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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读曾国藩的家书，他于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写给几个兄弟（澄候、温甫、子植、季洪）的信，其中说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我仕宦十馀年，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

我们很难想象，以上这番话，是出自于一个封建官僚之手。当然曾国藩的话，如果是在台面上说的，我们对他的诚信就要打上一个大问号，但这是他的家书，是对家人说着心里的话，因此我们就不得不认为，这些话可能也代表着他对为官治学的一种追求。

记得小时候，我们从曾国藩那里所得到的，多是些负面的东西。却不曾想，他还是他那个时代里，一个相对清廉的官。

曾国藩作为清末朝庭的一品重臣，在当朝几乎是一人之下的角色。他三十岁立志，后创立湘军，因平定太平天国而名闻天下。然而他又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恶之者骂他“曾剃头”、“刽子手”、“汉奸卖国贼”，崇拜者又称他为“圣人”。近、现代史上，不少政治人物都推崇过他。关于曾国藩的历史定位，不是我等之辈就能够妄议的。但无论是非如何，他为官清廉，却是事实。在这点上，似乎争议不大。

曾国藩能领兵打仗，是个军事家，要不是他灭了太平军，大清王朝有可能就会早些被推翻。虽然世人多盛赞他的军事才能，但他在骨子里，还是个文化人。他热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尤好韩柳李杜，即便在行军路上，鞍马劳顿，仍然手不释卷，“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政务之余，著书立说，有《曾文正公全集》为证。他的散文，颇具大家风范，可与归有光、姚鼐相比肩；他的家书，更是声名远扬，能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

他写的家书，或与孩子，或与兄弟，或与长辈，谈的多是读书修身的事。他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家人做的，他自己都能够首先做到。他不是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的人，这种“两面派”手法也不适用于针对自家的人。他写家书，不是为了专给外人看以作秀自己，他更不会拿好话去诓骗自己的家人。他的家书是写给家里人的掏心窝的私房话，“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应该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的要求。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只手挽救大清王朝，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也算是个“副国”级的高官，正牌的“高级干部”。地位这么显赫的一个人，他的生活却非常简单，衣着不修边幅，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这在大清王朝的高官家庭中，是绝无仅有的。

曾国藩有学问和有能力，虽然他只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也无助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他更不是我们今天所要效仿的对象。但对于他在读书修身和“以做官发财为可耻”这方面的实践，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去看，还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