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特约撰稿：李林荣

《人情之美》，丘彦明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出版

如果把文坛比作剧场，那么媒体就像舞台，作家活跃在台前，读者聚集于台下，而编辑，则隐身幕后，照应各方、调度全局。精彩的文坛风景，固然要靠优秀的作家和读者来成就，但也绝对离不开优秀编辑尽心、敬业的付出。尤其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不是特别适于文学从容发展的时候，编辑发掘、凝聚文学资源的眼界和能力，简直可以决定文坛的水准、左右文坛的氛围。

这本《人情之美》，见证着编辑和作家共同推动台湾文坛转型的一段历史。它的聚焦所在，是10年时间——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两家媒体——本书作者一度主编过的《联合报·联合副刊》《联合文学》，以及12位作家——台静农、梁实秋、叶公超、吴鲁芹、张爱玲、高阳、孟东篱、白先勇、西西、王祯和、三毛、王拓。书后附录一篇，追述了湮没在历史深处的十几家台北老咖啡馆里的文学旧时光。

以今天的眼光看，《人情之美》中的时代和人物已覆上了浓厚的历史色彩。但在“人情之美”的柔光辉映下，书中这些历史册页还正当一笔一笔描画、一页一页翻动之际。那是对台湾社会和台湾文学，都不啻化雪融冰、乍暖还寒的解冻时节。从戒严末期到解严初期，蛰伏的力量、沉埋的情思、蜷缩的思想，静悄悄地开始悸动、舒展和扩散，改写着社会、历史和人生的图景，也改写着文学和文坛自身。作为身临其境的现场见证人和亲历者，丘彦明对自己当时的交游感触和事后印象的记叙，都同样避开了社会背景和文坛生态中偏于冷硬的那些大事件、大话题，而指向有更多温存、更多亮色和更多人情味的寻常小事或生活点滴。

恰恰因此，在诸多忆旧谈往的著述里似乎一概落寞无言、甚至自安于失语状态的“五四之子”台静农先生，在《人情之美》里却显现出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襟怀深切而又素朴宽和的“烈士暮年”风采。梁实秋受访长谈的口述实录和弥留时刻的言行情态刻画，则对“雅舍”主人文学和翻译的方法、观念及生活态度上的某些久存悬疑歧见之处，做了澄清、补白。而新月派前期主将之一叶公超、上海沦陷时期的文坛孤鸟张爱玲，这两位从中国现代文学的星空中一闪而过的别致人物，在《人情之美》中也非常难得地留下了各自文学后史的一段生动侧影。至于白先勇、西西、三毛等其余几位在书中属于“少壮派”的作家，从作者当年的采访记和近年的追忆或散文中，绽放出的完全是一派浓得化不开的昵友加闺蜜的亲切形象。

随书附赠的全彩高清图版折页小册，精细、完整地展示了台静农、梁实秋、张爱玲、白先勇、吴鲁芹、高阳、西西、三毛写给作者的9封亲笔信。瞧着这些墨色、笔迹、信笺款式和行文腔调各个不一的昔日文友间的体己话或客套话，今天的读者除了会感觉到历史的气息，想必也会对远去年代里秀才人情半张纸的那份单纯和雅致，暗生几分羡慕。

《治村》，贺雪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在每一步醒目的发展、变化当口，都无不接受来自社会科学或人文学术其他领域的影响。仅以小说、散文创作中素为作者和读者所重的农村题材或乡土叙事来讲，从传统的农村革命战争史和新兴的三农问题研究方面，主动获得的启示、激发，或被动承受的规约、带动，就非常显著而且接连不断。客观上看，这也正是文学实际参与认识、理解和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社会大事业的一种具体表现。但同时，这更说明：文学要真正扎根大地、经世致用，离不开也绕不过社科人文学术。面对与时俱进、持续深化推进的社科人文学术，文坛中人与其事后被动补课，不如及时跟进、同向而行，展开积极的对话、学习和镜鉴。

活跃在当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前沿的实力派学者贺雪峰最近出版的这部《治村》，汇集了他深入各地、田野调查的新报告和新论文四十余篇。按照议题和内容的侧重，分为“谁当村干部？能人、狠人与富人”、“村庄政治与农民参与”、“资源下乡与农民参与”、“村治的制度探索”、“村治的社会基础：阶层、派性、宗族”、“村治的动力”共六辑。虽然在具体的师承学缘上，主要靠自学成才的贺雪峰和费孝通先生没有直接关联，但作为同样倾力于研究乡土中国的学者，他不仅继承了费孝通先生论学文章洗练通脱、明快清晰的文体和文风，而且还发展起了辩难锋芒更犀利、凸显问题意识的力度和精准度更强劲的论学写作新品格。

这样的文体、文风，熔铸和利用了优秀的文学传统，反过来对文学写作、尤其是非虚构写作，显然也有参考价值。相较之下，《治村》对今日中国乡村现实的揭示、阐释和问题对策探究，则迸发出一股在文学话语里少见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和概括力。如：长三角、珠三角一带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湖北、赣南、苏南、鲁中、陕西及上海市郊，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区域性差异，鲜明地形成了同处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政策环境下的各地方农村，在生活秩序和价值取向诸多层面高度复杂化，以至彻底背反的状况；另一方面，新世纪初年划时代的农村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政策，还有随后铺开的资本下乡、城镇化建设等各项反哺农村的举措，使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演进出现了大步跨进，亿万留守村民和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在身份意识、物质处境和人生观念上，都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嬗变和急剧分化。这些比文体、文风更内在也更坚实的信息和内容，看起来离文学远了些，实际上却是同样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城乡巨变的各种体裁的文学写作者和评论者们，都应该一起来详加留意和深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