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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文学照亮生活

2016年07月20日16:57 来源:《朔方》 

5月13日上午,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全民公益大讲堂在宁夏西吉县开课,中国作协主席、著名女作家铁凝作为首讲,为西吉县的基层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奉上一堂精彩纷呈的文学大课。本平台全文发布铁凝主席的讲课内容,以飨读者。

文学照亮生活——中国作家协会全民公益大讲堂首课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 凝

(2016年5月13日于宁夏西吉)

西吉的各位朋友、各位文友、各位文学同行,还有前排就座的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我和我的几位中国作协的同事来到西吉,感受这里的高天厚土,感受这里的文学气象,我想说,这是我们的幸运。为此,请允许我向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们致意。

在这个讲座开始之前,我们参观了西吉文学之乡展室。西吉县文联主席告诉我说,西吉的作家们有一句话:文学就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这句话本身就是诗,我看了展览后,感受到了西吉的这种文学气氛,我还想加一句: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我们这次的文学大讲堂,总题目叫《文学照亮生活》。我也是西海固作家群的读者之一,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在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今天仍然有一大批对文学怀有虔敬之心的作者们,在这块土地上潜心创作。你们的经历和实践,同样让我感受到文学不仅照亮了你们的生活,也铸造了你们的内心。我还知道我们当地的一位业余作者,以及他发表作品的方式:把自己写的诗贴在门板上,然后背着门板赶集,让过往的人欣赏他的诗作、他的文学创作。他这种豪情万丈的发表自己诗作的方式,可能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独有的。他这种倔强的对文学不屈不挠的情意,尤其让我感动。我也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了自己。我和大家一样,作家之路也是从业余写作开始的,从贪婪地阅读文学经典开始的。当我还是个少年,就像今天坐在前排的西吉县这些中学生的时候,正是文学经典,照亮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内心。

文学照亮生活,首先是对于读者而言的。我今天要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文学照亮生活,主要从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文学如何照亮了我的生活和内心;第二部分:我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之后,我也许更看重生活照亮文学。作家应该有能力让生活照亮我们笔下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才有可能照亮别人的生活。

文学照亮生活

21世纪初,北京有媒体问我,怎么样踏进新世纪?然后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两部文学作品,一部中国的,一部外国的。这个提问是比较苛刻的,特别是针对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因为怕举错了,就显得不深刻,作家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深刻的人。如果我讲实话,自己也许就真的不够深刻;如果我说假话,可以举出两部非常深奥的作品,可是这两部深奥的作品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内心,或者说还没有机会影响我。我还是选择了说真话。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上世纪70年代初,正是我的青少年时代,也是“文革”时期。今天在座的这些中学生,已经不大了解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是一个文化荒凉的时代。我因为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阴影下,内心总是充满了紧张和自卑。但我从小就喜欢写日记,尽管紧张着自卑着,还是坚持写日记。不过那个时候的日记,与我小学时候的日记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日记,我自己起名叫“忏悔体”,我每天都在忏悔自己,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觉得今天没有犯错,就虚构一段自己的错误写在日记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读到了一部被家里大人偷偷藏起来的书,即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卷本的皇皇巨著。这是以音乐家贝多芬为原型的一部带有传记性色彩的长篇小说,扉页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非常受震动,作为一个每天写着忏悔体日记的少年,我就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都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是后面的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正是这两句话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偷偷地把自己解放了那么一点点、偷偷地肯定了那么一点点,让我生出了一种既鬼祟又安然的豪情和冲动,想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事情。《约翰·克里斯朵夫》这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许并不是一流的经典,但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它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使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文学的魅力,文学照亮内心的魅力;这个魅力照亮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这是一部让我深受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品。另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我举了《聊斋志异》。在今天读《聊斋志异》,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随便读,现在的问题不是没书可读,是不知道如何选书读。在我的少年时期,这样的书是要偷偷读的。在那个压抑、沉默的年代读《聊斋志异》,我觉得书里的那些狐狸特别美,她们活泼聪慧、率真勇敢,甚至很反叛,行为不合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的时代虽然也是很压抑、沉默的清代,可是他仍然具有那么神采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笔下充满情味的狐仙实在是比人更像人啊。其中有篇小说叫《婴宁》,描写一只会笑的狐狸,这只狐狸就是反常规的;清代妇女是受压抑的,不能咧嘴大笑,但这个婴宁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妇女不能咧嘴大笑,甚至不敢笑的约束,笑起来无法无天,是那么的坦荡和自由;后来她到人间结婚了,结婚拜堂的时候,她竟然把自己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些善良多情的狐狸,以她们明亮磊落的性情、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给我非常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非常秘密的有趣的奇妙空间。所以我要说,这就是在我青春期之时,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种打击是完全褒义的,这种打击给予我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却非常甜蜜,非常酣畅。我的文学梦由此开始了。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就有了当作家的强烈愿望。按当时我所在城市的政策规定,我可以留在城市,进工厂当工人,还有当兵的机会。但我就是想当作家,受这种愿望的支配,我主动离开了城市,到华北平原的一个乡村当了四年农民,种了四年小麦和棉花。当时的条件是很艰苦的,但和政治火药味浓烈的城市相比,农村生活还是显出了它的松散和平和,尽管那时候的中国乡村还没有保护个人隐私的习惯。比如我插队的村子,家家户户白天不关门。不关门的理由是,你们家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为什么大白天要关门呢?关门会拒绝邻里之间的来往,影响和睦。再比如,作为城市来的学生,我们总会收到家信。这些家信由乡村邮递员送到大队部,很随便地放置在窗台上,等到我们路过的时候取走。问题是我们到大队部取信的时候,信已经被先期路过的村里人拆开相互传看着,甚至还要朗读好几遍。村里人拆信看信是光明正大的,而且带有亲热关心的性质。我本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去大队部隔壁的小卖店买东西,遇见村里一个干部,他非常关心地给我说,铁凝,你家来信了,我拆开看了,没什么事,你父母身体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信我又放回窗台上去了,还有好几个人等着看呢。当时,我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真是哭笑不得。但是这个村干部是个非常好的人,他真实的关心之情和诚恳,让我无法指责他侵犯了我的隐私。当我脚踏实地地在乡村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觉得在那个时候,不光明不坦荡的可能恰恰是我。

当然,今天的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乡村女孩早就不用写日记的方式抒发情感,也就不会出现因为自己的日记被家人偷看,而和家人发生争执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学生早早就知道保护自己的隐私,这当然是社会的一大文明进步。对我来说,那时候所有的回忆其实都是美好的,因为乡村是我走向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到乡村之后,接触最多的是村里和我同龄的女孩子,每天都和她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浇地。夜里和她们一起待在小窝棚里,有时候只有两个女社员、一个机手,没有什么危险,非常安全。当然,农村还是很艰苦的,我一方面觉得很豪迈地实践着带着一点自怜心的再教育;一方面坚持写日记,没有因为劳动的艰苦而放弃自己的作家梦。那年秋天,我度过了自己十八岁的生日。到玉米地里劳动的时候,那天我手上磨出了十二个血泡,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下来,是有一种炫耀感的。我欣赏着自己手上的十二个血泡,话外音仿佛不停地在说,哎呀,你们看,铁凝多么肯吃苦啊,手上都有十二个血泡了!我还在庄稼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将手上的血泡向和我一起劳动的女孩子们展览。其中有一个叫素英的女孩子捧着我的手哭了,跟我说,这样的活儿,本来就不应该是你们来干的,这应该是我们干的活儿呀。她和我非亲非故,可她就是这样真诚而痛苦地说着这些朴素的话,把我不自然的不朴素的一番炫耀压了下去,同时也将我的虚荣心抚平了。正是他们那么宽容无私地接纳了我,又教会我在平凡的生活中看待人和事的基本态度。我还想起一位我尊敬的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在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岁月会磨损掉人身上的很多东西,生活更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作家要有能力打倒自己的过去,或者说不断打倒自己,同时也应该有勇气站出来守住一些东西。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生活在首都北京,我的手上不会再磨出十二个血泡,也不会再有乡村女孩子捧着我的手站在玉米地里痛哭。值得我怀念的也不仅仅只是原始朴素的记忆,还有那些醇厚的活生生的感同身受般的乡愁,都成为了我进行文学创作永恒不变的底色。无论人生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我们笔下书写的是怎样严酷的故事,对人类的深层体贴和凛然情意,永远不应该改变。也正像我阅读西海固作家群,你们的作品里有很多严酷的故事,但是更有温暖人心的情意。文学永远有力量呼唤人类积极的美德,以及最温暖的情感。正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会在极度的绝望中洋溢出希望。文学的确是有光亮的,如灯照亮人性,照亮生活,照亮我们的心灵。

文学是灯。在当下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谈论这样的话题是不是有点冒险,文学还是灯吗?文学能当饭吃吗?文学能解决温饱吗?索尔·贝娄有一篇作品叫《洪堡的礼物》,叙述的是主人公在飞机上俯瞰一座城市夜景的时候,把机翼下璀璨的城市灯光形容为香槟的泡沫,当然也意味着一座城市活跃的经济和丰沛的能源。我想,假如我们在如今的夜晚飞行在首尔、伦敦、东京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空时,一样会看到璀璨的灯火,亦如香槟的泡沫。但是恐怕不会有人想到,在这香槟泡沫般的城市灯火里,应该有属于文学的一盏灯。文学也许不能够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特别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但是,我仍然要说,我在文学最荒凉的上世纪70年代爱上文学,那是我的初心。今天的信息爆炸再次把文学挤压到一个显得尴尬的境地,我仍然不放弃对文学的爱。乔尔·科特金在他的《全球城市史》里说,成为世界名城要达到什么条件呢?要具备三方面的特质,即精神、政治和经济,也就是神圣、安全和繁忙。毫无疑问,今天很多大都市的繁忙,主要是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就像亚当·斯密所倡导的那样。我现在来到了宁夏,从昨天到今天还不到二十四小时,可是我一直在想,实现经济大国的目标,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公民就一定出现;而一座城市的神圣,从广义上可以理解为高尚信仰的自觉、道德操守的约束、市民属性的认同,以及广博的人性关怀。因此,我再次想到一座城市如香槟泡沫般璀璨的灯火,那里一定有一盏灯是属于文学的;有了一盏文学的灯,这座城市就永远具备打不倒的价值。因为文学的灯光即使并不很耀眼,它却照样能够照亮人心,照亮思想。人心的很多幽暗之处,恰恰是需要文学来照亮的。我从今天在座所有西海固朋友们的脸上,看到了黄土高原的颜色。黄土是黄土色的,风沙也是黄土色的,但是你们的脸上是有光彩的,是有亮色的。我不得不说,这正是因为文学的滋养和恩泽。我们昨晚在通往西吉的山路上行走,看见的灯光并没有香槟泡沫般璀璨,然而很美。因为里面有文学的灯,它照耀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沉静。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在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却很幸运地读到了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必须说,它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亮我生活中那么丰富而微妙的色彩。有光才有色彩。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李贺的那些诗篇,其独特的意境和情怀更是长久地浸润着我的心。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需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传达出了一个民族最有活力的呼吸,表现出了一个时代最具本质的情绪;它们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在自己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想象力。跟大家说一个小笑话,是有一点我的阴暗心理的小笑话。我曾经在不能公开阅读的背景下,读到过上世纪40年代一位很有名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是同学从造纸厂的库房偷出来的,书名叫《伊坦·弗洛姆》。小说叙写的就是叫伊坦·弗洛姆的新英格兰偏僻山村的一个悲剧性人物。这部小说在我们大学的文学课堂上并不大被教授们提及,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喜欢到经常阅读,甚至喜欢到生出了一种“阴暗心理”:这么优秀的小说,就让我独享吧。这就是文学经典带给我一个少年人生的精神力量和情感滋润。像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写作者,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他的读书经历,以及文学经典给予他青年时代的重要影响,是那样的会心。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他特别讲到文学经典给青年时代的他带来的力量和精神支撑,以及在他内心产生的深刻影响。在这个座谈会上,有七位文艺家发言。我作为文学界的代表第一个发言。总书记是非常看重文学的,对每个人的发言他都有点评;发言之后还有一个互动环节,总书记回应发言者所讲的内容,从文学到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剧,他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当一位作家说到当年他作为知青从上海到贵州的一个贫穷地方去插队,心情特别不好时,总书记插话说他自己从北京到陕北去插队,那里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他们就住在窑洞里。坦诚地讲到自己的心情也是比较消沉的,把铺盖在窑洞的土炕上一打开,黄土噗噗地溅起来;而且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得扒开炕上的那层黄土,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接着,总书记开玩笑说,这不是又过起山顶洞人的生活了吗?那个时候,总书记带了一箱子书,就是这一箱子书,使他的精神安定了下来,给了他力量、信心和智慧。比如,有一本书是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面有一个革命者叫拉赫美托夫,用最苦的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每天睡在钉子床上。总书记说当他读到这部小说里有这样的革命者,忽然觉得自己不也是革命者吗?满目的黄土又算得了什么呢,革命者都能睡钉子床的。总书记读完这部小说后,当晚就把褥子从窑洞的土炕上掀掉了,他说咱睡不了钉子,就睡光板的土炕吧,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总书记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邻近一个乡村教师家里有很多藏书,其中一部是歌德的《浮士德》,他就走了三十里路把《浮士德》借来;读完以后,再走三十里路把书还回去。总书记说借书还书这个过程,并不觉得苦和累,反倒是他当时生活中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正是阅读这样的文学经典,支撑他在陕北不仅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还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后来他还当了大队书记,为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做了很多事情。总书记由衷地说,永远不能否认文学经典给予他这样一个青年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勇气。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暗算》一书的作者麦家在微博里感慨地说,总书记读的有些书,他作为一个作家至今都还没有读过。所以,总书记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能够从总书记的讲话中感觉到他对文学的尊重,对文学人才的看重,尤其对真正的人民作家的珍惜和敬重。当年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们有一位资深的老作家和他是朋友,嘱咐了他几句话,其中一句话说,你到了基层领导岗位上,可以结交不同的朋友、各式各样的朋友,因为从事不同职业的朋友看问题、看生活会有不同的角度,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收获。正定县有个著名作家叫贾大山。贾大山一生只写短篇小说,也是河北省第一个获得国家级文学奖的作家。正因为总书记也喜欢文学,他就慕名而去,交了贾大山这个作家朋友。贾大山其实挺清高的,作家都有个性,可以理解。当时有人告诉贾大山说,新来的县委书记叫习近平,要认识认识您,想跟您聊聊。当时贾大山还瞧不起这个新来的县委书记呢,三十几岁,那么年轻,和他有什么可谈的呢?县委书记又不是作家。但总书记的真诚、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作家的尊敬,终于赢得了贾大山这个作家的心,两个人最终成为朋友,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这座古老县城的文化、经济、政治、民情、风俗。贾大山应该是这个县城的一部分,正如生长在我们西吉这块土地上的作家,本身也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他从贾大山身上吸取了很多优秀的东西,比如贾大山的仗义执言、嫉恶如仇。我当时在发言里谈到了总书记和贾大山的友谊,总书记听完我的发言后说,贾大山也许不是太懂政治,但是我最欣赏的就是他的人民心,他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和生养他的土地在一起;他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他的人品和文品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的统一,使得他的作品能够传达出那块土地上最本质的声音。贾大山英年早逝,他去世以后,总书记还专门写了长篇怀念文章。这时候,总书记已经在福建工作了,还专门写文章纪念贾大山这样一位一辈子生活在基层的作家。贾大山重病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还说他受不了一些干部热衷于打麻将的风气。县城才多大啊,上世纪90年代的县城更紧凑,从张三家到李四家打麻将,有人还开着汽车去,打一夜麻将,就让司机坐在汽车里等他一夜。你就是骑个驴去打麻将,那个驴夜里也要喂草啊,更何况司机是个人!这是贾大山的文学语言。这样一个作家,他对人民的情感很朴素,他对不正之风拍案而起。总书记听贾大山讲宗教,因为正定县是禅宗的发源地;听贾大山讲文学,讲他所了解的生活。总书记有时候就到贾大山家里吃碗菠菜面,喝一点当地产的烧酒。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说他那个时候想的都是正定县怎样发展,从作家那里得到很多启示。他去贾大山家里,一谈就到半夜,两个人就在县城散着步。夜深了,返回县委大院时,大铁门早已经锁上了,总书记不想惊扰传达室的老师傅,就踩着贾大山的肩膀爬上大铁门翻越进去。总书记经历的这些事情,这么多年一直在文坛传为佳话:一个总书记和一个作家的深情厚谊。也许有人会说,总书记那会儿是县委书记,他也就是个年轻人啊,如果那会儿是总书记,他还这样吗?我觉得话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并不是所有县委书记都能和作家交朋友的,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做表面文章。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确实让我们感佩。

我经历过很多文学带给大家明亮的心灵滋养的生动事例。我到中国作协工作不久,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来拜访中国作协,他在会客室一坐下,就侃侃而谈,希望中国作协和罗马尼亚作家多一些交流,还主动介绍罗马尼亚文学发展的历程。我问大使先生学什么专业的,他说是学化学的,还说上世纪70年代“文革”时期,他在南开大学和他的夫人学化学,同时学汉语。我说,听起来您和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啊,为什么对文学这样内行,连各文学流派都了如指掌。他说,铁凝女士,在我们罗马尼亚人看来,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对文学有所了解,是人生教养的一部分。这位大使的话,非常感动我。这里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作家,即便是很高雅的人也不一定热爱文学;但是热爱文学的人,一定是期待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高雅和纯净吧!

文学不仅照亮我的生活,也诱使我从初中的时候拿起笔学习写作,由一个忠实的读者,成为一个业余作者,之后当职业作家。但是我又经常想,当我成为一个写作者之后,当写作成为我的职业之时,我奉献给读者的文学该由什么照亮?我想照亮文学的不是空想,不是炫耀技巧,它最结实的还是生活。对于作家来说,你要给予能够点燃他人内心、照亮他人生活的有光彩的文学,自己首先有勇气坚守文学,要让生活照亮你所从事的文学。

生活照亮文学

下面我就谈谈生活照亮文学。现在有一个大背景是,信息来得太过容易,生活反而是不容易的。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够折射这个时代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问题,就难以成为经典。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作家,必须将自己的文学活动同不断发生变革的社会生活、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现实的特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而衍生各种复杂矛盾的条件下,一个作家应该思考怎样用文学的方式,真实而深刻地书写我们所处的时代,正确地认知和把握时代的潮流,细致入微地直面人生诸多难题。文学不应该是轻率的,不应该是粗糙的社会情报,不应该是某些迅速变换的社会话题的集合,不应该仅仅表达一般的时尚;作家更不应该成为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作家应该敏锐地感知一个不断变化、充满活力、奋发图强的中国,细腻地体会当今的中国人生动而深刻的多样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于浮躁造成的。每个写作者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浮躁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当我们回望过去,就会发现是对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与敬畏,指引着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就像我在西海固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样,文学尽可以去表现生活中的各种表演,但是写作的人绝对应该避免表演生活。只有真诚地面对时代、面对生活、面对人生,才能书写出生命的明亮和光芒,也书写出生活中的困苦和焦虑,更书写出人们发自内心对未来美好的希望。当作家能够不为如何获得关注而焦虑时,他笔下的作品才能有筋道,才能有韧性,才能更好地抚慰心灵、引领精神,就像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到的有温度的作品。总书记还指出,我们有些作家不到生活里去,不到人民中去,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恨不得把苍白的指甲都嚼出水来”。文学是需要灵感的。生活是不朽的,灵感是笨的。

我先谈谈我所理解的生活是不朽的。上世纪80年代,我写了小说《哦,香雪》,这是一个短篇,后来我带着半成品稿子参加一个青年杂志社的笔会,作家们互相讨论,互相提议,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这是我怀念的80年代的文学氛围。今天我来到西吉,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中国文坛。看到你们对文学的热情,我突然想到了中国作协的陈建功副主席,不知道他来过西吉没有,但是他对西海固文学是非常关注的。他曾经讲过一件有关文学的往事。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他和后来很有名的作家李陀,两个人在晚上聊着聊着忽然聊到文学问题,他们说这个文学问题必须找来第三个人讨论。都快半夜了,他俩骑着自行车找他去,骑了好几十里地,半夜敲人家的门,人家的夫人问出什么事了,他俩说没什么事,就是想把他叫出来谈文学。于是三个人骑上自行车返回天安门广场,坐在马路牙子上谈文学,一直谈到天亮。我当时听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陈建功副主席却说,这样的情形在80年代不算什么,很平常。文学滋养了我们的灵魂,我们因此不贫穷,因为我们心里有文学,我们很昂扬,很自豪。上世纪80年代这样的事情,如果当下得以重现,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几个都是神经病,毕竟时代不同了。再说《哦,香雪》。这篇作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中国文学大复苏、大井喷的时期。人们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文学首当其冲地打破坚冰,作为千千万万中国民众的代言人抒发被压抑太久的情感。《哦,香雪》是我在插队回来做文学编辑的时候写的,写之前我去山区住了一段时间。那河北西部山区,过去叫平西根据地,是杨成武、萧克这些老将军当年打游击的地方,那里很穷。后来,这个小村子通铁路了,一列从北京永定门开往山西太原的慢车,每天在这里经停一分钟。这经停一分钟的火车,尤其给这个村子的女孩子们带来的精神冲击以及心灵的渴望,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后来,这篇小说获得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也是我第一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奖。1985年我作为青年作家第一次走出国门,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到美国纽约参加了一个中美作家座谈会。美国作家的提问是很自由的。一个美国作家说,中国最年轻的作家铁凝小姐,我想请你谈一谈《哦,香雪》这篇小说是写什么的?我拒绝回答他。我为什么不谈?因为我觉得这篇小说没什么悬念和故事,也没有更多的戏剧冲突,没有办法当故事讲,这是拒绝对方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拒绝的原因是,我写的是生活在中国北方贫困山区女孩子的生活和心灵世界,你们生活在美国纽约的青年人,怎么能理解她们?可是这个美国人很固执,再三希望我讲一讲。他说我不讲他就不坐下。我们旁边的那个美国翻译是个中国通,是美籍华裔,他读过我这篇小说,他劝我还是讲一讲吧,他还保证能翻译得很精彩。我就用一句话讲了:改革开放初期,一群生活在中国北方贫穷深山里的女孩子,每天晚上是怎么样像等待情人一样,等待一列只在他们村口停留一分钟的火车。在场的人鼓掌说他们非常感动,完全听懂了我所讲的故事。有两个美国人表示,以后要去故事发生的那个小山村看看。一位美国杂志的主编说,我知道你有点看不起我们,你知道你的小说为什么打动我吗?为什么我听懂了吗?就因为你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情感。

我昨天见到了我们西吉县的马书记和武县长,两位县领导给我展示了一张非同一般的效果图:西吉文学馆。据说实体部分已经建起来了,因为时间太紧,我没能到现场参观。这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县级文学馆,难能可贵,因为即便是省级的独立的文学馆也很少。我想这样一座文学馆凸显在西吉这块土地上,对这里的每一位文学写作者和爱好者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将是非常强大的,当然也是非常宝贵的。在此,请允许我以文学的名义向你们表达深深的敬意。同时我觉得,西吉文学馆的落成,也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一座别具魅力的文化地标。

谈到生活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有人说中国作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实验遍了各种文学流派,我们在补课,因为我们封闭得时间太长了。中国作家很勤奋,用二十年时间补课,也确实将各种文学流派实验了一遍,我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且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所有这些,都应该视作对文学的自觉。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研读一些国外的优秀小说,不难发现其中非常结实的生活和深度的哲学思考,以及对语言的苛求和对技艺的终生磨砺。我举一个我喜欢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他擅长写普通人的生活。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过一个短篇小说《一对夫妻的奇遇》,故事很简单:一对普通工人夫妻在寒冷冬天里的日常生活。丈夫上夜班,早晨七点钟回家;妻子上白班,早晨七点正是她离开家的时候。夫妻俩因为作息时间错位,总是匆匆碰面,挤在窄小的没有暖气的卫生间洗漱,身体偶有碰撞。因为生计,他们每天都是忙碌的仓促的。妻子早晨出门上班,丈夫下了夜班上床时,把自己的身体放在残存着妻子体温的被窝里,枕着妻子的枕头开始睡觉;晚上妻子下班回家,又到丈夫上夜班的时候了,他俩就简单地吃点东西道个别,偶尔也会因为什么事争吵几句,然后丈夫扛着自行车下楼。妻子就关了灯上床,为了寻找丈夫的热度,她的一只脚就移向丈夫的那一半,但是每一次她都发现自己睡觉的这半边更暖和,这表明丈夫刚才也是睡在她这一边的。于是,她感到一股巨大的温柔。这是我迄今读到的最温柔最动人的小说,当然我也从小说里持久地体会到了卡尔维诺一生不曾放弃的一个词:艰难。他曾经说过,艰难的意义是他小说的永恒主题。卡尔维诺如果没有长期的艰难的经历,如果没有对贫穷的普通人生活的倾心体味,他就不能够写出一对普通工人夫妻被子里的温暖。正是卡尔维诺在最凡俗的最艰难的生活中发现了巨大的温柔,才成就了一篇文学经典。从艰难里冉冉升起的温柔更持久更伟大,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或者锦上添花。卡尔维诺那个时代,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没有3D电影,也没有磁悬浮列车、高铁什么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卡尔维诺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因为他的小说里始终有人的体温,有人性不冷也不假的滋味。而滋养他文学成就的,却是体积庞大的艰难而沉重的生活现实。我非常喜欢卡尔维诺的小说。所以,我想西吉肯定有西吉的艰难,西海固肯定有西海固的艰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作家,拥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资源,应该有信心创作出有“巨大的温柔”的精品力作。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我国现在每年长篇小说的出版量已经达到四千多部,这只是纸媒的出版物,还不包括网络长篇小说。我问过我们作协研究网络小说的研究员,他们说不好统计,每年十万部以上都是保守的。中国的出版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蓬勃。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出现了以手抄长篇小说为乐事的读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成员从书店里买回他们喜欢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接力棒式地把这部长篇小说誊抄一遍,然后把这部手抄本赠给这位作家。迟子建是我国当代非常优秀的女作家,她就有一部这样的手抄本,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抄在厚厚的若干个笔记本上,不同的笔迹,有的粗重,有的纤细。我看过之后非常感动,能够闻到纸面上人手的劳动和皮肤的呼吸,能够感受到抄书人对作家的喜爱和对文学的虔诚。在网络时代,手抄一部长篇小说这种老派的作坊式的故意的书写,可以说是对浮躁的快生活的一种抵抗方式吧。这种看似微弱的抵抗方式,其中可能隐含着“究竟什么才是社会的真正进步”这样的拷问,作家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度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一再膨胀。高科技时代人类的财富实现巨大的累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我也相信网络正在改变世界,这的确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文学却是要慢一步的,因为文学不是信息;这是信息爆炸的社会,信息量又过于繁杂庞大,因此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的生活都是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一定要分辨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生活,不能让真实的生活湮没在大量网络信息里无法自拔;同时我还想说,文学作品也不是某些迅速变化的社会话题的集合。还是这句话:作家不是流水线上的素材加工者。文学理应关怀社会的进步,而社会真正的进步是人的进步,是人的更丰满的永不停滞的精神发育。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滚滚向前的社会车轮中,真正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说不定有时候是要闹点“别扭”的,因为它不人云亦云,它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精神;它想通过自己的言说和诉求方式,争取和彰显社会参与度。否则,西吉文学还有必要存在吗?西吉文学之乡还能名副其实吗?咱们大家都赶紧出去啊,出去打工赚钱好了,为什么还要艰难地护守文学这盏灯呢?西吉有一本《葫芦河》文学刊物,有那么多西吉人愿意成为它忠实的读者和作者,这就是对文学的一种坚守啊。我刚才看了西吉女作家马金莲的手写稿,非常亲切。尽管我们已经用电脑写作了,但是生活本身不是电脑合成的,文学创作不是电脑合成的,它只能是生活、思想和情感高度渗透和默契的产物。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卫生部一位领导找我要书,我说您又不是从事文学的,我不主动送书。他说他真的喜欢文学,我说您也就是说说罢了,真喜欢看书,到电脑上打开看看就行了。他很严肃地说他不能在电脑上看文学作品,我问他为什么啊,他说他在电脑上看书,感觉是和机器在一起,如果拿着一本纸质的书看,就是和自己在一起。人有时候需要和自己在一起。他这样一表白,还真是感动了我,觉得这个领导是真读书,那我必须送他一本自己的书了。有一个说法,在信息迅捷的网络时代,当更多的人眼球向前长时间痴迷网游而接受刺激的时候,他的某些生理能力比如眼球左右转动的功能可能会退化,可能丧失向左向右看的能力。而文学必然要求作家有远望、回望和左顾右盼的能力和激情,文学的要义,的确如卡尔维诺所说是艰难的,在众声喧哗的时代,文学甚至难以留下自己的痕迹;只有那些真正的文学大家,才有可能直面并穿越艰难,将文学痕迹长久地浇筑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处。其实,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始终有赖于这样的文学浇筑。我还要说到西海固的作家,你们所从事的创作实际上就是在进行着实践着,把文学的痕迹浇筑在一个民族的精神深处。这也是我来到这块土地上,并且肃然起敬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最近读了一个挪威哲学教授的作品,他用几个词来形容当代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无聊,恐惧,时尚。比如说,今天你无聊了吗?你恐惧了吗?你时尚了吗?如果说这些情感是现代社会最突出的表情,那么呼唤或者寻找最真挚的生命情状,更是一个作家的本分。今天的社会实际上对作家是有更严格的高度和难度要求的,亦如卡尔维诺小说中一对工人夫妻在寒冬的棉被下相互寻找被窝里镶嵌着彼此身体形状和体热的巨大的温柔。我特别要说,发现和有能力表达出这样的温柔,实在并不轻率,也并不容易。并不是说作家一味地写痛苦写黑暗,就能博得喝彩;或者写温柔写暖意,就是轻飘飘的。艰难和绝望里萌生出来的温柔和暖意,这种朴素的向上的明亮的人间情感,同样值得作家书写和赞美。我还想举一个我的短篇小说《咳嗽天鹅》,这是我间接生活的一次文学实践。《咳嗽天鹅》的故事原型是这样的:有一年我去内蒙古,当地林业局一个朋友讲了他捡到一只天鹅的事。一只掉队的天鹅卧在水坑里,被这朋友捡回家。这个天鹅是只病鹅,可能是肠胃炎。他知道天鹅可不是普通的鹅,就给它喂药治病,精心饲养。他在网上查了一下,又得知得给天鹅喂鸡蛋黄、维生素和西芹。两个月后天鹅康复了,他一家人也和天鹅有了感情。但这朋友明白私自拥有天鹅是违法的,他就决定把天鹅送到动物园去。但是在他生活的当地动物园,拒绝接受这只天鹅。后来经过很多曲折,他终于说服了外地一家国营的大型动物园。他很高兴,开着汽车跑了很远的路送去了。中午在动物园的食堂吃饭的时候,管理员给他端上来一大盆炖肉。他问这是什么呀?管理员说这就是他送来的那只天鹅。他非常气愤地指责管理员的不人道。管理员解释说兽医给这只天鹅进行了体检,天鹅的寿命是二十五岁,这只天鹅都二十五六岁了。动物园养这么一只老天鹅,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果断处理。他就把筷子一摔,异常悲愤地回家了。他觉得动物园太冷漠了,管理员更冷漠。朋友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依然气得浑身发抖。我听了故事也很感慨,觉得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而且运用我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技巧,可以顺利地把它完成。但从一堆材料变成一篇小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后来,我就去了北京动物园,通过关系到天鹅馆观察天鹅,各种各样的天鹅;我了解到饲养一只天鹅的成本是多少,天鹅确实得吃鸡蛋黄,成本当然是很高的。所以,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并不喜欢这只天鹅,他们家也不富裕,天鹅还得跟他们抢鸡蛋吃;但是,天鹅的命运和意外的结局很惨痛。这也可以是一篇生态小说,但这个不是我的直觉,也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有了一个间接生活的好材料,怎样挖掘、沉淀、筛选、调动库存或者“节外生枝”地创造,是不能急的,你不能坐在屋子里“嚼手指甲”,即便是嚼出水来,也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一年多以后,我才开始动笔,这篇小说不仅仅是一只天鹅形成的线索,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在主人公和天鹅的关系之外,还有主人公和他妻子的关系,也因此调动了我日常积累的真实生活。小说后来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给县领导开车的司机;他特别爱干净,他妻子却邋里邋遢,特别不爱干净。他爱干净到什么程度呢?他小时候,下雨了,他家院子有一个泥坑,他因为怕弄脏自己就不愿踩那泥坑,就站在屋檐下号啕大哭。他的老婆不仅邋里邋遢,还经常咳嗽。他抱回来的这只天鹅在院子里咳嗽,他老婆在屋里咳嗽。听得时间长了,他的头都要炸了,就为这个他必须得和老婆离婚。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带着老婆去大城市的医院把咳嗽看好,再和她离婚,这是很人道主义的;第二件事是把这只咳嗽的天鹅送到动物园去,他的生活就轻松了。他们一同到动物园去,老婆坐在车后座上。到了动物园后,他让老婆在车里等着,自己去安置天鹅。此前,老婆同意了和他离婚。他被那只天鹅悲惨的结局刺激之后,从动物园昏天黑地跑出来开车回家,早忘了车里还坐着老婆。但车里后座上仍然有咳嗽声,他恍惚觉得那只天鹅还活着。他一回头,才看见咳嗽的不是天鹅,是他老婆。就是这一瞬间,他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感情,不是真正男女感情上的失而复得,是作为一个男人道德上的失而复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他决定不离婚了,回家过年,年是要过的。至于离不离婚,过完年再说。我们的很多基层作者在写作方面已经比较成熟了,而且绝对不缺乏生活,但是仍然不要被生活所麻痹,要时刻警惕这样的情况出现。你身边随时都会有作为写作者需要的素材出现,你必须善于捕捉,并且要有敏锐的判断能力,然后要有意识地积累和消化。要有耐烦之心,要有真正塌下心来充实、过滤你的写作素材的能力。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对于作家应该是一个铁律。也许有人这样说,本来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照葫芦画瓢写出来就可以了。其实,你最初得到的只是一些材料,材料和小说之间的距离写作者应该时刻心中有数,不然文学为什么会被称为创造性劳动呢?我也是有感而发,因为我也是从一个基层业余作者,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今天我又成为了一个业余作者。文学照亮生活,照亮生活的是那些文学经典。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生活的点缀。也就是说,要让读书成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总书记特别提倡每个领导干部都要花一定的时间读书,他还说对于写作者来说,阅读经典本身也是研究生活、消化生活、判断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写作了四十年之后,我还是要说,生活是不朽的,生活照亮文学,艺术是不能抄近道的。

我再谈一谈灵感是笨的。灵感怎么是笨的呢?对于在座的热爱文学的朋友们而言,灵感这个词语并不陌生。也不只是文学创作需要灵感,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里写文字材料,也需要灵感。毫无疑问,文学创作更需要灵感。那么我们怎样去寻找创作中的灵感呢?这是每一个写作者常常会遇到的问题。也有这样的情形,似乎是一说灵感这两个字,灵感就以很机灵的样子,开始眷顾我们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我们每一个拥有文学梦想和追求的人,都不会推辞灵感。当我们感觉写作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本能地期盼着灵感突然降临。事实是,作家对如何寻找创作中的灵感并不陌生,而且各有心得,大多数情况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艰难的跋涉中突然得到灵感的眷顾,由此催生出文思泉涌的酣畅,我们很多作家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其中的千般滋味,我们又只能会心一笑,冷暖自知。一次论坛,我们在讨论灵感,但是迟迟没有所谓灵感的光顾,就放下了。朋友邀请我到国家大剧院,听瓦格纳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这是瓦格纳艺术生涯走向成熟的一部代表作。剧情并不复杂:一艘永不靠岸的幽灵之船,一段注定漂泊的命运之旅,一场大自然的暴雨和主人公的精神风暴的杂糅,一对不无偏执的寻找真爱的绝望男女;这里有阴雨迷幻的色彩,有人声与管弦乐的完美融合,有洞察痛苦的深邃的哲学命题。据说瓦格纳创作这部歌剧的时候,灵感就来自于北欧鬼船,也就是幽灵之船的传说:有一个荷兰人被鬼神诅咒一辈子在船上漂泊,每七年才能靠一次岸。怎样才能拯救他这无穷无尽的海上流浪生活呢?唯有真爱。这个传说带有人类对真善美的本能追求,瓦格纳却在歌剧里注入了更为深刻和悲怆的力量。可以说,瓦格纳借用这条鬼船,表达了他对世界和生死的丰满情感。剧中的荷兰人对七年海上漂泊的孤苦生活很厌烦,他就想快死,但是命运偏偏不让他死,这就是生不如死。他不能死亡,他不能靠岸,他没有家,这是最残酷的惩罚;他多次撞礁石而不死,遇见海盗要求把他杀了,海盗不但不杀他,反而被他吓跑。原来不死竟然也是恐怖的。瓦格纳创作这部歌剧的灵感首先来自北欧鬼船的传说,但是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旅行中遭遇过危险的海上风浪。但是他那时没有写出《漂泊的荷兰人》。以格瓦纳优雅而出众的文学才情,他可以在经历了那次海上遭遇之后立即动笔。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需要灵感。需要一根叫作灵感的火柴,点燃深藏在他内心的所有和创作有关的储备。所以说,是北欧鬼船的传说给予了他灵感,而《漂泊的荷兰人》这部歌剧又远远超出了传说的内涵。

灵感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活动中,由于艰苦的学习、长期的实践、不断积累经验和知识而突然产生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路。格瓦纳的鬼船灵感始于他的海上风险之后,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灵感虽然如此的轻灵,但支撑它存在的,是作者长久的内心积累。就这个意义而言,灵感其实是笨的。在我看来,灵感又是讨喜的,它的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突然,感觉像是上苍给艺术家珍贵的馈赠,如同神灵之光,刹那间照亮混沌的海面。所有艺术家都体验过灵感降临时,那种内心的喜悦或者小得意。路边一棵折断的牛蒡草,让托尔斯泰写出了《哈泽·穆拉特》;一只婴儿粉嫩光滑的后脚跟,让契诃夫顿悟了,描写一个脑满肠肥的官员时,他就让这个人粉红色的下巴好似婴儿的后脚跟。婴儿粉嫩的脚后跟长在婴儿脚上是多么的可爱,若长在一个脑满肠肥的官员脸上也许就令人生厌了,所以这样的比喻让我至今难忘。某个深夜,我梦中被一个绝妙的句子惊醒,灵感来了,我赶紧爬起来,拿笔拿纸赶紧写下来;当我早晨醒来,阅读我在半夜写下的句子时才发现其实非常平庸。有时候,我也会误会灵感,同时也误会了我自己。当然,我也会有被灵感照耀的时候,也体会过灵感眷顾的快乐。写作长篇小说《无雨之城》的时候,我怎么都找不到它的开头;开不了头,小说就写不下去。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长篇小说的开头对于整部小说的气质和节奏太重要了。有一天中午,我站在窗前看外边的风景,无意中看见一个放学回家的小女孩,一路踢着一只旧鞋子走进院子。这个快乐地踢着一只被遗弃的旧鞋子的女孩,突然给予我灵感,因为这个情景恰恰符合我以往积累的生活,也符合正在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的气质。所以,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奠定整部作品的风格。我读到过报纸上的一则故事:一个韩国的年轻人,他的自行车坏了,就想扔掉再买辆新的。爷爷对他说,你应该学着修一修自行车。这个年轻人却说,如今谁还会自己修自行车啊。爷爷说,如果什么东西坏了都一扔了事,那么有一天你的脑子坏了,你也要把脑子扔了吗?你灵魂出了事,你也要把灵魂一扔?这个朴素的故事,引发我写了短篇小说《蝴蝶发笑》。我觉得那位韩国祖父和晚辈的对话,其实涉及到现代人如何唤醒处理自身种种难处的能力,还有我们对进步或者是退化的困窘和疑惑。今天在中国也是这样,一次性消费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嘛,一次性的器物给现代生活带来的方便不言自明:一次性的筷子,一次性的牙刷,一次性的纸杯,一次性的水笔。而文学的本质是要抵抗生活中诸多“一次性”的。所有的经典作品,都不是一次性的;之所以是经典,是它们历经了漫长时间和历史的淘涮才有资格留下来,成为我们生活中比金子还贵重的精神食粮。所以,灵感是一种唤醒,是作家心中沉睡的富矿被打开的那一把金灿灿的钥匙,如同那艘幽灵之船突然闯入瓦格纳的心灵之海,唤醒他,帮助他,真正进入酣畅淋漓的创作状态。

作为写作者,我们倒是应当经常问自己,你的心中有富矿吗?因此之故,我们才要在这个信息唾手可得的网络时代,继续讨论文学灵感的古老问题。就因为获取信息太过容易了,就因为好像无需想象,不必殚精竭虑,就能够获得文学灵感,这是一种巨大的误解。假如一条网络信息造成的社会影响,就能够轻易覆盖一部长篇小说的效应,如果真的是这样,便是文学的尴尬甚至失败。当信息社会自信而响亮地踏上经济高速公路时,我们这些写作者在拥抱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时,更应该有能力留神文学的险情。当我们讨论文学灵感问题,有必要首先确认:信息不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灵感,灵感无法捏造。就如同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飞升。所以,要得到灵感,首先要忘掉灵感,这其实是一种积极的遗忘。当我们把全部情感、智慧和敏锐的观察力,把对生活不疲倦的热情,投向对人生世相的追问和对生命的诚实体察时,灵感才会不期而至。我们享受这稀缺的美妙,如果创作过程本身就焕发着某种神秘魅力,这即是其中之一吧。而这种魅力的呈现,无一例外地基于作家大量日常的朴素的,甚至是枯燥的劳动,写作者必须做好这样的准备。请允许我这样说,今天我们处于缺乏细节的时代。文学是需要细节的,文学拒绝“大概其”,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文学尤其需要作家在这个时刻积攒起大爱与意志,以抵抗心灵和肉体的“大概其”。我们每一个写作者,要有勇气和耐心打量生活的细部、人性的细部,发现生命中响亮的光芒,表达对人类永远的眷顾和体贴,挖掘对世界更深沉的理解,张扬我们精神疆域中那永不认输的唯美。

多年前,一位女作家给我讲了她的初恋。抗日战争年代,她是八路军中一名只有十四岁的小兵,当时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一个村子里。那一天,一个她暗恋的士兵被派去前线,她和战友们去送,她知道他很可能一去不回,却没有勇气说出她心中汹涌的爱和巨大的悲伤。她对他的暗恋,就只能是一种隐忍的激情,她甚至从来都没有单独跟这个战士在一起过。她就那么走在人群的后面,沿着村口一户农民的院墙一直到村外。是什么样的土墙呢,就是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干打垒土墙,我觉得西吉也有这种土墙。她一路走着,一路用大拇指在墙上深深地划着,一直划到院墙尽头,一直到那个士兵消失在原野。后来,那个士兵牺牲了,她每天都到村口去看土墙上被自己的大拇指划出的那道深痕,土墙上那条深长的划痕便是她的初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年过八旬的女作家告诉我,即使在今天,每当想起初恋,她的大拇指仍然会升腾起一种灼热。灼热的大拇指,是独属于这个女作家的,简朴而诚实的爱;而这样一种隐忍的纯情,我相信不同民族的人们都能够理解,因为这是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情感。有时候当我拿起笔,会莫名其妙地想起这个女作家的初恋故事。进而相信,如果作家的语言和感情是不诚实的,如果作家是在做作,如果是在写自己并不真正关心或相信的东西,那么也没有人会关注你的作品;不论读者是你的老乡,或者是生活在异邦,而当这种不愉快的景况出现时,你不能推卸责任般地去怪罪,“这都是全球化惹的祸”。如果全球化的确正在挑战我们的神经,写作者要警惕的是爱与意志的黯然和妥协。在这时,“西方至上”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文学的发育和进步都没有益处。在全球化的喧嚣中,我们应该有勇气重振爱与意志,书写有体温的文字。如同那个女作家讲述过的“灼热的大拇指”,既有生命的质感,又有作家活生生的个人面目。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作者本人审阅

摄影/张 涛 吴建新

原载《朔方》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