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柳青

《创业史》连环画

张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就在此前不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在京联合举办“学习习总书记讲话、重温延安文艺传统”研讨会，隆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文学研究所也举行座谈会，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共同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认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原则、立场与创作方法，如何直面新的现实挑战，如何回应人民的呼唤。

柳青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回顾历史，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上世纪40年代到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作家深入基层、深入实践，创作了数量众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又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珍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些作品是共和国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精品，蕴含着极为宝贵的创作经验和认识价值。柳青同志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说：“《讲话》是同中国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生动典范。”在《转弯路上》一文中，柳青详细叙述自己响应《讲话》号召，深入乡间，担任乡文书，从不适应、不安心到“在乡下稳住”，从与群众隔阂到成为群众的知心人、带头人的过程，非常感人。经过这样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的思想发生重要变化，完成《种谷记》。解放以后，柳青同志放弃城市生活，扎根皇甫村14年，完成了史诗般作品《创业史》。这部小说不仅在当时异峰突起、深入人心，而且深刻地影响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后起之秀。可以说，没有柳青，就没有新时期陕西文坛上的“三棵大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特别强调要以柳青同志为榜样，真正深入生活，真正了解农民诉求。“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进而，他“笔下的人物才能那样栩栩如生”。柳青说，“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人民，在他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理想追求，不仅对艺术家，而且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深有启发、富有教育意义。文学研究工作者，也应当像柳青同志那样，贴近现实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深入挖掘中国文学的宝藏，为今天的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提供丰富借鉴，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

陕北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柳青从这里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成为一代文学大家。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新语境、新方法、新视野下的柳青研究”座谈会，重温柳青的作品，探讨柳青道路的时代价值，重新理解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现实意义，重新认识艺术与人民的辩证关系，必将有助于我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澄清模糊认识，正本清源，净化空气，共同唱响时代的最强音。

刘跃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影响，是否有价值，应持有两个维度，一是现实维度，一是历史维度。有的作品，当时可能很有影响，但是在文学史上并无价值；有的作品在当时默默无闻，却有文学史意义。如果说柳青的作品只是前者，时代的传声筒，并无文学史价值，显然与事实不符。我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对现当代文学所知有限，但从有关柳青《创业史》的学术争论中，还是意识到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确实需要辨析。

恩格斯《反杜林论》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分析文学作品，常常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大而化之，概而言之，听起来头头是道，却多不切实际。对柳青及其作品的分析评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想更好地理解柳青，就必须注意到他兼具革命工作者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事实上，早在1943年2月，中央决定文艺工作者到工农群众实际工作中去，柳青作为头一个被讨论通过鉴定的同志，被中央组织部抽调下乡，分配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硷做文书。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深刻地理解党的农村政策，深知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在文学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把翻天覆地的时代风貌展现出来。《种谷记》只是牛刀小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所呈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是显而易见的。1952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回到陕西长安县工作，在皇甫村一住就是14年，真正走进“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不断地拓展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终于写出具有深厚现实基础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作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柳青最清楚农民想什么、农民最需要什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生宝等形象，既是当时广大农村的真实人物，也是高度浓缩化的艺术形象。柳青说：“《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种回答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读者、批评家当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客观地分析作品，而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抽象地讨论问题。

这就需要理解作者，成为他的知音。但“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向来纠缠不清。柳青承认文学批评很有用，但是做好文学批评并不容易，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个方面，都要有较高的水平，才能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有深度，让作家信服。他说：“第一，向读者分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技巧，这是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受文学评论影响的主要是广大读者，其次是成千成万青年习作者。不受文学评论影响的是已经成熟的作家。对他们不准确的赞扬能引起他们的反感，不准确的批评，不能动摇他们的创作规划，却能做他们加强规划的参考资料。作家成熟与否，看他在政治思想、生活阅历和文学修养三者达到大体一致的较高水平。而无论怎样‘权威’的批评家，在生活阅历这方面，不能和作家相比的。所以对不准确的批评能采取评价的、警惕的态度，这是作家成熟的表现之一。第三，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由它本身决定，批评家的影响是暂时的。任何‘权威的批评家’，虚捏作品的成就或抹杀作品的成就，都是暂时的在读者和青年习作者中起影响。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好的作品，总是逐渐被人承认，越来越有光辉的。”在柳青的文学思想中，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文学，才是好的文学。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核心是广大农民，农民是否喜欢，是否支持，是柳青小说亟待回答的问题。他说：“我研究农民为什么劳苦，我研究他们怎么那么爱儿子和土地。”中国农民的苦难与艰辛，他们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劳动的热爱，他们的理想，他们力图为改变生活所做的一切努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之后柳青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惟其如此，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最具有创造力的代表。柳青认为，那些脱离农村实践的理论家，未必能够深刻地理解他。

正如柳青所说，“对文学作品最后的评断是时间的考验。”今天，我们依然怀念柳青，依然呼唤《创业史》这种具有崇高美学风格的文学作品，说明柳青的创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超越时代，成为经典。历史证明，广大读者是他真正的知音。

黄道峻（陕西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柳青是我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典范，也是陕西乡土文学的开创者，柳青作品是陕西作为文学大省的重要根基，柳青精神是陕西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旗帜，对柳青文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关于柳青的学术研究，因时代因素使然，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风貌，但整体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不容忽视的。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以较大篇幅，高度赞扬了柳青自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倾听群众心声、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陕西时，又强调了“要鼓励文化工作者像当年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习近平总书记对柳青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树立了标杆、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柳青研究工作的开展廓清了障碍、启迪了思路。在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柳青的文学精神、柳青的文学史地位、《创业史》的经典意义、现实主义的尊严和生命力等话题，重新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渐次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不单是在学术向度上探寻柳青研究的突破口，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推动我省文学创作生产。同时，也是为了溯源追踪陕西文学的精神谱系，长远来讲，更为了未来陕西文学大厦的建立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我想,柳青研究的基本思路、柳青文学创作的启示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柳青同志将自己的艺术视野投注在人民群众普遍关心、迫切期望解决的问题上，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抒写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讴歌人民群众的优秀品质，他在时代的大变动中自如地为人民群众塑像，在书写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中注重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历史前进的规律。柳青同志所取得的创作成就，昭示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文学最深厚的根基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二是要始终坚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柳青同志长期扎根基层，深入体验人民生活，潜心文学创作，在长安县皇甫村扎根落户14年，创作出了反映我国广大民众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追求和谐幸福生活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柳青同志在长安兼职县委副书记的岁月里，与当地的干部群众水乳交融，急人民之所急，爱人民之所爱，柳青的情怀，出于文学，又超越文学，他的这种创作精神多年来一直为陕西文学界所传承和弘扬。三是要始终葆有向党的文艺事业献身的精神。柳青同志讲，“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作家要把60年作为一个单元”。 这些创作思想都非常深刻，体现了他对文学的景仰、忠诚与敬畏，体现了他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和坚守。在文艺生态急剧变化的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更要学习柳青的这种创作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志存高远，创作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来。

段建军（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柳青是学习《讲话》精神的杰出代表。实际上，柳青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是有认真学习的，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方法是一种对象化的创作，而这种对象化的创作方法既跟创作有关系，又跟生活实践有关系，是把生活实践和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的创作方法，我把这种创作方法大体归纳为三点：

第一、作家要想实践“为人民服务”，或者是为生活服务，必须要化入生活。首先，作家要把自己化入到准备描写的生活之中，怎么化入呢？一是要进入到各种人物的精神领域，要了解熟悉他所描写的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二是要历史地系统地去研究自己所描写的各种对象。即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不同，就分成了不同层次，包括我们一般所说的贫农，可能生活状况、社会地位也都是互有差别的。正因为这样，他把自己化入到各个阶层人物的历史系统中了解他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状况，有助于他化入这个人物，写的时候把他们对象化。其次，是摄取和消化了解对象。在柳青看来，作家的气质更具有社会实践性，任何一种自然对象或人生对象，都不是客观地呈现在那的，是根据社会实践者的社会情境而发生变化的。

第二、化出生活。柳青提出来作家一方面必须要坚持自己社会活动家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须保持住一定的艺术生活，作家必须有别于他要对象化的人物。作家在了解生活的同时，必须知道自己是一个作家，每天必须要把自己从生活中疏离出一段时间。这种疏离在柳青看来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个是保持独立的观察和审视生活的位置，因为我们深入到生活之中往往是难见生活真面目的，必须像巴赫金所说的那样，作者必须有一种“外位”意识，站在生活之外才能更好地把握生活，更全面地了解生活，生活的丰富性就在于站在生活之外的全面的把握之中。其次，要向前辈艺术家学习来涵养自己的审美人格和艺术技巧，《柳青传》中反复强调柳青一直在学习《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作品、《红楼梦》等等，研究一个作家如何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对象化的人物。作家要做一个有技巧的人，必须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向艺术去学习，把自己从生活中给化出来。

第三、化成文学。柳青一方面遵循毛泽东《讲话》中的艺术比生活更高、更理想，另一方面遵循它一定是有生活的真实基础。梁生宝的真实基础在于，在那个特定的社会变革时期，最具有合作化倾向、积极性、对毛泽东合作化思想最拥护的人，一定是那个社会最穷苦的人，因为合作化才能为他们提供一种改变自己旧有命运的可能性，所以他是在生活的这种真实基础之上进行创作的，所以大的方面，有它的想象性和重构性，但是在生活细节方面是真实的。其次是作者叙述与人物独白的诗意融合也是对象化的。他把事件过程、情节发展的焦点，化成特定人物的心理感受和他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每章的视觉都是独特化和统一化相融合的，就是由一个特定人物来看事件，赋予这个事件一种独特的感情色彩，这个感情色彩既有独特人物对事件的理解，也有作家在他第一个阶段化入生活的时候对那个人物对事件的理解，融合得非常好。

程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现代室副主任）：柳青是否只是一个按照政策亦步亦趋来进行创作的作家？显然不是。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大多是忽略了《创业史》写作的时间和小说内容的历史时间之间是有落差和错位的。如果《创业史》中有不同时期政策经验的痕迹，那么它的显现一定不是按照一个时期政策的规定性的现实理解来构造。因为它如果只是按照一个阶段的限定性去构造的话，那么它里面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自我的矛盾。所以我觉得柳青试图把握的是每个时期的政策背后的原理性和原则性，以及其背后整体性的历史指向。他是在把握这种超越了一时一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和方向时，把这种精神贯注到他对现实的把握当中，这是柳青创作上一个很大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从他早期的创作中某种程度上已经奠定下来。因为大家看柳青的自述，写他创作《种谷记》前期的经验，就可以注意到柳青在柳家硷下乡的时候，他的心态在乡下稳住了以后，在学习和阅读上特别强调了读《悲惨世界》，还特别认真通读五卷本的《斯大林文选》。柳青在当时来说作为一个基层工作者、一个乡的文书，他为什么要读《斯大林文选》？其实他不是要读政策，而是要读这个革命的原理，对革命的原理有一个理解，才能对现实有一个独立的判断，才能够深层地理解政治，而不是围着表面的政策来转。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梁生宝这个最正面的理想人物的社会主义觉悟，其实也不是一次运动教育的结果，而是在1953年“总路线”提出来以后，到后来推广合作社，再到1957年社教以及“大跃进”，一轮又一轮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动、深化所能够达到的状态。所以，我认为柳青是想要在梁生宝身上写出这种理想状态，而又赋予这一理想状态一个现实的基础。这个现实的基础，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梁生宝和王家斌，包括在现实记录和历史档案中的王家斌，会发现梁生宝和王家斌在很多地方并不是很贴合的，但是惟一的非常贴合的就是买稻种这个事情，这其实就是柳青发现王家斌的一个契机。而且他为什么特别注意王家斌买稻种的这个事迹？他瞩目的恰好就是说在社教运动没有真正在农村展开，而互助运动在当时又陷入低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一个青年可以自觉自愿地按照一种大公无私的方式去实践？他觉得有了这样一个品质作为根基，那么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可能的。这其实就是他塑造梁生宝、整个《创业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柳青，或者说柳青的《种谷记》《创业史》代表了什么？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方法，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传统，就像我们一提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提起鲁迅一样，它是一个传统，他开创了一条道路，开创了一个传统；或者我们一提欧美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就提巴尔扎克，一提到社会主义就想到高尔基一样，我觉得柳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应该有这样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想起一个例子来，应该是《种谷记》创作完成之后，开过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里面绝大多数在场的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基本上都批评或者否定了《种谷记》的文学方法、文学道路，只有很少的人肯定他，但是他沿着这条道路走出了崭新的道路。

柳青实践的文学方法是革命文学或者说社会主义现实文学、党性原则和美学原理结合的一个道路。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对他党性原则强调的比较多，而对他的美学原理强调的相对比较少。柳青的美学原理第一个问题就是生活与艺术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他认为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是一种本质的真实，他引用了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话，“用自己的作品为已经制定出来的宣传条例做普及的艺术家不是好艺术家，艺术家之所以可贵恰恰由于他开辟了处女地，依靠全部知觉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领域”。我觉得柳青也需要用自己的全部知觉，包括眼睛、耳朵和声音，深入到统计学和逻辑学难以深入的群众生活里面。柳青经常举高尔基和列宁的例子，高尔基在彼得堡革命成功之后领导工作的时候，列宁觉得他脱离了生活，一再去劝他，要彻底改变环境，改变接触的人，改变接触的地方，改变工作，其实这也是柳青说他自己，他为什么改变环境，他觉得只有改变了环境之后，他才能把握住他想创作的作品要反映的生活真实，那种本质的真实。

柳青在《二十年的信仰和体会》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或者从文学的环境进入生活的环境，或者从生活的环境进入文学的环境，大多都是一心一意为党的文学事业贡献力量的，但是我们一时摆不脱某种无形的束缚，不能正确处理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看来是缺乏文学开明的样子，无论不仅有这种感觉或者别人有这种印象，这当然是很苦恼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头脑应该特别清醒，明确地认识到，不论是艺术处理的倾向，还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都是个人的问题，是自己不成熟的表现，这绝对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不可避免的东西，在这时如果谁对这个革命放弃信心，哪怕有一点怀疑和动摇，谁就会退回到小资产阶级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文艺思想的老路上去，或者甚至被诱入陷在修正主义文学思想的泥坑里去。”我引用这段话想表达一个意思，新时期之后，我们的文学存在一些弊端和缺点，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作品的人物形象，有那么多作品，但是成熟的人物形象很少，作品也是越来越扁平了，我们的作品对现实传达的观照比较缺失，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激活柳青创作的文学方法或者这种文学传统意义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