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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念此心

来源:《人民文学》官方微信 | 任林举  2017年07月21日08:10

当盐从血液中析出,那些落在土里和石头上的汗水或旋在眼中的泪水便呈现出固有的本质和意义。不必再提及生活和生命中的苦涩,一种纯洁、晶莹的固体已经为我们凝结、预备了前行的力量和闪光的信念。

——题 记

受伤的骨头

当了大半辈子乡镇书记、担了大半辈子土、抬了大半辈子石头的吴金印,到后来才发现,骨头有时是能够发出声音的。

年轻时,他经常挑着两桶水走在山路上,或担着两箩头土走在乱石滩上。那时,他健步如飞,体态轻盈,身体和意志从来没有须臾或分毫的游离。扁担和肩膀的相接处不断传来均匀的吱呀声,他认定那是扁担的呻吟或者对所承重量的抱怨。肩上的皮肉有时红肿、有时酸痛,无非是和扁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提一些不必理会的抗议,但这些都与骨头没有太大的关系。骨头一直保持着沉默。

然而,当上海瑞金医院的医生们对着灯光屏讨论吴金印刚刚拍出的骨片时,每个人都惊愕不已。他们断定,吴金印的骨骼曾经出现过多处断裂。也就是说,他的骨头曾经在过去的某些时间里发出过可怕的脆响或闷响。医生们分析,他的骨头如果不是发生了癌变,就一定受过大伤,一次或多次在外力的冲击、重压下发生折断——肩胛骨和几处肋骨最为明显。

对此,吴金印也感到有些迷茫。是啊,自以为坚不可摧的骨头,从哪个时间开始,竟然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也发出令人担忧的变化和声音呢?他躺在病床上,在记忆中那些密如荆条的疼痛里搜寻,搜寻着一个与断裂有关的声音。

是从县里开会后连夜往乡里赶,途中坠下山崖的那次吗?

那时,他刚去山区不久,村庄与村庄之间还没有像样的路。人们行走的羊肠小路,不是在河滩匍匐,就是在山间高悬。虽然在这样的山路上摸黑行走,随时都得提心吊胆,但不管怎么“提”怎么“吊”,也保不准突然来一个“万一”。当那个突然的“万一”来临时,吴金印还是在失足的瞬间失去了清晰的意识,只觉得眼前一黑,倏忽一下,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就宣告完成,一切都是片刻的事情。当他再次攀着荆条和树枝重回小路时,他已不再记得曾经有过什么声音,山石滚落的声音、树木折断的声音、肌肉撕裂的声音抑或骨头断裂的声音……空空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拖着绵软无力的身子,走回了住处。无处不在的疼痛让他躺了两天,第三天他咬咬牙,爬起来,照样下田劳动。他相信,只要骨头依然保持着沉默,他就不会倒下。

是在小店河造桥时,抬石头跌倒的那次吗?

吴金印清楚地记得,那是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牛犊般大小,和所有的障碍一样,挑衅般横卧在那里,与人们的目光对峙着。石头的质地细密坚硬,似乎可以让每道遇到它的目光都发出铮铮鸣响。最后,人们的目光经过一阵零星而散乱的碰撞、交织和反弹,还是找到了一致的方向,几十道光束聚合到一处,同时反射到吴金印的眼中。类似的情形,吴金印已经记不清一生曾经遇到过多少次了,但他一直把这目光的集合理解为信任和依赖,同时也理解为鞭策。在这些最关键的时刻,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穿过人群,穿过众人的目光,迎着艰险,走在最前边。他坚信,最有力量、最坚实的事物都是无声的。只有人的骨头能和石头对话,只有目光和目光能够交流,只有行动是最有权威的命令。

他走到巨石旁边时,群众也跟他走到了巨石旁边。于是,四副绳套、四条木杠、八个人就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了肩上。吴金印负重走在右侧的最前面,在人们的呼喊声中,以自己的步幅和频率引领着这个负重群体的节奏。

这一次,重力仿佛穿过薄薄的肌肉直接作用在骨骼上,他都能感到骨头的弯曲和颤抖,但隐隐的疼痛却不是来自骨骼,而是来自骨骼里面的肺腑。至于,骨头们有没有像绳索、木杠一样发出细微的嘶嘶声,吴金印并没有留意。汹涌的汗水和人们的呼喊打断了他对自身的聆听。其实,他也不需要聆听,既然已经把这条命交给了一份卸不去的重压,还有什么必要在意以物质形式存在的身体暂时有什么反应?挺住或坚持,已成不可更改的现实和命运。此时,他要做的正是忽略和忘记,他的意识里只有距离,离开起点和到达终点的距离……

突然,他感觉双脚一软,大地倏然倾斜。那一瞬间,他已分不清传递、集中到自己身上的重量是众人肩上的重量、石头的重量,还是大地的重量;他也分不清那些混乱而沉闷的声音是人们扑倒的声音、石头落地的声音,还是来自于身体内部的声音。十万颗金星在眼前迸射,旋即熄灭。巨大的黑暗,显影为一段记忆的空白。当吴金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只感觉到了右侧脚踝的剧痛。大面积的肿胀和淤青,让他自己和围观的人们只看到和相信了那处“皮肉”之伤。

医生的推断基于专业和科学,看来已不容置疑,但吴金印身上的多处骨伤,究竟缘何而来、发生于何时何地,他本人也已经无法在记忆的地图上准确定位。再认真审视一下那奇怪的骨像吧!在两块光滑的骨头之间,那些粗糙的、疙疙瘩瘩的隆起物,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存在?除了物质成分,是否含有大比例的精神要素?

一个人一生都经历过什么,才能结出这样的骨像?那些从生命深处、从骨髓里渗出的东西,除了在断骨的衔接处固化为更加坚硬的骨,是否还有一些渗透到血液之中,然后以汗水的形式渗出体外,一部分化为耀眼的反光,一部分还原为承载力量的盐?或许,那些都是骨头们在漫长的时间进程里,与他头脑中的观念、意志以及外部形形色色的压力和重负争论、对话所积攒下的话语吧!可是,那些话语却只能说在无人倾听、无人领会的内部,甚至吴金印自己也不能完全读懂或破译,就像人们并不能完全破译和读懂吴金印的精神密码一样。

现在,我们只能重返岁月深处,沿着他往昔的足迹,一直追寻至本源;循着他一路洒下的光辉,一直回溯至那些光辉的生发之处。在汗水的源头,在血液的根部,我们重温一个生命艰难而辉煌的叙事,我们倾听一部骨骼负重前行的简史。

抉 择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吴金印背着随身的行李,只身走向太行深处。

八月的阳光,似乎与这古老的山系结下过宿怨,凶狠地灼烧下来,一派劈头盖脸、不依不饶的架势。沉默的大地,也毫不示弱,干脆裸露了肌体,以坚硬的石头、无水的河滩和一道道狰狞的荒沟与之对峙。天上的云,仿佛很早以前就感觉到了形势的不利,遂纷纷逃逸,踪迹杳无。稀疏的小草,依托着一层薄薄的焦土,躲入石头缝隙,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偶尔有几棵低矮的树木来不及躲闪,就低了眉,垂了首,蔫头蔫脑地垂立在山体的缓坡之上。草木们命苦,正是因为它们有根而无脚,生在哪里就要长在哪里,不但出生之地不能选择,所往之地同样也不能选择,就算心有所仪,也断然不得移动。如果它们有脚,或许,早已如那些鸟兽一样,迁往风生水起的丰腴之地了。

人无根,且有脚,但由于他们的家和先人的坟墓都安在这里,便让他们生出另一种“根”。有了“根”,就难以移动,不会轻易跑掉,就只能守着穷山过活,世世代代在这山里盘桓。山中那些断续、弯曲的羊肠小道,就是山民们拖着无形的根进进出出留下的痕迹。

吴金印走在那些可叫作路也可不叫路的乱石滩上,忍受着酷热从脚下和头顶的双向夹击。汗水从他的帽子底檐流下来,顺着眉毛流到了眼中。大概因为汗水与泪水本是同源同质,他并没有感到多么不适,只是有那么一瞬间,视线受到汗水的干扰,眼前的道路变得模糊起来。于是,他用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就暂时停止了向下的流淌。当汗水再一次前行流至唇边的时候,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自舌尖直导心田。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到汗水的味道竟是那么陌生,仿佛这味道并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这横亘八百里的大山。

这时,吴金印刚刚二十四岁。

多年以后,当他历尽沧桑、百炼成金,从灵魂深处发出“汗水是个好东西”的感慨时,仍然清晰地铭记着那段旅途上最初的汗水和最初的感觉。但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世界上有一些地方或领域,汗水滴下去之后,也可以成为种子,生长出可供灵魂食用的“植物”或“粮食”,假如,每个人都确有灵魂。

从老家李源屯的董庄到卫辉,再从卫辉到此行的终点狮豹头,其间的路程加在一起百里有余。尽管崎岖不平,对于年轻体壮、血气方刚的吴金印来说,不过是从日出到日落之间的区区十个小时急行。但是,谁都没有料到,从他第一天踏上这段山路到最后离开,竟然用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

年初,他被选送到中央团校学习,临走前,组织部门透露,学习结束后打算将他分配到新乡地区团地委工作。此时,李源屯的乡亲和自己的家人可能正在盼望着他荣归、升迁的好消息。谁想到,仅仅一夜之间,他竟然放弃了去城里工作的机会,连个“照面”也不打,就直奔山区而来。对于这样的决定,盼着儿子出人头地的父母会理解吗?指望着有朝一日能把自己“带”出落后的农村,让生活有个着落,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的妻子会理解吗?其他内心有所期待的亲友和乡邻们理解吗?为此,吴金印也不是没有矛盾和挣扎。从中央团校回到河南,在新乡等待分配的那个晚上,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追问和思索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人,一生究竟要为什么、为谁而活?怎样、在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中央团校半年多的学习,是吴金印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那半年时间里,每一天他都能感觉到生命里有一些东西在被唤醒,被点燃。听老师讲课,听老前辈做报告,去天安门广场参观人民英雄纪念碑,去八达岭长城凭今怀古……一宗宗、一件件,无不让他心潮澎湃或感慨万千。

团校学习结束了,吴金印回到新乡。

入住新乡地委招待所那个夜晚,吴金印毫无睡意,他在认真地思考着今后的人生之路究竟应该如何走。是选择脚踏实地,还是选择展翅翱翔?想到此,他抚摸一下自己的肩膀,在未来的岁月里,它果真能够生出丰满的“羽翼”吗?虽然,那个年代的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对于自己的出身、情感、性格,吴金印是心里有数的。将来能做什么也许不好预料,但想做什么、愿意做什么,他自己还是清楚的。顺应着自己的认知和意愿想下去,最终,他还是确认,这副肩膀更贴近大地,更适合担担和负重,至于搏击“天上的风云”,那是别人的事情,还是让那些更适合的人去做吧!

夜色渐消,熹微乍现。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不是为了刻意吸引那些仰视的目光,行走或飞翔又有什么区别呢?一双臂膀,如果能够在地上担负起千斤重担,不是比它们在空中徒劳地舞动更有意义吗?就这样,他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初步的定位——此生不当什么大官,也不贪图安逸,只要能够带领一方百姓从困苦中挣脱出来,过上好日子,就已经很满足了。于是,他披衣下床,郑重地给上级组织写了封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祖辈都以种地为生,熟悉土地、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工作。眼下,农村的生活还很困苦,需要人,恳请组织让我回到艰苦的农村去开展工作,我要在那个广阔天地里实现人生的价值……”

苦命之“根”

卫辉市西北十五公里有镇名曰太公镇,镇又辖村名叫太公泉,村中有太公泉、太公庙、太公祠、太公墓,据学者考证,这就是姜太公故里。据传,三千年前,太公姜尚曾坐在太行山区的某块平石之上,终日垂钓。“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

大钓无钩。这一钓不仅仅钓得了千古英名和一个繁荣的王朝,还钓尽了此地未来三千年的风水,鱼几尽,水几绝。之后,再之后,生活在太行山区的很多山民祖祖辈辈都不得不因为缺水而穷,而苦,而发愁。

五十六岁的暴秀明讲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脸上似乎仍然残留着洗了多年仍未洗净的愁苦。

暴秀明过去居住的村庄叫虎掌沟,因太行山延伸至此,几沟几岭组合出的地貌恰似巨大的虎爪而得名。“虎掌”之中水贫土薄,由于岭高、沟深、地险,村中无河也无井,村民吃水全赖一个自然积水坑。坑中泥土、草末、虫子、牛羊粪、蛤蟆、蝌蚪等混在一起,浑浊不堪。讲究的人家,回去用箩过一下,再撒上一些白矾,澄清以后才用;不讲究的人家,倒在锅中随便抓几下,点火就做饭。即便这样的浊水,也并不是天天都有,只有下雨过后才能吃上。平常日子,就要到十几里地之外去挑水。

暴秀明的爷爷挑了一辈子水,走了一辈子崎岖难行的山路,终于压坏了脊柱,压弯了腰,到晚年背驼得两头快扣到一头,走路时只好按着一只小板凳一步一步往前挪,身子弯得比小板凳还要低。临终之前,他就有一个愿望:“等我一闭眼儿,你们就趁热把我的腰拽直,好把我直着放到棺材里!”谁知,到了那一天,儿孙们一边哭一边努力完成老人的遗愿,但终究还是没把老人“拽直”:“用力按头时,脚翘起来;用力按脚时,头翘起来……”

二○○五年,因为虎掌沟等四个国家级贫困村划归吴金印任职的唐庄镇,暴秀明和全体虎掌沟的村民才有机会一起逃离这个巨大的虎爪,迁到山下的四合新村。这是吴金印任职期间、职责范围之内救助的最后一批山区困难人口。

四十多年前的狮豹头,绝大部分山村和虎掌沟的情形如出一辙。一些地方的山民连挑水也很难找到地方,每逢夏季干旱,吃水就得靠供应,政府派车往山上运水,分到各家各户,一人一天只有三碗水。娃娃们的手脸常年不洗,脸上都裹着铜钱厚的黑泥。成年人也大多是几天才洗一回脸,洗过的水舍不得泼,再用来洗衣服,洗完衣服的废水再用来饮牲口。池山村七十多岁的徐锡权老汉,披着皮袄到几里外的山泉边挑水,黄昏时,一个人担着两桶水东倒西歪地走在布满石头的山道上,一脚没踩稳,便跌入山沟摔伤了腿,落下了终身残疾……

吴金印常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爹娘,对爹娘不好的人,就是不孝之子。”可怎样才是真对老百姓好?吴金印的阐述很简单,就是“把老百姓放在心里”。放在心里,不仅要了解和关心老百姓,而且还要把老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说话、办事、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把自己这颗心和情感交给老百姓,与他们同甘共苦、同笑同哭。

进山之后的第二年,吴金印就在包村驻点的实践中找到了让自己和群众同心同德、血脉相连的最好方式——“四同”,即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虽然,那时他对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还没有系统总结和科学论证,但已经很自觉地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并一直坚持到晚年。

吴金印总结自己大半生的人生经验,深深地感叹道:“做不到‘四同’,就做不到真心为民。”高高在上,怎么能知道民间还有那么多的苦难和不幸?不入“红尘”像“民”一样生活,又怎能体会民之为民的艰辛和酸楚?两脚不插入泥淖之中,你怎么了解身陷泥淖之人内心的感受和愿望,又怎么能够真心实意地和他们一样烦恼、忧虑,一样急切地寻求解决问题和摆脱现状的出路?

当然,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从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入手,先拔“穷根”。山区人民的“穷根”虽然不止一条,比如路少、田少、资源少等,这些都要在将来一一拔掉,但最首要的一条还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活之源。对于靠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缺水就缺粮,缺粮就缺吃、缺穿、缺钱花。不仅如此,缺水,有时还可以直接导致人们无法生活。

“好吧,”吴金印打定主意,“那就先解决水的问题,想办法让老百姓吃上水,浇上地。”

可是,水源在哪里呢?

太行山区的水一向如机警的野马,雨来,从天而降,奔腾咆哮,势如排山倒海,所过之处石滚土崩;雨过之后,短时间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山石依然,草木依然,太阳暴晒几日之后,甚至雨水行过的足迹都无可追寻,仿佛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除了几条较大的河流水量丰盈,谁也不知道水都去了哪里。

狮豹头乡靳庄的一处山崖上,至今还隐约可见五十年前有人以红漆涂在上边的一行大字:“找不到大水,死不瞑目!”这模糊的字迹,既反映了当时村民们盼水的心情,也传达了当年吴金印四处找水的决心。

卫辉市档案局原局长孟双喜,当年在狮豹头公社给吴金印当通讯员,曾经见证了吴金印找水时的全部热忱、艰辛和痴迷:“那时,他满脑子装的都是找水的事情,一心一意找水。只要有一点点儿时间他就去山上转,礼拜天和节假日,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到山上去栽树,就是到山上去找水。有时我陪着他,有时我和另一个水利技术员陪他,有时他一个单独出去。狮豹头的山岭和河沟几乎没有他没去过的,从最高的老绝顶,到那些干涸的无名河谷……”

为了寻找水源,狮豹头大山小山、沟沟汊汊都布满吴金印的足迹。听有人说,更深人静后可以听到地下河水流动的声音,他就带人手持黄蒿拧成的火绳,夜间翻山越岭,四处寻找山脚、石隙,耳贴石壁静听。听说哪里有个泉眼,他立即跑去看个究竟,反复研究能不能利用、如何利用……

在一次闲聊中,吴金印听说西沟有一眼山泉,有人去泉里打水发现过很大的鱼。他突然就有了一个灵感——这么干旱少水的地方,哪来那么大一条鱼?俗话说:“浅水不生大鱼。”反推之,既然有大鱼,就一定有大水。如果地面上看不到明水,那么水一定藏在暗处。或许,这泉水的底下就连着一条暗河。果真如此,靳庄的老百姓可就有福了。我们可以修一条渠,把水引到村子里,让世代为水愁为水苦的老百姓吃上“自流水”,也可以引到田里,把这里的低产田变成水浇田、高产田……

西沟那个水坑,吴金印为徐锡成家挑水时是去过的,也听人们议论过那个水坑的神奇。据村中老人说,有一年连续大旱几百天,周边十几个村庄都来泉边挑水,人们排着长队日夜不停地挑,也没把它挑干。事实证明,这泉子下面确实应该连着很大的水源。但在听到这事前他并没有想这么多。突然降临的想法,让他兴奋不已。

他立即找到靳庄的大队书记孔现银,召开支部和党员代表大会,集体研究商量。意见统一之后,再召开群众大会,倾听群众的想法,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大家智慧。听说要寻找暗河,引水进村,村民们茅塞顿开:“俺们祖祖辈辈守着这泉,怎么从来没想到呢?中啊!你有主意俺们听你的,你说咋干就咋干!”

时令刚好赶到了秋粮收过之后,农活不多,可以在春秋两个农忙的间隙,展开手脚大干一番。当吴金印带领几百号人“开”到西河沟,站在乱石横陈的两山之间举目四望时,他的心情有几分兴奋,也有几分忐忑。这是他来山区领着群众干的第一件大事。干好了,可以为民造福,惠及后世;干不好就会劳民伤财,让本来负担很重的村民再背上一重负担。

“水往低处流”。如果泉下确有暗河,一定会从高处流往下游。为了稳妥起见,他们商量了一个虽然工作量大但万无一失的方案。在离水坑三十米左右的下游挖一条从南山到北山横跨河谷的长沟,不管暗河从哪里流过,一直挖下去,定然能把它截住。吴金印的作风一向是说干就干,干就带头。接下来,这支挖掘“梦想”的队伍,在他带领下,向不明方位、不知深度的地下展开了汹涌澎湃的进攻。遇到河卵石用手搬,用肩扛,用箩担;遇到巨石用炸药炸……人们起早贪黑,挥汗如雨,一鼓作气在河滩上挖出了一条十多米深的大沟。这时,时间也已经过去一月有余,可是仍然没有一丝水的迹象。

夜晚,吴金印一个人到沟里巡查,手拿石块东敲敲西打打,多么希望从回声中得到某种带有方向性的暗示或回答,但大地沉默依旧,静得没有一丝一毫的声息,静得让人心里恐慌。这沟,是继续挖还是停下来,在面临选择的关键时刻,吴金印还是把决策权交给了大家。此时,大家虽然对推测中的暗河毫无把握,但仍把信任的目光聚集到了吴金印身上:“你说吧,你说挖,咱就接着挖!”

面对群众的安慰和鼓励,吴金印感慨万千,两眼不知不觉地就充满了泪水。这是一个开端。在这种汗水与泪水交织的农村工作实践中,一种独特的对农民群众的认识和态度,渐渐在吴金印的心里形成并清晰起来:“群众最有理解力和辨别力,最知道谁真心对他们好,也最通情达理。为了他们,吃再多的苦、流再多的汗都值!”

虽然这件事暂时不得不告一段落,但吴金印却心有不甘。如果让他承认自己找水的思路和方法有问题他完全没意见,但让他承认泉下没有更大的水源他却不愿意。在一次支部会上,旧事重提,吴金印激动地表达了自己找到水源的信念和决心:“找不到水源,死不瞑目!”话一出口,立即得到了其他几个支委的高度赞同。其实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人苦点儿累点儿,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追求和盼头。没有失败哪有成功?不拼不干什么时候能等来舒服日子?会后,一个支委悄悄拎着漆桶到西沟水坑边,在旁边的山崖上写下了大家这个共同的愿望。

之后,吴金印又到水坑边去了几次,反复琢磨这水坑的源泉应该藏在哪里。有一天,他站在远处观察,突然发现水坑所在位置的地势明显高于周边。原来,这水泉正是因为自己的石头挡住了自己的路。他恍然大悟,其实哪用费那么大的周折?只要把坑边高出的石头铲平,也许……他立即召开支部会把自己新的想法说给大家。大家一致赞同。

几天后,吴金印又带着群众来到水坑边。他们顺着坑沿往下挖,挖着挖着,坑里的水果然沿着斜坡奔涌而出。好大的一脉清水!虽然人们仍然说不清泉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但它的水量却充沛得仿佛无穷无尽。接下来,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吴金印带着靳庄人,修一条转山渠,把水引至村庄,然后在各家接上水管……从此,村民们不但吃上了自来水,而且还有两百亩农田因为这眼清泉变成了水浇地。

通水的那天,全村男女老少欢呼雀跃,脸上洋溢着喜悦,如久旱的树木终遇甘霖——沉积了几百年的灰尘一扫而光,枝叶伸张、舒展……吴金印从人们脸上看到了一种久违的生机与灵动,他的心,遂被一副副动人的表情所感染,充满了甘甜。

羊湾啊羊湾

沧河水行至羊湾,遭遇棋盘山的阻隔,一赌气,绕了长达数千米的大弯子,一个迂回就掠去了千亩沃土。若以人事论山水,此为争斗之相,正应了天地间阴阳二气失和之说。有关棋盘山的神话,在这一带的民间已经流传很久。棋盘山之所以叫棋盘山,是因为曾有上界二位神仙手执黑白之子在这山中对弈,久无结果,遂拂袖而去,遗下空荡荡的棋盘和两股不平之气,化作互不相让的青山和绿水。

实际上,阻挡了沧河前行之路的这段山体,可叫山,也可称石壁,最薄弱处从前到后不过区区两百米的厚度。早在吴金印来狮豹头之前,就有一些有心的群众看破了这段山水之间的玄机。如果能劝一劝棋盘山,为沧河让出一段路,也劝一劝沧河水,别负气绕那么大的一个圈子,委屈一下从棋盘山的脚下走,把多占用的土地让给山区穷苦的老百姓,让他们种庄稼,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岂不美妙?

吴金印一到羊湾村蹲点,大队书记郭文焕就把这个大胆的想法说给了吴金印:“把山体打通,让河水改道直行。”郭文焕一说,吴金印立即深表赞同,原来这是久久藏在山区群众心中的一个梦想啊!

吴金印一边和村民们交谈,一边心中暗想,一个干部,口口声声说的是为人民服务,可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不就是为他们谋福利,致力于帮助他们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吗?那时的吴金印正血气方刚,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困难,越是艰难的事情,越能激发他的斗志。有了初步想法之后,他立即回到公社,召开班子会研究如何将其付诸实施。当他把这个想法说给公社党委班子,班子成员都听懂了,大家一致赞成这个主意。然后,他又把这个想法说给羊湾大队以及全公社其他干部群众,大家最后也都听懂了,大多数人为这个主意欢欣鼓舞。然而,高山与河水都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和交流方式,它们听人类的语言无异于唧唧虫鸣,根本不予理会。吴金印知道,与那些近于永恒的事物对话,不能靠语言,只能靠行动,靠那些钢铁与钢铁相互撞击释放出的巨大声音,靠意念、意志和不计其数的血汗。

“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

如果把这理解为人与自然的一场征战,那就需要付出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如果理解为一场特殊的对话或谈判,那就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总之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吴金印大略估算了一下,这一桩“生意”做完之后,尽管代价不小,但所得的回报也十分诱人。那可是六百多亩良田啊!为了山区人民千秋万代的利益,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值!

经过严密的论证、沟通、协调和发动,吴金印很快把羊湾村改河造田工程落到了实处,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做好了开工准备。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一支由男女青壮劳力组成的庞大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乱石滚滚的沧河滩,在大山与沟壑间的平川上安营扎寨。平川前旌旗招展,人喊马嘶,一片欢腾的景象。公社的广播站、电影放映组、卫生队、财务组、后勤组……全部开到现场,以最短的时间各就各位,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工作状态。一时间,人们摩拳擦掌,热血沸腾,再也顾及不到棋盘山的风声和沧河水的咆哮,只等待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四十多年后,旧事重提,羊湾村的李爱菊老人仍余兴未尽:“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人,激动啊,心里咚咚响着一面鼓哩!”就这样,一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恢宏序幕徐徐拉开。

羊湾打洞棋盘山改河造田的启动仪式,简单而庄严。开山造地的队伍面对大山,如同面对强悍凶蛮的敌人战阵,吴金印则是第一个出战的将领,身先士卒,拎起一柄大锤走向大山,向大山宣战。一锤下去,大山被震得微微颤抖,紧接着就是第二锤、第三锤……在他的感召下,民工们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大山东西两边同时开钎,相向施工。

霎时间,沉睡千年的沧河滩锤起锤落,石屑飞溅。锤声、炮声、号子声交织在一起,有来有往,有叩问,有回响,仿佛一片连绵不绝、激昂雄壮的激辩。为了提高工效,民工兵分两路,从山体的两侧同时相向打洞。吴金印亲领任务,与公安特派员侯宝群、团委书记孟双喜三人一组,一盘钎子两把锤,轮流扶钎,轮流打锤。虽然几个人各有指挥任务,但指挥不误定额,别的小组每天打炮眼定额三米,他们几个人半日就开进四米。

在叮叮当当的撞击声中,时间仿佛一只受伤的鸟儿,收拢了透明的翅膀,凝固下来,化作灰色的粉尘,从人们的头顶,从侧面的石壁,纷然而落。汹涌的汗水从吴金印的发际、脸颊流淌下来,流过颈项,流过前胸,流过后背,流过腰际和双腿,流过双脚,通过棉质的圆口布鞋与脚下的岩石合为一处。汗水,如难以抑制的背叛的力量,不断从血肉之躯中溢出、逃离,之后,又与空中的石粉合谋,对它们的主人进行了不易察觉的围困和涂改。慢慢地,吴金印的帽子、皮肤、衣服……一切最终都变成了石头的颜色和质感。如果不是那双不肯闭上的眼睛始终在不停地眨动,如果不是那柄不肯屈服的大锤一下接一下在空中划出倔强的弧线,那人看起来就是一尊雕像,或许就已经化作了一尊雕像。应该换岗了,人一动,脚下露出了两个深黑色的湿脚窝,看上去很像一棵植物被从土中拔出后留下的痕迹,也很像一个生命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刻意留下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山洞里比比皆是,根本就没有人留意,只是任其一次次显现,又任其一次次被石粉覆盖……

放眼烟雾缭绕、石屑横飞的山洞,一个个、一组组到处都是像吴金印一样的“石人”。浓重的粉尘呛得人喘不过气来,他们就用毛巾勒在嘴上当口罩。衣服被石粉糊得没法穿,夏天休息时,他们就赶紧将衣服洗净,搭在绳上晾干,起来再穿;冬天没法洗,就用体温暖干,然后用手揉,用石头刮或用笤帚将石屑除掉。

山洞越来越深,人们的兴奋劲更加激烈,但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因为没有抽风机之类的设备,每次爆破之后,山洞内的烟尘久久不能散去,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吴金印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商议策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很快大家拿出个办法:每次爆破后,人们按排展开衣服,依次往洞口处飞跑,来驱散洞内滚滚烟尘。

“导洞”打到第十一个月时,现出了胜利的曙光。几乎两侧的民工都听到了山体中传来了隐约的咚咚声,这声音意味着相向打洞的两支队伍已经相距不远。人们被这声音振奋了,他们干一会儿,停下手中的锤,仔细听听,再撒着欢儿地猛干一阵。渐渐地,感觉那悦耳的咚咚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了。对于那些日夜期盼着把洞打通的人们来说,世间任何音乐都没有那断续的咚咚声美妙动听。整个白天,他们的心被那渐行渐近的声音撩拨得兴奋不已,一阵阵心跳、血涌。夜晚来临,随着最后一阵锤打铁钎的声音结束,山洞两侧同时安放好爆破炸药。一声巨响之后,两边的人们忘情地呼喊起来。东边的人越过豁口爬到了西边,西边的人越过豁口又爬到了东边。每个人都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蹦跳着,拥抱着,欢笑着,嬉戏着,庆祝着。

时至凌晨,在县里开会的吴金印正沉睡在梦中,突然接到从工地上打来的报喜电话,他也睡意顿消,立即连夜步行赶回羊湾工地与群众共同见证、分享这欢乐且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崭新的一天已经降临,青年洞打通的消息如长了翅膀的鸟儿,飞到了附近的村庄。村庄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儿童倾巢出动,奔走相告,把这令人振奋的消息传得更远。欢乐的涟漪以这个日子为原点,向着未来时空里一波波地荡漾着,一直到几年之后,那波纹似乎仍未彻底消失。在羊湾七个自然村中,一两年之内,很多村民都怀着崇敬的心情,把这一历史事件嵌入了新生婴儿的名字,有的取名“洞生”,有的取名“洞莲”,有的取名“云洞”……这些人将以生命的长度把一段岁月的荣光延伸至遥远的未来。

苦 行

吴金印在狮豹头工作十五年,有十个春节是在山上过的。

有一年,大年三十早晨,吴金印把公社其他工作人员都打发回家去过年。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这是一年中最清闲也最空虚的时刻,他感觉自己此刻就像一只空转的轮子,因为突然失去了负荷而飞旋得心惊胆战。他一下子想起了很多事情。他想起了父母慈祥的笑容,想起妻子温柔的低语,想起了孩子们天真爽朗的笑声,想起了锅里煮肉时飘出的阵阵香气,想起了柔软的被子,想起了长长的睡眠,想起了整天斜倚在床边和乡亲们漫无边际地“喷”,没有任何劳作……想着想着,突然有一丝倦怠如一阵凉凉的风从脚底侵入,一直蹿到心窝。他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觉得周身有一些乏力。他知道自己又中了“软弱”的埋伏,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震动全省的羊湾工程结束之后和女儿小红的医疗事故之后,这种懈怠和厌倦的情绪已经有几次找上门来了。这些情绪就像潜伏于自己身体内部的敌人一样,一直在寻找着最佳时机准备向自己发起攻击,稍有松懈,它们就有可能猛烈扑来,将自己撂倒在地。吴金印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可怕,但他此时并没有害怕,至少他认为自己暂时还有办法,有力量战胜它们。

想当初,吴金印刚到狮豹头的时候,他给自己的规定就是“吃百家饭,串百家门”,但要确保一次也不超越规定的“纪律”的边界。他就是要给自己定下苛刻而不可通融的条规,以此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和原则性。无论到谁家吃派饭,一律只吃粗粮、粗饭,并如数留下钱和粮票,无一次例外。直到现在,大家共同进餐时,只能由他给别人布菜,如果别人给他布菜,他是坚决不接受的。就算你已经把菜布到了他的碗里,他也要夹出去,以此表明他坚决不接受别人的“服务”。这么多年,他已经养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为别人“服务”的习惯。

在狮豹头时,逢年过节,山里人改善生活,他就找个借口躲开,坚决不吃群众一口好饭好菜。在群众家里吃饭时,吴金印有个习惯,就是要掀开锅盖查看群众和他吃得一样不一样,哪怕稀稠不一样都不行。不少时候,群众吃糊涂菜饭时,往往要擀点儿稀罕东西——白面条,给他盛饭时会悄悄把面条都捞到他碗里,上面盖上一层菜饭做掩护。其实这是群众看他整天跟他们一样干活流汗,为大家操劳,表达的心疼爱戴之情。对此,吴金印坚决“不领情”。他会很坚决地把自己碗里的面条倒回到锅里,一面拿勺子充分搅匀嘴上一面念叨,同甘苦共患难,有“好的”咱们一起吃。

吴金印在山上的十五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他不但经常唱,而且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当年,毛泽东把“解放军不吃苹果”的故事作为党风建设的典型范例,吴金印至今牢记在心里,他一张嘴就能够准确复述。毛泽东这样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天长日久,各村群众都明白了他的规律,但大家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如此坚持,为什么能够如此坚持。

有一年他在池山村蹲点,正好赶上了端午节,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又神秘地“失踪”了,谁也找不见他。这时,公社的一名干部来到池山村,说是有急事要找驻队干部吴金印。有人把他领到吴金印吃派饭的群众家里,可是女主人苦笑着说:“我们两口子也正焦急地等他回来吃饭呢。早饭后他说上午有事,晌午饭不一定回来吃,带了本书就匆匆走了。你看,到现在也没见他回来,真是急死人哩!”于是,大家开始分头去找,可是,找遍了整个山村,也没找着个人影。最后,这名公社干部找到了池山大队支书李仁。一听说来人要找吴金印,李仁笑了:“你们可是找对人嘞!这会儿,他一定在山上,不到天黑他不会下山。这样吧,麻烦你在山下等会儿,我上山找他。”李仁说完就向山上爬去。他翻过一道又一道山岭,不住地高声喊:“金印!金印!”当他好不容易爬到山顶一看,吴金印正坐在一块石头上看书。李仁气喘吁吁地走到他跟前说:“你这个吴金印哪,大过节的躲在这大山尖儿上,让我咋说你好哩!”吴金印轻描淡写地回应:“这儿看书僻静啊……”李仁也笑了:“你可甭跟我绕弯子,我知道你是不忍心吃群众家的好饭,才这样东躲西藏的!”其实,李仁对吴金印的了解也不全面,他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他并不知道吴金印正是要通过这些生活细节的历练,塑造自己,提纯自己的精神成色。

曾有知近的人,认为他这样苦待自己没有必要,他却正色反驳:“谁不知道倒着好受,谁不知道肥肉好吃,可是我有什么特权放下山区群众,不管不顾地讲起享受?”

那天,他站在狮豹头公社的门前向高耸入云的跑马岭遥望了很久。然后,微笑了一下,决定这个春节不回家了。这时,刚好通讯员孟双喜跑了过来,吴金印马上对他说:“小孟啊,你准备一下,陪我一起去一趟跑马岭,这个春节咱们做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关于跑马岭,曾流传有多种传说。有人说,因为有两匹天上的金马每天夜深人静时都在那平坦、光秃的岭上奔跑、嬉戏,所以得名。有人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带领胡大海、常遇春等人在此屯兵牧马,岭上日日响彻马蹄的声音。不管是真是假,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历史,后来的跑马岭只不过是一个空荡荡的平场,连一棵树都不长。山民们走在岭上,常被一轮大太阳追得无处躲藏。汗流浃背之时,无不从内心里发出同样的渴望——这山岭上若是有一棵树该有多好啊,好歹避避阴凉!

“吴书记,恁又在琢磨在跑马岭栽树的事吧?”通讯员小孟说。

“小孟啊,常言说‘人头有血,山头有水’,我看,咱们今天去跑马岭上栽树试试,说不定能成功哩!”

说干就干!他们很快到沟边砍来一捆用于扦插栽种的柳枝,又随便准备了一些干粮,扛上镢头,背上水壶出发了。俗话说,望山跑死马,更何况是如此险峻的跑马岭呢!经过大半日的攀爬与急行,尽管是严寒袭人的季节,两人的棉衣却很快被汗水浸湿了。在一处光秃秃的山坡上,他们停了下来,用镢头一下一下刨开石头,再从别处一点点儿收集山土,把柳枝一根根栽上。最后又用水壶从泉眼提来泉水,普浇了一遍。

吴金印看着刚刚栽下的一排“柳树”,突然生出些感触:“小孟啊,恁以前听说过无意插柳柳成荫?这柳树,生命力很强啊!无论在河边还是在山上,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只要你把它们埋在土里,转春就活。我们做人也应该像柳树一样,走到哪儿就要在哪里生根、发芽,长出一片绿荫!”这一席话,似有意教育年轻的通讯员,又似自我抒发或内心的道白。

稍事休息之后,他们接着栽种。饥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泉水,一刻不停地栽呀栽。吴金印做起事来,经常忘记时间。等上百棵柳枝全部栽完,已是繁星点点。远处的山村,隐隐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新一年的大门已经徐徐开启了。这时,吴金印的思绪仿佛才从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回到现实,想起这是除夕之夜。他直起身,对小孟微微笑了一下,微笑里包含了几分歉意。他觉得对小孟有点儿忽略了。这是中国最传统的节日,就算自己不想回家,小孟也要回家与亲人团聚呀!可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况且夜色已重,在悬崖上走路一脚踩不稳,掉进山谷就会粉身碎骨。为了安全起见,吴金印还是决定不冒这个险,他转过身对站在身后的孟双喜说:“小孟,白天上下山人们还提心吊胆,现在天晚了,看不见路,咱干脆找个山洞将就一夜算了。”于是,他们就在山南面找了一个小山洞,又找来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当地铺。

隆冬天气,就算住在有门、有窗、有火塘的屋子里,都难保温暖,更何况这洞门大敞的山洞!一阵寒风吹过,汗水浸湿的衣服格外冰冷,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着。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一会儿又站起来跺跺脚。小孟年轻耐受力弱,早冻得上牙直打下牙,便提出建议:“吴书记,咱们烤烤火吧?”吴金印沉思片刻说:“咱在山上点火,山下的群众看见,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大过年的,可别弄得群众不安生,咱还是忍着点儿吧!”于是,一段让孟双喜终生难忘的艰涩时光,被一点一滴地挨过,从漆黑到微明。

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就那么过去了。当新一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山洞时,也照亮了吴金印脸上的微笑。那微笑对于年轻的孟双喜来说,是难以解读的。但对于绿荫满山的未来来说,那微笑显然是一场战役之后停留于得胜者脸上的、一时还难以消散的满足和自豪。

宏图大展

吴金印到唐庄镇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班子会,解决大家的认识问题。

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成为某些干部挂在嘴上或用来粉饰自己的套话时,它原有的语义便被篡改。吴金印深知,“这锅饭”必须一丝不苟地做好,一旦夹生,对开展工作和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都会产生不可挽回的伤害。他觉得,想干真事,就得讲真话,哪怕这真话说出来会让一些人心里发抖,额头冒汗。

他清了清嗓子慢慢地说:“同志们,我们吃的饭是谁给的?是党给的?是政府给的?都对,但归根到底都是人民给的,老百姓给的。我们是国家干部,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是人民,是老百姓养育了我们。老百姓养一头猪一年能换几百元钱,养一只鸡一年能攒一罐鸡蛋,养一条狗还能看家护院。老百姓也养育了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感恩和回报,不替老百姓办事,猪狗不如哩!”

说罢,吴金印环视一周,接着说下去:“这个道理并不是我的新发现,其实,谁都明白。那么为什么都不说呢?是不敢说,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就是对自己的信念和言行没有把握,就是随时准备着反悔或转身撤退。”吴金印笑了笑,缓和一下语气,“我相信大家都不是这种伪善的人、犹疑的人。据我了解,唐庄的经济状况还比较落后,唐庄的老百姓还不富裕。我到唐庄来,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要和在座的各位一起,带领唐庄的老百姓致富,让他们过上与我们这个国家、与我们社会制度相匹配的好日子,就是要帮助他们彻底挖掉穷根。当然,要彻底拔掉这条扎得很深的穷根,永远不让它再发芽,还得靠我们这些当干部的人身先士卒,真抓实干,还得依靠全体人民和我们一起出力、流汗,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去合力创造。光靠平时逢年过节为贫困户送一箱方便面,送一桶油,做些表面文章,永远也难拔掉这条钻到石头缝里的穷根!”

开始制定唐庄的发展蓝图时,有人来问吴金印,这蓝图由谁制定。吴金印坐在案前埋头批阅文件,虽然没有抬头,却大声应了一句:“群众!”来人愣在那里,半天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他在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过一会儿,吴金印抬起头笑了笑,详细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他对来人说:“我们的蓝图制定,要充分调查研究,要广泛听取老百姓的意见。看到底怎么做才符合我们的实际,怎么做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我们是在给老百姓干活,就得听老百姓的。真正的智慧和高见,都在群众之中。你们先走出去,到群众中征求意见,寻找方略,回来咱们再讨论。”

来人犹犹豫豫地走出了吴金印的办公室,他很难理解吴金印的这个想法,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就是由一个工作人员负责起草,然后找几个人在会议室里议一议,通过了,就下发执行或束之高阁。然而,他却有所不知,这一招正是吴金印和一般领导的不同之处。这些年,他之所以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点子上,既踩准政策节奏又受群众拥护,有时甚至还能走在政策的前头,就是因为他始终能把群众的需要放在首位,凡事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

回首他走过的路,无论发展副业补农业、率先发展多种经营、率先发展节能环保经济、在开发中保护耕地,还是新农村建设等,基本都先于国家大力提倡一两年时间。他的超前意识,一方面来自于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敏感和把握,更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能够及时捕捉民意,顺应民意,尊重来自百姓的意见,办群众想办和向往的事情,而民意正是国家各项政策的基础,所以他自然会走在前头。

在卫辉市八百六十八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数一数,算一算,唐庄镇的地形地貌都是最复杂的。西部是山区,北部是丘陵,东部与南部为平原及低洼易涝地带,各具特色却也各成难点,如四道不好破解的难题。西部山区除了石头就是石头,光秃秃的山寸草不生,谁靠上了谁受穷;北边丘陵地带,沟壑纵横,有水大丰收,无水一片黄;南部河谷地带,低洼易涝,雨水稍多就是一片泽国;也就是东部平原还稍好一些,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离城区近,地少人多,适合种菜。难啊!从上到下都承认难。不难不是早就成了富镇、强镇啦?

在吴金印派出的四个调研组里,其中就有一路是他亲率的。他带领一路人马直奔西部山区而去。到了山区一看,好家伙!抬头是石头,低头是石头,山上是石头,沟里是石头,东南西北到处都是赤裸裸的石头。看着这满山的石头,吴金印突生灵感,便问身边的随行人员:“你知道山区的百姓在想什么吗?”随行人员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吴金印风趣地说:“他们一定在想,如果能把这满山遍野的石头变成钱多好啊!”大家都笑了,可是谁有本事把石头变成钱呢?他们几天的调研,重点就是向山区老百姓征求意见,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才能帮老百姓把这满山的石头变成钱。

正当吴金印四面出击寻找唐庄的发展良策时,突然有风言风语传到吴金印的耳中。有人说吴金印就是一个山区农民,打洞造地还行,来镇上管企事业和商业就是外行当家。听到这些,吴金印也没急,也没怒,也没吭声,只是淡淡一笑。在过去的很多年里,类似的情况他是见得多了。人走得顺利了,想干点儿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反对的声音和敌对的情绪,人之常情嘛!至于,外行、内行的说法,他心里更加有数。大凡轻易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恰恰是一个当领导的外行,这种人不是没当过领导就是不会当领导。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只需要知道谁是“行家”和如何发挥“行家”的作用,而不是自己假装“行家”,或沉迷于当个“行家”。

吴金印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在哪个领域是行家,他觉得工作和生活的学问太大了,自己如何聪明都无法穷尽。如果不能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不能发挥和依靠群众的智慧,自己就是念十个大学也依然会在某些事情上变成傻子。

半个月后,四个调研组都回到了唐庄镇的会议室,每个组都拿出了符合实际的可行性方案,经过认真梳理、整合、调适,一个集中了唐庄人民智慧和心愿的宏伟蓝图展现在人们眼前。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沿着国道做文章。

当吴金印又一次驱车进入西部山区时,他知道,唐庄的这幅图画已经有很多人跟着他在一针一线地“绣”了,而自己的“针脚”必定比谁都密、都急。本来他是可以袖手旁观的,至少可以站在高处指手画脚,此前已经有很多人那样劝他了。他觉得,那样他就不是吴金印了,他边走边在心里想:就是到了七十岁,我也不会是那样的形象!他这次进山可不是调研,他要亲自和山区群众开出一条把石头变成钱的路。

西部山区六个村,最困难的是后沟村,不但困难,而且深陷困境——北面靠山,南面临沟,与南面的东连岩村虽只有一沟之隔,但祖祖辈辈两村都被这个深沟阻碍,很难来往。村民穷得只能在沟岸上挖出一个个土窑,作为栖身之所。这一带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东连岩村连后沟,

唱不起大戏耍皮猴,

骑不起毛驴骑墙头,

坐不起板凳坐石头,

住不起瓦房住河沟,

挂不起灯笼挂箩头。

这个最穷困的山沟,早就在吴金印的牵挂之中了。吴金印上次调研时,曾指着满山的石头问过这个村的支书窦全福:“你们守着宝山,为啥不开发?”

窦全福说:“我们这里没有路,车进不来,没法开发!”

窦全福的话让吴金印了解了山区贫穷的根本原因,他记挂在心,并下决心帮助后沟村修路架桥。回去后他马上派一名副乡长带着技术员前来帮助规划、设计,组织农民自备石料和木料。这次,他就是来工程现场督战。

在鸿沟上架桥,连通外面的世界,这已是后沟人多年梦寐以求的事。消息传来,全村一片沸腾。为了解决工程所需木料,老百姓纷纷慷慨解囊,短短一天时间,地上就堆起了近百立方米的木料。七十八岁的老大娘刘树芝只怕活不到大桥建成,拉着村干部的手说:“你们得答应俺一件事,俺要是万一见不到大桥修成,俺死后,你们千万得抬着俺在桥上走几圈,这样,俺也能合上眼了……”

这是老百姓心中一个质朴而简单的愿望。吴金印把它当作一道无形的律令揣在怀中,每天进山,与村里的干部群众一起参加大桥建设。他不仅亲自为村里请来了施工技术人员,还带领村民一起抬石运土。全村三百多名青壮劳力全部出动,农忙时节务农,农闲时节架桥。需要石料,自己上山开采;没有机械设备,就凭着几百双粗壮的大手和几百副宽厚的肩膀;高空作业没有安全网,就砍下野酸枣树堆在桥下,上面再铺上一人多厚的干白草。村民们把麻袋片往肩上一搭,扛起七八十斤的大石头,吭哧吭哧一口气登上二十多米高、仅有一米多宽的桥墩。就这样,大家在吴金印的指挥和带领下,共开采石料两万六千立方米、起土三万九千五百立方米,硬是靠肩膀将八万五千块石头和一千多吨水泥扛上了大桥。如果让工程队承包,建成这样一座桥至少需要投资一百多万元,而后沟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仅用了七十万元,就拿下了这个巨大的工程。

这座长一百三十一米、宽八米五、高二十一米八的长虹般的大石桥竣工后,不仅为后沟村打开了一条生路,也为西部山区所有村庄打通了出山的通道。紧接着,乡里又投资几百万元修了三条水泥路,一条纵穿南北,两条横贯东西,总长达三十五公里。

道路通,百业兴。有了良好的外运条件后,乡里又及时跟进了一系列鼓励、奖励和资金扶持政策,让每一个想致富却没有条件的村民都具备了创业条件。不出两年的时间,各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六十多个石砟厂、八十五个石灰窑和大大小小的石料厂,每天生产石砟三千多立方米、石灰两千多立方米、各类石料两万立方米。同时,还有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昼夜在公路上穿梭奔忙,将石料和石灰运出山门。山区各村家家户户没有闲人,建厂的、采石的、运输的、服务的……忙得不亦乐乎,很快靠石头致富,人均收入由过去的两百元增加到一千多元,家家盖上了红砖房。

唐公山

西山是豫北太行山余脉的一个分支,面积达两万多亩,有百道岭、百道沟,但沟沟岭岭都刻写着贫穷的记忆。“山顶草不长,山坡光脊梁,沟里不产粮,雀鸟饿断肠……”这恰是昔日西山的真实写照。关于这座山,卫辉人叫西山,山里人叫龙山,但叫来叫去,实际上因为历史上无名,到底还是没有一个权威的名字。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二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唐庄镇西山的悬崖峭壁上突然出现了“吴公山”三个描红大字。从此,这座山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而且这名字深得山区老百姓的心意。

那么,这里的老百姓为啥执意要把西山改名为吴公山呢?

原来这又是一段和吴金印有关的故事。

自从吴金印带领山区群众彻底改变了山区面貌之后,富起来的山区人民一直想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可是这份感激要如何表达呢?吴金印带领群众苦干,走到哪里哪里富裕,集体富了,群众也富了,但他本人却一分钱的利益也不沾,群众甚至连请吃一顿饭、送一篮水果的机会都没有。想来想去,也只剩勒碑、刻字等这种偏于精神的方式了。但以往的经验告诉大家,勒碑搞不好又会被他本人毁掉。“这次,能不能来点儿绝的,让他‘处理’不了?”于是,参与西山建设的几个老党支部书记,山彪村原党总支部书记李祥印(已故)、山庄村原党支部书记原德臣、盆窑村原党支部书记李庆一各自代表本村的群众凑在一起商议。

“俺村的群众找俺商量,让俺牵头张罗一下,给吴书记刻个碑嘞!”

“俺村的群众以前也议论过,大家心思都是一样的。”

“要不我也回去商量一下,咱几个村合在一起干点儿大事吧!”

“人多力量大,到时吴书记要怪罪下来,也找不准人哩!”李庆一说完自己也笑了。几个人中,顶数李庆一的点子多,人也有几分幽默。

“我看中,就这么定!可咱还得商量一下,捐多少钱,干点儿啥呀!”

“俺村这几年富了,捐点儿钱不算啥事哩!”

关键时刻还是李庆一首先拿出了主意:“这几年在西山这一带干活儿,边干我就边琢磨这件事。如果是雕像呢,咱这一带还没有那么高级的工匠,外请工匠操办又太大,不符合实际……我看就找个地方刻字,最可行。因为这山如果没有吴书记,就没有今天的面貌,干脆就以吴书记的姓给这山起个名吧,就叫它吴公山!地点,就选在西山背后那面平整的山崖上,刻字的条件好,又有纪念意义。你俩看看中不中?”

“那中啊,我看趁这些天吴书记出门,就把这事情办了,免得被他发现,事做不成。”

“对,等他回来,字已经刻上去了,发火也没用了。”

“恁真不怕他发火?”

“山上只刻了‘吴公山’,咱又没直接夸他,他还好发火吗?”

“再者说,这是山区群众的意愿哩,他就是发了火能咋着,能把咱吃喽?”

“就这,每村出五万,可钱儿花!”

“中啊,山庄村这些年光和石头打交道哩,认识的石匠多,就由老李出个面找个巧石匠把字刻上吧!”

几个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李庆一就开始在他能打听到的石匠里寻找合适人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叫李加智的石匠。于是,李庆一通过熟人专程去请李加智。当李加智得知是唐庄镇西山周围的三个老支部书记代表群众要为吴金印刻字时,坐在沙发上的他突然站起来说:“我在山上刻了那么多关于吴金印事迹的碑文,从来都不收一分钱。不管到哪里,只要为吴金印书记刻字,我半文钱都不要!”

李庆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很好奇地问:“你为啥不要钱?”

在李庆一的再三追问下,李加智才道出了原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吴金印带领当地群众挖青年洞时,住的正是李加智家,同时,初期的建设指挥部也设在那里。当时的李加智虽然还是一个十来岁的顽童,但很聪明,懂事理,吴金印在那里所做的一切都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吴金印劳累一天,回来时脸上除了两只眼睛外,满脸都是石粉灰。就这,每天晚上还得开会听进度汇报,一直忙到半夜。清早又第一个起床把李家小院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再到河沟边去担水,把水缸都担得满满的再去吃派饭。从大人的态度和自己的观察来判断,他感觉吴叔叔很亲切,和自己家里人一样。很快他和吴金印就成了忘年交。吴金印到乡林场开会,也带上小加智,到了林场就给加智摘梨吃。有时候吃过晚饭,加智嚷嚷着要吴金印和他到河里扎鲶鱼,吴金印就耐着性子带他去。两个人将麻秆捆扎在一起当火把,一个晚上能扎好几条鲶鱼。有时晚上到公社开会,小加智还和吴金印搭老通。

别看加智只有十来岁,他也参加了青年洞周围拦河造田大会战。每逢周末,他便牵一头小毛驴等在坡前,当大人拉来平车,他就挂上驴套,帮大人一起运土方。有一天晚上,小加智溜到吴金印住的窗户下,往里一看,昏黄的马灯下,吴金印正在拿着针线缝补衣服。小加智赶忙跑到妈妈跟前惊奇地说,吴叔叔还会做衣服哩。妈妈说,你吴叔叔就是那样的人,不愿意麻烦咱,好多回我想给他补衣服他就是不让,非要自己补。

吴金印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小加智的成长,他也越来越感到吴叔叔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一转眼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小加智也长大成人,在当地也成了一名能工巧匠。尤其擅长在石头上刻字,平时李加智走到哪里都会自豪地讲一讲自己和吴金印的故事,也在那时,便有当地干部群众自发起来为吴金印刻碑,以纪念吴书记带领山区人民重新安排山河的壮举,李加智往往成为刻字的最佳人选。从那时起,他就怀着一种崇敬之情主动对来请他刻字的当地老干部或群众代表表示,只要给吴金印刻碑,不要一分钱,就是尽义务。

既然李加智坚持义务刻字,几个老先生只得留下一些运输、材料等费用,将大部分钱仍按照原渠道退给捐款的人。

为了保密,他们施工时在脚手架外边挡了一层幕布,从远处看,根本无法猜测他们在干什么。等几个大字刻完了,把幕布一撤,人们才恍然大悟。“吴公山”三个字刻好,三位老干部也算了却山区群众的一份心愿!

果然不出所料,吴金印从北京开会回来,发现了这件事之后,非但不领情,还立即召集西山工地负责人副镇长刘友金和刻字当事人原德臣、李庆一到镇政府开会。会上吴金印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西山建设是上级领导和各部门支持的结果,是唐庄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建设的结果,是唐庄镇政府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血汗换来的结果。我老吴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和功劳,更不敢贪大家的功劳……”

几位老先生虽然做好了挺着挨批也决心不改的准备,但看到吴金印态度如此坚决,也只能改用“怀柔”策略。否则,让吴书记亲自找人来做这件事,恐怕连一个字也留不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将“吴”字改成了“唐”字,吴公山变成了现在的唐公山。应该说,这个结果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所以,之后的很长时间,有一些群众心里仍然不快。于是自编顺口溜,绕着圈子重提此事:“白云朵朵悠悠过,绿水青山带笑颜。层层梯田顺山摆,游园公路绕山间。盛世休闲逛公园,西山变成金银山。别管时间有多久,百姓就称吴公山。”

唐庄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一些民间艺人便自发地组成了一支独特的文艺宣传队。他们自编自导自演,以豫剧、黄梅戏、快板书、小品、三句半等不同文艺形式来歌颂唐庄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和他们念念不忘的吴书记。

老百姓的力量大,刻字勒碑“不可靠”,他们就给吴金印立“口碑”。老党员张希温在豫剧唱段《十唱老吴》中写道:“拦河造田几十年,旱地变成水浇田……”东连岩村魏玉枝创作的《俺村的幸福谣》描写道:“好穷的小山村,如今多繁荣……”妇女代表李红云在《百姓的公仆官》里系统地总结了吴金印到唐庄之后为老百姓做的大事和为唐庄带来的新变化:“荒山野沟造良田,除掉了山区八大难……架桥修路非等闲,穷村贫民有了钱……”

尾 声

一连三天,吴金印没有在唐庄镇的办公楼里出现,也没在唐庄的任何一个村庄或工地上出现。吴金印临走时,似乎只和委托主持工作的镇常务副书记孟全亮有过详细的工作交代。

最初,镇里的人并没有在意。

这几年,随着吴金印的先进事迹在全国范围被广泛介绍,他被各地党组织和政府邀请去讲党课或做报告的事情渐渐地多了起来,所以离开唐庄一两天时间也属正常,但终究不会离开太久。如果是去国家、省、市开会,倒有一些情况会耗时较长,但那些会议基本尽人皆知,比如例行的“两会”和省市人大的换届会等,大家都知道吴书记一定是在开会。

除了两次因病住院,像这样一连走了多天,没有一点儿音信,也不知道去向的情况从来还没有过。到了第三天的时候,镇里的部分工作人员心里就有些发慌。早晨上班时,有人特意去问了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书记孟全亮,而孟副书记只是说吴书记去外地办事,基本不算什么明确回答。

镇党政办主任任鹏禁不住和一名工作人员悄悄议论起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怎么总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

“是不是他的身体又出了问题?他只剩下四分之三个肾哩!如果真有问题,那可……”

“不会吧?如果身体出了问题,薛书记应该和我们交代,那是多大的事情啊!”

“可能吴书记自己有要求,不允许他向别人透露吧?”

“也可能,凭吴书记的性格,他自己身体出了问题,一定是要保密的。但这个时候薛书记也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严密封锁消息啦!”

“是啊,如果那样我们这些人就太不近人情嘞!”

“那,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又能是什么问题呢?”

“唉,真让人担心哪。”

“或许,是在跑西山通用机场的事情吧?那可是一件大事和难事哩!”

“是哩,为这事老头儿可是拼上了全部力气和资源!”

“那是献给唐庄未来的大礼物呀!”

“老先生是在拼命哩!”

说到这里的时候,两个人突然不约而同地打住了对话。相对无语。

这时传来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声音:“任主任,马上通知班子成员到会议室开一个紧急会议!”

吴金印和以往一样站在他们的面前,也和以往一样微笑着,神色里有几分疲倦也有几分兴奋。此时他的心里是喜悦的——经过几天的奔忙,又一个大项目就要在唐庄落地了,他要让班子成员尽快分享喜悦,然后具体讨论谋划,该怎样实施……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人们感觉到心头一震。

十一月的天色,早早地暗了,但从那一刻起,屋宇间的灯光似乎骤然变得明亮起来。仿佛已经停滞了数日的唐庄时间,又一次越过阻碍,重拾不息的流淌。

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特选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2017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