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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书简》

2017年07月25日12:09 来源:中国作家网 

《三峡书简》 作者:王彬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6月 ISBN 978-7-5063-9418-4 定价:40元

简评

王彬的散文既是一种对苍茫生命的解读,也是其内心光线在文字中透射的影象,具有时间的纵深性和空间的广阔性,物与理,情与辞相得益彰,俊朗、阔大而精微感人。

作者简介

王彬,男,北京人。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在叙事学方面,结合中国传统考订方法对小说进行研究,提出第二叙述者、叙述者解构、动力元、漫溢话语等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侧重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禁书与文字狱,是研读中国古代禁书最多的学者;在北京地方文化方面,从城市建设与城市美学的角度,对城市形态进行分析,由此提出微观地理构想,参与了许多旧城保护与奥林匹克体育公园规划。

学术著作有:《红楼梦叙事》、《水浒的酒店》、《无边的风月》、《中国文学观念研究》、《禁书 文字狱》、《北京老宅门(图例)》、《北京街巷图志》、《胡同九章》与《北京微观地理笔记》。

文学作品有:《沉船集》、《旧时明月》等散文集。

主编有:《清代禁书总述》、《北京地名典》以及丛书多种。

《三峡书简》目录

我对一种树的认知过程/1

宙斯的礼物/10

冬天的树木/20

次第花开/25

北京的野菜/33

蓟/37

飘散雪一样颜色花朵的芦苇/41

带囚笼的歌者/46

杜鹃/51

小麻雀啁啾/54

乌鸦/60

银鹊山庄/65

大地的呼吸/70

佛陀的猴子/74

银官桥/78

雪原茫茫/83

城市味道及其他/87

淮安名物/99

静园的名片/107

三峡书简/111

蜈蚣脚上的札记/133

龚岭禅云/144

状元故里风清/149

留余堂/153

范文程/158

顾太清/168

故园的女人与花朵/176

舒群先生在本溪/197

记忆中的沙砾/205

后记/2

银雀山庄

北京有两种喜鹊,一种是山喜鹊,一种是灰喜鹊。山喜鹊的头、颈、背、尾,皆黑,胸部与腹部白色,翅膀的边缘也是雪白的。灰喜鹊颜色发灰,翅膀和尾部的羽毛呈现蓝绿色泽,个头比山喜鹊要小一些。在我居住的亚运村附近,近年喜鹊极多,原本只有一种山喜鹊,后来见到了灰喜鹊,但数量远比山喜鹊少。我不知别人怎样,就我而言,还是喜欢山喜鹊,黑白晶莹,透泄出一股逼人的喜气。在中国的习俗里,喜鹊是“喜”文化的象征,如果喜鹊在梅花的丛林里飞舞,便意味是喜上眉梢。喜,是喜鹊;梅,是眉梢,泱泱的喜气已经扑到眉毛上,该是让我们多么欢喜的事情。在传统的工艺品中,这样的图案是经典图案。而且,梅花一定要饱满绽放,喜鹊呢?可以是一只,也可以是多只,如果是十二只,便是月月见喜;如果是三十只,便是天天见喜。如果天空里画的是喜鹊,丛林里奔跑的是獾—— 一种比狗略小的犬科动物,便意味着“欢天喜地”了。当然,还有另一种表现手法,与喜鹊不同,喜鹊在飞翔过程中,我们难以用眼睛观测到它的翅膀在气流之中的变化,蝴蝶就不同了,因为体量轻微,即使在平稳的气流里,翅膀也是颤栗闪烁,纤巧的身姿上下翻飞,十分灵动美丽。而我们在愉悦的时候,心境也是不稳定的,与蝴蝶的飞翔姿态相近,这样蝴蝶便成为极好的欢喜的寓意。我曾经在拍卖会上见到一只粉彩梅瓶,画满了蹁跹的蝴蝶,我请管理员把它“请”出来,摩挲着感到一种充塞天地的欢喜,通过指尖向我的心扉奔涌而来。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夏季奥运会,为此在北顶村兴建作为主会场的鸟巢,我居住于附近,便有了时时谛视的机会,看着鸟巢一天一天钻出地面,仿佛是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那样的心情是慈爱期盼的。一天,围绕鸟巢的蓝色围挡突然打开了,人们欣喜地走进去,看看那里有什么变化,原来的杨树都在,树枝上的鸟巢也还在,架设在浅灰色的枝干上,鸟巢是黑色的,映衬蔚蓝的穹宇,仿佛雕镂出来的那样精细深刻,而那只大鸟巢,还没有完全造好,正处于收尾阶段,两只鸟巢并列在一起,怎么看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情调。后来鸟巢造好了,怎么看,依我的眼光更像是北京人养蝈蝈的笼子,与真实的鸟巢相差远矣。至少缺少屋顶,而喜鹊的巢是有屋顶的,可以遮蔽垂落的雨雪,不会被来自上苍的泪滴濡湿。鸟,怎么可以不珍视自己的羽毛呢?

关于喜鹊营巢,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分析北京高校里喜鹊巢址的分布情况。作者观察了高校内318个喜鹊巢,得出结论是,喜鹊营巢时,选择的主要树种是毛白杨、加拿大杨、国槐与洋槐,因为这些树都是高大乔木,可以为喜鹊巢提供十米以上的高度,这自然为喜鹊所高兴——可以采取高蹈的态度而离红尘,至少在休息的时候,少些骚扰吧!

春天是繁殖季节,鸟儿们,包括喜鹊,也要进入繁殖期,要为自己即将出世的宝宝准备爱温暖的“Room”。雄喜鹊个头大,体力好,负责运输,衔来粗枝,与雌喜鹊一起,在三根树杈上搭好巢的底部,这便是房子的基础了。根据鸟类学者的观察,喜鹊巢的底部大约有25公分厚,第一层是基础,由杨树、槐树和柳树的枝条交织叠压;第二层是一个“柳筐”,用垂柳柔嫩的枝梢,盘绕成筐的形状;第三层,是一个“泥碗”,用河泥涂在“柳筐”里,“碗”壁上按满了深深的爪痕,这显然是喜鹊,用嘴衔来河泥,一块一块堆积上去,再用脚趾踩踏按平。第四层,也就是最里层了,是宝宝睡眠的床,有棉絮、芦花和鸟的羽绒,是喜鹊自己的羽绒吗?

我原以为喜鹊与乌鸦的巢是一样的,是一个没有盖子的“碗”而已。后来知道了,不是。喜鹊的巢有“顶”,而且与巢的底部一样,也很结实,有横梁,有支架,枝条紧密,屋顶厚重,宛如一个卵形而有盖的“罐子”。这样的巢,与我家附近没有盖子的巢相比,在建筑工程学上,喜鹊,鸟与人,谁的理解更接近事物的本质?至少,对于没有盖子的巢,喜鹊先生肯定不会作为蓝本,先进怎么可以向落后学习呢?

2007年,我在北京郊区怀柔买了一套房子,周末有时开车去里居住。高速路两侧是宽阔的绿化带,最多是杨树,柳树和椿树。柳树在我的印象中是旱柳,一种枝条向上挺立的树种。椿树便是臭椿了,也就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的“樗”,是一种不堪大用的树种,然而这种树,在降霜的日子里,却可以像魔术师一样把叶子变得赪红。杨树则至少有三种,山杨、毛白杨与加拿大杨。山杨不多,最多的是毛白杨与加拿大杨。这三种杨树,前两种,山杨与毛白杨都有光滑白皙的树皮,属于杨树中的白杨派;后一种,树皮黑褐,属于黑杨派而与白杨派无关,无论哪一种,白杨派与非白杨派,都受到喜鹊的追捧。因为,它们高耸壮硕,青翠阔大的树冠足以将它们的小房子隐蔽起来,但那得是夏季——雨水与阳光充足的日子里,而在叶子脱落的冬季,便赫然暴露出来。一般而言,一株树一个巢,但这也不绝对,我曾经看到,在一株高大的加拿大杨上,至少构建了三个喜鹊窝,从上至下,别墅式的,间隔错落,仿佛精致而有味道的小型山庄,喜鹊的巢原来可以这样布置呀!

还是说上面那篇,论述北京高校喜鹊巢址的文章,根据作者观察,喜鹊的巢距以十米为半径,就是说,在十米之内只有一个喜鹊巢。而且,即便在同一个高校,区域(教学区、生活区、绿化区)不同,巢址的数量也不一样,在可以忍受的嘈杂的范围里,食物的来源是决定因素。但这是在高校,在高速公路两侧,那儿的喜鹊,它们的巢有时却相距很近,巢的数量可以用树的数量计算,有一株树就有一个巢,树木像散兵线一样站立,喜鹊的巢也就像散兵线一样排开,它们是以树之间的距离为半径,接邻而居,何需十米距离?城与乡,生活在不同区域里的族群,二者的区别,在喜鹊的家族里,也被贯彻到底。

去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去汤河口,沿白河峡谷旅行。天气冱寒,河床还没有解冻,只是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冰层有些灰暗,肌理不那么紧致光滑。在河床大拐弯的地方,生长着一片茂密的森林,树枝纤长柔密,在幽暗崖壁的背景里,泛射出圣洁的白色光芒。我和妻子都很惊喜,是什么树呢?我们停下车仔细辨认,原来是毛白杨,突然想到,在这仙境一样环境里,会不会有喜鹊,有喜鹊的房子呢?这时候如果有几只喜鹊,从我们头顶掠过,由于山谷里光线的缘故,它们的颜色,黑与白兴许不会那么分明,而呈现出一种朦胧的银色?如果是这样,这样的银雀与这样银色的森林,它们的巢也应该是银色才好,这样,便可以在它们的栖止之处树立一块蓝色路牌,用白色的粉笔写下“银雀山庄”四个肥胖大字,同时在上面注明:“非对外开放单位,请勿惊扰,谢绝拜访”,如果是这样,该有多好。

附 录:

喜鹊的巢为直立卵形,大型的高80厘米,直径60厘米,一人难以合抱。巢顶的厚度有30厘米。巢的侧面开一个圆洞,喜鹊便从这个圆洞出入。喜鹊制巢的材料当然是树枝,直径在一公分到两公分左右。这些树枝虽然长短不一,但交错编搭,非常牢固,单独抽出一根都很难。近日在网上读一篇报道,说是天津河东区园林绿化队工人清理树木时,发现了两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喜鹊巢,竟然是用大量的铁丝制成的。 报道还说:“令人称奇的是,喜鹊窝拎在手中沉甸甸的,而且使劲抖了几下都没散架,粗略地称了一下重量,发现两个喜鹊窝都超过了10公斤。铁丝编成的喜鹊窝,引来了路人围观,人们一边称奇,一边戏称其酷似奥运场馆‘鸟巢’。”

据说,在日本东京有一种色彩鲜艳的巢,是用衣架编制的,但那是乌鸦窝,与喜鹊无关。这些的巢,铁丝的与彩色的,对乌鸦与喜鹊自然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我们难道不应该给它们一些主动的选择机会吗?

带囚笼的歌者

许多年以前了,我住的小区,进入秋季不久,时常可看到一位老汉,推着自行车贩卖蝈蝈。自行车是那种老式的有很宽的后架子,两根木棍插在后架子里,上面悬挂着上百个小笼子,仿佛一座高耸、喧闹、绚烂的秋天的山。小笼子很精致,娇黄的秫秸皮纵横交错,编出许多精致的窗口,看着就惹人喜爱。每一只蝈蝈都拥有这样一座小房子,我也买了一只,带回家悬挂在阳台的晾衣杆上。

对于蝈蝈,我是不陌生的,蝈蝈是北京的秋虫,没有蝈蝈,北京的秋天就少了些什么而差那么点味道,没有蝈蝈的秋天,北京与外地还有什么区别呢?而北京的蝈蝈也的确叫人喜爱,翠绿的翅膀,翠绿的肚皮,眼睛是碧绿的,触须纤长也是碧绿的。大概是相处时间久了,那只带小房子的蝈蝈对我也熟悉起来,每当我走近的时候,它便把触须伸出来左右摇动,同时将绿色的大脑袋顶在小房子的窗口上,用它那苍绿的圆圆的大眼睛谛视我。我碰碰它的触须,触须倏地缩回去了。有一天,因为下班晚了,刚刚打开阳台门,悬挂在晾衣杠上的蝈蝈笼子突然滑动起来,一点一点,缆车一样滑到我的面前。我大吃一惊,这兄弟原来有这等本事,可以带着它的小房子运动。我赶紧把手中的葱叶塞进它的房子里,而它也毫不客气,一把扯进去,生拍被别人抢走了似的,往常可没有这个举动,吃相很斯文,一口一口慢慢咀嚼,仿佛英国的贵族在享受大餐。

每当看到蝈蝈享受大餐的样子,有时候难免不生发一些痴想,比如对这小房子的感叹,真是既不大,也不小,恰好可以让它们在里面转身,如果再大些,是不是,对于蝈蝈,更为舒适、宽敞?但是,这样做,小贩自然要增加成本而决不会做的。那么,我是否应该把它从小房子里解放出来?而解放出来的结果会是怎样?或者依旧呆在这里等待我的葱叶而坐享其成,或者逃离阳台而寻觅自己的乐土去了。离开了阳台,这蝈蝈也可能会遇到许多凶险,当然它也会有处理的办法吧。记得读过一则介绍澳大利亚黄翅蚱蜢的文章说,当这种蚱蜢遇到惊扰时会蓦地跳向高空,进行一次短暂的飞行,在飞行途中将鲜艳的后翅暴露出来,同时发出一种嘀嗒的声响,用以吸引敌人跟踪。当敌人快要接近的时候,黄翅蚱蜢会突然收起翅膀降落到地上,仰视敌人继续向前飞,而突然失去目标的敌人,则会依据惯性的原理,沿着斑驳的轨迹跟踪下去,适为蚱蜢笑。我这只蝈蝈,有这样的本领吗?也许会有吧。蝈蝈、蚱蜢、蟋蟀原本是一类,在昆虫学的谱系里,它们是同纲,同亚纲,而且同目,都属于有翅膀的跳跃者。

秋风渐渐蜕变为冬风,和煦的阳光不再绵长。阳台已经不再适宜蝈蝈居住。友人建议我给这只有翅膀的跳跃者换一套房子,把秋天的别墅换为冬天的温室,直白地说,将透风的笼子,改为带盖的葫芦。将这位仁兄请到葫芦里,再把葫芦放在自己的胸口上,用自己的体温营造宜蝈蝈的生存环境。这,我是懂的,但是有一点,我做不到,我属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如果在上班的时候,我这蝈蝈兄弟因为温度适宜而高兴起来,突然放开歌喉——不,是翅膀,而纵声吟唱,我应该如何向领导解释?而那时手机尚未普及,即便是有手机之人,其传呼之声单调枯燥,只有寥寥数种,不若今之手机可以发出各类声响,甚至“爸爸该起夜了”之类。如果早几年普及,该有多好!如果我是画家,我一定画一幅漫画,我那位兄弟从小房子的窗户里伸出翠绿的翅膀向我招手,兴奋地高喊:“嗨!你好。”

当然,时代不同,对蝈蝈与其同类的态度也大不一样。西人《圣经》在“有关食物的条例”中记载,上帝在晓喻摩西与亚伦时,曾经指点哪些食物可以食用,那些不可食用:走兽之类可以食用的是分蹄、反刍的动物,因为它们洁净,对人的身体无害,牛和羊可以吃,而猪是不可以吃的,因为猪,虽然分蹄但不反刍,属于肮脏的动物。水中的生物,有鳍和鳞的鱼可以吃,无鳍无鳞的不可以吃。飞翔的鸟类,猫头鹰不可以吃。昆虫呢?上帝说:“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都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有些,“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蝈蝈属于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自然可以延伸至上帝的食谱,但还是有人产生疑问,这些可以食用的昆虫,比如蟋蟀,究竟有几条腿?是四条还是六条。从常识角度,前面有四条小腿,用来爬行,后面有两条大腿,用来蹦跳,当然是六条。既然如此,上帝为什么说是“四足爬行物”?是上帝发生了错误,还是蟋蟀把腿长错了呢?然而,无论谁对谁错,均与蝈蝈无关,因为它与蟋蟀虽然属于同类,但毕竟在上帝的食谱之中没有出现,因此也就回避了把腿长错的问题。而且,即便长错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吸引我们的不是它的腿而是它的歌。

现实是,我这只蝈蝈,它的歌声日渐萧疏,而且对于葱叶之类的美味不再那么感兴趣,如论如何应该给它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了,这是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第一步,我将它和它的小房子转移到卫生间,道理是相对其他房间,在暖气还没有来临之前,这里的温度略高。而在晚间,我则点起油汀,将蝈蝈放在附近,这样的温度对于它是合适的,有几次甚至放声高歌,使得我简陋的居室也生动明亮起来。有一天,气温骤降,我将油汀开启到最高挡,担心温度过高“将不利于孺子”,而将蝈蝈和它的小房子摆放得远些。第二天突然发现,这蝈蝈竟然带着它的小房子搬家了,距离油汀近了许多。我怀疑自己的眼睛,这兄弟难道能够背着自己的房子跳跃?真是成精了!但是,想到那只滑行的缆车,也就释然。秋天,带着小房子滑行是因为食物;冬季,带着房子跳跃是因为温度,而那房子对于它,不过是,而且真真切切的是一只囚笼,如果我与这个带囚笼的歌者换位,我有这样的脑力与这样的体力吗?一时难以思忖清楚。而现实是,过了几天,这只蝈蝈又做了一次同样的迁徙运动,而且路途更远,距离油汀更近,可惜的是,次日我早起向它问候的时候,发现它已然物化,绿色的大圆眼睛再也不会闪动了。

哦,歌者,你这带着囚笼的歌者。

顾太清

1839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创作了315首七绝组诗,这一年正是农历己亥,故名《己亥杂诗》。组诗中的第5与第125首,最为今人称道而选入中小学课本,其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也由此流行于世。然而,并不是每一首诗都给诗人带来荣誉与幸福, 比如,第209首,反而让他中了蜚言的冷冷的毒簇。

诗是这样写的:

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诗的末句有一段自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在龚自珍的时代,北京内城西南有一片湖泊曰太平湖,湖东是奕绘府,奕绘的祖父是乾隆五子荣亲王永琪,故而世称荣府。于是有人附会龚诗中的“朱邸”便是荣府,而“缟衣人”则是奕绘的夫人顾太清,因为顾太清本名春,所谓“梦见城西阆苑春”,由此揣度二人有暧昧之情,时称“丁香花案”。

蜚言的制造者是冒广生,孟森曾经作文驳斥,继而苏雪林作《丁香花疑案再辩》,到了1992年,赵伯陶又作《莫须有的〈丁香花案〉》为之辩污。然而,事情并没就此结束,2006与2009年黄仕忠又著文,以顾太清和龚自珍各自的经历做比对,从时间上推断顾太清与龚自珍早年相识相慕是完全可能的,然而文章仅是想象的推论,并无史实根据,而被有识者斥为无根的游谈。

在清代,评论本朝词人,男性以朱彝尊、陈维崧,女性以吴藻为冠。而在辛亥,鼎革之后则以纳兰和顾太清分别居于男女词人之首。在评论顾太清的词作时,词学大家况周颐谓其:“深稳沉著,不琢不率,极合依声消息”,“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此等词无人能知,无人能爱,夫以绝代佳人而能填无人能爱之词,是亦奇矣。”又说,顾太清的词“得力于周清真,旁参白石之清俊”。“纯乎宋人法乳,故能不烦洗伐,绝无一毫鲜艳涉其笔端。”她的词确实写得好而多有风致,譬如《庭院深深·杏庄婿属题〈络纬美人〉团扇》:

开到黄花秋老,涼风吹过妆楼。云鬟宫样罢梳头。绮窗无箇事,晓日上帘钩。 细检瓜瓤菜叶,爱听络纬声幽。持来素手慢凝眸。想因观物化,应不解悲秋。

“素——手——慢——凝——眸”啊。

因为这些缘故,当闻听顾太清的居住之地就在房山,且有大量的建筑遗存,怎么可以不去拜望?

房山区的文联主席凸凹请了一位杨先生介绍顾太清故居。杨说,故居的所在之地现在是京煤集团下属单位,是一处存放炸药的仓库。

这个地方一边是大房山,一边是大安山,中间的山谷便是南峪。顾太清故居在南峪的半山之间,前边是杨树关。所谓关,其实不过是一座小巧的城楼。关的前面横置一道栏杆,一位年轻的武警手持黑色的微冲——玩具似的,在那里站岗。几位身着天蓝色制服的同志在栏杆外面迎接我们。有一位同志姓李,凸凹介绍他是科长,李说不是。我说你就是科长助理吧。他笑笑,助理也不是。李说:“这里不准吸烟,不准照相,不准穿有钉子的鞋。”这里在五十年代爆炸过,一个小战士打扫卫生,不小心把水溅在炸药——硝酸甘油上,冒出了纤细的白烟,小战士不知所措,告诉了工程师。工程师告诉大家,赶紧疏散,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爆炸惊天动地,北京都听见了,于是将这个炸药库远移河北,后来由于经济建设需要,又迁回到这里。

我们有些毛骨悚然。

进杨树关左行,看到一处破烂的房子。杨介绍这里是章京的住处。再向上,看到一处院落,中间是三楹大门,两侧是与大门相连的倒座。大门早已堵塞,院墙也已经倾圮了,院落里丛生杂树,我注意到有一种树叶的边缘镶嵌纤细的锯齿,好像是榆树,问李,说这是木榄子,叶子可以食用。又指点一株硕大的白皮松说,那是原来就有的。再向上,又看见一座大房子,杨告诉我们那是霏云山房。霏云山房的背后是清风阁。李带我们从侧面的楼梯走上去。梁栋上的彩画断续可见,朱红的包袱里,描画着一只金色的行龙。李说,前几年这里的彩画十分清晰,有不少画有《红楼梦》的情节。杨说,顾太清十分喜爱《红楼梦》,曾经做过续书,叫《红楼梦影》。

清风阁背后是雪白的月台。在月台正中位置,李说是顾太清与奕绘的墓穴——曾经是墓穴,而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只看见一个不大的黑色洞穴。看到大家疑惑的神态,李强调就是这里,前几年,她的后人便在这个地方祭拜。月台的栏杆依旧莹洁如玉,而雕刻的工人仿佛还没有走远,躲在什么地方端详自己的作品。雕工也委实好,望柱的端部高雕流云,桥堍的抱鼓雕刻寿字。云是灵芝形状,寿是团寿,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吉祥图案。凸凹指着从月台壁缝里钻出来的一株小灌木,李说,这是麻栎疙瘩,它的根可以做烟斗。麻栎疙瘩的叶子纤细如线,绿得尖新而舒展微黄的韵味,如此娇嫩的叶子,却生有如铜坚硬的根部,在我感觉里如论如何难以统一。

故居位于半山之间,故而东西两侧,各建有一条爬山廊,随着山的姿态而向上伸展。在清风阁的时候,透过半拱的钻山,看到秀媚的廊柱侍女似地站成一列,而朱红的油漆都已褪尽,潜意识里掠过一丝莫名的漪涟,这里就是顾太清曾经住过的地方么?蓦地想到她写的两首诗,其中一句是:“大南峪里天台寺,楼阁参池云雾重”,天台寺建于明代,是慈圣李太后为宝珠禅师王能贵所建,入清以后属于胜朝遗物,因此顾太清要叹息:“一段残碑哀社稷,满山春草牧牛羊”了。前半句是描摹,描摹心中的情感微澜,后半句是实写,实写眼中的景物。而这里的景物的确很美,“野鸟山峰皆法象,苍松古柏宛游龙”,“立马东岗新雨后,西南高插紫芙蓉”,雨霁新晴,天空蓝得养眼,西南的高峰犹如紫色的芙蓉。顾太清喜欢这里,奕绘也喜欢这里,很想把这里作为生前的别墅与未来的终老之地,夫妻二人这时虽然不过三十几岁,却已经预办身后之事:“笑指他年从葬处,白云堆里是吾乡”。

一年以后,再来这里,景象已然丕变,顾太清吟道:“去年三月游南谷”,山间的桃花宛如旖旎的霞光,而今天呢?“微荫小阁凝青霭,细溜仙源漱白沙”了。这是写于三月的诗,两个月以后,顾太清再吟哦:“白云深处清风阁,总使忙人亦不忙。”而在赴南峪途中,暴雨骤起,雷电交织,豪雨纵横宛如银色的波涛。诗的题目是《题南谷清风阁,次夫子韵》。夫子即奕绘,夫妻二人经常唱和,在奕绘的笔端,同样也是五首,也就是组诗吧,起首起句道:“雨中出郭快时晴,望见山楼已落成”,山楼便是清风阁,据《荣府史》记载,这是一座两层楼阁,“上下各五楹,”“阁上南室为‘栖神宇’,北室为‘延年行馆’。”住在这里,奕绘的感触是“中年已办终身计”,他哪里料想到,三年以后,不过四十岁,而那年,顾太清也是四十岁,就真的长眠于此,“千章碧树拥佳城”了呢?

北京民进的一位小姑娘在手机里通知我,8月29日去北京市文物局。我在去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名人故居的调查报告,民进的同志根据这篇报告写了一则界别提案,被一位副市长批示由文物局答复。文物局的同志很重视这个提案,正副局长与相关部门领导都出席了。因为会议的内容是名人故居,自然要说到顾太清,那么一个词人,清代最伟大的女词人,她的故居竟然成为储存炸药的处所,这真是匪夷所思而叫人料想不到。杜甫有句:“魑魅喜人过,文章憎命达”,真是这样吗?

道光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奕绘病逝。而这一天又恰是顾太清的长子载钊的生辰,于是府中舆论大哗,认为“庶出妨人”。奕绘的母亲,也就是太福晋,本来就听到许多对浸润之言,认为她有“夺嫡”企图,现在又涉及庶子为“不吉之人”,自然是火上加油,为了护持嫡子载钧,遂命顾太清携带儿女移居府外。先是赁居养马营,一年后迁徙到砖塔胡同。对这段生活,顾太清刻骨铭心。她在一首诗题中说:“自先夫子薨逝后,意不为诗。冬窗检点遗稿,卷中诗多唱和,触目感怀,结习难忘。遂赋数字,非敢有所怨,聊记予之不幸也,兼示钊初两儿。”这一年载钊十四岁,载初七岁。被迫同顾太清移居府外的还有两个女儿,十二岁的载通与九岁的载道。四个儿女都处于少年与童年阶段。在这首诗中,有这样两句:“有儿性痴顽,有女年尚婴。斗粟与尺布,有所不能行。”前一句是写儿女的顽皮与无知,后一句则暗泄与嫡子载钧不合。《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讲述汉文帝与淮南王相争,淮南王不食而亡,数年以后,民间流传一首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一尺布可以缝在一起做衣服,一斗粟脱去外壳,也可以让大家共食,天下之大,兄弟之间为什么不能相容呢?

顾太清,本姓西林觉罗氏,是甘肃巡抚鄂昌的孙女。鄂昌因胡中藻案赐死,家产被籍没。其子鄂实峰移居香山健锐营,娶富察氏女,生一子二女。长女即顾太清。太清,本名春,字梅仙,太清乃其号。因此她正确姓名的应是“西林春”才对。奕绘的祖父永琪是乾隆五子,永琪的妻子是鄂尔泰之子鄂弼的女儿,与顾太清有戚谊,因为这个原因,顾太清常来荣府,与奕绘相识,诗词唱和而互生倾慕之意。但是太清是罪人之后,与奕绘不可以连为枝理,于是按照清人的规制,冒充荣府护卫顾文星之女而向宗人府报禀,才得以成为奕绘的侧室。婚后不久,奕绘的正室就去世了。顾太清便以侧室摄行正室之事,但其做事严厉,由此埋下了祸根。奕绘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诗也写得很好,与顾太清甚是相得。二人经常诗歌唱和,连骑出游。所谓连骑就是两匹马齐头并行。在清朝咸、同以前,满族的青年妇女出门向来骑马,只有老年妇女才坐车轿。因此顾太清与奕绘出行,自然也要骑马,又是琴瑟相得的夫妻,连骑而行是情理之事,却哪里料到,这一满族习俗,在后人的笔记里却演绎为,太清“做内家装,于马上拨铁琵琶,手白如玉,见者咸谓王嫱重生”。进而演绎出“丁香诗案”那样的绯闻,而使清誉,包括她的家人蒙污,李青莲有诗:“青蝇一点白璧污”,这真是不幸的事情。当然,这样的传闻,对于今天千方百计制造绯闻以求提升人气的演艺界人士却是求之不得,而对于封建时代的女性,却是具有毁灭力的,文人之无良何至于此!

养马营在西城,砖塔胡同也在西城。现在养马营已然拆掉,砖塔胡同西端也已经拆掉不少,顾太清曾经住过的地方是否也被拆掉,一时难以说清,而对于可以说清,且有大量建筑存世的南峪别墅,我们却丝毫没有爱惜之情,历史与社会的荒谬真的要恒久地伴随这个不幸的女人吗?然而又似乎不是。文物局负责同志答复我们,京煤集团准备把炸药库迁移他处,而将这里修复为旅游胜地,他们也准备予以资金支持。如果真是这样,自然值得庆贺,且可以告慰那些曾经对祖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辈们。虽然这样的事情来得太晚,也依然是高兴的事情,用顾太清的表述是“洗尽铅华不惹愁”。但是,我依旧浸润一种淡淡的愁恻的情绪,为这个女子的命运而叹息,担心这样的事情未必会很快转为现实,况且在清风阁周围也真应该恢复一些顾太清眼中的树木,顾太清有句:“杨柳才垂碧玉稍,杏花乍染胭脂梗”,而在奕绘的笔底则是:“六株银杏初生叶,两树红梨正放香”,种植一些这样的北京的土著物种应该不难,而且要抓紧时间去种,为什么不种呢?

故园的女人与花朵

那蔷薇,就像所有的蔷薇,

只开了一个早晨

——巴尔扎克

写下这个题目,有些纠结。纠结什么呢?一时难以说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题目中的故园是指鲁迅的故园。既然是鲁迅的,那么至少有三处,绍兴、北京、上海,都有资格成为鲁迅故园。如果我是绍兴人士,则毫不犹豫地选择绍兴,如果是上海籍呢?而我是北京人,熟稔的当然是北京,因此以鲁迅在北京的曾经居住地而作为写作中心,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迟疑了。然而,虽是如此,也还是有些纠结,纠结那些女人与花朵,尤其是女人——新与旧的女人,真的一时梳理不清。那就暂时放下,从故园的猫说起。

在北京,鲁迅曾经居住过四个地方:一处是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一处是八道湾胡同11号周氏兄弟旧居;一处是砖塔胡同84号;一处是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故居,现在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的院子里。在绍兴会馆,鲁迅住了七年半,从1912年的五月到1919年的11月,先是住在会馆西北的藤花西馆,因为邻人吵闹而迁移到会馆东南的补树书屋。关于邻人吵闹,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搬到南部的小院以后,虽然逃避了狺狺犬啮,却又平添了猫的骚扰。而且,这里多少有些阴气,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有这样一句话:“往昔是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据说是一个官员的姨太太。鲁迅对此倒不在乎,况且“现在的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让他恼火的是猫,是夜晚闹春的猫。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对于猫叫春,像小儿一样绵长的啼哭,他们那时是“大抵大怒而起”,周作人说,他的1918年的日记里,也有“夜为猫所扰,不得安睡”的记载。不得安睡怎办?只有采取行动,“拿着一支竹竿”,周作人写道:“我搬了小茶几,到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去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但也不能长治久安,往往过一会又回来了。”谁拿竹竿?揣摩文意,既然周作人“搬了小茶几”,那么就应该是鲁迅,是鲁迅手持竹竿与搬着小茶几的周作人走到后檐下面。打猫为什么不在前檐,而偏要绕到房子的后面,舍近求远地走到后檐下呢?我近日去哪里探访,绕到补树书屋的后面明白了,后檐的地势相对前檐至少高出半米,站在那里可以很容易打散在屋顶上叫春的猫。

当然,在补树书屋,对鲁迅而言,更多是岑静与寂寞,是抄古碑的好地方,而且“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夏夜时分,“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关于这株槐树,研究鲁迅的著作记述多矣,这里不再多说。我感兴趣的是槐树之前的历史,因为文献记载,补树书屋的墙壁上 , 曾经嵌有一方石匾,刻有这样一些文字:

昔有美树,花夜合。或曰:楝别种莲芙。

夜晚将花朵合拢的,是什么树呢?是合欢吗?合欢我是熟悉的,北京曾有一条街道将其作为行道树,夏天的时候绽放绯红的花朵,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统统被砍掉了。合欢的叶子在晚间闭合,因此在日本有“睡觉树”之称。叶子是这样,花也是这样吗?

什么植物的花在夜晚一定闭合呢?有一种叫“夜合花”,“又称夜香木兰”的,有九片花瓣,外面三瓣是绿色的,里面六瓣是白色的,清晨开放,晚间合拢,香气幽馨,直径有三到四厘米,是一种偏大型的花卉。把这样的树,称为“美树”,自然是不错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猜测,因为还有这样的话:“或曰:楝别种莲芙”。楝,又称苦楝,果实是圆球形状的,成熟以后焕发一种金黄的色泽,因此又叫金铃子。在中国文人的情怀里,楝是高洁的树木,庄子《秋水》篇中便有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的议论。楝花一蓓数朵,颜色紫红,芳香满庭。

楝,这种树在印度被称为神树,是雕刻佛像的好材料。那么,楝的别种“莲芙”,是楝的哪一个品种呢?可惜也一时难以说清,而历史中的现实是,在鲁迅的时代,无论是夜合还是莲芙,都早已在壬寅年的春天死掉了,壬寅是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这一年,距鲁迅入住的时间是七十年,距周作人是七十五年。他们所见的槐树,种于癸卯,与壬寅相差一年——公元1843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周氏兄弟眼际中的槐树正当盛年,正是亭亭如盖,青翠如幄的好姿态。周作人说住在这里,盛夏的时候屋子里并不很热,“不大有蚊子,因为不记得用过什么蚊香,也不曾买有蝇拍子,可见没有苍蝇进来”,自然与这株槐树有关,“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畏的夏日都挡住了。”这是槐树的好处,当然也有坏处,只是槐树上的“青虫很有点讨厌。”青虫,在古人的笔下是尺蠖,鲁迅写作槐蚕,是一种像蚕那样白皙的小虫子,以槐树的叶子为食,北京人俗称“吊死鬼”。这种小虫子,时常用一根细长而雪亮的白丝吊下来,落在地上一曲一伸地爬,不小心,落在行人的身上是免不了的。如果落在“头颈上”呢,会像鲁迅那样,产生“冰冷的”感觉吗?周作人呢?他奇怪的是:“那么旧的屋里该有老鼠,却也并不见。”这其实是与猫大有关系。周作人说,“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半夜睡不着觉。”这些扰人清梦的猫便是驱逐老鼠的功臣吧!

但是,它们哪里料得到,做了这样的好事却难免被痛打,功臣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那些白皙的小虫子,那个自缢的女人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个活泼的姑娘:俞藻、俞芳与许羡苏。照片中,俞芳与许羡苏之间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

俞芳与俞藻有一个姐姐叫俞芬,俞芳后来回忆,八岁那年,她们的母亲去世了,比她大十二岁的俞芬,带着她和小妹俞藻一起到北京读书,住在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即今之84号。俞氏三姐妹的父亲叫俞英崖,61号是俞英崖朋友的房产。俞英崖在外地工作,俞氏三姐妹便借住在这里。1923年7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离开八道湾而迁居于此。

与鲁迅初次接触,俞氏姐妹很拘谨。但是,很快发生了变化,一天,鲁老太太给他们讲鲁迅小时的故事。说鲁迅穿着红棉袄,手持大关刀,模拟关羽征战的样子,高喊:“娘,给你看看!”听了这个故事,俞芬立即拿起鸡毛掸子,模拟鲁迅小时的样子高喊:“大先生,大先生,你看!”“这是红棉袄,这是大关刀,和尚师父给我做的,给你看看!”陌生的界限一下子打开了。

俞芬与许羡素同为绍兴人,是鲁迅三弟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教书时的学生。许羡素到北京女子师高读书的时候,俞芬在师高附中读书,因此许羡苏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她的这位同学是一位超龄的活泼的女中学生。鲁迅借寓砖塔胡同61号便是通过许羡苏介绍的。1920年,许羡苏从绍兴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住在八道湾,鲁老太太很喜欢她。后来,许羡苏考上了北京女子师高,住到学校里去了,鲁老太太舍不得,流了好几次眼泪。许羡苏当时剪了短发,与高师当局的要求相抵触。当时剪短发的,还有廖伯英、甘睿昌和张挹兰。张挹兰后来转到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同日遇难。高师当局下令这些剪短发的学生必须把头发养长,而这四个学生拒不遵命。高师当局于是向学生的保证人、监护人与家长,要求他们督促执行。许羡苏的保证人是周作人,为此,周作人退掉聘书以示抗议;鲁迅则写了一个短篇《头发的故事》,表达他的激愤与支持。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南下,由此,鲁迅与许羡苏的通信也频繁起来。以8月27日至10月2日为例,根据《鲁迅日记》他们之间的通信次数是:

八月

二十七日 上午以明信片寄寿山、淑卿。午蹬车,一点钟发天津。

二十九日 晨七时抵上海……以明信片寄淑卿。

九月

一日 下午寄羡苏明信片;

四日 下午一时抵厦门,……以明信片寄羡苏及三弟;

五日 午寄淑卿信;

八日 下午得淑卿信,二日发。

十二日 下午寄淑卿信及明信片一;

十八日 上午寄许羡苏信并《语丝》十本;

二十三日 午后得羡苏信,十五日发;

二十四日 上午寄羡苏信并《语丝》;

二十七日 收小景片十二枚,十六日淑卿自北京寄。

十月

二日 下午得羡苏信,廿四日发。

按:淑卿,即许羡苏。鲁迅九月八日得到许羡苏的回信应是对九月一日以前三张明信片的回复。许羡苏二日寄出的信,鲁迅六天就收到了,说明其时邮政是顺畅的,作为平信的收发时间今天也大抵如此。从8月27日到10月2日,在三十七天的时间里,鲁迅与许羡苏通信13封,鲁迅8封,许羡苏5封。有人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与许羡苏的往来信函大概有二百五十余封。鲁迅——包括邮寄书籍,有一百多封,许羡苏的也有百余封。

在鲁迅的人生中,许羡苏是一位难以回避的女性。许羡苏面容姣好,性格活泼,历史如果给鲁老太太再一次选择儿媳的机会,有的研究者认为,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友人曹聚仁在一本关于鲁迅的评传中,更是把许羡苏直接称为“鲁迅的恋人”。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经私下里,将许羡苏、许广平与鲁迅之间的关系称为“二许之争”。这样的闲话,很快传到鲁迅的耳朵里。1926年9月30日,时在厦门的鲁迅,致信在广州的许广平,转述伏园的闲话:“他所宣传的,大略是说:他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他是爱高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高的那一个”是指许广平。对这件事,鲁迅看得很淡,认为是:“平凡得很,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看到鲁迅的信,不知许广平的心情如何,而许羡苏又会翻涌怎样的波澜呢?

关于鲁迅与许羡苏之间通信的下落,许羡苏在1961年著文回忆说,1930年她去河北第五女师——其地在大名府,任教前夕,把鲁迅给她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鲁迅的夫人朱安,“不知她怎样处理了”。但是,后来整理鲁迅在北京的故居时,在朱安的箱子里并没有见到这些信。如果这些信还在,那些曾经的鲜活文字会传递何种信息呢?

1927年1月11日,鲁迅在即将离开厦门大学的时候,给许广平写了一封长信,述及厦大的学潮以及关于北京的一些传闻,说到一位从北京南来的教授白果 “为攻击我起见,便和田千顷分头广布于人,说我之不肯留居厦门,乃为月亮不在之故”,将许广平喻为皎洁的月亮。信尾又告知这样一件事情:“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宴太即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令弟即许羡苏。这封信收进《两地书》时,羽太信子与许羡苏的真实姓名都被芟夷而改为代称,前者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避免麻烦,用鲁迅的话是“力求清宁”;后者呢?回避什么?许广平是许羡苏在女子师高的同学,比许羡苏大三岁,称其为令弟自然可以,但有什么必要回避其名?

“柳”的背后蕴含什么深藏的故事吗?

当然,这样的柳也可以理解为自然之柳。

1924年6月25日,鲁迅从砖塔胡同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次年四月五日,请云松阁栽种绿植。计有:“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三。”《鲁迅日记》中的丁香、碧桃、花椒、刺眉与榆梅,今天还可以见到,丁香位于前院正房两侧,壮硕蓬勃,已经高过屋顶了。其余的植物均在后园,一株在正房背后的东边,这是碧桃。余者则位于后园的北墙之下,从西向东依次是花椒、刺眉、榆梅。三株青杨呢?现在是一株也没有了。

青杨是杨树的一种,在中国土著杨树的种类中,与青杨相对应的是白杨。白杨树皮皎洁,青阳树皮青灰。 清人陈浯子在辑录的《花镜》中比较这两种杨树的区别时说,白杨的叶子在萌芽之际,包裹一层乳白的绒毛,及至舒展开来,上面是淡青色,背面依旧是白色的。白杨的叶子似“梨叶长而厚”,“蒂长两两相对”,也就是“对生”,“遇风则簌簌有声”。岂止是“簌簌”,有时简直会发出骤雨一般的暴响。相对白杨,青杨的叶子要小许多,高度也相对低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杨树不种在院子里,而是多植于茔冢之间。由于这个缘故,北京的四合院很少有这种树。说是很少,是因为,还是有一些新进人士,比如周氏兄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束缚而任性自为。我不知道鲁迅对白杨是何种态度,周作人则似乎颇多喜爱,我忘记了他在哪篇散文中说过,在西教中,白杨是有罪恶的,因为基督临死之前背负的十字架是白杨做的。青杨呢?他,包括鲁迅似乎没有述及,但是虽然不见于纸上的烟霞,却见于鲁迅的后园,而且在不大的园子里栽种三株,可见主人的志趣与喜爱。

如同杨树,西三条栽种的那些花木,也基本不见于北京的四合院,只是反映了的鲁迅个人兴趣而已。见于《鲁迅日记》中的刺梅即黄刺玫,榆梅即榆叶梅。二者在花期的时候都绽放黄色花朵,而且都是重叠的花瓣,只是刺梅有刺,榆梅无刺,叶子细小模拟榆树的叶子而已。丁香就不用说了,盛开的时候香气郁烈,只是味道有些怪异,因此不太被人们所接受。尤其叫人费解的是花椒,有什么观赏价值呢?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偏颇,因为《花镜》里不仅收有花椒,而且把它列在“花木类考”里。《花镜》描述它是“本有尖刺,叶坚而滑”,气味辛香,“蜀人取嫩芽做茶”。北京却没有这样雅,春天的北京人,只是以炸“花椒芽”自飨和飨客罢了。我年轻时的工作单位便种有花椒,栽种在食堂门口,好大一片,从那里经过时即便是炎夏,也会感到一种辛辣的凉气。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开花,当然不会没有花,花椒,包括我们食堂附近的都会开花,是一种澄黄、纤巧而类于腊梅那样形状的花。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来到西三条,采访鲁迅的夫人朱安,说到鲁迅,说到院子里的两株植物,一株是洋桃,还有一株是樱花。朱安说,鲁迅喜欢的那株樱花被虫子咬坏了,去年才将它砍倒。而记者看到,“鲁迅手种植的那株洋桃,高出屋脊,绿叶森森,遮盖住西边的半个院子。”洋桃是南国的嘉果而实如橄榄,成熟以后泛射蜜蜡的色泽,半透明的黄色很是秀丽。洋桃,在《两地书》中,写作杨桃。关于杨桃,在许广平与鲁迅的通信中多次述及。先是,1926年9月28日,许广平在信中诉说广州的天气:时常有雨,空气十分潮湿,“衣物书籍,动辄发霉,讨厌极了。”而“无雨则热甚”,上课的时候汗流浃背。“蚊子大出”,“蚂蚁也不亚于厦门”,“食物自然更易招致,即使挂起来,也能缘绳而至,须用水绕,始得平安。”这些是牢骚话,当然也有好吃的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这样的水果,“厦门可有么?”10月4日,鲁迅回信说,在厦门有香蕉、柚子,都很好吃,“至于杨桃,却没见过,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起。”两周以后,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再次提到杨桃说,“我很想尝尝杨桃”,然而要吃杨桃得去广东,但是现在却难以成行。原因是“经济问题”,因为厦门大学已经提前支付了工资,倘若现在就走,鲁迅在10月29日的信中说:“玉堂立刻就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玉堂,即林语堂,是鲁迅来厦门大学教书的介绍人。

在鲁迅与许广平合著的《两地书》中,以厦门为背景的通信最多,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不仅心迹袒露,而且颇多顽皮之态。比如,10月28日:

楼下的后面有一小片花圃,用有刺的铁丝拦着,我因为要看它有怎样的拦阻力,前几天跳了一回试试。跳出了,但那刺果然有效,给了我两个小伤,一股上,一膝旁,可是使并不深,之多不过一分。这是下午的事,晚上就痊愈了,一点没有什么。恐怕这事会招到告诫,但这是因为知道没有什么危险,所以试试的,倘觉可虑,就很谨慎。例如,这里颇多小蛇,常见被打死的,额部多不膨大,大抵是没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磁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跳过有刺的铁蒺藜,刺伤了自己,可是伤口并不深;把尿“磁”在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些近乎无良少年的无赖举动,说明恋爱的力量有多么凌厉!我不知别人见到这样的文字有什么感想,我是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微微的莫名的兴奋,同时浮想沙翁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那时的鲁迅,恐怕是中了小精灵迫克(Puck)紫色的魔汁,虽然也间或掠过一丝爱情所固有的烦恼,但即便如此,亦是欢乐、青春、幸福的。

而在此之前,在九月三十日的信中,鲁迅说,听课的学生渐渐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共五人”。对这些女生的态度,鲁迅的态度是:“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了厦门。”对鲁迅这样的剖白,许广平在十月十四日的信中认为“邪视”有什么要紧,“许是冷不防的一瞪罢!”对恋人的戏谑,鲁迅回答:“邪视尚不敢,而况‘瞪’乎?”什么是瞪?瞪,是正~视——正面看。“瞪”既可以是冷不妨,也可以是长时间看。这时的鲁迅,对讲台之下的女生,既不可以邪视,又不可以正视,在这样的情形下,有什么办法呢?要么,闭目不看;要么,像高老夫子那样仰头看天花板,借以表达对恋人的忠贞吧。然而,女学生固然可以不看,但杨桃还是要吃。过了几天,孙伏园,也就是散播“二许之争”的那位,从广州带来了杨桃,从而满足了鲁迅想吃杨桃的渴望。然而,吃过以后,鲁迅的态度却是:“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吃,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

杨桃我是吃过的,的确如鲁迅所云没有任何味道,只是液体多,吃一只可顶一瓶矿泉水。香气似乎有些夸张,并没有“出于各种水果之上”的感觉。

如同一切家庭,鲁迅与许广平的婚后生活也是琐碎、物质的,因为琐碎故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所以物质。萧红在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说,吃饭的时候,鲁迅不和家人在一起,而是在楼上单开一桌。许广平总是亲手把放着小菜的木盘端上去。小菜盛在碟子里,碟子直径不过两寸,有时是一碗豌豆苗,有时是菠菜或者苋菜,如果是鸡或者鱼则必定选择其中最好的部位。许广平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才小心翼翼地端着盘子走上楼梯。

面对妻子——比鲁迅小十七岁,这个男人的内心会是怎样,当会充满幸福与感激吧。使我们感动的是,临终之时,他说过的那些话,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儿子倘若无能,千万不要做空头文学家。这是对许广平,对上海的家人;那么,对北京,对北京的家人,他的母亲与朱安,他想到了什么呢?在他去世以后,西三条的家里也设立了灵堂,接待前来吊唁的亲友。在正房对面的南房,北京人素常所说的倒座的东墙上,悬挂着陶元庆所绘的鲁迅肖像,下面是一张方桌。朱安一身素服坐在方桌左侧,在袅袅的烟篆里,祭奠远逝的丈夫。据南京《新民报》报导,当时的情景是,记者写道:“鲁迅夫人的身材很矮”,“脸色很清癯,眼睛里永是流露着极感伤的神态,上身着的是咖啡色带白花的短夹袄,青裤,白鞋白袜扎腿,头上挽着个小髻,也用白的头绳束着”。朱安让记者坐下以后,有一个女仆执一水烟袋相进,她一边吸着,一边接受采访:

关于后事,她这里还没什么打算,完全由他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就近办理,她不预备到上海去,因为她母亲(作者按:鲁老太太)在这里,今年已八十岁,处处需要人照顾,不能离开,同时去上海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记者因为谈话已有半点钟的时间,乃起而辞别,她最后很客气的说:“谢谢你!,他死了你们还要给他传名!”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给周建人发的电报中有这样两句,一句是:“一生辛苦如是作终”;再一句:“缅怀旧事痛不欲生”。前句是对鲁迅的盖棺之论,当然是朱安对鲁迅的理解,后句是朱安自己内心的表达。朱安的电报,虽是倩人代笔,却真实反映了那一时代旧式妇女在丈夫死后的情感与心境。

鲁迅去世以后,朱安还给周建人写过一封信,希望许广平“择期整装,早入归来”。若果“动身有日”,请“先行示知”,“嫂当扫径相迓,决不能使稍受委曲。”住在哪里呢?朱安已经料想得十分周详了,如果这些地方都不合适,也可以住在朱安自己的房间:“或住嫂之房,余再腾他处”,“一切什物自必代备”,“许妹与余同一宗旨同一境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以慰在天之灵”。朱安说这些都是出于“肝膈”的话,“特竭诚相告也。”朱安是旧式妇女,对许广平以姐妹相称,以鲁迅正室自居——她的确是正室,是可以理解的,而作为现代女性的许广平,自然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而把自己嵌于旧家庭的屋檐之下。

十年前,在闻听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以后,朱安与俞芳有过这样的对话。俞芳问朱安今后打算怎么办?朱安痛苦地说,“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但是现在朱安绝望了,“我好比是一只蜗牛”,她说:“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听了这些话,俞芳很是惊异,她比朱安小三十岁,面对一个比自己小三十岁的邻家女孩搵泪倾诉,可以想见朱安的内心有多么痛楚与压抑。

1947年6月28日,南京《新民报》记者采访朱安,其时距朱安辞世仅仅一天,在那一天,朱安对记者说身体不好,全身浮肿,关节发炎,由于经济匮乏,又不愿意变卖“先生的遗物”,“只好隔几天打一针”。她说:“周先生对我并算不坏,彼此之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关于她与鲁迅的关系,朱安曾说,老太太抱怨我没有孩子,大先生从来不和我说话,怎么会有孩子呢!他曾经向鲁迅表示过继朱家的一个侄子,但是鲁迅没有表态。说到许广平,朱安的态度也很友善,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

一年以后,北平版的《新民报》刊登了一篇绍介朱安生平的文章和一帧照片。文章的题目是《鲁迅夫人》,对朱安的生平进行了简短回顾:

夫人朱氏,绍兴世家子,生于胜清光绪五年七月。父讳某,精刑名之学,颇有声名于郡国间。夫人生而颖慧,工女红,守礼法,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即鲁迅)。

文中描述朱安是:“柔色淑声,晨昏定省”,“事其太夫人鲁氏数十年如一日。”抗战胜利以后,生存日艰 “蒙蒋主席赐予法币十万金,始延残喘”。文末感慨:“呜呼!夫人生依无价之文人,而文人且不能依”,“依”而不能“依”,朱安的悲剧就在这里。1943年,鲁老太太病殁,埋葬在京西板井村,终年八十五岁;四年以后,朱安辞世,终年六十九岁;1968年,许广平离世,终年七十岁,二人辞世的时间相距二十年;1986年,许羡苏去世,相距许广平十九年,终年八十三岁。说来吊诡的是,西三条故居里悬挂着一张鲁老太太的遗照,受到参观者的景仰,因为他的长子是鲁迅。同样是这位老人,红卫兵去八道湾抄家时,首先砸的就是她的牌位,因为她的次子是周作人。

据说,临终之前,朱安嘱托两件事:第一件,葬在“大先生”的坟垄一侧;另一件,每七需供水饭,五七时请僧人念一卷经。第一件自然做不到,友人提议把她的灵柩也安葬到板井村,从而陪伴鲁老太太,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而是埋葬到了保福寺,而这一地区,恰是今天中关村的核心区域,早已鹤归辽海人事皆非。每次我经过这里,尤其是夜间乘车从保福寺桥下通过,总免不了产生一种惴惴的不安,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旧时代的女人?肯定会许有的,夜色中的蜗牛也会吐出幽寂的光芒吧!

2012年3月5日,我接到一个《新京报》记者的手机采访。他说鲁迅住过的砖塔胡同84号即将拆除,对此我有什么感想?我说,在84号,鲁迅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祝福》,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卷,是研究鲁迅生活变化与创作心境的重要场所。次日,我致信给西城区负责人。不久,西城区政府在官方微博中回应,84号暂不拆除。

近日,我路过砖塔胡同发现, 84号以东一带的房屋都被拆掉,只留下了围墙与院门,每一处院子的围墙上,都画有一个巨大的白圈,里面写着一个吓人的“拆”字。84号,还在,只是原本画在墙上的“拆”字被抹掉了。我和妻子进去,见到一位中年妇女,她说是外地人在这里租房子住的。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的房主都是北京人。小院更加湫隘、肮脏,衰败,对着院门的地方有一株树木,看看并不十分粗糙的树皮,我猜度应是小叶梣。在俞芳的回忆中,84号,当时是61号,有三间北房与东西厢房,北房西侧是院门。在北京,胡同北部的院子,院门一般设于西北角。因为按照九宫格的原则,西北属于“西北六白”吉地。61 号是三合院,与北房相对的南边没有筑屋,只有一座花坛。花坛上栽种了什么花卉,是北京人喜欢的玉簪——黄昏以后递送幽细的清芬?我不记得俞芳有过什么记载。也许有,忘记了。法国人莫迪亚诺在他的小说《暗店街》的结尾处,写有这样一段话,说是在俄罗斯南方的海滨疗养地,一个小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不过是想在海滩上再玩一会儿。但是,她母亲坚决不同意而把她拉回家。她们走远了,穿过街道,拐过路口,再也听不到她的哭声,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也会迅速地消逝在冥冥的夜色里吗?而现实是,在原本是花坛的地方加盖了简陋的小屋子,不像今天的八道湾11号,补种了不少植物与花朵。

关于八道湾11号,我曾经向有关部门建议,作为周氏兄弟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不久,八道湾拆掉了,11号被规划进北京35中校园,被保护起来。房屋修葺一新,也补栽了不少植物,却不知为什么,最多的是花椒树,至少有四到五株,仿佛出操的士兵排成一列,站在正房的背面。正房的堂屋背后是一间平顶的小房子——北京人叫灰棚,使人想起西三条的老虎尾巴,其实这也是老虎尾巴,是一条更早的老虎尾巴,鲁迅在这里工作、休息。先后两条老虎尾巴提供的历史信息是一致的。正房北侧是九间后罩房,西首三间周作人一家住,中间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东首三间招待客人——盲诗人爱罗先珂曾经在这里居住。西首三间的窗下有一株碧桃,东向则间隔均匀地栽种木槿一类的植物,因为是二月,北京的气候尚冷,这些植物没有一丝春天的消息。对于碧桃,我向来不喜欢,原因很简单,它的花型繁缛、呆板,仿佛是绯色的圆形纪念章挂满树枝。

记得八十年代读过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与周作人有工作关系的编辑。一天,周作人送他出门时指着院内的丁香说:“这是家兄种的树。”语气中流露出怀念之情。从兄弟怡怡到形若参商,关键人物自然是他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围绕羽太信子而掀起的“窥浴”风波。关于兄弟反目,鲁迅后来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绾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俟堂,是鲁迅早年别号。《俟堂专文杂集》,是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本,但在鲁迅生前没有印行,1960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当是指周作人侵占鲁迅书物。宴之敖者的署名,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中说,鲁迅曾经向她解释:宴从宀、从日、从女,意为“家里的日本女人”,也就是羽太信子;敖从出、从放,意为“驱逐”,宴之敖者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来的人”。如果没有这个女人,鲁迅与周作人大概不会分手,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或者会出现另一番景象,这既是一个对周作人,也是一个对鲁迅,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女人。关于这个女人的灰色评论甚多而不必再说。这里只说她的三件事,其一,鲁迅的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羽太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以便在冬天也可以食用的办法;其二,羽太信子每餐必先在牌位(鲁老太太、周作人的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前面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三,羽太信子弥留之际说的胡话,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羽太信子病故于1962年,周作人猝死于1967年,而前一年的八月,东风骤起,杜鹃啼恶,自此周作人饱经批斗、殴打、凌辱,羽太信子真是幸运得很!

与这些,相对这些远逝的女人——幸福与不幸福的,故园的花朵,也同样复杂得很。有的今天依旧繁华灼灼;有的早已梅子心酸而褪尽残红;有的被补种,却也真是莫名其妙。1949年,补树书屋檐前的槐树被雷电殛死,补种了一株枣树;八道湾,补种了大量多刺的花椒,却没有补植那种香气悠长,其香气可以令人骚动的丁香与笑靥灿烂的黄色刺玫;而在西三条,蜜蜡一样的杨桃与流霞一样的樱花呢?忘记了,而我也忘记了是谁说过这样的话,女人的陨落对应着花朵的绽放,是这样吗?也未必都是这样。至少,故园的女人与花朵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