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价值观念正是联结历史、文艺和当下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无论是文学、影视还是游戏作品里的荆轲、诸葛亮、太史慈，他们作为人物角色是否被成功塑造，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更多的，或许在于作品通过刻画他们的形象，向受众与社会传递出何种价值观念，能否如朱光潜先生所言，“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

7月10日新华社发文《手游不该“游戏”历史》，批评手机游戏《王者荣耀》中设计的历史人物形象与史实相去甚远，有误导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玩家之嫌。其开篇便提到，在该手机游戏中，荆轲竟然是女性，这恐怕是最令作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改编了吧。将历史或传说上出现过的男性人物以女性身份进行再创作这一行为，以日本动漫中大眼睛小脸庞的“美少女”形象的广泛传播为前提，追求大胆创新，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以消费导向为主。从这一层面看来，这与20世纪初，由于武侠小说的流行，部分言情小说家也在其笔下的爱情故事里安插侠客形象以吸引读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其审美意义也同样有待商榷。

在《王者荣耀》中登场的67位“英雄”中，除去一些原本就是虚构的角色，“阿轲”（即荆轲）是惟一一位反转了性别的人物，可以说游戏主创团队对这一改编形式尚在尝试阶段。然而这种尝试并不算成功。游戏中对阿轲的介绍与描述表意含混，不知所云，颇有此地无银的味道：其一方面将“荆轲刺秦”这一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叙述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又以“‘荆氏’是刺客家族”来暗示阿轲与荆轲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人物台词的设计上，一味强调刺客身份所赋予她的冷酷无情，形象十分单薄。当然，《王者荣耀》不以人物设定和故事情节为主，何况田余庆先生早在数十年前便说：“艺术形象毕竟是艺术创造，没有必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一一加以检验和改造，从而破坏它的艺术价值。”但仅从审美层面考虑，值得玩味的问题是，既然游戏中这位女刺客本就多半是杜撰而来，何故扭捏吞吐，偏只在名姓上做文章，来向作为历史人物的荆轲靠拢，甚至要使用兄妹二人共用荆轲之名这样的桥段？这样的设计，从艺术角度看来，也着实不算高明。

谈论荆轲的女性化改编之优劣，并非本文的重点，本文想借此谈的，还是关于历史人物形象再创造问题的一些思考。

历史不只属于历史学家和专业研究者，更属于大众。大众了解历史的途径，较少通过历史学家钻研考究的著述文章，而多借助小说、戏剧等艺术作品，或许这也是“历史”一词，常与“传说”并置而用的原因之一。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精深微妙，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甚至认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结构，任何历史作品都具有诗学本质。文学创作自历史叙述中提炼逻辑内核，汲取艺术经验，在涉及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题材上，又以近乎反哺的形式对其施以加工，这一现象十分普遍。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史书中的诸葛亮，似乎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气质，他虽早有曹魏“诚不可与争锋”之言，却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屡次北进伐魏，乃至病死军中，这种志向坚执，知难而进甚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历来为史家和世人所称道。《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曾满怀遗憾惋惜之情地为之慨叹：“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到了《三国演义》中，为了突显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性宿命，向刘备举荐诸葛亮的司马徽有如先知般早早放言：“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而诸葛亮出山之时，则嘱咐其弟诸葛均不得荒芜田亩，因为他功成之时，还要回到这里归隐躬耕。读者看到这两处，若知晓三国史事，自然立刻有所感触，即令不通掌故，待后文武侯病逝五丈原时，回味司马徽的洞见未来之语，以及青年孔明离家之时立下的功成身退的承诺，更会受到悲壮情绪的强烈浸染。这两段故事，虽不见于《三国志》，但在艺术效果上，可以说是成功的。

有些时候文艺作品在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为了追求其审美表现力，会过分夸大其某一特点，结果是人物性格的其他侧面遭到忽视。最广为人知的例子，仍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无需多言，鲁迅先生“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一语足矣。实际上，有些人物在史书中的形象，反而比其在小说中的形象更加丰满而有趣。比如汉末名将太史慈。《三国演义》里的太史慈，忠孝勇敢，武艺高强。北海城被黄巾军围困，太史慈为报答北海相孔融厚待自己母亲的恩惠，自告奋勇出城求援。小说读者们于是看到，太史慈像一个现代电子游戏中的主人公般，以一敌千，强行冲杀，似乎没费什么力气便成功了。而在《三国志》中，太史慈为了在军力不足的情况下突围，则进行了周密计划，要以心理战取胜。他连续两天清晨出城，让从人立好箭靶，自己练习射箭，之后便即回城。第一天时围城的敌军十分惊骇，紧急出兵，严阵以待，到第二天敌人已放松了警惕，有些人认真防备，有些人仍在睡觉。第三天早上，太史慈依旧如此，这时敌人已习以为常，只管睡觉，不予理会，他看准时机扬鞭催马杀了出去，敌军反应过来时已来不及了，有几个试图追赶的，被他用弓箭射倒，其余士兵便也不敢再追。这一记述里的太史慈，智勇双全，比之《三国演义》中的形象，显然更富英雄气质。当然，《三国演义》简化这个故事，有诸般历史原因，本文不作赘述。举此一例之意，仍在于试图阐明文学与历史之间某种难以一语归纳的勾连。文艺作品的叙述可以具有史料价值，而历史记载中的某些审美价值与艺术成就同样不容忽视。文学艺术作者若能把握好此二者之间的平衡，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再创作时，方可游刃有余。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历史是如此的吸引人，不仅因为在漫漫千年的无数人事间，仅有极少者得以被记述流传，是人类文明进程之精华，或许更在于当我们站在时间之塔的高处，俯瞰早已止笔收尾的故事，看着其中那些无法洞悉未来的精英人物们奋斗与挣扎，却必然走向一个无可更改的结局时，我们既因作为个体的人的渺小无力而战栗恐慌，也为自己的未来仍充满了可能性而感到宽慰庆幸。中国有说书讲史的传统，到如今，无论历史小说，还是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抑或与历史人物故事相关的电子游戏，都在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这些艺术形式及具体作品而言，葛剑雄的话值得深思，“值得担忧的不是那些节目的内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它们宣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正是联结历史、文艺和当下社会现实的重要纽带。无论是文学、影视还是游戏作品里的荆轲、诸葛亮、太史慈，他们作为人物角色是否被成功塑造，不完全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更多的，或许在于作品通过刻画他们的形象，向受众与社会传递出何种价值观念，能否如朱光潜先生所言，“引起现实的思索，打动现实的兴趣，和现实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