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曾在中学做了12年教师，在政府机关做了26年公务员。做老师时，我瘦弱不堪，且文质彬彬的；做公务员时，我大腹便便，还有几分官气。这样的形象和气质，常常让人以为此人在家里一定是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任何家务活都不干的主儿。殊不知，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我就是半辈子被人冤枉了的那位。
我的父母都是南方人。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一个从湖南大学毕业，一个从刘伯承、邓小平创办的西南革大结业，乘上东去的火车，支援东北建设，殊途同归地相聚于辽宁，后来又相聚于抚顺。父母的家境并不富裕，不过温饱无虞。两人从学校直接走进机关，初时国家实行供给制，吃穿用完全不用个人操心，他们料理生活的能力自然较差。
后来调往外地工作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一人带着我和哥哥度日。母亲有了弟弟之后，每天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无暇无力照顾我们哥仨，只好从湖北老家接来了姥姥。
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至少，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成熟早，自立早。我家当然算不上贫穷。不过，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且上有老下有小，经济相当拮据。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把黄瓜、水萝卜和西红柿当水果吃，中秋节吃月饼要切成几块，一家人分着吃。这样的家境下，我和哥哥，还有后来的弟弟早早地就体会了生活的艰辛，帮着母亲和姥姥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先是年幼的弟弟要我和哥哥帮着照看，哄他睡觉，带着他玩耍，给他热奶、洗尿布。
后来，我和哥哥学着做饭。我家住在市委家属大院，苏联人设计的房子，大走廊，大厨房，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十多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邻居多了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几户人家一起做饭，谁家做了好吃的自然瞒不了别人。于是，你家若包了饺子，先要每家邻居送几个饺子去，然后才能安下心来自己享用。我那时煮粥、闷米饭、蒸苞米面发糕，切菜做菜，都是跟邻居大婶、阿姨学会的。
那时，我们哥仨很少穿新衣服。我和哥哥年龄只差了两岁半，自然是哥哥穿小了穿旧了的衣服我穿。男孩子淘气，整天在外面疯跑玩耍，衣服不仅脏，而且破得快。先是姥姥和母亲一针一钱地为我们补衣服。姥姥老眼昏花，母亲女红笨拙。时间久了，我们开始学着自己缝补衣服，甚至动手补袜子，织毛衣，在缝纫机上做简单的活计。记得我下乡做知青时，穿了一件哥哥穿过的灰色上衣。在乡下干了大半年活，扛农具，抬大筐，衣服一破再破，一补再补，最后那件衣服的后背完全被蓝色补丁替代了。
十三岁时我和哥哥岁随做“五七”战士的母亲在一个小山沟里插队落户。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有时还要去大队和公社开会。哥哥在三四十里地外的中学住宿，每周回来一次。我那时几乎担起了捡柴、挑水、做饭所有活计。春天，我和哥哥在生产队分给我家的两块地里种上苞米、大豆和地瓜，在房后的菜地里种上茄子、辣椒、菠菜和小葱。夏天，我们铲地、蹚地。秋天，我们收割庄稼。冬天，我们一起上山，割几百捆够家里一年烧的柴禾。
下乡前，我家做饭烧的是煤气，十分方便。在农村做饭、取暖要烧柴，这里面有许多说道。先用火柴点燃麻杆（生产队将线麻分给农户，剥下麻皮后，白白的麻杆留做引火用），再用麻杆引燃松针、荆条等绒柴，然后填进去拇指粗细的松枝、柞树棵子，待它们旺旺地着起来，就可以做饭做菜了。我家返城后，先是住平房。那时做饭取暖烧煤。早上起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时间格外紧张。我总是在炉灶里放一团废纸，其上架几根引火的劈柴，再放几块煤或几块掰碎的煤坯，最后把两层笼屉分别装着剩饭剩菜的蒸锅坐在灶台上。早上爬起来，只需划一根火柴点燃那团纸，二三十分钟后早饭就可以上桌了。
在农村做饭，用的是大铁锅。家常饭菜是苞米面饼子和炖菜。先将土豆、茄子、豆角或大白菜炖在锅里，然后两手沾一沾清水，把发好的苞米面在手里团一团，轻轻地一个挨一个地贴在锅的上沿。盖上大大的木锅盖，用湿抹布仔细地把锅盖四围塞严。然后蹲下去，把燃烧的柴禾从灶坑里拽出来，再用烧火棍或火钳将灶里的炭火向四周拨一拨，目的是让锅底受热均匀。半小时后，香喷喷的一锅出就做得了。
不过，十四五岁的男孩子难免因为贪玩而分心，将饭菜做咸了或忘了放盐，焖饭时水多了水少了，蒸馒头碱大了碱小了，或者把饭菜做糊了，也是常有的事。我做饭时，喜欢一边哼着样板戏的唱段（那时，除了毛主席语录歌、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歌曲，再就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了），一边干着手里的活。有时哼唱得太投入了，手里就难免出差。那天做菜时，不小心把灶台上的煤油灯碰翻了，煤油洒入锅里。一锅做好的菜是不能吃了，而且，我反复刷了好几遍锅，那几天家里人还是不停地抱怨，怎么饭菜里总有一股煤油味？
农村的大铁锅是牢牢地坐在灶台上的，不像城里不大的铁锅、铝锅、不锈钢锅，刷锅时把锅端到水池里，刷洗干净就行了。那直径有一米左右的大铁锅无法端下来洗刷，只好从水缸里舀一水舀子水倒进锅里，用刷子将锅刷干净，再把刷锅水舀进泔水桶里。锅底剩下的那一口刷锅水，还要用刷子刷到舀子里倒掉，锅才算刷干净了。那天我刷锅时，鬼使神差竟然把刷锅水顺手倒进了水缸里。醒过神来的我倒掉了多半缸弄脏了的水，又从距离我家一二百米的水井里挑了五担水，这才将一口大水缸装满了。
那年夏天，母亲在公社参加了两天学习。我一个人住在家里。我家住的是石头垒就的茅草厢房。原来是生产队队部，一排五间房。北面两间仍做队部，南面一间是牲畜饲料房。剩下两间我家住。外屋做厨房，砌了两个灶台，放了一只大水缸，堆了两捆柴禾。里屋两铺东西大炕，西炕睡人，东炕放杂物。房顶吊了棚，糊了一层旧报纸。外屋屋顶裸着，看得见烟熏火燎后黑黢黢的房笆，有时候头上的灰吊吊会掉进锅里。母亲不在家的那两天，我早早地吃了晚饭，用镐把顶住外屋门，把里屋东西窗户仔细关好。夜里，东窗外的落叶松林随风发出阵阵呼啸，屋顶上老鼠成群结队地窜来窜去。我惊恐得睡不着，爬起来到外屋把菜刀拿进来，塞进枕头底下，又找了一把斧子放在枕边。就这样，我还用被子蒙着头，抵御着内心的恐惧，度过了那两个难忘的夜晚。
家里没有女孩，我们哥仨早早就被当作女孩，包揽了一应家务。我家返城以后，我们擦地，擦玻璃，洗衣服，洗被褥。记得那时洗毛毯，我将毛毯泡在盛满洗衣粉的大铝盆里，站在上面反复踩踏。洗了毛毯的水，还要用来擦洗屋里的水泥地面，决不肯糟蹋了一滴去污力强的洗衣粉水。到了冬季，北方人要冬储白菜、土豆和萝卜。我们挖了菜窖，将一棵棵白菜码在窖里的木头架子上，一筐筐土豆、萝卜埋在窖里的沙土中。我们还在邻居大婶的指导下，学着腌酸菜。那天我坐在院子里收拾大白菜。一个邻居大婶走过来对我说，孩子，白菜不能收拾得这么苦，那样腌酸菜很容易烂掉的。那时，经常有人说，老相（母亲姓相）的孩子将来娶了谁的闺女，她一定享老福了。
如今，我已经年过花甲，孩子也已长大成人。但我喜欢做家务的习惯没有改变。不论是在上班，还是退休了，我依然力所能极地做着洗衣、做饭、收拾卫生的家务。
生命在于运动。多干点活累不着，而且有利于增进夫妻感情，促使家庭和睦。
想想现在许多家庭中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不让做的孩子们，我常常生出些许担心来。这样一些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要么体弱多病，要么肥胖不堪，要么眼睛近视的孩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生活骤然艰苦了艰难了，他们将如何应对？因此，我常常对人们说，让孩子吃点苦遭点罪，让他们学着做一点家务活，应该不是坏事。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小的细胞。家风代表了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决定了家庭成员的气质和品行。家风不是供在祠堂里、挂在客厅中、刻在门楣上的警句格言，它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文化传承。
父母没有给我高贵的出身、优渥的生活和丰厚的财富，但是，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就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善良、诚实和俭朴是我做人的信条，喜欢读书成为我一生不变的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