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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鼓盆而歌”是一则非常有名的典故,人们一直认为这表现了庄子旷达的人生境界,后人还将其改编为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其实,庄子这一典故所表达的情感意蕴却另有深意。

被误解的真旷达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杂记》中,将庄子“鼓盆而歌”的这一行为明确定性为旷达之举:“昔庄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岂非达乎!”唐代庄学名家成玄英在《庄子疏》中也解释说:“庄子知生死之不二,达哀乐之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乐。”此后千余年,妻死而庄子“敖然自乐”这一解释就成了学界定论。

王夫之《庄子解》云:“此篇之说,以死为大乐……历数诸不可乐者,而以寝于巨室为乐。”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认为,“庄子站在道的立场上,以‘无情的彻底性’,推出生死一样,死值得庆贺的结论……所以当他妻子死的时候,他竟‘鼓盆而歌’,认为妻子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陈鼓应在《庄子今注今译》中指出,“庄子妻死,鼓盆而歌,忘却死亡之忧”。

多数学者与成玄英观点相同,只关注庄子鼓盆而歌的情节,从而得出妻死之后庄子“敖然自乐”的结论,认为庄子面对妻子的去世,心情是轻松、愉悦的,因为庄子已经勘破了生死。

“真悲哀”才是真情实感

《庄子·至乐》说,庄子妻死,惠子前去吊唁,发现庄子正在那里箕踞鼓盆而歌,于是责备庄子:“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对此庄子回应说: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听到惠子责备后马上反驳:“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所谓“不然”,就是“不是你说的那样”;而这个“慨”字,《经典释文》解释:“司马云:感也。又音骨,哀乱貌。”当惠子责备庄子无情时,庄子坚决予以否认,而且还着重强调自己怎会不感慨、悲痛万分呢!可见,妻子去世对庄子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然而亲人去世,无论生者如何悲伤,亲人都无法复生,唯一的明智做法就是安慰生者,让生者少一点徒劳的悲伤,即今人常说的“节哀顺变”。庄子用“其始而本无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这一生死循环的哲学理论,来减轻妻死给自己带来的悲哀。

古人高兴时固然会引吭高歌,但悲伤时同样会以歌当哭。《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周代设有女巫,其任务是在国家遇到大灾大难时“歌哭”。《周礼注疏》解释:“此云歌者,忧愁之歌,若《云汉》之诗是也。”先秦还有《虞殡》《薤露》等挽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临死前流着泪为自己唱了一首“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挽歌,而西汉开国功臣周勃早年就是以演奏挽歌为职业。庄子也谈过挽歌之事,《世说新语·任诞》注引《庄子》佚文:“《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曰:‘绋,引柩索也。斥,疏缓也。’”所谓“绋讴”,就是挽歌;而唱“绋讴”的目的,则是为了舒缓心中的痛苦。庄子鼓盆而歌,不过是悲歌当哭而已。

由此不难看出,面对妻子的去世,庄子是假旷达、真悲哀。

“乐死”与“重生”

从庄子的整体生死观去把握“鼓盆而歌”所蕴含的真实情感,可能更为准确。庄子在“物化”理论的基础上,得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结论,从而论证了生死一齐的思想。至此,庄子仍意犹未尽,他通过推理进一步得出死比生好的结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庄子·至乐》还假借髑髅之口,大谈死后的幸福:上无君主,下无臣民,也没有四季忙不完的事情,并且能够自由自在地与天地同寿,即使南面称王的快乐也比不上死后的快乐。我们不妨把这些言论称之为“乐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庄子却非常爱惜生命。为了保命,他拒绝出任楚相,担心自己会像牺牛一样被人宰杀了;为了保命,他在雕陵落荒而逃以躲避虞人的惩罚,还责备自己“守形而忘身”;为了保命,他提出了形神兼养、以神为主的养生原则,并著有《庄子·养生主》一文;为了保命,他还提出“无用之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一龙一蛇,与时俱化”等处世原则。这是庄子“重生”思想的表现。

一边鼓吹生死一齐,甚至死比生好,一边又竭力养生保命,对于这一看似尖锐的矛盾,如何理解?我们不否认庄子在某些时候有“千岁厌世”的念头,但从本质上看,他是珍惜生命的。他不仅在现实生活中爱护个人生命,而且在理论上也明确指出生命的宝贵。《庄子·让王》说:“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他甚至认为“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提出“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的主张,要用“道”的最精华部分修身养生,用糟粕部分去治国理政。通过这一养生为本、治国为末的思想,不难看出庄子对生命重视的程度。

庄子面对死亡时的旷达言辞,正像赵翼《偶书》所说:“语语不畏死,正是畏死语。”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死亡不可避免,是人所无可奈何之事,那就只能调整心态,心平气和地接受它,以免给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由此可见,所谓“鼓盆而歌”的庄子已经勘破生死、对妻死抱着欣然态度的说法,只是学界的误读。在庄子看似旷达的言行背后,笔者看到的则是无限的悲哀与无奈。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