印染业务。这样，航民大队漂染厂就会前途无量。

戴师傅打回来的长途电话真是鼓舞人心。朱重庆在接听电话时，真恨不得把这位答应帮忙的供销科长从长途电话线中挖出来，立马跟他签订印染合同。他尽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当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才法老徐，并商定立即赶赴上海，去见见那些能帮航民人带来成沓成沓人民币的印染师傅。

当晚，怀揣着航民村办厂希望的4个人：才法老徐、沈宝璋、朱重庆和另一名供销员朱金生，在萧山火车站坐上一辆那时常见的绿皮火车，在茫茫夜色中赶赴上海。直到今天，朱重庆还清清楚楚记得，那趟从萧山开往上海的慢车，哐当哐当地走了七八个钟头，每张车票价格为3元8角。

到达上海后，很快与戴师傅接上头。戴师傅告诉才法老徐等人，他已经与师傅们约好，明天与航民村人见见面，大家认识认识，最好是能安排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方便以后合作。戴师傅的说法入情入理，安排也蛮妥当，才法老徐等表示赞同。他们根据戴师傅预定的见面地点，东找西找，终于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找到了一家长治招待所，安顿下来。长治招待所距离有名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很近，在招待所内，都能看到提篮桥监狱的高墙。招待所价格很便宜，每人住一晚5毛钱，这个价格是航民人能够接受的。但当他们走进这家招待所时才发现，价格便宜是有原因的：房间都是大通铺，一个稍大点的房间要安排30来个人，一个小房间居然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8个人。年纪大的困上铺，年纪小的困下铺。那时上海天气开始炎热，人进了房间，就像蒸馒头一样，汗水吧嗒吧嗒往地上掉。早上醒来，穿在身上的汗衫背心竟然可以拧出水来。

第二天上午，四个人结伴参观考察了上海卢湾染厂和上海针织九厂。参观其实是走马观花，了解个大概。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聘请上海师傅，所以，重头戏是晚上如何请客吃饭，按照戴师傅的说法就是“联络联络感情”。

请客吃饭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俗话说“办酒容易请客难”，而客人是戴师傅早就邀请了的，人家已满口答应前来就餐，上海高档豪华或普通大众的饭店酒楼不少，但他们四人还是感觉到为难。难就难在选择饭店档次和估算费用上。朱重庆心想，这餐饭直接关系到这些上海师傅对航民村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今后能不能合作。他清楚自己手中没有多少钱，不可能摆阔气。但他更知道上海师傅的脾性，比较爱面子，所以也不能太寒酸，便开口说：“请客的地方，还是尽量体面些，点菜时稍微注意些就是。”大家都赞成朱重庆这个想法，于是，四个人从下午开始便“轧马路”，物色合适饭店。踱来踱去，他们终于相中了“燕云楼”。这家饭店地处人民广场附近，算是上海中心地带，还是一家涉外饭店，选择它面子上足够。

这个饭店价格怎么样？四个人又犯开嘀咕了。还是沈宝璋鬼主意多：“弄张菜单来看看价格不就清楚了嘛。要不，到时候结不了账出不了门哪个弄？”众人一听有理，就让朱金生上楼找饭店服务员要来一张菜单。一看菜单，众人都傻眼啦。天哪，一只北京烤鸭居然标价12元人民币，没有看错吧？！12元人民币相当于航民村一个农民半个月的收入呢。这只菜点不点呢？朱金生一下子没了主意，便看了一眼朱重庆。朱重庆此时在心里快速权衡了一下，对朱金生说：“既然请客，就别让他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把这只烤鸭点上吧！”说完，他把目光投向才法老徐，似在催促才法老徐下最后决心。才法老徐犹豫了一会，最终点了点头。

当晚聚餐非常成功和圆满。农民生来就热情好客，劝酒和夹菜，是农民强项，更何况这次有求于人。酒桌上，大家频频举杯，你来我往，既尽情喝酒，也敞开谈事。被邀请参加晚餐的上海师傅们对航民人选择的请客地点、安排的菜肴酒水十二分满意，认为蛮有派头、蛮上路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借着酒劲，纷纷表态愿为航民大队办厂两肋插刀、倾其所能。尤其是那位熟悉尼龙业务的供销科长，更是自告奋勇，为航民办厂献计献策，并允诺航民村办厂后，尼龙业务由他负责。朱重庆笑了，才法老徐也笑了，大家都笑了，觉得这餐饭请得及时、请得值得。航民办厂这回真有希望啦！

等到把客人送走，饭店服务员前来结账，一看账单上的数字，四个人还真是吓了一跳。怎么？一餐饭竟然要44元！会不会算错了？再算一遍吧，再算一遍就算一遍，服务员又算了一遍，朱重庆也算了一遍，但还是44元。才法老徐掏钱的手有点抖抖索索，他一边掏钱，一边压低着声音对身旁的沈宝璋说：“要是厂办不成，这钱去哪里报销？只能我们三个人分摊哉！”

37年后的2016年4月5日上午，当年参与组织这餐“革命饭”的沈宝璋，在他退休后的办公室接受笔者采访，说起当年在上海燕云楼点北京烤鸭时的“寒酸相”，仍记忆犹新，禁不住哈哈大笑：“那时，就那样子的。”他还向笔者描述了中间一个插曲：他们点完菜，出了饭店，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饭店却突然派人通知他们，说上级有接待任务，包厢不够，要他们退订。饭店临时变卦，令他们措手不及，连客人都已通知好了，可怎么办？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得再在附近找相应档次的饭店。好不容易找了一家人民饭店，但就是订不上座。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听到航民村有位入赘女婿的舅舅在这家饭店工作，于是找到这位舅舅，这位舅舅倒也热心，答应帮忙订座。后来，那家燕云楼又带口信来，说可以安排了，这才使四个人松了一口气。“当时，请人吃餐饭就那么难。现在，饭店比厕所还多哩。”这位当年的大队长沈宝璋，结束回忆时还不忘幽上一默。

据说，请客后第二天发生了一桩有趣的故事，成为航民人创业初期一个经典桥段。航民人一遍一遍地向外来参观者、采访者复述这个故事，它已被作家陈继光写入《有一个村子叫航民》的作品中。当笔者这次在航民村采访时，还有几个人先后讲到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给航民村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一次次重复倾听这个故事，也引发了笔者一些思考。

故事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准备打道回府，当他们走出长治招待所大门时，一辆簇新的上海牌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他们跟前。四个人一时有点愣怔，反应不过来。这时，只见出租车司机摇下玻璃窗，探出头来问：“要坐车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与他们同住长治招待所的一位旅客，为保险起见，居然叫了两辆出租车送站。两辆车一先一后来到长治招待所，那位要车的旅客乘坐先到的出租车跑路了，这辆后到的出租车就被放了鸽子。出租车司机似心有不甘，正巧在招待所门口碰到朱重庆四人，他想来个顺手牵羊，便兜开了生意。

“到火车北站要多少钞票？”才法老徐开口问道。

“便宜些，送你们到北站，收2元钱。”司机见有戏，便一脸诚恳地回应道。

2元？钱倒是不贵呀！朱重庆心想自己活到那么大年纪，还没尝过坐小轿车的味道呢。年轻人一时有点心动，便将目光转向才法老徐：“老徐，要不，开开洋荤吧？”

才法老徐见朱重庆这么说，也有点犹豫。但他拎了拎手中的行李包，问道：“四个人坐电车多少钱？”

“2角8分。”沈宝璋脱口而出。

“哦，坐电车可节省1元7角2分呢。还是下次再尝吧！”才法老徐一拍大腿，算是作了决定。

既然才法老徐这样说，大家也就铁定了心坐电车去北站。仔细想想这1元7角2分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吧！只是当那辆上海牌出租车驶离朱重庆视线前，他还是表情复杂地回望了一眼。

写到这里，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前辈作家柳青《创业史》中描写《梁生宝买稻种》一节的文字：“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开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指头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

可以断定，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看过什么《创业史》，也就不会知道梁生宝是何许人也。因为，笔者在采访时曾随意地问过朱重庆，他说没看过柳青的《创业史》，只看过浩然写的《艳阳天》，觉得蛮好看的。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节俭品格，彼此却是多么相似和相近啊！还有一处巧合是：《创业史》中买稻种的梁生宝当年虚岁27岁，而当年到上海“淘”旧机器的朱重庆，恰好也是虚岁27岁。虚构的文学场景和主人公，与现实中的生活事件和创业者交织在一起，令笔者一时竟分不清究竟哪是真实，哪是虚构。只能说无巧不成书，或者说文学本来就源于生活。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陈崎嵘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