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题材决定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正如李陀在《漫说“纯文学” 》中所指出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纯文学”观念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怎么写”的重要性都压过“写什么” 。当下文学创作中所出现的题材的大量重复、同质化问题与此应该不无关系。因此，适当地强调题材的重要性还是必要的。当代文学在题材领域还有许多亟待开掘的地方，能瞄准这些领域入手，往往能挖掘到写作的富矿。近年来，成都凸凹在三线建设题材领域的开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此前更多从事诗歌创作的成都凸凹近年来转向小说创作，一系列三线建设题材小说很快令他在小说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如作家邱华栋所言，“如果说这两年小说界开始有了三线军工题材作品的动静，与成都凸凹的勤奋写作有着巨大的关系，高密度见刊的五个中篇和两个短篇，体现出这一题材和写作艺术的新高度。这肯定是对当代文学的显著贡献。 ”成都凸凹的长篇新作《大三线》正是他此前发表的这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的合集。这些作品分开独立成篇，合起来浑然一体，人物、事件、时间皆能一一契合。显然，作者在创作时是有着总体性的设计和思考的。 “三线”这样一个概念对于当下的年轻读者或许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但也因为这种陌生，体现了书写的价值所在。这一曾长久影响共和国和几代人命运的战略举措，奠定了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基础，影响深远。在当今中国崛起、战略环境日趋复杂、国防建设日新月异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大三线建设及其历程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三线这一题材一向少有人碰触，这当然首先因为其所涉及的行业、职业的特殊性，非个中人难解其味，使得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题材在当代文学中一直处于作家们关注的视野之外。作者成都凸凹，在三线军工一干二十三年，用多达十余个工作点位的介入方式，历经了三线企业从建设、投产、部分下马、军转民、军民分线，到调迁、下海、改制、下岗、资产重组等生存发展活动渐变的全过程，也因此才有“不用说， ‘三线’啊值得写。偏偏俺这个有着二十三年军工三线工龄的人又有写小说的手艺。我都有了舍我其谁的悲壮感和壮丽感了。我写，也是为了记取、还愿、救赎和深如大山的热爱”这样的感慨。确实，不能不说，成都凸凹是书写大三线题材的上佳人选。

书写这样的重要题材，一般的写作者会选择一个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作为主人公，以他参与的建设工作为重心，以点带面将几十年三线建设的历程表现出来。但是，本书的作者没有这样处理。首先，他化整为零，将三线建设及其背后的时代变迁拆解为保密费、保密图纸、球、手枪、打仗、颜色、睡觉等关键词，各自以几个颇具时代特色的人物为中心，连缀成篇。作者将大量的篇幅放在陈大为、崔不觉、展二娃、炸弹、牛大荣等三线普通建设者身上，并且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复活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氛围与人们的生存实相。

这七个章节连缀而成的结构新奇的长篇中，作者首先要传达的是一种“错位感” 。因为国防建设需要，成千上万三线建设者从一线城市举家迁至三线僻壤。但在很多人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三线建设事业时，他们又很快面临调迁改制、资产重组等变革，走向他们已然陌生的城市。经济体制的转轨、新旧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冲突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踌躇失措，在新的时代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求人生价值的坐标。第一章《保密费》的主人公是牛大荣，牛大荣锒铛入狱的人生悲剧是个体欲望追求与特殊的职业身份、特殊的时代氛围之间的矛盾造成的错位导致的。牛大荣是从地方上考学进入工厂的，与“内部子弟”相比身份逊色一等，在个人问题上只好“向外发展” ，物色周边的农村女子。凭借特殊岗位每月优厚的保密费，他在与地方女子的交往中感觉到了自己的绝对优势，产生了“一山更望一山高”的心理，先后蹬掉菊花、燕子两位姑娘，转而追求赵小莉。结果被觊觎赵小莉的蒯老三记恨在心，诬告其偷窃了崔不觉工程师丢失的保密图纸，导致冤案发生。仔细看来，小说中所牵涉的诸多人物，其情感关系也大都是错位的。因为父亲的罪名，崔不觉在工厂被批斗，他师傅蒯师傅为保护他而死于非命。崔不觉为报答师傅娶了师傅的遗孀杏儿，对蒯师傅的几个子女倾尽全力照顾，却始终只能得到他们的冷眼。其实，蒯氏兄弟对崔不觉的情感颇为复杂，既感激他在危难之时抚养他们，又因为知道生父蒯师傅因其而死所以对崔不觉心怀恨意。但不管怎样，这份父子情感仍在，因此当崔不觉无意中将保密图纸落在家里，蒯氏兄弟知道真相后怕崔不觉被处理，转而把牛大荣当成了替罪羊。小说中人物关系、情感的错位使得小说充满戏剧性，并且这种错位的生成不是来自作者的主观编造，而是遵循特殊时代的运行逻辑因而格外令人信服。第二章《球时代》的最大主角是展二娃，表现的是不同时代的错位感。在闭塞的山区与工厂内，由于娱乐方式的缺乏，打篮球成为三线工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也使得展二娃这样的篮球明星在女青年的心目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厂花佟哑花的爱情。时代流转，当工厂搬迁至大城市，工人面临岗位调整、转型等现实问题时，展二娃的篮球玩不转了，当年暗恋佟哑花、默默无闻的陈大为则因为早几年到成都，混得风生水起。展二娃的落魄、佟哑花的出轨，这些似乎只是个体的偶然遭遇，但其实有它内在的必然性。第五章《颜色》表现的是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意识形态要求的错位。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激情洋溢的诗歌年代，三线工厂也无法阻止这股弥漫全国的诗歌潮流。亦汪、陈大为等人也不甘寂寞，组织了颜色主义诗社。问题出在亦汪身上，他把和文学女青年小白幽会时见到的涂了颜料的乳房比作“黑太阳” 。这首诗经过广播站广而告之后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引起敏感的厂领导的政治联想，最后的结果是亦汪辞职出走。这一错位和牛大荣的悲剧有相似之处，而时间已是八十年代。包括崔不觉，从禁欲时代为一家十几口人的温饱、居住殚精竭虑，到晚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氛围中行为失范，也是一种错位。

尽管有这些“错位感” ，但正如亦汪出走后在私企任高管，虽然混得风生水起，但内心最深的情结还是三线人情结，三线建设经历成为亦汪、陈大为这一代人一生最值得珍藏的经历。小说中写到亦汪在一只手臂上文了一枚龙身的火箭，另一只手臂文了一把龙身的锄头，把自己的知青岁月和航天岁月刻在了身上。面对陈大为的疑问，亦汪的回答是，“对下乡的磨砺，对9401的经历，我呀是想恨，恨不起来，想爱，爱得痛苦。因此，把它们刻在身上，既算是爱恨交加，更算是一种深刻的记忆与怀念吧。 ”作者其实是借亦汪之口道出了自己对那段岁月和三线建设经历的记忆与怀念。这种带着体温的真实书写，无疑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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