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建国大业》到《建党伟业》再到《建军大业》，呈现了新世纪中国主流电影通过商业化运营、市场化包装表现宏大题材、国家主题、文化形象的一条“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步步升级的道路轨迹。

我曾经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归纳过中国电影的三种流向，即“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商业电影的主流化”、“艺术电影的商业化”。以《建国大业》等为例，此类电影尊重电影的产业特性，通过包括大投资、大明星、大营销等商业化策略，弥补了主旋律电影一向缺失的“市场”之翼。而因受众市场的扩大和青年观众的踊跃，则促进了中国主旋律电影主流意识功能的实施，这是新主流电影之市场和主流的双赢。《建军大业》的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一是文化的融合。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港台电影人的大量加入，形成了两岸及香港、内地电影产业艺术交汇与文化融合的景观。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到《建军大业》表现出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包容的文化观念与文化建设意向。《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仍由内地主创制作，虽有港台明星诸方面的突破但并未走得太远。《建军大业》则由香港导演来执导，这寓意了香港电影文化和内地电影文化交融的文化走向。《建军大业》既昭示了文化开放也体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客观而言，由于文化背景、个体接受、教育背景等的差异，“港人”看历史、表现历史跟内地电影人会有差别，也是他们的弱项，内地主旋律电影的庄重、理性、严肃，加上香港电影人的尊重观众、市场的务实，这种“合拍”方式与文化交融绝非始于该片（如《十月围城》《湄公河行动》），但目前为止，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来说，无疑以该片最为突出。

如果说电影的功能之一是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如果说《建国大业》是稳健、豪迈、胜券在握而充满自信的成熟形象，《建军大业》呈现的则是年轻鲜活、有血有肉、热情奔放的，“少年强则国强”、“乱世出英雄”、“英雄出少年”式的新鲜阳光的国家形象。

二是电影新美学与类型融合的扩展。

在香港电影人北上合拍的过程中，香港影人经多年实践而成就的电影理念与电影美学，深刻地影响着新世纪中国电影的风貌。《建军大业》在创作上也有突破之处。它是宏观全景历史的构架，跨度逾两年，不像以前聚焦在一场一地一时，而是通过这样的时间构架，宏观展示南昌起义之前的各方博弈，以及起义之后的低潮绝境和顽强坚持，南昌起义只是其中一部分，这就真正实施了历史的宏观全景构架，全景式再现了历史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多元决定”。

影片为建军做了大量的铺垫，彰显了武装抵抗的合理性。而这些铺垫的情节，成为了颇具可看性、类型特征的桥段。相应整部电影在叙事节奏、画面、细节处理上都体现了某种“年轻态”。影片在整个画面风格，以及影像语言风格、情节细节设置上是超越历史真实的。其历史主干清晰，粗中有细，甚至“细节为王”，表现出一种“年轻态”美学追求。例如电影中常出现跨时空“对话”的跳跃式蒙太奇镜头段落，不是你说我说式的正反打镜头，而是在对话的过程中，主角走马灯式旋转式变化，仿佛是博弈各方对同一事件的隔空交流或博弈。镜头语言非常灵活，这对于在动漫文化、网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年轻人的视觉习惯和视觉思维颇为适应。

三是从中国电影工业进程看，韩三平、黄建新、刘伟强“三驾马车”结构，我认为是中国式的“制片人中心制”电影生产结构，他们互相制约，互相适应与尊重，取长补短，使影片在主流性与商业性，国家性与个人性，体制性与作者性、类型性等二元之间达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平衡。

这三重意义的汇合，则是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的再度辉煌：我们曾惊喜于《湄公河行动》所达到的新主流电影大片的高度。而今天的《建军大业》以其更为宏大的主题、更为“红色”的经典革命历史题材、更为“年轻态”的美学追求、更加注重受众和市场的实践，宣告了新主流电影大片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