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戏剧历史悠长，内涵丰富，地域戏剧史是中国戏剧史的重要构成和补充，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同承担起全面记录中国戏剧发展史的任务，不仅如此，全国戏剧史的撰述欲有所创新和突破，亦有赖于地方性戏剧史料的挖掘和补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为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王正强撰写的《甘肃戏剧史》的问世，弥补了甘肃戏剧无通史的缺憾，对中国戏剧史论著述的平衡，亦起到了一定的建设作用。

《甘肃戏剧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内容溯于史前，止于1948年；下册自新中国成立直至21世纪初期，以时间为序，宏微互照，纵横捭阖，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甘肃戏剧的历史进程。既有戏剧自身孕育、发生、发展、嬗变的历时性展现，也有文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戏剧生态环境的共时性扫描。内容详实，举凡戏剧种类、作家作品、演剧历史、戏班戏校、民俗风情等与戏剧相关的讯息，无不囊括其中；资料丰富，志书、文人笔记、寺庙碑记、历代的官府文件以及当代重大戏剧活动，尽可能穷搜博采，并于文末附有“甘肃戏剧900年大事记（1115-2010）”，甘肃戏剧发展的重要史料历历可辨；视野广阔，将甘肃戏剧置于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发展格局中呈现，使甘肃戏剧之地位、特色炳如观火。

通览《甘肃戏剧史》，可资褒扬评点处不胜枚举，但囿于篇幅所限，笔者欲择其成就斐然、特色突出者，予以论述：

第一次客观系统地分析并确立了甘肃戏剧的历史地位。《甘肃戏剧史》以大量的文献、文物、图像及口传资料，论述了古代甘肃对中国戏剧发生及形成起到的重要作用，客观揭示和描述了当代甘肃戏剧在全国戏剧版图中的地位。在作者笔下，甘肃曾是中国历史上戏剧因子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对中国古代戏剧之发生、形成和成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众所周知，“以歌舞演故事”是中国戏剧的本质特征，歌唱、舞蹈、故事的成熟与发展，直接关系到戏剧的产生。作者以充分的证据，说明甘肃在这几方面均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于音乐而言，曲牌联套体是宋元明清中国成熟戏曲的主流形态，西凉乐、甘州（伊州、熙州、渭州）大曲、西秦腔这些戏曲音乐套曲的前身，就出自甘肃；在南戏出现之前，陇原大地就有了类似南戏音乐特征的曲子戏；清代所传“咙咚调”与陇东皮影声腔不无关系。就歌舞而论，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歌舞繁盛时期，曾为中国戏剧歌舞表演奠定了基石，而唐代著名的宫廷乐舞大都源于甘肃或借助甘肃向国内传播。题材方面，小说曾是戏剧题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较早的小说形态志怪小说最早便发生于朝那（今甘肃灵台），它与敦煌变文一起，共同为戏曲内容提供了故事素材，等等。《甘肃戏剧史》所提供的上述材料，足以证明前贤齐如山等人的“中国戏剧源起于西北”之说所言不虚，古代甘肃在中国戏剧形成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

在发掘甘肃戏剧在整个中国戏剧史上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作者也能如实直书其发展进程中的困境与低谷、曲折与突破。对于当代戏剧，作者既大书特书其成就，也不回避问题，而是深入思考突破之径。

民间戏剧成为戏剧史格局中的重要板块。传统上，中国“与西欧和日本的戏剧研究把农村戏剧看做城市戏剧之母体特别加以重视，是完全不同的”（田仲一成《中国演剧史》）。自古以来，宫廷、文人戏剧一直是中国戏剧的主流，拥有强势的话语权，也是各类剧论重点关注和描摹的主体，民间戏剧则是少人问津、记述匮乏。这一局面自上世纪中期得到初步改观，但未能根本扭转。《甘肃戏剧史》系统梳理归纳了甘肃民间戏剧的种类，将目前已知的甘肃民间戏剧分为曲子戏和皮影戏两大系统一一加以阐释。前者如凉州半台戏、民勤曲子戏、武都高山戏、玉垒花灯戏，后者像陇南影子腔、灵台灯盏头、陇东道情等。作者用大量篇幅叙述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出形态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宗教祭祀和民俗活动。这部分内容大大丰富了甘肃戏剧的构成，弥补了前人的缺憾。对民间艺术的抢救保护价值极大。

阐明歌（乐）舞、曲艺与戏剧的谱系关系，建构以音乐为核心的戏剧形成发展脉络，是作者在《甘肃戏剧史》中所秉持的重要的戏剧形成发展观。在梳理古代戏剧发展历史时，《甘肃戏剧史》以歌（乐）舞、曲艺、戏剧为三个立足点，将三者置于同一体系内，建立起一个三位一体的声腔系统，阐释三者如何制约、交集、融合、进化、发展，最终使简单粗陋的曲艺、民间小戏走向兼具地域文化特色与戏剧审美功能的成熟剧种乃至大戏之过程。作者认为三者中音乐是核心，决定了曲艺、戏剧的形态、规模：“声腔体制原本就是中国戏曲之魂，一个剧种的成型与完善，取决于声腔体制的成型与完善，又与所填入的唱词格式、连缀方式、演唱语音密切关联。”以此为出发点，作者剖析了甘肃地方戏曲从原始巫风歌舞到古代西凉乐舞，再经西凉大曲、燕乐新声，形成各种不同的民间说唱，慢慢地才从咏事抒情的地摊秧歌登上舞台，成为“以歌舞演故事”的民间小戏。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和壮大的剧种，由于不断引进和吸收新的艺术因素，结果由民间小戏发展成了舞台大戏，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大型地方剧种，如甘肃秦腔。

基于上述观点，音乐的发展史脉成为《甘肃戏剧史》古代戏剧部分的一条重要贯穿线索，作者不仅围绕音乐全面展开对歌（乐）舞、曲艺、戏剧谱系的图解，并且进一步认为音乐声腔掣肘或驱动着戏剧的演变。从古代戏剧及当今的诸多声腔、剧种的发生、消长、衍变来看，作者的这一观点有很强的启发性及现实意义。以音乐为核心的理论亦体现在作者对当代戏剧创作中戏曲作品音乐创作的重视与精深的剖析品评中，这在一般的戏剧史中也是不多见的。

自觉地将戏剧表演体系纳入戏剧史著中。戏剧是表演艺术，独具特色的表演体系是成熟剧种的标识之一，所以重视表演理论的建设和阐发，无疑是回归戏剧本体研究、探寻戏剧独有品性的路径和方法。然而“京昆表演体系之外的中国众多地方戏曲剧种，向来缺少深入的身段、程式记录，其表演体系仅因剧种个性而稍有区分，其表演体系的内在原理不惟外人难晓，即便行内传承者亦难准确说明。中国戏曲表演体系因地方戏表演艺术的难以整理而尚待开拓与建构”（《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王馗《黄文狄科介整理对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的贡献》）。《甘肃戏剧史》对甘肃地方戏表演特色的自觉探讨、总结，弥补了这种不足。全书在甘肃戏剧表演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重点阐发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从宏观微观两方面系统解读了甘肃的品牌戏剧样式秦腔、陇剧、当代敦煌舞剧等艺术表演体系的内涵和标识性的符号特征，即甘肃秦腔的表演流派、表演绝活及角色行当的建制，陇剧的“皮影”化表现手法及程式创造，敦煌舞剧的S形曲线和造型等等；第二、用田野调研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方法，阐释戏曲表演程式的发生和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第三、表演方面的得失是当代戏剧评论不可或缺的内容。

此外，作者用深邃的笔力和考据之功，对一些戏剧史上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有的放矢，发他人所未发之言，或勾稽史料、补充证据，或辨伪存真、摒弃偏见，一一提出自己的观点，体现出敏锐的眼光和务实的学术品格，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是《甘肃戏剧史》的又一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