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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不啻是悠久历史的惠赐。古往今来，历代贤哲造就了诸多训导人伦教化的名著，使中华文化具有了独树一帜的文教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及其弟子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世界各大文明中最早成系统的文教学说和伦理规范。到南北朝时代，名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创了家训类著作的源头。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鉴戒》、宋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莫不类此。先贤遗教围绕着家庭和睦与个人修养等主题，直至今日都是教育纯良的示范。

袁氏其人其时

对坐落着南宗孔庙、长期受惠于传统文教的浙江衢州来说，伴随丁酉新年而来的喜报，是本地先贤袁采所著，可与《颜氏家训》等量齐观的文教制度之作《袁氏世范》，已经李勤璞先生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袁采（约1140—1195年）正史无传，其生平事迹除见载于地方志外，仅见于同时代人杨万里荐举袁采等四人政绩的奏状（1192年，收入《杨万里集》）和朱熹《与漕司札子》（1193年，收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先贤出生于南宋时代的西安县，即今天的衢州市衢江区，早年做过太学生，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在萍乡县任主簿后，辗转于乐清县、政和县、婺源县等地担任知县，官至监登闻鼓院（或监登闻检院）。袁采任职时，致力于清明吏治，勤勉施政，于其著述中可见一斑。明清以来的乐清、政和县志都对袁采褒扬有加。同时代名士杨万里奉命调查官员政绩时，特别提到时任徽州婺源县知县的袁采，称赞他“三衢儒先，州里称贤，励操坚正，砥行清苦，三作壮县，皆腾最声”，三任知县时都蜚声乡里，特别是到婺源以后改革弊政，“自是诸邑之民，皆得安堵”。这位德操高尚、勤政爱民的一方父母官，是当时淳良世风的表率。

南宋时代，随着活字印刷术的推广和纸币的广泛发行，商业和文教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中国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朱子理学较之北宋二程影响更大，由此礼教和文明程度空前。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助长了促使“人心不古”的经济投机活动：北宋中期以后兴起的赋税过户承包催生了结托豪民的揽户，往往由县衙胥吏垄断。揽户收取来自农户的优质产品，上缴官家时换成劣质的，且常不给农户开收据。尤为紧急的是，在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士大夫阶层和实际充当官民中介的胥吏阶层之间，缺少简单明了的是非利害之教，于是中央的清明政治，最终在地方商品经济中出现的投机行为蛀噬下垮塌了。南宋一代的教训，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俗训”实为“世范”

此社会大转折之际，终有深谋远虑之贤者，以自身持家、修身、从政经验为鉴，敏锐察觉到士族大家文教不下世俗的不足。此即袁采立言之根本，也是他与朱熹等理学家的不同之处。《袁氏世范》后序中，开篇指出：“近世老师宿儒，多以其言集为语录，传示学者，盖欲以所自得者与天下共之也。然皆议论精微，学者所造未至，虽勤诵深思，犹不开悟，况中人以下乎？”袁采则不同，他寄望“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目间”。读者群体是普罗大众，因此点校者李勤璞先生评说此书行文“浅显而直率，普通乡间不识字的人也能懂”。这部书起初拟的名字是“俗训”，就是论“世俗事”，内容超过一般家训的范围。但其同僚刘镇（1110—1165年）读罢，称赞此书“岂唯可以施之乐清，达诸四海可也；岂唯可以行之一时，垂诸后世可也”，于是在代序中名之为“世范”。

《袁氏世范》全文共三卷，第一卷“睦亲”谈的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各种亲属关系，第二卷“处己”讲为人修养和处世交际的问题，第三卷“治家”则讨论具体处理家务的办法。全文以语录的体例完成，每卷之下分条目叙述，其中间有案例记载和古谚引用，行文简短明快。传世宋刻本各条的页眉有后人添加的识语概括要旨。后来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刊行的《知不足斋丛书》刻本中，这些识语便作为每一条的标题存世。

卷一“睦亲”从父子兄弟“不和”谈起，以后人所识的“性不可以强合”为第一条，顺序谈论了父子、兄弟、儿女、共居、分业、宗亲、结亲、遗嘱等事项和关系。将“睦亲”放在“处己”之前而列于文教训导的首位，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本质的深刻、辩证的理解。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驳斥庸俗人性论时所指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的出发点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关系及由之所决定的个性的多样性。《袁氏世范》开篇的两条“性不可以强合”“人必贵于反思”，特别强调了由亲属关系带来的对个体异质性的尊重和对人际关系反诸己身的思考。本卷前半部分论及“慈孝”“宽容”“处忍”“诚笃”“爱憎”时，都分别以父子、长幼换位思考，说理得当，譬喻精到，而后半部分具体的“爱惜子孙”“长幼贵和”“相处贵宽”等说教和对教养、立嗣、收养、嫁娶、立嘱等方面的建议，以深思熟虑的人际分析，落实了对家庭和睦周全而负责的态度。读罢此卷，虽无一字提及个人修身养性，却能体味作者教化民众的苦心。

由此以及卷二“处己”，作者把对“自我”的修为放到亲属关系乃至社会关系之次。如果说卷一完全是在社会关系中为人性作合理的定位，卷二则是审时度势，议论现实的人生百态。日本史学家，专攻唐宋社会史的大泽正昭以“现实主义”指称袁采的思想脉络，大抵来自于此篇中透露的观点。《袁氏世范》在解读人的天赋和命运时，认为人“智识固有高下”，“富贵乃命分偶然”，“操履与升沉，自是两途”，而天资“各有所偏”，性行“虽有所短，必有所长”。此论与西方政治传统中马基雅维利式的“现实主义”有殊途同归之妙，但更是卷一所叙述的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在个人禀性上的反映。基于以上对人性的综述，袁采提出了关于处己、待人、接物、处事、言语、为人、用度、施受、为官的一般原则。此卷叙述颇多征引古圣贤语，又常贯以譬喻例证，下笔生动明快，令人手不释卷，最适合引以为修身之诫。

卷三“治家”，顾名思义，多是以家长的角度出发，对治理家庭事务的经验总结。概括起来，这一部分大致分家宅、奴婢、田产、债务、赋税、营造等主题。与前两卷对中国宗族制度、人伦观念作社会的考察有别，第三卷集中反映了袁采所处时代与地域生活的特征。如论及家宅防盗防火时，作者充分考虑了对邻保制度的利用，提出睦邻里以防不虞的主张；至于雇佣婢仆，则从人伦、乡土、契约等多方面考虑，审慎述其经验；对分割田产、借贷纳税等经济事务，更是穷尽案例，从细节上推敲各种处理方法的利害，以提供最全面详尽的治理方法。其中对牙保（中介人）、揽户等行为的分析，大抵来自于知县任上处理的民间诉讼等事务，对过度投机等行为，提出了防御的办法。行文如此严密理性，无怪乎袁采能够在三任知县上都取得美誉，在乐清县和政和县更是被列入名宦祠中，受到后世百姓的供奉。

于今意义犹在

杨万里奏状中区区八品奏议郎的袁采，在南宋时代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然而《袁氏世范》微言大义，对今日之中国依然有谏言和警示的作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南宋以来最为深远的变革——一方面，改革开放实现了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另一方面交往媒介从南宋的“活字印刷革命”飞跃至今天的“社交媒体革命”。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着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观念的差异。因此本书中对家庭关系和社会治理的“俗训”，实际上是基于中国传统文教观念下，对人伦关系作普世性的规范。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流传至今依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