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阿摩司·奥兹看来，故事的开头是应该细读的，它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契约。于是，他在《故事开始了》一书中精选了十部小说，果戈理、卡夫卡、契诃夫、卡佛、马尔克斯……如何阅读他们故事的开头，如何辨析开头和通篇的联系。作者怎样兑现他和读者之间的约定，这些问题的探究，在奥兹的条分缕析下像游戏般有趣。

《故事开始了》，[以色列]阿摩司·奥兹著，杨振同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

一些犀利（尖酸刻薄）的文学学者如特里·伊格尔顿之流，甚至能从小说开头的分析中解读出作者心里的各种小九九，真是“杀人”还要“诛心”。不可讳言，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好比DNA隐藏着生命体全部的遗传密码，它将奠定全书的行文基调、叙事方式和语感，甚至一句话能开出一个门派。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最为有名的第一句：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句话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先锋作家，我们会在莫言、余华、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中读到其各种版本的变体。如果在所有的小说开头中评选出“影响因子”最高的一句，那么马尔克斯这句一定能名列前茅。

这位上校同志真是个直男，都面对行刑队了，脑子里想的竟然不是罗曼史或热恋的情人，而是冷冰冰的冰块。大概《百年孤独》的读者，宅男偏多，与书名正好相得益彰，活该孤独百年。女性读者也许更喜欢法国风格的，无论从译文的美感度来说，还是从场景的吸引力来说：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试问哪个女人不害怕美丽容颜的消褪，所以，又有哪个女人经受得住这样的甜言蜜语？叶芝的一首《当你老了》，为这位写过许多晦涩诗歌的大诗人赢得了许多“脑残粉”，以至于叶芝在不少姑娘的心目中与徐志摩相去无几。我相信，不需要王小波的推崇，玛格丽特·杜拉斯靠着《情人》的开头，就足以吸引大量读者购买——用于写情书的参考。

爱情的确是文学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遥想古希腊时代，为了追求海伦而引起的争端，诞生了荷马史诗的创作素材。所以在小说的开头谈情说爱、谈婚论嫁，实在是招徕观众的方便法门：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甚至连伟大的托翁都未能免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不是以最初拟定的“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这一颇具史诗般雄浑高雅的句子开始，而是编造了一个脍炙人口然而纯属偏见的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金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所有跟配偶吵架的文青，都能背出这句托翁名言。托翁真是深谙人心，在对叙事艺术处女座般的追求中也不忘给读者制造一些QQ签名的好段子。

当然，也有不考虑读者的装逼作者，例如麦尔维尔《白鲸》的开头：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

第一句就得加一条长长的注释，取个名字还暗藏《圣经》典故，欺负我们没读过书？相比之下，查尔斯·狄更斯的装逼，就显得可爱多了，尽管此君的形式逻辑课一定考不及格：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起走向天堂，我们一起走向地狱。（《双城记》）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头，因为作者对小说艺术的刻意求工，就更有象征意味了。然而有时放在一起对比，却往往造成离奇的喜剧效果。例如同样是睡觉，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开篇一展法国贵族式的慵懒和优雅：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

然而紧张的卡夫卡考虑的却是：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

简直让人没法安心睡觉！

同样是介绍主人公，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老老实实从“我来到这个世上”开始，主人公虽然命途多舛但毕竟还是个正常人，然而20世纪的小说，主人公们就是不好好说话：如果说“我是一个看不见的人。”（拉尔夫·艾里森《看不见的人》）是神话，那么“我是一个死人。”（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就是鬼话了。至于“现在在哪里？现在什么时候？现在是谁？”（萨缪尔·贝克特《无名者》），简直就是酒鬼喝醉后的胡话。

真正有头脑的，还得算是马克·吐温和卡尔维诺，他们竟然在开篇这一书籍的黄金位置给自己的书打起了广告：

你要是没有看过一本叫做《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书，你就不会知道我这个人。不过这没有什么。那本书是马克·吐温先生写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

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寒冬夜行人》了。（《寒冬夜行人》）

同样是先锋作家，为什么卡尔维诺的书就能卖得这么好，市场经济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言归正传，中国的当代作家，小说开头写得精彩的，不乏其人。中国人好面子，小说的结构和结尾就算编织得不高明，这“第一炮”的开门红却是一定要打响的，美其名曰——“凤头”，所谓：“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小说的第一句叙事，通常蕴含着该小说的全部叙事信息。这里列举数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小说开头，看看都有哪些一见而惊的“奇句”。庶几管中窥豹。

陈忠实（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白嘉轩后来引以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难以想象，一部宏大的“史诗”竟然是这样开头的。英雄们还未展示其高大的形象，镜头就对准了他的下半身。如果是伪君子，只怕就要遮遮掩掩，恼羞成怒。然而被读者大窥房事的“英雄”白嘉轩，却并不因此而减色。这就是陈忠实的独到之处，也是《白鹿原》无法超越的地方：能让读者带着读小黄文的心情，邂逅一部伟大的作品（外国文学中能与之媲美的只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陈老行文的气魄，从第一句贯穿到小说的最后一句，中间没有一刻是软下去的，确确实实可以“引以豪壮”。

《白鹿原》，陈忠实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阿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嘘嘘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情。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

如果说《白鹿原》的开篇是男子汉的豪壮，那么《尘埃落定》的开篇简直就是荣国府中宝二爷的自白了。《红楼梦》里的宝二爷“有些呆气”，《尘埃落定》里的二少爷就是个“傻子”，开篇写这位13岁的傻子起床时的所见所思，空灵跳跃，自由洒脱，行文神采飞扬。仅从小说开头就不难看出，阿来是在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第一章一较短长。

《尘埃落定》，阿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4月

王安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是文章里标点一类的东西，断行断句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上海的几点几线的光，全是叫那暗托住的，一托便是几十年。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作底铺陈开。一铺便是几十年。如今，什么都好像旧了似的，一点一点露出了真迹。

我相信，站在一个至高点看垃圾场，也会是壮观的景象。距离能够产生美感，模糊掉一切肉眼能见的肮脏。王安忆《长恨歌》里的行文，和她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一样，绝对是风情万种的，然而也是面貌模糊的，例如这段点啊线啊光呀暗呀的，完全看不出是弄堂，倒像是在看“几何原本”了。王安忆对上海的市民气息是相当熟悉的，然而，是不接受的。所以她只能选择站在一个至高点来看这座城市，以让自己“眼不见为净”。正如作者自己所说：“面对上海这么一个写作材料，我是有些遗憾的……上海这座城市历史太短，物质太多，人也因此变得不够浪漫。”而这，恰恰就是小说开头巧妙透露给读者的信息。

《长恨歌》，王安忆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11月

贾平凹（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

喜欢白雪的男人在清风街很多，都是些狼，眼珠子发绿，我就一直在暗中监视着。谁一旦给白雪送了发卡，一个梨子，说太多的奉承，或者背过了白雪又说她的不是，我就会用刀子割掉他家柿树上的一圈儿皮，让树慢慢枯死。这些白雪都不知道。

如果说《尘埃落定》的叙事是“傻子说梦”，《秦腔》的叙事则是“疯子胡吣”了。胡吣自然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然而贾平凹的本事，就是从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写出人生的生死悲欢，社会的动荡兴衰。疯子的话语是对生活无意义的隐喻——一场被阉割的疯狂爱情。

《秦腔》，贾平凹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4月

莫言（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一眼便看到，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手执一把扫炕笤帚，正在大街上扫土。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嘴唇哆嗦着，低语道：“上帝，万能的主，上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便慢慢地退到墙角，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她悄悄地、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

尽管莫言是以小说《蛙》获得茅盾文学奖，但正如余华所说：“从文学的标准来看，莫言起码可以拿10次茅盾文学奖。”我最喜欢的是《丰乳肥臀》的开篇，语感颇有《尤利西斯》开篇的味道。然而一转眼，又是母驴难产，又是婴儿接生，又是鬼子进村，杂乱中洋溢着顽强的生命力，画面变得立体起来。能用线性的文字叙述出3D电影的感觉，现代文学有端木蕻良，当代作家则是莫言。

《檀香刑》，则宛然《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本，只是远比《百年孤独》啰嗦，没办法，谁让叙事者假借的是饶舌的“狗肉西施孙媚娘”，这也算是艺术真实吧：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俺也想不到，一个女流之辈俺竟然能够手持利刃杀了自己的公爹。俺更想不到，这个半年前仿佛从天而降的公爹，竟然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莫言长篇小说全编》，莫言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月

格非（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一天，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乘坐一辆吉普车，行驶在通往普济水库的煤屑公路上。道路的左侧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长着茂密的苇丛和菖蒲，成群的鹭鸶掠水而飞；在公路的右侧，大片的麦田和棉花地像织锦一样铺向远处的地平线。一畦畦的芜菁、蚕豆和紫云英点缀其间，开着白色、紫色和幽蓝的花。

谭功达神情阴郁，心事重重。他的膝盖上摊着一张破烂不堪的地图，那是一张手绘的梅城县区域行政规划图。他不时地用一枝红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地图下面，秘书姚佩佩的小腿随着汽车的颠簸，有节奏地磕碰着他的神经。他不由得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姚佩佩穿着一身咔叽布列宁装，原先的蓝色布料早已退了色。梳着羊角辫，长长的脖子上有一条深红色的围巾。她正和坐在前排的副县长白庭禹说着什么。她吃吃地笑着，柔软的腰肢扭来扭去，还不时朝窗外指指点点。

“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仙鹤？它们往那里飞？”姚佩佩问道。

“傻孩子，那可不是什么仙鹤！那是鹭鸶和江鸥。”白庭禹纠正道。

“那是什么？怎么还在动？”姚佩佩趴在白庭禹的肩头，伸手朝远处指了指。

“噢，那是长江中的帆船。船身让高高的江堤挡住了，你只能看见帆尖在走。”（《山河入梦》）

格非不但在小说的叙事语感上出类拔萃，而且也是中国作家群中少有的学者型小说家。学者格非，并不是在小说中以炫博学，而是往往玩一些“无一字无来历”的文字戏仿。例如“江南三部曲”中第二部《山河如梦》的开头，就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我们和土耳其人打过一场仗。我的叔叔，就是泰拉尔巴的子爵梅达尔多，在波希米亚平原上骑着马直奔基督教徒宿地。一个叫库尔乔的随从跟着他。一大群白鹳在浑浊、停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过。

“怎么会有这么多白鹳?”梅达尔多问库尔乔。“它们飞到哪儿去呢?”

……

“它们往战场飞，”随从神情阴郁地说。“它们要一路陪着我们呢。”

这绝不能视作“抄袭”，因为以格非的知识水平和叙事能力，完全可以避开“英雄所见略同”的“尴尬”。我相信这是他故意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格非笔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经典文本有着显豁的“互文”关系。格非在这种互文关系中乐此不疲，在小说的开头戏仿一下卡尔维诺或博尔赫斯，正是这位先锋小说家的应有之义。

《江南三部曲》，格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

附：余华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那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屋檐滴水所显示的，是寂静的存在，我的逐渐入睡，是对雨中水滴的逐渐遗忘。应该是在这时候，在我安全而又平静地进入睡眠时，仿佛呈现了一条幽静的道路，树木和草丛依次闪开。一个女人哭泣般的呼喊声从远处传来，嘶哑的声音在当初寂静无比的黑夜里突然响起，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

在众多当代实力作家中，余华算是茅盾文学奖的最大遗珠。因题目所限，此处以附录放上我最为击节赞赏的《在细雨中呼喊》的开头，尤其“使我此刻回想中的童年颤抖不已”，实在是神来之笔。无怪乎众多读者对余华如今的作品表示失望，有此珠玉在前，即便后出之作写得不差，也只能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在细雨中呼喊》，余华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