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雪落在窗外的花园里。

狗屋、灌木丛和草坡地都已覆上了厚厚的一层白，衬得那根瘦高的路灯更显出通体的苍黑来。它凄惶地站在雪夜里，抖抖索索地散发出一团昏黄的光。

一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盯着那孤独的路灯，出神地想：“今晚的灯光真叫可怜。一定是因为雪光太亮了吧？”她两手托着腮，用手指搓弄着耳朵，任由调皮的雪花飘进窗来，落在她乌黑柔软的头发上。

二

那是六年前的冬天。窗前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我。我叫方阿芳，英文名字是Jenny Fang。那年我刚满七岁，已离开远在中国沂蒙山区的那家孤儿院两年多了。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是在这样一个雪夜接到来自故乡的电话。虽然我的内心里一直在盼着这个电话，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新奇的生活画面不断铺展，我对故乡的一切都已淡忘，甚至，我已忘记了阿爹的模样。

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我离开孤儿院那天，院长齐奶奶把我抱在怀里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阿芳，一找到你阿爹，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放心，乖，放心！”

齐奶奶口中的“他们”，是两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已经来过孤儿院很多次了。男的叫桑切斯，人高马大，女的叫海伦，娉婷袅娜，夫妇俩的眼睛时刻都蓄着笑意。他们俩都非常喜欢我，好不容易才办好了跨国收养手续。

三

天边刚露出绯红的曙色，桑切斯就发动了汽车。他要载着海伦和我去机场。我的心底突然间第一次涌出了一个疑问：我的家在哪里？是在这里，还是在记忆深处的那个遥远的小山村？就像阳光下开始融化的积雪一样，这个疑问很快也变成了路边屋顶上的雪水，无声无息地流入了那些美国屋檐下的土地。很快，我们就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两天后，齐奶奶带着我们驱车来到了沂蒙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这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作芦雪场。走到一处矮崖前，齐奶奶停住了脚步。矮崖上趴伏着一间石头垒成的小屋。齐奶奶指了指小屋，说：“到了，那就是阿芳——哦，珍妮——的家。”

是吗？是吗？我在记忆里苦苦搜索，地方应该是那个地方，样子也是那个样子，只是怎么几年不见，原来高高大大的家就变得这样矮小了呢？

石头屋子又低又矮，桑切斯和一路与我们同行的朋友约翰叔叔都不得不弯下腰、低下头，才能走进门去。

屋子里光线很暗，有个人正蹲在火盆旁边生火。我们都进了屋子，他却没有发现，仍蹲在那儿鼓着腮帮子专心地向火盆中吹着气。是了，是了，我的阿爹天生聋哑，他又怎么会听得到我们的动静呢？

齐奶奶蹲下身子，伸手拍了拍我阿爹的背。阿爹回过脸来，认出了齐奶奶，立马挺直身子站了起来，跟她打了个问候的手势。接着，他就把一双被烟火熏得泪汪汪的眼睛定在了我的身上。是的，是的，这个佝偻着腰、满脸胡子拉碴、两颊瘦得塌陷下去的男人，就是我的阿爹！在那一瞬间，我的心仿佛被一把重锤敲了一下，眼里一下子就蓄满了眼泪。阿爹的眼圈迅速红了，他把手里的拨火棍丢到地上，张开双臂想要抱住我，可是却又怕弄脏我漂亮的羽绒服，就又把手收回去了。我哭着叫了一声“阿爹”，猛地一头扑进了他的怀中。阿爹挓挲着手，嘴里低低地嗫嚅着，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他一定是在怀疑，自己该不是在做梦吧？

我嗅着阿爹身上熟悉的味道，双手箍住他的脖子，往上一跳就整个人都蹿到了他的身上。这是我小时候撒娇时最爱做的动作，阿爹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他深陷的眼窝里顿时接连不断地流出了眼泪。他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嘴里“啊啊”地喊叫着。我哭着，心里早已听懂了阿爹的话：“我的阿芳，你终于回来了，阿爹再也不要失去你了！”

过了好一会儿，阿爹才放开了我。他定了定神，突然扑通一声跪下，朝着齐奶奶和桑切斯夫妇砰砰砰地磕起头来。齐奶奶连忙把他扶起来，招呼大家坐下说话。

阿爹一手紧紧地牵着我的手，一手麻利地沏了一大壶金银花茶。大家捧着海碗喝着茶，坐在温厚的蒲团子上，围着火盆拉起了家常。齐奶奶既会说英语，也会打哑语，连说带比划地为主客双方做了简单的介绍。火盆里的火烧旺了，映得每个人的脸膛都红扑扑的。寒暄过后，齐奶奶问起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当年阿爹是怎么把我给弄丢的？

阿爹顿时激动起来，用整个身体剧烈地打着哑语，脸上现出了极度痛苦的神色。原来，正像齐奶奶猜测的那样，当年我阿爹绝不是故意抛弃我的。出事的那天，天气非常炎热，阿爹像往常一样，拉着地排车抄近路去给人家送货。我坐在车子上堆得高高的胶合板顶上，嚷着要尿尿。阿爹答应了，说等爬上眼前的大坡就抱我下来。到了坡顶上，阿爹停下车子，领着我朝路边的一方树荫下走。突然，地排车缓缓地向前滑动了！阿爹连忙丢下我，冲上前去想要拉住车子。在满满一车胶合板的重压之下，那车子一经启动，就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飞快地向前奔腾而去。阿爹急得“啊啊”大叫，跟在后面甩开膀子拼命地追。中午暴烈的骄阳炙烤着大地，当时的情景一定非常危险，四岁的我却并没有意识到，只管去尿尿了。之后，我看阿爹还不回来，就在树荫下玩起了蚂蚁。等到玩够了回到路上，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四处都是一片白晃晃的阳光。“阿爹！阿爹！……”我害怕了，大声地喊了起来，边喊边朝坡下走，却不知道自己走反了方向，更不知道阿爹这时正被那一车胶合板压在底下，已经陷入了昏迷。

那是一条偏僻的小路，平时少有人走。直到傍晚时分，阿爹才被路过的同行发现。第二天下午，当他终于醒来时，顿时急得疯了一样，狂打着手势，想要知道我在哪里。所有的人都摇头不语。阿爹急了，拔了针头就从病床上跳了下来，像一头发疯的老虎一样一口气跑到了那个山坡。可哪儿还有我的影子呢？

头天晚上，我就被好心人给送到了派出所。我既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也说不清楚阿爹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自己叫阿芳，人家都叫我阿爹老方。两天过去了，警察仍没有找到一点头绪，只得把我送到了孤儿院。与此同时，既不懂得报警也不知道还有孤儿院这样的机构的阿爹，已经用脚丈量了小半个临沂城。他是聋哑人，又不识字，只会在街上拉住行人给人家比划。好不容易比划得人家明白了，最后也都只能换来爱莫能助的一声叹息……

火盆里的明火不知什么时候熄灭了，大家都仰头望着阿爹。我看见阿爹那胡子拉碴的下巴被火光镀上了一层温暖的橙黄色。

阿爹做出掏心挖肺的样子，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痛苦地找了女儿两个月。他比划着说他那时失魂落魄，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睁开眼就到处乱走，最后终于病倒了。他比划了一个躺下的姿势，又比划着说自己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爬不起来。说到这里，他难过地摇了摇头，眼神里装满了浓浓的绝望。

齐奶奶哽咽了。她轻轻地擦拭着眼窝，无法再翻译下去了。这样动情的讲述也许根本就用不着翻译，桑切斯、海伦和约翰都听懂了。桑切斯和约翰全神贯注地看着阿爹，海伦的眼角已挂上了亮晶晶的泪花。

眼泪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我垂下头，把脸颊深深地埋在膝盖上。阿爹他哪里会想到，在他最痛苦的时候，我已在孤儿院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不再夜夜哭喊着要阿爹了，而且人也变得白了胖了，还跟刘阿姨学会了写字。我学会写的第一个字就是“爹”。

四

阿爹大病了一场，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病好了后，他又跑到临沂城里找我。那时他手头的积蓄都已花光了，就连地排车也卖给了别人。拉货的老营生无法再做了，他就赤手空拳地跑到一家搬家公司去当了一名搬运工。

三年后的一个冬日，孤儿院的保育员刘阿姨装修好了新房子，要搬家了。当天早上，搬家公司派了两个师傅来。一个是精壮的小伙子，另一个是佝偻着腰的干瘦的中年汉子。刘阿姨心里直犯嘀咕：这个人活像个痨病鬼，能干得动这样的重活吗？谁知人家干起活来比同来的那个小伙子还利落，一百多斤的滚筒洗衣机，呼地一下背起来就走。活儿干完后，刘阿姨让女儿拿矿泉水来给搬家师傅们喝。谁知道，中年汉子一见了刘阿姨的女儿就激动起来，两只手比划个不停，嘴里呜呜噜噜的，眼圈竟然都开始泛红了。同来的小伙子觉得很不好意思，忙在一旁帮着解释道：“这老方哥，可是个苦命的，又聋又哑不说，媳妇还早就死了，撇下个小闺女儿跟他相依为命。好不容易拉扯到了四岁，谁知道又丢了！刚才他这是说，要是他闺女还活着的话，也该长得像你们家孩子这么高了。”

刘阿姨心肠软，听了这话不由得叹了口气，再看向老方的眼神里就带上了怜悯。老方仿佛怕她不相信似的，又从上衣内兜里掏出了一张照片。同来的小伙子指着照片说：“呶，那就是他的小闺女儿。说是三岁生日那天照的，就这么一张，他看得比命还贵重哩！”

刘阿姨点点头，从老方手中接过照片来看。照片上有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背着一只小红书包，站在画着海滩的幕布前，正傻傻地盯着前方。刘阿姨禁不住脱口而出：“啊？这不是阿芳吗？”

五

新年刚刚过去，桑切斯和海伦都是工作正忙的时候。他们这次陪我回中国，连来带去只有五天的时间。

齐奶奶告诉他们，在她打电话给他们之前，我阿爹就已经作出了决定：让我继续跟着他们，在美国生活。

我看得出，听到这句话后，桑切斯和海伦都暗自松了一口气。他们都很爱我，当然不舍得离开我。我呢？唉，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时隔多年再想，阿爹当年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好。他那么疼我，又怎么会舍得让我跟人家走呢？可是现实摆在那里：他只能保证我吃饱穿暖，跟桑切斯夫妇所能提供的优越生活条件相比，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在一起的那几天，阿爹总是笑嘻嘻的，迟钝的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不舍。但现在我已明白，当时他的心里一定很苦很苦。

分别的那天下午，并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感伤。阿爹拒绝了桑切斯的好意邀请，只是悄悄地用手语问齐奶奶，要是去美国看我，来回得花多少钱？齐奶奶比了一个“8000块”的手势，他吃了一惊，转过头呆呆地看着我。我连忙告诉他：“我跟海伦说好了，等到冬天放了寒假，我就会再回来看您的。”

阿爹放心了，献宝似的把他连夜编织成的一个蒲团子送给了海伦。海伦高兴极了，给了阿爹一个大大的拥抱，阿爹没想到海伦这么热情，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在一旁的约翰叔叔不失时机地按下了手中的快门。

薄暮冥冥之际，我们赶到了市里。第二天下午，我们将从临沂机场出发，先飞到北京，再转机去美国。市区的夜景很美，可我们都无心欣赏。桑切斯和海伦都累了，坐在我的身旁闭目养神。车里只有约翰叔叔敲击电脑键盘发出的噼啪声。他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小城的唯一一家报社工作，我猜他一定是在赶写新闻报道。

第二天中午，齐奶奶来为我们送行，请我们在一家自助餐厅共进午餐。这家餐厅坐落于市区最繁华的商业街，所有的门窗都是用高档水晶玻璃做成的，金碧辉煌，气派非凡。大人们边吃边谈，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我对他们聊的话题不感兴趣，吃饱之后就跑到门外去玩儿。没想到，刚出门来，我就看到了阿爹。阿爹袖着手蹲在门旁，应该是来了有一会儿了。我用装满惊讶的眼神无声地问阿爹发生什么事了，阿爹讪讪地打着手势，解释说因为想我想得受不了，一大早起来就搭车进城来了，到孤儿院问了刘阿姨，知道我们在这里吃饭，就跑来了，想再看看我……

冬日的阳光懒懒地打在他的黑棉袄上，我仿佛看见他的眼睛里有火在烧。没来由地，我哗地一下流下了眼泪。阿爹连忙伸出大手帮我擦眼泪，一边擦一边示意我不要哭，免得被桑切斯他们听见。等我平静下来后，他笑着把我抱了起来，伸出手指刮了刮我的鼻子，眼里蓄满了疼爱。

餐厅的门开了，有顾客走出来，对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阿爹意识到了什么，有些无奈地放下了我，挥手示意说他这就走了，要我快进屋去。

阿爹转过身去走了。我突然想到他应该还没有吃午饭，就追上去一把拉住他，让他坐在门旁的台阶上等我。然后我飞快地返回餐厅，偷偷地拿了几块烤鸡翅和一罐可乐，装作若无其事地溜了出来。阿爹的眼里溢出了惊喜，双手颤抖着接了过去。他向餐厅里张望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犹豫。我打着手势鼓励他：“吃吧，快吃吧，没事的。”

见阿爹吃得很香，我又进去拿了些食物。记得阿爹初尝三明治时，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估计是吃不惯吧。但接着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还夸张地冲着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和阿爹都沉浸在这短暂的幸福里，压根儿没有注意到约翰叔叔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我们。

六

回到美国后不久，不知道为什么，桑切斯和海伦似乎变得不开心了。

一天晚上，我已睡下了，突然听到桑切斯冲着电话大发雷霆。虽然他刻意压低了嗓子，我还是能隐约听到一些：“我一直当你是朋友，没想到你会这样做！约翰，你知道，珍妮就快开学了，我真的很伤心……”

“哗啦”一声，不知是什么东西碎了一地。我禁不住打了个冷战。

海伦进来了。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我抱在怀里，抚摸着我的背，无声地告诉我不会有事的。

开学之前，我们匆匆搬离了那个小城，移居到了千里之外的另一个小城。

七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一年。

放寒假的当天下午，我就迫不及待地打点起行装来了。

这一年里，孤儿院成了阿爹每个月必去的地方。他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没有办法给我打电话，只能从齐奶奶那里打听我的情况。最近一次通话时，齐奶奶告诉我，阿爹说希望这次我们到中国后能帮他办好手续，他要到美国来亲眼看看我的生活。我和桑切斯、海伦都非常高兴。海伦还特意把我的房间对面的储藏室收拾了出来，添置了床、椅等家具，预备阿爹来时住。

阿爹送的那个蒲团子，海伦没舍得用，把它当成具有特别意义的艺术品，和我们去希腊旅游时带回来的一只白色救生圈一起，并排挂在了墙上。桑切斯曾满怀诗意地说过：“它俩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好兄弟：救生圈，是空心的海，蒲团子，是实心的山。”

动身飞往中国的前夜，睡得正香的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心里一下子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就像被人拿锥子狠狠地刺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那种最剧烈、最锐利的疼痛。

是桑切斯起来接的电话。刚说完“Hello”没多久，他就发出一声低呼，放下电话去把海伦叫了起来。两个人压低声音交谈了几句，接着就传来了海伦压抑的啜泣声。我从床上下来，轻轻地拉开了窗帘。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雪。新家没有花园，窗外是一条还没有安装路灯的马路，一眼望去，整个世界只剩下了白茫茫的一片。不知道老家的花园里，那团昏黄的灯光还亮着吗？

门外传来了海伦的脚步声。她轻轻地转动了一下门把手，却又停住了，仿佛在犹豫着要不要进来。

我走过去，拉开了门。

海伦倚靠在门框上，双手捂着脸。眼泪从她的指缝间流了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海伦摇了摇头，蹲下来，伸出双手搂住了我的腰。抑制了好半天情绪后，她才终于艰难地开口说道：“珍妮，我很抱歉，你的阿爹，他，他出了意外，很严重……对不起，是非常严重。”

“什么？”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心被猛然炸响的雷暴狠狠地击中了。

之后海伦说了什么，我们是怎么离开的家，怎么到的机场，我统统都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