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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是民众的口头创作，最贴近生活，直接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意望。原始歌谣是我国诗歌的起源，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古代关于歌谣的论述有很多。《诗•魏风•园有桃》中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是说歌谣来自于人们的喜怒哀乐；《汉书•艺文志》讲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於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於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说的是歌谣为缘事而发，且可以看到民俗，知晓情感，以及对时事的评价。

《毛传》则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按照这种说法，在音乐伴奏下唱的叫作“歌”，没有音乐伴奏的清唱或吟哦叫作“谣”，统称为“歌谣”。笔者依此理解，“谣”是伴随着人类语言的成熟而来的，很早就出现了；而“歌”则出现得较晚一些，是有了音乐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歌”也好，“谣”也罢，在具体的类型上，并不是分得十分清楚，除非是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者，读者都是把它们作为民歌来对待的。而把一切“杂歌谣词”统归于民歌，似乎更为科学，更好理解一些。

我国民歌有着悠久的传统。远在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在狩猎、搬运、祭祀、娱神、仪式、求偶等活动中，就开始了他们的歌唱。较为原始的《弹歌》《击壤歌》《蜡辞》和“候人兮猗”等，后来的《诗经》中的《风》，再后来的汉乐府等，都是古代民歌中的精华。

说到民歌，不得不说汉乐府。两汉所谓乐府指的音乐部门，乐即音乐，府即官府，这是它的原始意义。但魏晋六朝却将乐府所唱的诗，汉人原叫“歌诗”的，也叫作“乐府”。因之，所谓的乐府，便是由文艺机关的名称一变而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了。

譬如，《文选》于骚、赋、诗之外另立“乐府”一门；《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又特标《乐府》一篇，并说“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便都是这一演变的标志。乐府一名，最早见于汉初，惠帝时有“乐府令”，但扩充为大规模的专署，则始于武帝。作为一个供统治者点缀升平、纵情声色的音乐机关，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它不同于后代的一个最大特点，或者说一项最有意义的工作，便是采集民歌。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相和”、“鼓吹”和“杂曲”三类中，相和歌中尤多。在音乐上，这三类也各具特色。相和是美妙的民间音乐，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含有“丝竹更相和”和“人声相和”两种意思；鼓吹曲则是武帝时吸收的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作军乐；杂曲只是一种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在写作年代上，郊庙歌辞中的《房中歌》最早，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鼓吹曲辞中的《铙歌十八曲》是西汉作品；相和歌则大部分产生在东汉，其中题为“古辞”的，几乎全是“汉世街陌谣讴”；杂曲年代最晚，已出现不少文人的作品，可以看出民歌的影响。

民歌是诗歌和音乐之母。民歌朝着“形”的方向发展，就变成了诗歌；朝着“声”的方向发展，就有了音乐。因而，诗歌与音乐就成了来自于同一血缘的同胞姊妹，诗歌是无声的音乐，音乐是无字的诗歌。推而广之，民歌也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之母，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

民歌就是人民的歌，是历代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形式，逐渐发展而来的。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众多的民族和人口，是造就民歌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多种多样的最大的原因。

民歌最基本的特征，第一是它的人民性，它来自于人民，是人民群众思想感情最真实，最深切，最直接的表达；第二是口口相传，在人民群众中间，被世代不断传承发展；第三是通俗易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民歌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源于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的生活，也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马克思说：“民歌是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

这里，笔者所说的是广义的民歌，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歌，则成了狭义的民间歌唱艺术了。而就狭义的民歌来说，它是广义的民歌的组成部分，除了具有广义的民歌的基本特征之外，它们之间的外在形式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其所具有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特征的不同，而他们所反映的内容并没有十分悬殊的差别。

民歌多为群众在口头相传中不断加工提高的集体创作。其音乐语言简明洗练，音乐形象鲜明生动，表现手法丰富多样。常见的民歌体裁有：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儿歌、风俗歌等。

笔者所生活的大西北，也是中国民歌的主产地之一。以“花儿”和“信天游”为代表的西北民歌，闻名全国。其中的“花儿”，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的一种山歌。其旋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的；另一种是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的。

“花儿”属于典型的“黄河文化”范畴，它产生的地域仅限于黄河上游。笔者在关注“花儿”这个唱遍大西北乃至全国的民歌时，就发现了一种现象，以陇南宕昌县与定西岷县的交汇处麻子川岭为界，这种很特别的民歌艺术的流传便戛然而止了。原因就是，麻子川岭下的东南方向为长江流域。其界限之分明，齐茬茬地，如同刀切一般，绝非人为所能形成。

我们陇南处于大西北的最南端，属于广义的秦巴山区。“秦巴”二字十分贴切的诠释了陇南文化中“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两种特性。所以，陇南民歌无不打上了“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烙印。

陇南民歌中的两当号子，以及以陇南民歌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武都高山戏、文县玉垒花灯戏等等，所使用的音乐、语言、表演，包括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除了极具“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两种特性之外，还都包含了古老的曲调曲牌，古老的“杂歌谣词”，以及古老的民间故事传说。而两当号子，确如同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不会说话的祖先原始人，在共同操劳得特别吃力的时候，懂得唱歌谣来减轻股肉的疲乏，来集中注意力，号子的领唱者就是劳动的指挥者，他用富于号召性的歌腔指挥众人的劳动，号子的结奏极为短促，歌词也比较单一，劳动者随着节奏调整身体的协调，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劳动歌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它强烈的节奏感。它既是“秦陇文化”和“巴蜀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古老的民歌传承，被誉为“陇南乐府”。

陇南宕昌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山歌，叫作“阿呕梨儿”，因歌者每每开唱，必以“阿呕梨儿”起头，故得名。譬如：“阿呕梨儿，尕妹子你把门开开，等着红雀儿上窝来”；“阿呕梨儿，天爷下的毛毛雨，尕门门儿里往进挤”；“阿呕梨儿，连你好着谁见来，谁见你的鞋面来”等等。这种山歌大都属于爱情类，多为男女在山野之地相互挑逗求欢而歌，在村庄、人家和大庭广众之处，是严禁歌唱的，极具有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是原始社会男女自由求偶现象的现代折射。其歌词内容大同小异，表现手法却丰富多彩，涵盖了汉语言比兴、明喻、暗喻、谐音等等一切修辞形式，艺术研究价值很高。“阿呕梨儿”是语气虚词，没有实际意义，至于宕昌山歌为何必以“阿呕梨儿”起头，肯定是有源由的，笔者没有深入研究，不得而知，需要这方面的专家来作令人信服的解释。

从清代沈德潜在他选编的《古诗源》卷四“汉诗”里，我们所读到的那些“杂歌谣词”来看，与我们现时代的民歌所反映的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包括了：一是对自身所处时代好坏的看法与评价；二是对自身生产生活的感受与总结；三是对自身理想的追求与向往；四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反感和抨击；五是对自我情感的抒发和自我情绪的释放。其中最大的共同点，是对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的认同、传承和固守，譬如忠孝仁义等；不同的只是，时代背景、具体事件、特定环境的不一样，所形成的时空上的针对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