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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富:玫瑰——爱情,还是历史?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朱永富  2017年07月25日15:18

茱萸在《玫瑰庄园》序言中说,“整个家族的轮廓,在诗中渐次得到了揭示。这是好小说的笔法,却因小琼的书写而洋溢着诗的气息。”这是颇有见地的。作为一个诗歌的门外汉,和一个小说研究专业户,我更愿意把把它当作一部长篇小说来看。作为长篇小说的诗集《玫瑰庄园》,从内容上来看,它更接近莫言的《生死疲劳》和贵州作家王华的《花河》,两部小说都涉及到了建国以后的历次重要政治运动。从结构形式上来看,它像是李佩甫的《生命册》和格非的《望春风》,这两部小说都采用了一种缝缀式结构。从叙事形式上来看,它让我想到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红高粱家族》采用了典型的后裔叙述,从孙子“我”的视角,讲述“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

《玫瑰庄园》是一部近现代史,是一部心灵史,也是作为后裔的“我”的,一次寻根之旅。由于《玫瑰庄园》的缝缀式结构,总体来说,可以翻开任一页,从任一页读起。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一般从叙事性的篇章读起,以期先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框架。再体验它的抒情细节。

“玫瑰庄园”的命运,作为一种转喻,也就是与玫瑰庄园相关的人的命运,是一段历史。而“玫瑰庄园”重见天日,以一种语言的形式复活在诗歌之中,是作为后裔的“我”,通过遗物、记忆与史书进行发掘、收集、整理、缝合的一种时间修复术。

昔日重现的玫瑰庄园在物理形态上似乎是繁华而辉煌的。而在精神形态上,却像是一座坟墓。庄园的主人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是一种“死”的状态。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在“我”的认知中是一种“过去”,这“过去”是祖父的“现在”,但这作为“过去”的“现在”,依然活在“过去”——“过去的过去”,祖父活在被时代抛离之前,活在时间的阻滞之中。祖父在玫瑰庄园的生活是行尸走肉的生活。玫瑰、大烟和女人只是他自我麻醉的凭借物。用诗中的话说,就是“他得用性、草木、大烟确认活着。”(《红尘,镇》)这种“活着”只是肉体感官的“活着”,恰是精神“死亡”的表征。这种精神的“死亡”,就是理想的破灭。玫瑰、大烟和女人成为祖父幽灵的最后的寄居壳。

诗集的腰封上说这部诗集是“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 五个女人的血泪史”,诗中也多次出现“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祖母》、《我》、《血液的祖母》)。似乎“女人”成为这部诗集的一个主题。我是一个对女性主义理论一知半解的直男(癌)患者,就我的个体感觉来说,虽然诗中多次提到女权主义,但是在这方面的表现还稍显薄弱。《玫瑰庄园》在这方面的呈现是一个女人(作为后裔的“我”:一个侥幸存活的女婴)追忆一群女人(五位祖母),但是,那群女人更多的是历史时间中的女人,而不是两性关系中的女人。人的寂寞、孤独等生命体验,是人所共有的,并非是属于女性独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主义其实是一个社会学中两性关系的命题。在五位祖母与祖父的两性关系中,感受不到太多女性主义存在的空间。祖父的心病,还是理想、信念的失落,他的心,也不在女人——五房太太——身上。祖母们几乎都是向往爱情,而从未和爱情见面的哀怨女子。(《红尘的黄昏》)。祖父从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一个留洋学生变成一个烟鬼。祖母则“从激进学生到姨太太”(《悬梁》)。时代对他们的意义,远远在两性关系之上。不能说《玫瑰庄园》没有呈现女性主义的气息,但是在诗集的历史主题下,女性主义的主题是单薄的。对五位祖母来说,爱情是理想,命运是现实。生命个体的诉求在命运与历史中,有呼无应。

在诗集《玫瑰庄园》中,对女性的表现,除了女性与历史之外,还表现在女人与物、女人与时间的关系上。《玫瑰庄园》的单篇诗歌目录,就是一部物体系。

如图:

自然物 石头、月亮、云、雨水、玫瑰、鸟、雀鸟、飞鸟、秋草、花朵、蝴蝶、竹、树、石榴、枇杷、梅、星辰、落日、青枫

生活物 井、门楣、镜子、针线、册页、榫、笛、烟、猫

自然物是天地自然运行的表征,也是人的生命体验的表征,这种体验是人面对宇宙和历史双重体验的产物。自然物是一种历史的见证,是个体生命与时代的见证。石头的孤单与忧伤,就是女人的孤单与忧伤。生活物的时间,更多的是历史时间。生活物的陈旧与腐朽,是时间流逝,也是礼崩乐坏的象征。“井”是生活资料,是与人的关系最密切的,却成了人的葬身之地。(大伯父投井身亡。《井》)在诗集目录中呈现出来的生命体验,主要是人在历史中的生命体验。而人,作为与玫瑰庄园相关的人,尤其是祖父与祖母,更多只能是在那段历史中被动承受者。祖父在历史运动中,关心的不是意识形态,却是自己前额上的头发。(《斗》)。

我们能不能要求一个作家(诗人)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涉及到历史的文学作品,有自己的历史观?这是一个问题。在读到荷兰学者安克施密特的《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意义分析》之前,我一直认为要求一个历史文学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观,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读过之后,我才蓦然发现,那是一种苛求。但是,这种期待作家有自己历史观的苛求,却一直盛行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与中国的文学传统有关。中国文学传统是重视历史的。所谓经史子集,“史”在文体中的地位一直高于“小说”“诗歌”。当代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历史题材。如果按照这种流行的苛求,来要求郑小琼的《玫瑰庄园》的话,她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呢?这是我替有些学者代问的一个问题。当然,一个作家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形成自己的历史观,成为一个有历史观的文学家,这样的要求,有时候我是不忍提,对作家来说太苛刻了,我们似乎要求历史作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这样的要求有多少意义,也值得商榷。

《玫瑰庄园》的后记,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震惊体验。诗歌成了郑小琼的一种生活。她写作能力的长进,竟然与她的人生和成长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她居然用近两年的时间,来阅读张清华老师和谢有顺老师给她开的书单。我感到惭愧。她在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竟然写出了散文诗集。郑小琼对文学的这种敬畏、以及与文学(诗歌)的这种体验性关系是我所未曾感受到的。她的阅读完全是为了写作,而我的阅读,更多的是为了研究,而很少文学创作。显然,从这种写作和为了写作而进行的阅读中,郑小琼获得了生命的滋养。

郑小琼的《玫瑰庄园》和她的诗歌创作,再次见证了文学(诗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