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即人学。”这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曾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文学见解，他提示我们，如果一个作家不抱有着一颗对人性好奇的心，那么他成为一名好作家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热爱文学，是因为我们虽然与文中的人物存在于真实与虚构的两个时空，但是在情感上，我们与主人公们却有着难以言说的遥远的相似性。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面临着情感与现实的冲突，所以在捧起一本书的私人时刻，我们会不自觉地渴望在文本中寻找着自我和他人。军旅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们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无论是在战争年代亦或是和平年代，他们都不免会面临着比平常人更多的来自于人性的考验。一个完美的人是让人敬佩的，但却不是可爱的，因为完美是有标准的，而缺点却是千奇百怪的。人因缺点而有血有肉，人因缺点而亲切可爱。《白马巴图儿》中所塑造的军人形象和我国五六十年代军旅小说所诞生的那种“高大全”式的扁平化人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白马巴图儿》笔下的人物是立体的，拥有着最真实的人性。作为一名并非来自于部队的普通读者，我很开心可以透过少数民族军旅作家吴刚思汗的文字看到一个个丰富的军人形象，并随之体味到一篇篇浪漫而奇幻的军旅传奇。 一、米兰昆德拉式的战争拷问 来自捷克的大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始终有一个他大声疾呼的重要主题：“人生不过是去往何方与来自何处的事情。”米兰昆德拉和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经常以哲学为导向，思索着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他勇于扛起反“媚俗”的大旗，试图为“即将走到尽头”的小说勘探出继续走下去的路径。

　　《白马巴图儿》作为作者短篇小说的扛鼎之作，深刻地表现了战争的本质和人在战争中被迫成为的“非人”状态，现实意义十足。作者用充满哲思的严肃文学叙事抵抗着当今文学世界中“娱乐至死”的非主流文化现象，颇有米兰昆德拉之文风。

　　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巨著《生活与命运》中曾为我们揭露过战争最可怕的一面。他认为战争的最恐怖之处其实并不是大量血腥的杀戮和虐待，而是它会将人类自然而然存在的那么一点点的善意都给抹杀了，战争是对人类善性的大背叛。在《生活与命运》中所描述的二战的背景下，苏联和德国本是死敌，可是当一个德国人在苏联人面前受伤快死了的时候，那个苏联人基于人类的“共情”，他下意识的动作其实是想去帮助那个德国人的，可是也正因为残酷的战争，最终那个苏联人只能选择匆匆逃跑，因为他怕别人发现他和一个德国人曾经共处于一个空间而自己却没有杀死他。类似的“反人性”的情节在《白马巴图儿》中同样出现过：文中的爷爷和路上所遇到的两个农民虽然同为汉人，但是却彼此充满着不信任感，爷爷生怕这两个农民会把他和巴图儿的行踪告诉给小日本鬼子，而这远不是单纯勇猛的蒙古族小伙儿巴图儿所能理解的，他不能理解为啥汉人会担心同为汉人的同胞会出卖自己。

　　此外，笔者发现，文中的巴图儿对待日本人的方式极端残忍，而他这样做的原因除了些许来自蒙古族的野蛮基因外，更多的原因来自于巴图儿的亲人曾经被日本鬼子伤害的惨痛回忆。日本鬼子让巴图儿的亲人相互离散，所以巴图儿也想让他逮到的小日本鬼子的家人也永远找不到他们，让他们也永远回不了家。战争激发了巴图儿本性中“恶”的一面，它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最后善意。战争从来不是个体的错，可是战争的代价却要每一个个体来承担。 米兰•昆德拉小说非常注重故事视角和时间视角的选择。他的小说经常让故事的发生与作者的写作同步进行，二者之间构成的一种共时状态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实感，这种 “现场直播”式的画面感是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白马巴图儿》的行文叙事就充满着这样奇妙的复调感，文中爷爷的故事是通过 “我”来讲述的，但是除了爷爷这个主线外，文中的“我”也有着自己的存在轨迹。最妙的是作者在这样的复调之间还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结尾笔锋一转，突然告诉读者这个故事很有可能就是爷爷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样巧妙的“留白”设置带给读者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

　　二、“冰山理论”的精彩复现

　　“冰山原则”是美国作家、记者海明威的创作原则，他坚持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应该从繁杂的社会生活中撷取最有特征的情节，并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隐藏起来。他觉得文学只需要明确表达八分之一的内容，剩下的八分之七的空间要留给读者去思考与揣摩。海明威强调写作的客观性与主题思想的隐晦性，他反对作者直接出场对人物进行评说与暗示，他主张用有限的形式来表达无尽的内涵。因而海明威的小说虽然外在不动声色，但其内在情感却是丰厚炽热的。笔者从吴刚思汗创作的短篇小说行文中，就体味到了这种久违的“海明威”式的情感表达。

　　《接走漂亮姑娘的军车》再现了一篇虚假新闻的制作过程，真实的还原了某些部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面对一些特殊事件时其在具体处理上无奈和尴尬。小说以刘峰看到一辆军车接走了一位他在车厢里偶遇的美女作为误会的开始，通过情节的层层推进，作者用悬疑的创作手法逐步解开了“军车私用”这个误会。部队新闻部记者刘峰虽然最终发现他发布的那条微博从根本上就是个错误，可是他的同行马编辑为了吸引众人的眼球却依旧让刘峰继续编造了这条虚假的新闻。这本是一篇道德指向很明确的文章，可是自始至终笔者在行文中都体会不到作者哪怕一点点的情感倾向，他的这种“零度写作”方式完全把自己隔于事件之外，他将文中所有出现人物全部都交给读者去评判，冷静客观的同时却不乏犀利。作者用他看似不经意的幽默表达来进行着一场最尖锐的严肃讽刺。

　　小说的结局停留在刘峰向马编辑妥协面对着摄像机继续将这条虚假的新闻进行发酵，可是，未来又有谁能预知？刘峰会不会有一天受到良心的谴责主动出来澄清这条新闻？还是说今后刘峰会通过这件事儿变得和功利的马编辑一样，甚至更甚于马编辑的可恶？未来会不会“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出现一个第三方来反将刘峰一军？为了博点击率的造假到底有多大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藏起自己善良的本性？……以上这些疑问都是作者留给读者去思考的那“八分之七”。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接走漂亮姑娘的马车》的选题素材贴近于现实，“微博、大V、国外流行歌曲”等新词汇的熟练运用展现了作者作为新一代军旅作家的青春与朝气，极富前瞻性。虽然行文略显稚嫩，但他却先于其他军旅传统作家主动把握住了当今军旅文学的生命动脉。 三、对玛拉沁夫文风的致敬

　　每一个优秀作家的背后似乎都有一片民族文化的土壤作为他的创作源泉和支撑。莫言有他魔幻静谧的山东高密老家、老舍有他质朴纯真的满族文化、萧红有她神秘动人的黑龙江呼兰河、陈忠实有他务实进取的陕西大地、苏童有他枫杨树乡村和香椿树街的南方神话王国……

　　《白马巴图儿》的作者吴刚思汗同样作为一位蒙古族作家，他虽然没有像玛老那样直接而大量的去抒写蒙古族风情，可是民族带给作者的烙印却是难以抹去的。在他的小说中，一些来自民族的文化记忆更像是一条条隐秘的线索，最终成为了其小说最闪耀的点缀。从《白马巴图儿》中巴图儿随身携带的黑色白马烟荷包到《绝境岗》中的“我”最挚爱的“胡赫鲁”（文中的“我”给步枪起的名字，意为“青龙”），文中出现的专属于蒙古文化的所有物品或语言称谓都像一个个神秘的并杂糅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图腾，它既拉开了普通读者与文本的审美距离，又深深吸引着读者跟随作者的脚步前去追寻。

　　此外，吴刚思汗小说中民族元素的设置还拓宽了作者抒写人性的角度，他在人与人之间关于事件的冲突之外，又多描述了一层汉人与拥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在人性方面的差异。无论是《白马巴图儿》中“我的爷爷”和“巴图儿”或是《绝境岗》中的老隗和“我”，这些人物在文本中的互动都十分耐人寻味，适合读者进行多次品味。这是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对于少数民族风情极力窥探的背后其实深埋着的是我们对于人性的热爱与好奇。 作者简介：战荷丹，汉族，2014年7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现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