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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思南读书会父亲节专场:父辈的“遗忘”,是我们铭记的使命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张滢莹  2017年06月23日11:33

原标题:父辈的“遗忘”,是我们的铭记使命

“他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好奇的目光和惊诧的表情无不显示着他的记忆正走进一片陌生的领地。他忘了多年前他花了几乎一辈子的积蓄购置了这套房子,忘了这是他的家。是的,遗忘,他现在的生命特征就是遗忘。我不敢想象,哪一天他一觉醒来忽然不记得我们,不记得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薛舒在《远去的人》中这样描写父亲得病后她的害怕与无奈。“父亲”这个词是沉重而伟大的,它与文学有着复杂深刻的联系。日前,上海思南读书会举行父亲节专场活动,邀请编辑走走、作家薛舒和于是一起讨论“我写父亲”这个主题。

“父亲患了阿尔兹海默病”使得薛舒和于是这两位同代作家被联结到一起,在同一主题下,她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叙述父亲。薛舒《远去的人》用非虚构的方式真实记录了一个老人在两年内失智患病的过程,他如何忘记妻子、儿女以至自己。这是一次残忍的私人记录,却因其有痛感的文字引发了群体的思考。于是的《查无此人》即将出版,与薛舒不同的是,她选择了虚构小说的形式,以失去记忆的父亲和寻找记忆的女儿为主,由此勾连出家族、无根、遗忘等主题。在走走看来,这两位作家“如同两座孤岛,而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病本身也是一个孤岛,但是对于每一个孤岛看到的景色,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同一主题,为何会分别选择虚构与非虚构两种形式,两位作家对此有自己的理解。

薛舒表示,一开始并没有想用一种文学的方式记录父亲,但在一次次被召回家中,一次次体会到父亲的变化无常后,她的内心越发压抑,于是用写日记的形式来发泄情感。“我产生了很诡异、很奇怪的想法,当一个人的记忆全部失去的时候,人生对他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活到老全靠回忆来支撑我们的人生。整个人生是由记忆串起的,记忆也是认知自我的方式。”记忆引发的种种问题,让她选择用非虚构方式进行一场完全真实的记录,来写下痛苦。不同于薛舒与父亲从小亲近,因为特殊的家庭原因,于是对父亲可以说完全不熟悉。她没有经历父亲发病前期的症状,当父亲来到她的身边时,病症已是后期,她所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记忆的老人。于是要去寻找父亲的过去,“日记式、宣泄式的素材积累我经历过”,她有一篇作品叫做《六小时》,写的就是女儿在六小时内走遍父亲从大学毕业到上海安家生子的四十年生活旅途。寻根主题不断地延伸,造成作品向虚构的转变,“我照顾父亲这段时间,以及父亲慢慢从生病到病逝的过程,对我来讲是不断寻找的过程。寻找的过程是虚构的,事实上你没办法寻找到当年父母生活的年代,以及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事情,而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病本身就具有虚构能力,所以我才把非虚构里一个文本,一个素材的积累,转变为现在虚构的、以寻找为主的结构”。

以非虚构或者虚构叙述父亲,实际表达的是作者介入父辈历史的姿态。走走认为,这两位“70后”作家在三四十岁时,以个人方式介入父辈历史,介入到他们的时间轴和生活轴中去。薛舒表明自己从很早便开始关注父亲,书写父亲。她将父辈的人生与自己的人生进行对照,以女儿兼小说家身份,用贴近式描写回溯父辈记忆,“充满着美好的回忆在体会当下的失去”。于是则保持了较远的距离,更多地将父亲定义为“小人物”,她写父亲实际是在写小人物如何与大时代产生戏剧性的平衡。“父亲是在时代的漩涡边缘苟活的小人物,他经历了战乱,经历了改革,成为了一个小的获利者,小人物在经历这个大时代后会刻意地遗忘,这个刻意地遗忘跟疾病所带来的被动遗忘,刚好叠合在一起,形成了他整个的遗忘,我想写的是一个时代性的、共性的遗忘。”记忆和遗忘相互纠缠,形成了文学丰富有趣的世界。

文学在做向内的描写时,也在对外辐射。两位作家对阿尔兹海默病的共同关注,引发了社会关怀与讨论。薛舒的作品发表后,她加入了一个“阿尔兹海默病家属群”,里面许多人惺惺相惜,大家互相慰藉。但在群里待久了,她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情感慢慢变成一种精神麻醉,“我不会思考继续活着是怎样的问题,也不会思考这样的活究竟有没有意义,我更不会像于是这样离开一定距离探讨,甚至用严厉的眼光探讨父母这一辈的问题。”

于是父亲所在的医院全是此类病症的患者,她在探望的过程中,发现即使是在如此绝望压抑的环境下,“也有一些情感的、动人的东西在,戏剧性的东西在”,这也给她的写作带来了变化。不同的身份、价值观造成了不同的理解,正如走走所说,“如果人世间所有很深重的情感就是相聚,但父母跟孩子的情感就是为了分离,不管父亲是健康还是患了阿尔兹海默病,每天都在分离,在分离过程选择不同的人生态度”。

但薛舒同时认为,如果《远去的人》普及了阿尔兹海默病,让大家可以学会进一步的预防,这是她十分高兴的。但她绝不想止步于此,“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可言说的东西,我想要表达的是其中的一些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