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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入生命的反思与美感——读雷达散文

来源:文艺报 | 古耜  2017年07月28日06:47

雷达散文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其中有生命记忆的潜心打捞,也有人物印象的生动摹写;有地域风情的精彩描画,也有社会世相的多维摄照;有环绕文化焦点的辟透剖解,也有针对体育竞技的颖异感悟;有诗性勃发的叙事抒情之什,也有哲思充盈的析理辩难之制……所有这些,摇曳变幻,不拘一格,仿佛在诠释作家的“夫子自道”:“我写散文,完全是缘情而起,随兴所至,兴来弄笔,兴未尽而笔已歇,没有什么预定的宏远目标,也没有什么刻意追求……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更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

雷达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生活的繁复性、多面性、艺术的率真性以及作家主体的随机感与自由感,却不见同类追求之下常常难以避免的内容或风格上的散漫、杂芜和琐碎。这里起到化合统摄作用的,是一种强大的生命磁性与浓郁的心灵色调,二者互为条件,不仅为多姿多彩的散文世界注入了“血管里流的总是血”的整体感;而且十分清晰地凸显了作家高度个性化的文化身影——置身于充塞着物质化、商品化和功利化的消费时代,他不时感到有困惑、怀疑和悲哀来袭,却始终不情愿让这些统治内心,更不承认它们是天经地义。为此,他将忧患的思绪化作遒劲的笔力,叩问历史与现实,对话社会与人生,力求以饱含哲思与激情的审美化言说,实现精神自救,同时为喧嚣扰攘的物化世界,留下一片可以安置心灵的绿洲——这庶几就是作为散文家的雷达。

作为改革和巨变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雷达从不否认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进步与民众福祉,但也从不把眼前的一切理想化、完美化、绝对化。在他看来,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它所产生的空前强大的物质力量在给人以舒适和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对人的挤压。而这种挤压通常表现为一种全方位的“缩略”形态。正如他在《缩略时代》一文中所写:“缩略乃时代潮流使然,其中不乏积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所谓缩略,就是把一切尽快转化为物、转化为钱、转化为欲、转化为形式,直奔功利目的。缩略的标准是物质的而非精神的,是功利的而非审美的,是形式的而非内涵的。”这里,“缩略时代”可谓一个体验独到的概括。

为了反拨物对人的“缩略”,雷达散文每每将视线投向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图景,努力揭示其中的繁复、亮丽与斑驳。《乘沙漠车记》透过作家身临其境的观察体验,描述了沙漠石油勘探鲜为人知的艰难情境,凸显了石油建设者使命中或者说宿命里的悲壮,以及构成这种悲壮的忘我的拼搏与奉献精神。《秋实凝香》聚焦桓仁县女医生李秋实,她身上熠耀的善良、仁爱、敬业、无私,不仅赓续了传统的道德之美,而且告诉人们:越是在物欲膨胀的商品时代,高尚的人格与人性,越是珍贵、不可或缺,依然拥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行走的哲人》将由衷的激赏送给了孤身徒步走西藏的余纯顺,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作家从这位“哲人”身上,发现了物化时代难能可贵的人道关怀和慈悲心肠,以及他对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执著追求。《辨赝》《摩罗街》取材于作家的文物收藏经历,而其中最让人过目难忘的,便是人性在物欲中的沉沦或升华,即一种出现于不同时空的或利欲熏心、或大美卓然的社会风景。这种无意中生成的不比之比,将作家激浊扬清的济世情怀表现得生动而剀切。

对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图景,雷达敏于发现,亦精于描摹,注重发挥作家同时又是学者的优势,让思想和学养恰当适时地进入经验或现象世界,展开由知性引领的联想与阐发,就中完成更见深度的意旨表达。

在谛视和发掘现代人生存状态与心灵图景的过程中,雷达始终敞开着内心,袒露着灵魂。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精神思考、情感起伏和意识流动,包括其中的迷惘、纠结与焦虑等等,通通当成了审视和表现的对象,不加掩饰地端给了读者,从而使作品具有一种真诚的、在自省中反省的艺术品质。

不妨一读《还乡》。这篇记述作者回乡见闻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写到了家乡和家乡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不过,所有这些变化在作家眼里,却有些喜忧参半:物质生活已经向好,自然环境却不容乐观;侄女在人生路上的“不安分”,透显出农民观念和命运的双重改观,而侄子在官场的情绪起伏,却意味着强悍本色的最终丢失;乡音和柴火味儿令“我”感到亲切,这亲切里又分明掺杂了生疏与隔膜。惟其如此,作家一时说不清这次还乡,“究竟是失望,还是充实”,表达了一种复杂的现代性思考。

也有一些时候,雷达的内心世界是在相对安静自适的情况下,以沉思的方式和从容的笔调展开的,是一种带有较浓的形而上色彩的意识流动,其基本主题则是解读精神现象、探索生命奥秘。譬如《论尴尬》,由人生之尴尬说开来,既梳理其语义转换,又勾勒其场景变化,进而发现:“尴尬是人的不自由状态的自然流露,是消灭不掉的……只要我们不矫情、不造作,抛弃虚伪的遮饰,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也就敢于坦荡地面对尴尬了。”《说运气》是“我”对运气的认识和理解:运气这东西看似神秘,其实不过是主客体的一次奇妙的,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出人意料的遇合。因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与其做运气的膜拜者,等待运气,不如忘掉运气,在自由创造中采取更为积极和睿智的人生态度。《生命与时间随想(18章)》荟萃作家日常生活的片段思绪,其话题大都直抵现代人的心理症结或精神困境,而由此展开的作家的内心独白不仅烛幽发微,别开生面,而且每每衔接着一个时代的典型情绪乃至前沿思想。于是,我们在收获作品醍醐灌顶般的心灵启迪的同时,领略到作家难能可贵的清醒、敏锐与深刻。

当然,雷达散文最重要的内容和篇章,是他对大西北故乡的书写。在这些作品中,每每活跃着中国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以及作家对西部大地的无限眷恋、细致打量和泼墨书写,所有这些构成了雷达散文最突出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雷达是可以作为西部作家来看待的。

先看《皋兰夜语》。该文旨在为西部名城兰州立传,其锁定的中心意象是静卧千年、俯瞰全城的皋兰山。围绕这个意象,作家一方面回溯过往,将多种记忆、史实与学养,整合为摇曳而浑厚的叙事,勾勒出历史上兰州曾有的集强悍与保守、坚韧与封闭、叛逆性与非理性于一身的矛盾性格;一方面立足现实,透过皋兰山顶建公园,以及“我”和朋友们居高临下,夜观灯海的写意性描述,象征性地展现了新时期的兰州,打破闭锁,锐意变革,努力汇入大时代的情景。

天水地界上的新阳镇是渭河上游的古镇和名镇,也是雷达的出生地,是他严格意义上的家乡。以镇名为篇名的力作《新阳镇》,便是他透过岁月烟尘,朝着家乡的深情回望。应该是得益于记忆与经验的厚积薄发,这篇作品将家乡的山川形胜、自然物产、历史沿革、文化习俗等,描述得多彩多姿,曲折有致。其中以简约有力的笔墨勾勒出的大嫂谢巧娣的形象,更是丰满真切,感人至深。她身上特有的那种刚强、坚韧、泼辣、豁达、敢踢敢咬和不畏强势的个性,无疑是粗粝的西部生存镌刻出的印记。一篇《新阳镇》,一卷西部古镇的人文风情画,意境深远,意味深长。

《听秦腔》也是一篇妙文。它以秦腔为文眼,其跌宕起伏的讲述,不仅活现了秦腔牵人心魂的“苍凉悲慨”,以及“我”和无数西北人对秦腔渗入血脉的酷爱;而且将秦腔和秦腔之爱的心灵化、社会化过程同大西北的地理与历史结构,以及西北人的情感与伦理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大约从2014年开始,雷达在《作家》杂志开设“西北往事”专栏,讲述生命中的大西北,每篇一万多字,至今已发表了《多年以前》《新阳镇》《黄河远上》《费家营》《梦回祁连》《韩金菊》等多篇。这些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一经披露,点击率很高,专家和读者纷纷留言激赏,场景热烈壮观。显然,它们异军突起,为雷达散文拓展出一片新的引人瞩目的审美空间。

虽然书写西部是雷达一贯的着力所在,但这一组正在写的散文却与以前大有不同。首先,这组作品是自传体的。作家从亲身经历出发,把自己的成长史和心灵史全无粉饰地敞开,其强烈的纪实性和现场感,以及浸透其中的披肝沥胆的自我解剖和真诚言说,足以让读者产生强烈共鸣。第二,这组作品书写作家经历,但又不是纯粹的封闭的自说自话,而是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很自然地渗入历史镜像与地理人文,于是,作家那一片片丰饶的记忆沃土,开满了社会心理、民间传说、历史事件、地域风情、时代氛围的花朵,它们交织在一起,分明构成了甘肃乃至整个西部风俗史和精神发展史的一部分。第三,在叙述风格上,这组作品客观,冷峻,质朴,丰腴、深刻、厚重,提供了大量联系着特定时代风云变幻的情节与细节,呈现出作家直面历史,秉笔直书的眼光、胆魄和勇气。有读者称这组作品将“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交叠合一”,洵非虚美。第四,这组作品拥有相当丰沛的人性与情感内涵。其笔墨所至,或揭示人性的复杂,或感叹命运的曲折,或激赏情感的圣洁,其中作为最新一篇的《韩金菊》,更是把作家生命中珍藏的遥远而凄美的初恋悲剧,讲述得如泣如诉,荡气回肠。

雷达的“西北往事”还在继续写。在他笔下,西部书写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题材的选择或意象的熔铸,也不单单是一种乡恋的表达和乡愁的寄托,而是更多承载了现代人精神还乡、心灵自省和生命充氧的意义,是一种具有正能量和大境界的艺术追求。在雷达看来,传统而质朴的以前现代为基本形态的西部生活,郁郁勃勃,气象万千,包含了许多具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它值得现代人深入省察、仔细回味,直至常读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