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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凯:中年困境与还乡青春 ——读弋舟《丙申故事集》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黄凯  2017年06月13日15:49

“我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这是我第一次读弋舟的作品,《随园》中的这句话如同谶语般预言了我与故事的相遇。弋舟的小说,让我惊诧于对人物心理纤毫毕现的剖露,惊诧于对中年琐屑生活状态的展现,惊诧于对人与人关系隔膜与疏离的揭示,惊诧于对女性幽微生活经历的聚焦……《丙申故事集》在“丙申(2016年)”与“故事”两个时间节点的书写,使小说具有了多重张力:现在(“丙申”书写的当下)与过去(“故事”讲述的过去式)、现实(现场感的指涉)与虚构(第二手写作的幻想)、中年(故事回溯的起点)与青年(故事回溯的历程)、女性(主人公的视角)与男性(作者的视角)。在多重二元关系的互动联结中,小说的意义就此展开。

疏离世界与中年困境

小说聚焦于中年人物生活状态的呈现,他们大抵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却陷入人际关系的隔膜与疏离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杨洁在北京奋斗多年终于买下了一套单居的房子,生活中却失去了所有的男人和一只乳房;马政凭借酒量熬成处长,却在偶然中风后才发现妻子头顶的白发;刘奋成王桐各自事业有成,却难逃家庭琐事矛盾的堆积,以离婚收场;她与丈夫在各自的外遇中相互取暖,却无法在300平的房子里嗅到爱的气息。小说书写中年生活,并没有介入物质充盈后展开的利益纠葛,而始终关怀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系联。“孤单”,《出警》中年轻警察小吕一声叹息般的回味,不啻为人物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吊诡地是,这种疏离本该出现在人物的早年时期,却在此时得以凸显。早年里,杨洁和母亲两人生活在一起、王桐的母亲把存折塞给她后上了别的男人的车、夏惊涛和老奎的老婆离开了他们,不完整的家庭状态并没有让他们体会到以后才能体味的“孤单”。在与男人们的周际中、在对初恋的谎言与袒露中、在对女儿的惩罚和报复中、在与情人一家的相处中,他们仍能感受到彼此感情的系联和牵绊。然而,这种关联终于消磨在物质的追求和情感的淡漠中,最终建构出一个隔膜与疏离的世界,中年的人际相处仿佛隔着祁连山的雪峰。

返乡的契机

当现实世界的疏离蚕食鲸吞,使人物艰于呼吸视听时,需要有一个契机回溯来路,重寻逝去的羁绊。一如目光翻过雪峰,找到隐在祁连山深处的随园。地铁里一个浓妆艳抹的五十多岁的女人,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杨洁失去乳房后的羞愧,促使她将重返河西走廊的想法付诸实践;马政在深陷于乱伦般禁忌冲动而中风后,才重新梳理自己、妻子、情敌三人的情感纠葛;老奎被重点关照的尊崇在老郭生病和退休后消失,于是开始了频繁“亮万”的招数;房间里新置办的鱼缸和跑步机,让刘奋成王桐这对夫妇的离婚有了重焕生机的意味;她一次次地和男孩欢爱,却又在他面前始终不会袒露自己,维持着一个四十岁女人的羞赧和心事。当世界的疏离与隔膜已变得习以为常,身体的倾颓和精神的寂寥双重打击向人物袭来,以迅疾之势将人物瓦解,无情地揭露了孤单的本质,即使隔着雪山的光和射灯的亮、隔着清脆的笛声和点燃的烟气,也无处躲藏。它直抵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痛处,驱动他们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自我的定位

弋舟现在进行时的写作,让中年生活状态的表达有了“准确的事实”意味。于是,返乡吧,随园在来处候着。

返乡青春与蓬勃的性之花

在人物的返乡和回忆中,青春/性的通道重新打开了人物的关系,蓬勃的生命活力构成对中年倾颓身体与疏离精神困境的双重救赎。脖子上的白骨既可能是千年不朽的胡杨,也可能是弃尸累累中的一块骨殖,它标示出青年杨洁的胆识,也让众多试图拥有她的男人觉得自命不凡。在戈壁滩的欢爱,是链接大自然亿万年冲刷伟力的企图,也是召唤狂野生命图腾的努力。白骨,将她与男人、自然、生命、活力联系在一起,而白骨的启蒙来自于她的老师。当失去白骨的杨洁开始自己的城市奋斗之旅,以失去固定男人——生活里没有男人——没有欲望——丧失乳房的历程迅速萎谢时,从两性蓬勃的生机到欲望的消逝到生理性别的残缺,所昭示的不仅是关系型人生内缩到自我性人生的不可能,更是生命之戈壁从泛滥到干涸的不可逆。杨洁需要从干涸的北京回到粗砺的河西,需要重访自己的启蒙老师,需要找到丢失的白骨。当她重新手握白骨时,封存的关于薛老师左手的秘密、关于男人和启蒙的记忆、关于生命和青春的活力全部苏醒。与老师的唇齿之吻,并没有濒死的垂暮,反而让他们有了复归于婴儿的感觉,这即是白骨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执黑五目半胜”不过是无意义人生的一个隐喻,“白骨”才构成人物生命此在的价值。

借助返乡和回忆青春中两性关系的出口,中年困境中的人物重新获得了身体的生机、敞开了关系的互动。马政在女儿般大小的夏攀身上重新感受到勃发的欲望,王桐在鱼缸的怀想中进入少女初恋的时光,她在男孩的身上一次次重温与丈夫的旧梦……“橘色毛球”“巨型鱼缸”“一杯水”和“白骨”一样,都构成中年人生的青春幻想,引起还乡和再年轻一次的冲动。

为了告别的纪念

还乡青春是一场中年的成长仪式,中年的人物需要借助回溯获得坦然面对现实困境的勇气、需要依靠还乡领悟温润疏离关系的方法、需要凭借回忆开启激励自我再次成长的动力。于是,这一场场有关青春的回忆,都是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指向当下的中年困境。《随园》的最后,杨洁重新拿到白骨,决心和老王一起养鸭和接受失去乳房的事实;《发声笛》的最后,马政在笛声中思考仕途的中断和妻子、情敌三人关系的重新洗牌;《出警》的最后,老奎腰里别着的“万”再没有任何杀伤力,最终走向了养老院;《巨型鱼缸》的最后,王桐拷走了前夫电脑里的文件,留下了家里的钥匙;《但求杯水》的最后,她与男孩最后欢爱作为告别的仪式,在凌晨走向了熟睡的丈夫。《丙申故事集》是古老的出走/归来模式的复演,也是成长主题的再现,只不过,这一次返乡和成长的人物不再是孩子,而是处在身体与精神双重困境中的中年。

弋舟体察于中年人际关系的疏离,以虚构的笔法跨越时间和两性的界限,聚焦人物还乡青春的经历和心理,试图疗愈中年危机指示重新上路的方向。这部小说集既是作者的剖白和自我救赎,也是中年生活的写真和喻世明言。“也许再等33年,才会有下一本《丙申故事集》”,是的,33年才能等到人生的再一次成长。

“我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为了见他一面。”《随园》中言明的下一句是,“我还要走,还有很长的路等着我”。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