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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军旅作家 描绘当代文学风景

来源:新华网 | 舒晋瑜  2017年07月13日08:16

继《说吧,从头说起》之后,《中华读书报》资深记者舒晋瑜新作《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峻青、徐光耀、邓友梅、徐怀中、李瑛、彭荆风、冯德英、李心田、黎汝清等三十三位军旅作家悉数收入,被誉为是“有态度的作家访谈录,好文学的心灵地图册”。

“舒晋瑜的访谈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作家的发现,发现他们的童年,发现他们的经历,发现他们的阅读,发现他们的风格,发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文学观,发现他们丰富驳杂的精神世界,一言以蔽之,发现他们的奥秘;舒晋瑜的访谈第二个特点是文学性,用文学的方式表现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中国作协副主席、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贵祥发现,舒晋瑜常常会越过“访谈”这样带有规定性的文体规范来书写她的对象。从她的笔下,我们能够大致地看到一个个作家成长的足迹,看清他们的轮廓。她的努力是行之有效的,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文学描绘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著名诗人、解放军总政治部原文化部部长李瑛认为,舒晋瑜视野开阔,感觉敏锐,极具真知灼见,多年来对我国文坛多所了解,故采访提问针对性很强,又因是面对面对话,越显从容亲切,极富情趣。《军旅作家访谈录》既是一部作家创作活动的心灵史,又折射出我国文艺思潮的流向。军事文学是代表一个民族精神力量的文学,相信此书必将有助于我国军事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她既葆有扫描文学的大视野,更练就了一支耕耘不辍的快笔头,最重要的是,她能够沉静下来,舍得在阅读作品方面下功夫,并籍此探入作家的心灵,敏感地捕捉各种有价值的文学话题,保证了前沿、独创与深度的三位一体,这在浮躁的当下媒体中尤显难能可贵。”著名文学评论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朱向前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舒晋瑜对军旅文学和军旅作家的长期关注、深知与热爱,也是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

著名文学评论家、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局长汪守德表示,作为记者的舒晋瑜,长期观察和研究文学创作的现象与实践,对军事题材文学和军队作家也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对于著名军旅作家创作轨迹、文学成就、风格变化的梳理,角度非常独特且很有意义。作品以亲切的叙述、大量的细节和富于魅力的文字,通过深入剖析作家和作品,展示作家创作的轨迹,不仅有力搭建起军旅作家和读者之间理解和沟通的桥梁,还可以给正在从事新的创作的年轻作者,特别是军队青年作家,提供十分有益启示。

【作者简介】

舒晋瑜生于山西霍州,祖籍山东博兴。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现为总编辑助理。著有《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

【内容介绍】

本书可视为《中华读书报》著名文学记者舒晋瑜上一本《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的续篇或姊妹篇。

全书是对国内有军旅经历或者仍身在部队的著名作家的访谈集,包括白桦、毕淑敏、都梁、二月河、马识途、魏巍、谢冕、阎连科、朱苏进等三十三位。每位作家单独成篇,每篇一万字左右。这些作家年龄层次、人生经历各不相同,他们现在与军队的关系或远或近,但军旅生涯却给他们的创作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一问一答间,也能体会到坚硬的精神质地。

【在线试读】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采访手记: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

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作品。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苦恋》和《吴王金戈越王剑》在上世纪80年代被禁演,以及后来所经历的种种运动,使白桦成为知识分子“苦难一代”的代表。

我问白桦:《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他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在特殊的时代,他为此遭受了太多的磨难。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白桦觉得很欣慰。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士兵情结伴随他一生。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白桦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了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用木机梭织,织各种各样的毛巾。作坊里什么人都有,有逃兵,有被水淹的无家可归的黄泛区的难民,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年,白桦十五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另外,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国家好像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又进入了三年内战,还是让人十分失望。”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宣传用的快板,都离文学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很多士兵是为了小米饭才参军。打洛阳的时候桥断掉了,后续部队没有桥,就从前边倒下的士兵身上踏过去,他们中有的人手还在动……淮海战役中,战壕都被士兵的尸体垫平。“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建国初期,他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那时候国家刚刚解放,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他的另一部反特题材的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当时,白桦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会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肃反运动”中,交代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上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所以挨批最多,是因为它最接近历史的真实,最接近美,最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经过批判,反而使我发现了中国历史的恶性循环,发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远古的文人非常相似。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二十七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他想到中共高级将领贺龙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是一件和“文革”极为相似的历史事实。白桦试图用事实来探究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当年,在中共红军内任党代表的领导人以革命的名义肃清反革命,杀掉了几乎所有的红军骨干,特别是前来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位著名将领段德昌,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他曾经是洪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面临枪毙之前他说了三个愿望,一是红军不要离开洪湖,二是不要把我开除党,三是不要用枪弹打死我,留下一颗子弹打敌人。

白桦就是因为他这三句话才创作《曙光》的。这是一位忠诚到了极点的理想主义者,这些话使白桦震撼,也使他陷入深深的沉思。白桦为了这部作品上演,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人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一直到1977年秋天,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才得以正式公演。

他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如愿。

白桦觉得,此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革”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