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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谣谚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娄炳成  2017年07月20日09:02

  由清代著名学者杜文澜辑录、于咸丰十年(1861年)刊刻的《古谣谚》,是一部我国上古时代至明朝民谣谚语总集,共一百卷。全书分三个部分:正文八十五卷,附录十四卷,集说一卷。汇集八百六十余种古籍中保存的明代以前的谣谚三干三百多首,按照谣谚所出之书在经、史、子、集四部中的位置来编次。书前有刘毓崧于咸丰辛酉年(1861年)所写序言,提出了关于谣谚的一些精辟见解。同时还有刘毓崧所写《凡例》十七则,论述了古代谚语和民谣的来源和含义,分析了古籍中谣谚的种种名称和创作时的复杂情况,确立了比较严格的辑录标准和选编原则。书后附有集说(即第一百卷),集中了古人关于谣谚的论述八十余则,是关于谣谚研究的重要史料。于所引每首谣谚下详明本事、出处,并对某些预言谶语性质的作品的应验情况,予以叙录或考辨。《古谣谚》在宋朝以来的同类书中,堪称集大成之作。

  书中所载谚语,主要是关于“农事活动、气象占验、地方风土以及各种社会生活经验等的作品”(《中国大百科全书》)。所录歌谣反映生活面也十分广阔,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所载《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夫(肉)”,记录了先民制造弹弓、追赶飞禽走兽的狩猎生活片断;《帝王世纪》所载《击壤歌》则表现了先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理想;载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表达了歌颂日月、崇拜自然的朴素感情。书中还收录有少数民族歌谣的翻译作品,脍炙人口的《采薇歌》(载于《说苑》)即译自越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悦)君兮君不知!”歌辞婉转,感情深挚,最后一句“枝”与“知”为叶音,颇似南朝民歌。书中所载大部分民谣和一部分谚语都直接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有关,或讽刺揭露,或颂扬赞美。童谣则多为预言或直接揭示朝代兴衰、历史人物成败以及社会战乱、自然灾变的前兆或验证等的作品。有些作品,从其所反映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看,具有歌谣和谚语的双重性质。

  本书取材广博,界定精切,出处详明,是一部有价值的工具书,在我国历史和文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民间语言有它巨大而独特的能量。因其来自于平民之口,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性,不胫而走,传述开去,形成社会信息的传播动力和公众舆论力量,不仅作用于平民的日常生活,还会作用于朝堂之上,影响国运和政权的存废。最使人感同身受的就是明弘治甲寅(1494年)本《三国演义》中的约十余处童谣,多半与天象、预兆、预言相配合,暗示人物吉凶或国家前程。其中的童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预言了董卓趁乱进京,控制中央政权后废汉少帝、立汉献帝,关东诸侯联盟伐董卓,董卓放弃洛阳,移都长安等事件,不由使人体味到民间语言中智慧力量的玄奥所在。

  其实,远在西周时,人们已经认识到了民间谣谚的力量。《周礼•秋官•大行人》载:“七岁,屈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行人,是周王朝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他在固定的时间(每隔七年、九年),专门开办学习班,召集诸侯国的有关文职官员,学习语言辞令和音乐谣谚。又据西汉刘歆《与扬雄书》载:“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这里“三代”指虞、夏、商,“遒人”就是《周礼》中的行人。这两条史料可以前后印证,说明在远古,搜集谣谚已经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官方行为了,而且受到高度重视,主要原因,就在其不可忽视的民间智慧力量及其社会现实和历史意义。

  口头传递的谣谚,在读书识字者很少的封建时代,大都自然湮没了,只有少数偶或被用文字记载下来,显得尤为可贵。漫漫历史长河中用文字记载下来的谣谚,散落在各处,流传在民间,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如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元代娄元礼的《田家五行》、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元明清所撰的《一统志》、清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均有谣谚收入。但比较而言,把它们辑录在一起,便于阅读和引用,集中感受其中智慧的力量更有意义。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辑录历史谣谚的一些专书,明杨慎编《古今谚》和《古今风谣》、清初郑旭旦编《天籁集》、清沈德潜在他选编的《古诗源》卷四“汉诗”里收录的“杂歌谣词”、清末杜文澜辑《古谣谚》、民国顾颉刚编《吴歌》甲乙集、陈和祥编《绘图童谣人观》等等。其中以《古谣谚》最著名,所辑录的谣谚起于远古止于明末,今人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由明清至现代,是对《古谣谚》的补辑及续编,都有很高的社会和历史价值。这些谣言专书,无论在当世还是在后世,都直接影响到诗歌、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因而它们又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价值,对于歌谣谚语史,乃至民间文学史的研究,同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培根要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精神都可以在它的谚语中找到。”

  相较而言,以地域范围搜集整理谣谚的专书就少得多。明冯梦龙编《山歌》、《桂枝儿》,搜集整理江南八百多首歌谣和俗曲,对我们感受明代江南谣谚的智慧力量有重要意义。清李调元编《粤风》,辑广西少数民族歌谣一百余首,分粤歌、瑶歌、歌、壮歌四卷,以汉字标音记录,详加注释,成为一部重要的民间文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研究资料,其蕴含的智慧力量自不待言。

  沈文辉先生搜集整理的《陇南谣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9月版),包括了二百多首陇南歌谣(主要是儿童歌谣)、一千多句谚语、四百多条歇后语、三百多条谜语,以及数篇研究论文。该书用陇南方言辑录了陇南这个特有地域的谣谚,保存了这方热土的语言活化石,更具有语言独特性和个性。这本书基本照录陇南各地谣谚,保持原作之真,甚为难得,具有地域性、史料性、风土性和原貌性的诸多特点。

  谣谚是什么?是歌谣和谚语的集合吗?从《古谣谚》和《陇南谣谚》的章目构成看,应该是这样的。但民俗学中一般把歌谣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而把谚语归为民间语言,在外国,谚语与民谣也是分离的。谣具有“歌”的特性,一般表现为韵文,其表达内容复杂,因而略长;而谚具有“话”的特性,多包含有一定寓意的警戒语,表达内容简明,因而略短。如此看来,谣谚之间在形式和内容上是有差异的。但许多辑录者之所以将二者合称,是看到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在形式上朗朗上口,因对仗而便于传诵,在内容上多反映一种比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这是把它们合并一处的重要原因所在。

  《陇南谣谚》基本上是一种陇南民间的文学形式,它产生于陇南方言口语,而非书面语。这些由民众创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总结,泛泛地针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其表达方式是比较随意的。该书囊括这些表达为一体,无疑还可成为一种引导公共舆论,表现流行观念,传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用工具,散发出民间语言具有的智慧张力。从《陇南谣谚》中我们找到了直观陇南历史事件的镜子,这本书使我们感受到了多少年来陇南民众情感的另一种宣泄,也从中读到了陇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民间习俗的种种生动细节。亘古以来,谣谚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向子孙后代传递着平民语言特有的智慧力量、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文情怀,杨绛念念不忘《童谣大观》,对她以和她女儿圆圆童年的深刻影响,就是一个力证。

  流传在陇南的风土谣谚是一座丰富的宝库,它蕴藏着陇南的山川胜景,文物古迹,风土人情,独特土仪,理想追求等,一系列巨大而丰富的信息;饱含着陇南人的深情厚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时,它又是陇南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郑振铎先生编著的《中国俗文学史》,其中有言:无中国的俗文学,则无中国文学。由此可见,民间俗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的确很崇高,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